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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解答“钱学森之问”
今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五四”青年节。一位化学学院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总理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干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温总理与大学生的谈话，既触及到了大学改革的实质，又涉及大学改革的路径。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让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从而拥有教育的灵魂；让大学教师拥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教师从事真教育、真学术，让学生得到真教育。目前我国大学还没有让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学生也还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而怎样实现以上改革“目标”，很多人都非常困惑。
外来的专家会“把脉”?
这个问题，其实与另一个国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关系紧密，即中国何时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差距7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为中国高校“把脉”，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国外大学校长的预测让教育官员和高校领导大为振奋，但普通老百姓却并不买账。因为，假如一所大学，连自己的灵魂都没有，培养出的学生也不会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样的大学怎能称得上世界“一流”呢?
在各种论坛上，请国外名校校长(或者国外名校校长主动)预测中国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似乎已经成了请杨振宁先生预测中国何时能有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样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而且他们的结论都颇为相似——20年大功告成。奇怪的是，每一次预测几乎年年都是“20年”。比如，杨振宁先生10年前就预测本土科学家会在20年内获诺奖：而自从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开始，世界名校校长也就开始预测中国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时间节点了。翻阅历年的媒体报道，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曾在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留言中写道，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我们关注中国大学的发展，而且也注意到中国非常注重吸收别国的有益经验，我相信经过10－20年，中国必将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少舆论认为国外大学校长的预测“太不靠谱”，但我不认为这是国外大学校长的问题。本来，让办学体制、管理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外大学校长来为中国大学“把脉”，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说请他们按照他们的办学模式，诊断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大学内部管理问题，或可得到一剂良药，可是我们请他们“把脉”的，都不是这些问题——在国外大学校长那里，现代大学制度实施上百年，这也早已不是问题——而是一些具体的“办学技术”问题，诸如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得投资、开设创新与创业教育课程等等。于是，当国外大学校长听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大学的投入，还有专门的“建设工程”；各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创业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创业，不由羡慕并佩服中国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就在今年2月表示，由于亚洲新兴国家大量投资高等教育，预估25年内，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大学将能与美国“长春藤”名校、英国剑桥、牛津等知名学府并驾齐驱。
可是中国大学当下的紧迫问题，并非这些“纯技术”问题，而是最基本的体制问题，由于国内高校尚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中外大学校长的对谈，往往没有共同的语境。在美国大学那里是“是”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可能变“非”。比如获得政府投资，由于美国大学有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结构，大学在获得政府投资的同时，能保持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可在我国，政府部门掌控财权、人事权(尤其是校领导的任命、晋升)，办学自主权就无从谈起。再比如说，大学生创业教育，在美国大学那里，开设课程要由教授委员会决定是否开设这门课，如果开课，由学生自主选修；可在国内大学，进行创业教育，却是不少学校领导一声令下就迅即开课，至于学生，则只有无条件接受的份。
其实，国外大学校长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大学学生的问题所在。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中外大学论坛上就称中国大学最缺乏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大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与此观点类似，牛津大学校长也称中国缺乏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那么，对于中国大学的问题，谁来进行真正的把脉呢?有三种声音长期被忽视：一是来自大学生的声音，二是来自教授的声音，三是来自企业的声音。
学生、教师和企业——教改的主力军
首先来看教师和学生的声音。教师和学生声音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没有话语权，与我国大学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可谓互为因果——目前的教育环境之下，大学生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学生就不能对学校与教育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最终，学校和教育发展难以打破原有的格局，学校依旧没有学生独立思考的环境……这样一来，大学改革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从目前教育改革的模式看，确实很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僵局”。我国教改的模式，主要以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推进，具体到学校，则由学校行政机构负责推动改革。依照这种改革模式，改革的结果十分明了：教育去行政化将很难推进，教改必然以不动摇行政机构、行政人员的权力为基本原则。由于“去行政化”没有实现，教师依旧没有教育自主权，学生依旧没有参与决策、评价、监督的权利，所以，教师与学生的独立思考也就无从谈起。回顾过去10年来发生在大学的教改，无论是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还是“高校大部制”改革，都是以越来越行政化而告终。
温总理提到“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这对打破教改“僵局”至关重要。简单地说，教育改革应该从以教育行政机构为主导，转变为以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为主导，让他们拥有改革的参与权、话语权，更应拥有改革的决策权。
实现以上的转变，有十分清晰的路径。对于教师的自主教育权与自主研究权而言，就是实施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管理。在大学中，应将集中在行政机构的教育权与学术权(主要表现为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教育资源)转移到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让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决策；对于学生的受教育权而言，就是实行学生自治，在大学中有维护学生“说错话”权益的学生会组织，为学生“说错话”撑腰。
国外著名大学校长把中国学生最缺乏评判性思维、不敢挑战权威一部分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在现实大学中，大学生还是挺怕说错话的，而且他们 怕说错话的原因是，担心由于“说错话”而失去在各种评奖中的机会，被学校视为另类，甚至影响到拿毕业证书以及就业。其实，就是“说实话”，而不是“说错话”大学生都很怕。去年，有大学生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被就业”，随后就被学校老师关照不能“乱说”——因为这个“对错”，不是按是非，而是要由学校和教师根据利弊进行评价，符合老师和领导所想，就是“对话”，不符合老师和领导所想，就是“错话”。
无独有偶，中国大学校长也很怕“说错话”。朱清时院士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
所以，确定教师和学生在教育中真正的主体地位，将改革的主导权交给教师和学生，这是大学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大学改革的现实路径。有必要率先在大学中成立独立运作、自主管理的教授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对涉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和学生事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科学、民主的决策。
其次，再看企业的声音。据媒体报道，这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有一场“重头戏”：一批中外大学校长及名企高管，就高校与企业如何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展开热烈对话。可遗憾的是，论坛突出的还是大学校长们怎样解释现在的人才培养问题，却留给企业家很小的篇幅。在美国的教育改革中，雇主是和政府、教育家一道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企业家的影响甚至超过政界人士和教育界人士。
2006年，据美国一个非盈利教育出版机构进行的调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击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当选为近10年来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报道称，比尔·盖茨在美国高校教育问题上的引人关注始于他2005年2月份在全国州长协会上的一次演讲。当时他说：“美国的高校教育太过时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优秀教学全国学会执行主任道格拉斯·沃德这样评价：这个演讲连同盖茨夫妇基金会在高校的投资，极大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实践、政策和研究。
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来自教师和学生的声音并不多，国内著名企业对教育改革的热情也不高。但我们相信，随着国家从人口大国到人才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升级，无论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还是企业，都会感到企业参与教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次中外校长论坛的校企对话，可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今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五四”青年节。一位化学学院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总理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干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温总理与大学生的谈话，既触及到了大学改革的实质，又涉及大学改革的路径。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让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从而拥有教育的灵魂；让大学教师拥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教师从事真教育、真学术，让学生得到真教育。目前我国大学还没有让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学生也还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而怎样实现以上改革“目标”，很多人都非常困惑。
外来的专家会“把脉”?
这个问题，其实与另一个国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关系紧密，即中国何时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差距7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为中国高校“把脉”，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国外大学校长的预测让教育官员和高校领导大为振奋，但普通老百姓却并不买账。因为，假如一所大学，连自己的灵魂都没有，培养出的学生也不会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样的大学怎能称得上世界“一流”呢?
在各种论坛上，请国外名校校长(或者国外名校校长主动)预测中国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似乎已经成了请杨振宁先生预测中国何时能有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样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而且他们的结论都颇为相似——20年大功告成。奇怪的是，每一次预测几乎年年都是“20年”。比如，杨振宁先生10年前就预测本土科学家会在20年内获诺奖：而自从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开始，世界名校校长也就开始预测中国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时间节点了。翻阅历年的媒体报道，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曾在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留言中写道，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我们关注中国大学的发展，而且也注意到中国非常注重吸收别国的有益经验，我相信经过10－20年，中国必将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少舆论认为国外大学校长的预测“太不靠谱”，但我不认为这是国外大学校长的问题。本来，让办学体制、管理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外大学校长来为中国大学“把脉”，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说请他们按照他们的办学模式，诊断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大学内部管理问题，或可得到一剂良药，可是我们请他们“把脉”的，都不是这些问题——在国外大学校长那里，现代大学制度实施上百年，这也早已不是问题——而是一些具体的“办学技术”问题，诸如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得投资、开设创新与创业教育课程等等。于是，当国外大学校长听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大学的投入，还有专门的“建设工程”；各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创业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创业，不由羡慕并佩服中国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就在今年2月表示，由于亚洲新兴国家大量投资高等教育，预估25年内，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大学将能与美国“长春藤”名校、英国剑桥、牛津等知名学府并驾齐驱。
可是中国大学当下的紧迫问题，并非这些“纯技术”问题，而是最基本的体制问题，由于国内高校尚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中外大学校长的对谈，往往没有共同的语境。在美国大学那里是“是”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可能变“非”。比如获得政府投资，由于美国大学有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结构，大学在获得政府投资的同时，能保持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可在我国，政府部门掌控财权、人事权(尤其是校领导的任命、晋升)，办学自主权就无从谈起。再比如说，大学生创业教育，在美国大学那里，开设课程要由教授委员会决定是否开设这门课，如果开课，由学生自主选修；可在国内大学，进行创业教育，却是不少学校领导一声令下就迅即开课，至于学生，则只有无条件接受的份。
其实，国外大学校长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大学学生的问题所在。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中外大学论坛上就称中国大学最缺乏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大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与此观点类似，牛津大学校长也称中国缺乏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那么，对于中国大学的问题，谁来进行真正的把脉呢?有三种声音长期被忽视：一是来自大学生的声音，二是来自教授的声音，三是来自企业的声音。
学生、教师和企业——教改的主力军
首先来看教师和学生的声音。教师和学生声音的重要性不必多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没有话语权，与我国大学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可谓互为因果——目前的教育环境之下，大学生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学生就不能对学校与教育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最终，学校和教育发展难以打破原有的格局，学校依旧没有学生独立思考的环境……这样一来，大学改革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从目前教育改革的模式看，确实很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僵局”。我国教改的模式，主要以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推进，具体到学校，则由学校行政机构负责推动改革。依照这种改革模式，改革的结果十分明了：教育去行政化将很难推进，教改必然以不动摇行政机构、行政人员的权力为基本原则。由于“去行政化”没有实现，教师依旧没有教育自主权，学生依旧没有参与决策、评价、监督的权利，所以，教师与学生的独立思考也就无从谈起。回顾过去10年来发生在大学的教改，无论是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还是“高校大部制”改革，都是以越来越行政化而告终。
温总理提到“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这对打破教改“僵局”至关重要。简单地说，教育改革应该从以教育行政机构为主导，转变为以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为主导，让他们拥有改革的参与权、话语权，更应拥有改革的决策权。
实现以上的转变，有十分清晰的路径。对于教师的自主教育权与自主研究权而言，就是实施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管理。在大学中，应将集中在行政机构的教育权与学术权(主要表现为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教育资源)转移到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让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决策；对于学生的受教育权而言，就是实行学生自治，在大学中有维护学生“说错话”权益的学生会组织，为学生“说错话”撑腰。
国外著名大学校长把中国学生最缺乏评判性思维、不敢挑战权威一部分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在现实大学中，大学生还是挺怕说错话的，而且他们 怕说错话的原因是，担心由于“说错话”而失去在各种评奖中的机会，被学校视为另类，甚至影响到拿毕业证书以及就业。其实，就是“说实话”，而不是“说错话”大学生都很怕。去年，有大学生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被就业”，随后就被学校老师关照不能“乱说”——因为这个“对错”，不是按是非，而是要由学校和教师根据利弊进行评价，符合老师和领导所想，就是“对话”，不符合老师和领导所想，就是“错话”。
无独有偶，中国大学校长也很怕“说错话”。朱清时院士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
所以，确定教师和学生在教育中真正的主体地位，将改革的主导权交给教师和学生，这是大学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大学改革的现实路径。有必要率先在大学中成立独立运作、自主管理的教授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对涉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和学生事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科学、民主的决策。
其次，再看企业的声音。据媒体报道，这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有一场“重头戏”：一批中外大学校长及名企高管，就高校与企业如何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展开热烈对话。可遗憾的是，论坛突出的还是大学校长们怎样解释现在的人才培养问题，却留给企业家很小的篇幅。在美国的教育改革中，雇主是和政府、教育家一道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企业家的影响甚至超过政界人士和教育界人士。
2006年，据美国一个非盈利教育出版机构进行的调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击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当选为近10年来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报道称，比尔·盖茨在美国高校教育问题上的引人关注始于他2005年2月份在全国州长协会上的一次演讲。当时他说：“美国的高校教育太过时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优秀教学全国学会执行主任道格拉斯·沃德这样评价：这个演讲连同盖茨夫妇基金会在高校的投资，极大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实践、政策和研究。
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来自教师和学生的声音并不多，国内著名企业对教育改革的热情也不高。但我们相信，随着国家从人口大国到人才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升级，无论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还是企业，都会感到企业参与教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次中外校长论坛的校企对话，可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