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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傅山村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东阳花园村、浙江奉化藤头村等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30多年后，它们有了一个个响亮的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村名村。
一方面，大部分有了良好经济基础的名村在改善村民民生方面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亦有一些村庄头顶名村之名，而百姓的民生状况却十分堪忧。
“风口浪尖”的名村，下一步如何破解民生与名村不对称的困惑？8月份，《民生周刊》记者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采访多位业内权威专家，试图理出脉络。
制度红利
去年十月，由浙江师范大学和发展中国论坛主办的“纪念农村改革35周年暨近现代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作为经济强村，花园村负责人与会并介绍了其发展历程和模式。
花园村是浙江东阳的一个村落，与傅山村类似，此前也是一个有名的穷山村。1978年，花园村年人均收入仅为87元。
30多年后的2013年，花园村实现工业总产值289.1亿元，其中，花园村集团实现产值110亿元，花园村个体工商户达1539家，实现产值178亿元。
这样的数字分配在1700多户5000多名村民身上，充分彰显了村民的富足。
《民生周刊》记者站在花园集团的屋顶，村庄尽收眼底，农村与城市的区别荡然无存。由于村里建立了多个市场，企业与商铺众多，村民可以合理利用自己房屋，坐地生财。
荣誉也随之来而来，花园村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村和中国十大名村等称号。
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宁波奉化滕头村，位于东海之滨。现有300多农户，村民近千人，耕地近千亩，是一个充满水乡特色的江南小村。
优美的江南水乡同样曾极度贫困。“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两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滕头村及周边的村庄曾用这样一首民谣来形象比喻村庄的贫穷。
20世纪末，滕头村的歌谣变成了“田成方，楼成行，绿树成荫花果香，清清渠水绕村庄。”如今，新建村民别墅群，花树绿坪环绕其间，假山盆景错落有致。
2013年滕头村实现社会总产值75.62亿元，利税8.32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52000元。
富裕起来的滕头村又有了两句妇孺皆知的话，分别是：一家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 滕头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小康户、富裕户。
类似名村还有不少。《民生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发展路径大同小异，那就是早年就非常重视二、三产业，工商业发展起来后再反哺村庄。而农村工商业的发展显然离不开农村改革的政策。
在前述关于名村变迁的研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认为，35年来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对农村三个方面的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一是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培育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把农户变成了生产经营单位;二是改革计划经济制度，特别是计划购销制度，在农村形成了市场体系，让农民进入工商领域，给农民发展开辟了新的机会;三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
“特别是第二条，让农民进入工商领域，充分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8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向《民生周刊》记者如此表示。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在内的多位专家在受访时表示，各具特色的名村变迁与发展，集中彰显农村改革和农民发展的巨大成就时，反过来也证明了农村改革的制度红利给了名村做大做强的良机。
问题凸显
政策利好之下，一批名村迅速脱颖而出，村内工商业发展迅速，村民生活也显著改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步入21世纪之后，亦显现出一些问题。有一些村庄，尽管村集体经济总量很大，村庄知名度也很高，但村民受益却不多，且民主生活堪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无论是村党委、村委会还是村里的集团公司，“家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类似案例近年来媒体报道层出不穷，有些村庄几十年财务不公开，即便公开也很笼统，村民无从监督;有些村党委书记或村支书长期任职，逐渐培养了自已的“圈子”，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村办企业是粗放经济的产物，其无序发展严重破环了村庄的优美环境。
赵学军表示，按照《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但在现实操作中，难度很大。
党国英在调研中也发现，村民确实很难监督村两委干部。“一些地方剥夺农民利益的情况确实存在，民主生活也多流于形式。”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指出，从实践层面上看，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一个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处理好，另一个就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赋予农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未能真正落实，农民利益受侵犯的情形仍比较普遍。
尤其是后者，在一些名村也普遍存在，一些村庄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企，长期为某一家族把控。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个别村集体经济总量庞大，村庄知名度也很高，但跟普通老百姓却关系不大，尤其在改善民生方面与村民期待相距甚远。
参考路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能否从制度层面约束某一家族长期把控村两委和村办企业的问题，党国英和赵学军均表示并不乐观。
“支部书记职务时间长，眼下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任期搞个五年，十年，不现实。”党国英表示，村委会主任是通过村民选举，而村支书是通过村内党员选举或乡镇党委任命。
而事实上，在农村特别是名村，党支部书记比村委会主任拥有更加核心的权力，由于村支书或村党委书记长期任职，其影响力远远高于村委会主任，往往是“支部书记定盘子，村主任领着干”，民主决策自然流于形式。
几年前，北京通州推广“村支书大考”， 考官为村民代表，他们对每名村支书逐一打分评议，并现场投票，12人曾因差评被罢免。
“农村能有这样的做法很不容易。”党国英当时受访时坦言，他曾建议这一模式在农村铺开。“村委会作为行政机构，可以进行基层民选，能体现群众的意愿;而对于村支书的政绩，群众却几乎没有话语权，难以评价。”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名村是农村改革的产物，成效显著，积极意义明显，下一步，重点是完善和加强村民自治，破解名村民生之惑。
30多年后，它们有了一个个响亮的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村名村。
一方面，大部分有了良好经济基础的名村在改善村民民生方面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亦有一些村庄头顶名村之名，而百姓的民生状况却十分堪忧。
“风口浪尖”的名村，下一步如何破解民生与名村不对称的困惑？8月份，《民生周刊》记者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采访多位业内权威专家，试图理出脉络。
制度红利
去年十月，由浙江师范大学和发展中国论坛主办的“纪念农村改革35周年暨近现代中国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作为经济强村，花园村负责人与会并介绍了其发展历程和模式。
花园村是浙江东阳的一个村落，与傅山村类似，此前也是一个有名的穷山村。1978年，花园村年人均收入仅为87元。
30多年后的2013年，花园村实现工业总产值289.1亿元，其中，花园村集团实现产值110亿元，花园村个体工商户达1539家，实现产值178亿元。
这样的数字分配在1700多户5000多名村民身上，充分彰显了村民的富足。
《民生周刊》记者站在花园集团的屋顶，村庄尽收眼底，农村与城市的区别荡然无存。由于村里建立了多个市场，企业与商铺众多，村民可以合理利用自己房屋，坐地生财。
荣誉也随之来而来，花园村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村和中国十大名村等称号。
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宁波奉化滕头村，位于东海之滨。现有300多农户，村民近千人，耕地近千亩，是一个充满水乡特色的江南小村。
优美的江南水乡同样曾极度贫困。“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两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滕头村及周边的村庄曾用这样一首民谣来形象比喻村庄的贫穷。
20世纪末，滕头村的歌谣变成了“田成方，楼成行，绿树成荫花果香，清清渠水绕村庄。”如今，新建村民别墅群，花树绿坪环绕其间，假山盆景错落有致。
2013年滕头村实现社会总产值75.62亿元，利税8.32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52000元。
富裕起来的滕头村又有了两句妇孺皆知的话，分别是：一家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 滕头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小康户、富裕户。
类似名村还有不少。《民生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发展路径大同小异，那就是早年就非常重视二、三产业，工商业发展起来后再反哺村庄。而农村工商业的发展显然离不开农村改革的政策。
在前述关于名村变迁的研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认为，35年来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对农村三个方面的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一是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培育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把农户变成了生产经营单位;二是改革计划经济制度，特别是计划购销制度，在农村形成了市场体系，让农民进入工商领域，给农民发展开辟了新的机会;三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
“特别是第二条，让农民进入工商领域，充分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8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向《民生周刊》记者如此表示。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在内的多位专家在受访时表示，各具特色的名村变迁与发展，集中彰显农村改革和农民发展的巨大成就时，反过来也证明了农村改革的制度红利给了名村做大做强的良机。
问题凸显
政策利好之下，一批名村迅速脱颖而出，村内工商业发展迅速，村民生活也显著改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步入21世纪之后，亦显现出一些问题。有一些村庄，尽管村集体经济总量很大，村庄知名度也很高，但村民受益却不多，且民主生活堪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无论是村党委、村委会还是村里的集团公司，“家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类似案例近年来媒体报道层出不穷，有些村庄几十年财务不公开，即便公开也很笼统，村民无从监督;有些村党委书记或村支书长期任职，逐渐培养了自已的“圈子”，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村办企业是粗放经济的产物，其无序发展严重破环了村庄的优美环境。
赵学军表示，按照《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但在现实操作中，难度很大。
党国英在调研中也发现，村民确实很难监督村两委干部。“一些地方剥夺农民利益的情况确实存在，民主生活也多流于形式。”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指出，从实践层面上看，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一个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处理好，另一个就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赋予农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未能真正落实，农民利益受侵犯的情形仍比较普遍。
尤其是后者，在一些名村也普遍存在，一些村庄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企，长期为某一家族把控。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个别村集体经济总量庞大，村庄知名度也很高，但跟普通老百姓却关系不大，尤其在改善民生方面与村民期待相距甚远。
参考路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能否从制度层面约束某一家族长期把控村两委和村办企业的问题，党国英和赵学军均表示并不乐观。
“支部书记职务时间长，眼下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任期搞个五年，十年，不现实。”党国英表示，村委会主任是通过村民选举，而村支书是通过村内党员选举或乡镇党委任命。
而事实上，在农村特别是名村，党支部书记比村委会主任拥有更加核心的权力，由于村支书或村党委书记长期任职，其影响力远远高于村委会主任，往往是“支部书记定盘子，村主任领着干”，民主决策自然流于形式。
几年前，北京通州推广“村支书大考”， 考官为村民代表，他们对每名村支书逐一打分评议，并现场投票，12人曾因差评被罢免。
“农村能有这样的做法很不容易。”党国英当时受访时坦言，他曾建议这一模式在农村铺开。“村委会作为行政机构，可以进行基层民选，能体现群众的意愿;而对于村支书的政绩，群众却几乎没有话语权，难以评价。”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名村是农村改革的产物，成效显著，积极意义明显，下一步，重点是完善和加强村民自治，破解名村民生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