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到来时，北京——这座古都却正经历着了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落寞和凄凉，西方列强的铁蹄刚刚踏去，有关保皇、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争议的尘嚣又淹没了这座城市。千年古都一片破败和萧条。
　　新世纪的伦敦同样经历着阵痛。新的工业革命兴起让这座“日不落帝国”的首都正经历着经济、资本上的“远去”，新型的跨国垄断企业“出轨”一样把总部和工厂搬往新兴的“世界之都”——纽约、芝加哥。伦敦从“日不落之都”正沦为萧条的“日暮之都”。
　　相距遥远的北京和伦敦彼此并不熟悉。100多年前，从伦敦出发的马尔嘎尼使团并没有构筑起这两座世界名都之间的桥梁。随后的几十年里，两城间的交流充满了兵戈和血光——从伦敦出发的军队踏足过北京城，把举世无双的东方瑰宝和艺术珍品带回伦敦，背后留给北京几天几夜不灭的烽火……
　　
　　北京：商女不知亡国恨
　　不知是当年的北京过于老气，反应已迟钝，还是其他的原因。来自伦敦的士兵们点燃的烽火熄火后，老北京城里的贵族们依旧享受着自己的闲适。就像新世纪的到来并没有改变北京城里“年号纪年”的旧俗一样，连年的烽火也没有改变这些被唤作“老爷、少爷”们的“优雅”与“闲适”，人生之于他们无外乎喝茶、哼京调、溜狗、游庙、爬山、搓麻将、服春药、抽鸦片，逛妓院、生儿子、睡大觉……
　　德如是清朝皇族，但他并不热衷于仕途。偏爱京戏的他经常出入翠峰庵、肃王府、达王府、言乐会里，前呼后拥着名角名旦。“皇族”的身份于他，只是一张出入“京戏演唱会”的门票。
　　德如川：始学演旦角，但是由于脸长得长，扮相出来后，人们戏称他是“驴头旦”。后来他又改演小生，这回总算扮相过得去，嗓子也不错，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清廷的日暮让“皇族”的名头越来越不值钱，德如也干脆不顾家族成员的反对，去做了一名京戏演员。朝廷念及德如的祖父是封疆大吏，就又一次给他一个官做，但不知是不是早巳预料到清廷的命运，他又一次拒绝，全身心地迷醉在梨园里。后来，德如又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伶界大王”谭鑫培的儿于，结成了“梨园亲家”。
　　
　　伦敦：游学英伦的优雅
　　就在北京城里的“德如”们唱着他朝的悲欢离合，浑然不管本朝的风雨飘摇时，遥远的伦敦街头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华人的面孑L。最初，伦敦城里的华人大多聚集在东部的船坞区，多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等英国公司的“华工”。渐渐地，船坞区出现了最早的“唐人街”。在华人聚集的街面上，妓院、烟馆成为在异国他乡出卖苦力、生活困苦的“华工”们最热衷的去处。“一战”期间，不少“华工”被政府组织参与了欧洲战场的战争，有人战死沙场，有人在战后被遣送回国，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英国等国悄悄地生活下来，从事着最底层的劳动，拿着最少的收入，过着最粗糙的生活。
　　在此之前的一些年里，中国留学生们最喜欢的国家是日本、美国，但到了20世纪初年，不少在日本、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渐渐知道世界“新知”的发源地在欧洲，无论是现代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系、学术体制，日本、美国都是欧洲英法等国的“学生”。于是，抱着“向学生学不如直接去拜师”的想法，一大批留学生从世界各地涌往英法等国，兴起了一股“游学欧洲”的热潮。陈序经、徐志摩等人就是在20世纪初去往欧洲的。
　　去英国游学的人大多家境富裕。到了伦敦后，善于模仿的他们热衷于英国式的沙龙，写诗读诗，沉醉于这个自由的国度，再不把“探求真知，救亡图存”的使命挂在嘴边。徐志摩去英国是奔着罗素而去的，但不巧的是，罗素刚好不在英国。有些许失望的徐志摩便留在了英国，徜徉于剑桥康河的波光里，读曼殊菲尔，读罗素……他也曾去过“华工”们聚集的伦敦东部，但对生活质量有着严格标准的徐志摩显然是不屑于与这些生活粗糙，位于社会底层的“华工”们为伍。他和他的同伴们学英国人喝下午茶，学英国人的装扮和服饰，渐渐地融入了英国的生活。后来，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也从国内去了伦敦，但团聚并没能拯救他们的婚姻。在英国期间，徐志摩遇到了林徽因，从英国回国后不久，徐志摩便刊登公告，声明与张幼仪离婚。徐志摩的名作《再别康桥》就创作于离开英国的前夕，从中也可见英式的“优雅生活”对他影响之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