今天，上海和巴黎依旧是东西方的两座风尚之都。在这里，名流汇集，各种最新潮、时髦的东西从这里发布到整个世界。回溯80年，早在20世纪2、30年代，这两座城市便东西呼应，巴黎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时尚之都”、“世界艺术之都”，而上海则被称作“东方巴黎”、“远东第一都市”，引领着整个远东的时尚。
　　
　　上海：老克勒们的摩登时代
　　
　　“老克勒”是英语Color(彩色)或Class(阶层、阶级)上海“洋泾浜”的译音读法。20世纪2，30年代，年轻的“老克勒”们一身质地精良、款式新派的服饰，头发一丝不乱，皮鞋精光逞亮，语调不温不火，走路不急不躁，讲的是“洋泾浜”英语，喝的是现磨的进口咖啡，听的是老式爵士乐，无论坐还是行，始终保持着身体笔挺的姿态。
　　生活在上海的人们至今还怀念那个年代的“摩登”。舞厅、女郎和咖啡馆，是当时上海最亮丽的风景。那个年代生活在上海的人，对外来事物有着良好的消化功能，而对于本身的民族传统也依旧秉持——追求中西合璧的情调和浪漫。
　　树菜是上海著名作家。年轻的时候，他最喜欢走在陕西东路至青海路这一段路上，因为每走几步就会与衣着时髦的女郎擦肩而过。烟花烫的卷发，配上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摩登女郎迈着婀娜多姿的步子，在人群中摇曳身姿，永远显得不紧不慢。
　　当时，上海上流社会名门闺秀们狂热地追赶时尚，享受奢华生活的姿态，一点也不逊色于同年代的欧美女性。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方式，穿梭于游泳、跳舞、打高尔夫、骑马等多种西式活动中。树菜在上海街头见证了女子们的衣着从旧式的长裙到旗袍马甲，而后又有了西式翻领、开叉袖、荷叶袖、下摆缀有荷叶边或是蕾丝边式服装的演变。她们还喜欢在旗袍外配搭西式外套、裘皮大衣、钩针外衫，看来令人目不暇接而又赏心悦目。
　　树蔡曾于悠闲的下午信步踱到泰兴路口的西沙利文咖啡馆——他静静地等侍应女郎拿着玻璃小壶直接把香醇的咖啡注到面前的空杯里，然后闭上眼睛闻一丝香，再微微地啜上一口，就足以心满意是地在沙利文的二楼长窗边，“孵”上整整一个下午。
　　夜上海的生活更是精彩。新仙林和大都会曾是树菜经常光顾的娱乐场所。伴着菲律宾乐队别有风情的爵士乐，与穿着黑白皮面拼接高跟鞋的摩登女郎跳着当时流行的Swing舞，旋转，又旋转，伴着皮鞋磨擦地板的清脆响声，“树棻”们沉醉在无限的欢畅中，也沉醉在亦真亦幻的舞步中。
　　
　　巴黎：华人艺术家的“天堂”
　　
　　一战结束后，部分没有返国的华工来到塞纳河左岸，离巴士底广场百来米的里昂火车站，在那里形成了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曾这样描述：“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便是他们丛集之地。他们往往合租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其余的铺着地铺。穷苦和龌龊往往结下不解之缘。这班苦人儿生活低下，衣服褴褛是不足怪的”，说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华侨在法的生活情况——低贱的工作、卑微的收入，语言上的障碍和中国人清高的个性让华人在当时的法国举步维艰。
　　


　　同样在塞纳河畔，在这个曾属于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属于莫奈、高更、梵高等人的“艺术之都”里，毕加索等艺术大师就生活在距离华人聚集地不远的地方。大师们让巴黎这座艺术之都散发着独特，而又经久不息的魅力。当时中国国内正值军阀混战、政局不稳，艺术创作所必需的安静环境被打破，一大批华人艺术家，如徐悲鸿、邱代明、潘玉良等人带着对艺术的追求：对大师的向往来到巴黎。巴黎既是当时华人艺术家向往的“天堂”，也是他们无奈地躲避国内战乱的“避难所”。
　　蓝天、白云、碧波、海浪……邮轮悠扬的汽笛声唤醒了沉浸在地中海旖旎景色中的潘玉良。1921年，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加拿大皇后号邮轮把她送上了去巴黎的征途。海风轻轻拂过她年轻的脸庞，夹带着海水的丝处咸味，潘玉良望着眼前陌生的地平线，心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慨——是到达艺术圣地求学的欣喜?是背井离乡的苦涩?她自己也不知道。
　　潘玉良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后，就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激动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眶中翻滚：“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向潘玉良敞开。1923年，她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这期间，她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潘玉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她努力、刻苦、成绩优异然而当时中国动荡的局势注定了第一批来到巴黎的华人艺术家无法拥有安定富足的生活。每天清晨，潘玉良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过美丽的塞纳河畔。她一路走到卢浮宫广场，支起画架开始每天的练习。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进入卢浮宫美术馆。朝阳刚刚升起，卢浮宫在朝霞映照下，更加光彩绚丽。
　　太阳逐渐升起，烈日当空，潘玉良仍然一动不动地专注于自己的画作。她的脸上淌满汗水，汗水顺着脸颊一滴一滴打在画布上，眼看着日渐高升，潘玉良逐渐体力不支。叫卖冷饮的黑人女孩不时从她身边走过，摸摸早已见底的口袋，她只能轻叹一声，继续顶着巴黎的烈日完成自己的画作。
　　因为补贴很少，每天只吃简单的一餐是常有的事。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潘玉良的身体非常虚弱，好几次昏倒在路边和课堂，但是生活上的拮据并没有让她放弃追求艺术的理想。
　　潘玉良在巴黎为艺术献出了50多个春秋。20世纪50年代，曾让无数中国艺术家崇敬的艺术大师毕加索对张大干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
　　这是一个悖论，还是历史的无奈?这其中的奥妙恐怕只有当年前往巴黎学艺术的徐悲鸿、潘玉良等人才真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