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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家庭”在学术上通常被定义为“父或母因离婚、丧偶、未婚生育或收养而且和十八岁以下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单位。2008年,台湾地区离婚及丧偶人数达到240万人次,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所有单亲家庭中,有45%是单亲爸爸(简称“单爸”),可见单亲状况,已非女性独有。
东吴大学社工系教授王行与中华单亲家庭互助协会合作,在感恩基金会的赞助下,于2008年初开展了“男性单亲家长生命叙说与社会实践之行动研究”。此研究分为两年两阶段,第一阶段由11位单爸轮流叙说他们的生命故事,第二阶段则进行生命故事的书写。由这些故事结集出版的《不单单是爸爸》,展现出单爸们各自独特的生命风姿。
王行指出,单爸是人类家庭亲子教育文化里的先行者,单爸不是问题,而是凸显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及人们是如何对待“异己”的,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倾斜观看”的姿势,从而发现人类生存姿态的美感。
家庭磨难促使男性意识觉醒
大部分人的成长经验里主要照顾者都是以母职为主,父职参与相对比较少,父职的参与所产生的经验和论述目前都很少。参与生命书写的单爸都是面临经济困难而需要抚养照顾小孩的,“在当今社会文化的偏见里,男性的劳动条件与成果就像是男性价值、男性尊严与男性责任的评量指标,也以此维系住婚姻的稳定性。所以一个男人失去工作又失去婚姻甚至是孩子对他的尊敬,这是非常可怜的。其实他们的命运不完全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相反的,是整个社会都把男人的价值跟劳动条件紧紧绑在一块,这是对男人的压迫。”
从2008年2月开始到2009年5月止,王行与11位单爸几乎每周相聚一次,共经历48次的团队历程。单爸们最初跟社会、跟人群隔绝,后来愿意走出来说自己的感受,也逐渐愿意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他们。“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似乎具有一种成长性的改变,也许他们的自我价值就可以重新恢复。我认为一个男性找到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声音,来说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生命,这个过程对男性意识的觉醒跟男性价值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生命叙说和书写,单爸们反思了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社会角色的问题,通过回顾历史经验来看现在的问题和困扰。“这样的过程,并不只是男人,也不只是哪一种人,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存在着‘昨是今非’,昨天可以这样做,但今天再这样做就不适合了。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觉醒,因为他没有这种困难。他爸爸以前这样对待他,他就顺着,他现在也这样对待他小孩,他的小孩也很顺;他爸妈以前的婚姻是这样子,他现在的婚姻照这样子过也可以过,所以他就不需要去改变,不需要去反省,也就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只有在生命中遇到重大变化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而人才会成长。”
除了11位单爸以外,这个团队的研究助理孟杰作为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儿,后来也跟单爸们分享了她的成长心路。“我们想要有一个延伸的空间。我们看完单爸的故事以后,在想,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想的?我们还真想找一个单妈来写。任何一个单爸的故事背后都会有一个单妈。如果由她来写这个故事,那立场、角度、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意义也就不一样。我们把女儿的故事放在最后,其实是说,这些单爸的故事所呈现的不见得就是社会事实,可是这是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感触,对他而言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应该让社会大众知道。女儿的故事加进来以后,对单爸的冲击蛮大的,很多单爸就会去想:我的女儿到底怎么看我?孟杰这个角色的出现,带来一种镜子式的效果。”
倾斜,才可看出美感
从一般人习惯的角度来看,单爸会被认为是社会不适应者,或是社会边缘人,于是人们往往就会摆出一种高姿态的慈悲与同情。王行认为:我们何妨蹲低一点呢?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待异己的态度史。我们怎么看待异己,就凸显我们的文明是怎么一回事。一般而言,越精英、越文明的社会,相反的,姿态就越高,离生活的现象就越远。我是一直在台北成长的人,我发现,台北街道可能越来越干净,房子越来越高级,但人与人之间对于异己的包容性相对就变低了。专业文化也一样,因为专业在追求卓越的时候,在对待跟自己背景或文化不同的人,也就常用一种‘问题’、‘疾病’或‘偏差’的观点,希望把他们矫正过来。在专业文化里面,其实慢慢缺少了一种精神:倾斜观看的精神。”
心理分析家Slavoj Zizek认为,理解人性需要以“倾斜”之姿才能观看到“皱褶”的深处。当去了解一些现象的时候,所站的位置不同,弯下腰、蹲下来、甚至趴在地上看,事物的面貌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单爸阿善生命起源于一种非常浪漫但也非常感伤的爱。生母由于家族反对,在产下他后即返回日本,在他一岁生日前跳海身故。阿善在父亲后来成立的家庭里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唯一得到的是父亲的疼爱。长大后,对于那个从无归属感的家,他却替父亲克尽责任,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解决大小事务。阿善因为父亲的反对,与初恋女友无法结合,多年后才与父亲好友的女儿共组家庭,却因财务和公媳关系等问题而离婚、独力抚养患重度多重发展障碍的儿子。王行在看完阿善的故事后感触良多:“其实阿善爱的是他爸爸。爸爸过世以后,他才把这份爱放到小孩子身上,其实他没有爱过其他任何人。或者可以说,他的父亲就是他自己。”在研究案第二阶段结束三个月后,阿善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中低社会的生活世态里面,就有这样的存在力,虽然好像活着很累,很辛苦,甚至没有自我,但却在这种生活里存在出一种意义感也好、使命感也好、情感也好。这对于比较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意识价值的人来说是不太能理解的,甚至觉得不太妥当。可是如果我们倾斜观看的话,就会觉得,阿善的故事很美,对他而言他也完成了他的意义。”
谁是“弱势”?
作为台湾社工界重量级人物,王行自1997年投入到男性议题的研究,是有感于台湾社会福利制度中男性遭遇的“性别不利”状况。“社福制度跟我们怎么去定义‘弱势’有关。通常社福制度保障的‘弱势’,在家庭里面是以儿童、少年、女人、老人为对象。从来都没有一个社福制度认为男人是弱势,也就是说‘男人不应该是社福救助跟帮忙的对象’,除非他病了,或者是他老了。我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制度里面的性别偏见。台湾很多的家庭福利服务,是放在妇女中心里面的,所以一个单爸如果要寻求这种服务的话,他很可能需要面对长期关怀妇女的社工,或是生命经验差距很大的年轻女性社工,在她们的眼光中摊开男性经验中的苦闷与不堪。”
这种不利状况其实也凸显了社福机构中男性社工缺乏的现状。而王行说,社工界要留住男孩子是非常困难的。“那可能不仅是他个人意愿的困难,也不是专业生态上的困难,而是整个社会怎么看待男性社工的问题。人们总认为这是女人做的工作,男人做恐怕没有前途,或者是养不起家。很多男性社工员,在学校里学社工,有志当社工,可是进到工作领域三五年后离开的非常多;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离开,但他努力想要爬到管理阶层,变成管理者。变成管理者好像比较符合男性认同,这就变成是一种父权社会的复制,就是以男管理者来管理女性的实务工作者,然后服务更弱势的女性。就如台湾的医疗一样,社会福利的服务也在快速被商品化中,既然被商品化了,对伦理的威胁就非常大。我并不觉得是学校没有教,因为教了也没用!一到市场就被异化了。”
两相对照之下,似乎主流价值观中被视为“强者”的男性,却变成某一个角落里的“弱势”了。在此框架下,困境中的男性无法被以正确的男性意识来对待和拯救,承受着“强者”期待下的双重伤害。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改变社会”
2004年,王行进入辅仁大学心理系博士班,师从翁开诚教授。翁教授是在心理学领域里面倡导儒家思想的,所以总是不忘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也努力透过各种方法唤起社会意识。
王行认为,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意识的改变并不只是去发表说法或者文章就可以改变得了,而需要在生活里把它实践出来。“在研究计划中,我们将单爸们视为参与生产知识的专家,与研究计划主持/共同主持人、研究助理等一起共同生产‘单亲爸爸的生命故事’,而不是被专家研究的对象,因此每次团队聚会都领取专家出席费。事实上我们不只是在写几篇文章、出版一本书,我们是在改变一种知识生产的规则,使得知识生产的权力不只是掌握在精英和学术领域里。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其实都是一个知识生产者。生命经验就是知识。”
这个关于单爸的研究案,其实尚未结束。单爸们要成立剧团,把他们的生命故事变成戏剧演出来。除了两场大型公开演出以外,他们也计划到社区、学校里,演给社区妈妈和学生看,也可能到社会工作的领域里演给社工看。演自己的故事后,他们还希望演其他人的故事——单亲妈妈的故事、社工员的故事……“自己的生命经验能够变成一种艺术创作,而使得别人产生一些同感,或者同理,我觉得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能够达到一种社会意识的教育和觉醒。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改变社会的意图,因为社会真的该改变了。但是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就能改变得了社会,我们的心态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东吴大学社工系教授王行与中华单亲家庭互助协会合作,在感恩基金会的赞助下,于2008年初开展了“男性单亲家长生命叙说与社会实践之行动研究”。此研究分为两年两阶段,第一阶段由11位单爸轮流叙说他们的生命故事,第二阶段则进行生命故事的书写。由这些故事结集出版的《不单单是爸爸》,展现出单爸们各自独特的生命风姿。
王行指出,单爸是人类家庭亲子教育文化里的先行者,单爸不是问题,而是凸显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及人们是如何对待“异己”的,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倾斜观看”的姿势,从而发现人类生存姿态的美感。
家庭磨难促使男性意识觉醒
大部分人的成长经验里主要照顾者都是以母职为主,父职参与相对比较少,父职的参与所产生的经验和论述目前都很少。参与生命书写的单爸都是面临经济困难而需要抚养照顾小孩的,“在当今社会文化的偏见里,男性的劳动条件与成果就像是男性价值、男性尊严与男性责任的评量指标,也以此维系住婚姻的稳定性。所以一个男人失去工作又失去婚姻甚至是孩子对他的尊敬,这是非常可怜的。其实他们的命运不完全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相反的,是整个社会都把男人的价值跟劳动条件紧紧绑在一块,这是对男人的压迫。”
从2008年2月开始到2009年5月止,王行与11位单爸几乎每周相聚一次,共经历48次的团队历程。单爸们最初跟社会、跟人群隔绝,后来愿意走出来说自己的感受,也逐渐愿意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他们。“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似乎具有一种成长性的改变,也许他们的自我价值就可以重新恢复。我认为一个男性找到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声音,来说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生命,这个过程对男性意识的觉醒跟男性价值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生命叙说和书写,单爸们反思了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社会角色的问题,通过回顾历史经验来看现在的问题和困扰。“这样的过程,并不只是男人,也不只是哪一种人,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存在着‘昨是今非’,昨天可以这样做,但今天再这样做就不适合了。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觉醒,因为他没有这种困难。他爸爸以前这样对待他,他就顺着,他现在也这样对待他小孩,他的小孩也很顺;他爸妈以前的婚姻是这样子,他现在的婚姻照这样子过也可以过,所以他就不需要去改变,不需要去反省,也就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只有在生命中遇到重大变化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而人才会成长。”
除了11位单爸以外,这个团队的研究助理孟杰作为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儿,后来也跟单爸们分享了她的成长心路。“我们想要有一个延伸的空间。我们看完单爸的故事以后,在想,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想的?我们还真想找一个单妈来写。任何一个单爸的故事背后都会有一个单妈。如果由她来写这个故事,那立场、角度、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意义也就不一样。我们把女儿的故事放在最后,其实是说,这些单爸的故事所呈现的不见得就是社会事实,可是这是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感触,对他而言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应该让社会大众知道。女儿的故事加进来以后,对单爸的冲击蛮大的,很多单爸就会去想:我的女儿到底怎么看我?孟杰这个角色的出现,带来一种镜子式的效果。”
倾斜,才可看出美感
从一般人习惯的角度来看,单爸会被认为是社会不适应者,或是社会边缘人,于是人们往往就会摆出一种高姿态的慈悲与同情。王行认为:我们何妨蹲低一点呢?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待异己的态度史。我们怎么看待异己,就凸显我们的文明是怎么一回事。一般而言,越精英、越文明的社会,相反的,姿态就越高,离生活的现象就越远。我是一直在台北成长的人,我发现,台北街道可能越来越干净,房子越来越高级,但人与人之间对于异己的包容性相对就变低了。专业文化也一样,因为专业在追求卓越的时候,在对待跟自己背景或文化不同的人,也就常用一种‘问题’、‘疾病’或‘偏差’的观点,希望把他们矫正过来。在专业文化里面,其实慢慢缺少了一种精神:倾斜观看的精神。”
心理分析家Slavoj Zizek认为,理解人性需要以“倾斜”之姿才能观看到“皱褶”的深处。当去了解一些现象的时候,所站的位置不同,弯下腰、蹲下来、甚至趴在地上看,事物的面貌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单爸阿善生命起源于一种非常浪漫但也非常感伤的爱。生母由于家族反对,在产下他后即返回日本,在他一岁生日前跳海身故。阿善在父亲后来成立的家庭里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唯一得到的是父亲的疼爱。长大后,对于那个从无归属感的家,他却替父亲克尽责任,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解决大小事务。阿善因为父亲的反对,与初恋女友无法结合,多年后才与父亲好友的女儿共组家庭,却因财务和公媳关系等问题而离婚、独力抚养患重度多重发展障碍的儿子。王行在看完阿善的故事后感触良多:“其实阿善爱的是他爸爸。爸爸过世以后,他才把这份爱放到小孩子身上,其实他没有爱过其他任何人。或者可以说,他的父亲就是他自己。”在研究案第二阶段结束三个月后,阿善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中低社会的生活世态里面,就有这样的存在力,虽然好像活着很累,很辛苦,甚至没有自我,但却在这种生活里存在出一种意义感也好、使命感也好、情感也好。这对于比较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意识价值的人来说是不太能理解的,甚至觉得不太妥当。可是如果我们倾斜观看的话,就会觉得,阿善的故事很美,对他而言他也完成了他的意义。”
谁是“弱势”?
作为台湾社工界重量级人物,王行自1997年投入到男性议题的研究,是有感于台湾社会福利制度中男性遭遇的“性别不利”状况。“社福制度跟我们怎么去定义‘弱势’有关。通常社福制度保障的‘弱势’,在家庭里面是以儿童、少年、女人、老人为对象。从来都没有一个社福制度认为男人是弱势,也就是说‘男人不应该是社福救助跟帮忙的对象’,除非他病了,或者是他老了。我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制度里面的性别偏见。台湾很多的家庭福利服务,是放在妇女中心里面的,所以一个单爸如果要寻求这种服务的话,他很可能需要面对长期关怀妇女的社工,或是生命经验差距很大的年轻女性社工,在她们的眼光中摊开男性经验中的苦闷与不堪。”
这种不利状况其实也凸显了社福机构中男性社工缺乏的现状。而王行说,社工界要留住男孩子是非常困难的。“那可能不仅是他个人意愿的困难,也不是专业生态上的困难,而是整个社会怎么看待男性社工的问题。人们总认为这是女人做的工作,男人做恐怕没有前途,或者是养不起家。很多男性社工员,在学校里学社工,有志当社工,可是进到工作领域三五年后离开的非常多;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离开,但他努力想要爬到管理阶层,变成管理者。变成管理者好像比较符合男性认同,这就变成是一种父权社会的复制,就是以男管理者来管理女性的实务工作者,然后服务更弱势的女性。就如台湾的医疗一样,社会福利的服务也在快速被商品化中,既然被商品化了,对伦理的威胁就非常大。我并不觉得是学校没有教,因为教了也没用!一到市场就被异化了。”
两相对照之下,似乎主流价值观中被视为“强者”的男性,却变成某一个角落里的“弱势”了。在此框架下,困境中的男性无法被以正确的男性意识来对待和拯救,承受着“强者”期待下的双重伤害。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改变社会”
2004年,王行进入辅仁大学心理系博士班,师从翁开诚教授。翁教授是在心理学领域里面倡导儒家思想的,所以总是不忘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也努力透过各种方法唤起社会意识。
王行认为,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意识的改变并不只是去发表说法或者文章就可以改变得了,而需要在生活里把它实践出来。“在研究计划中,我们将单爸们视为参与生产知识的专家,与研究计划主持/共同主持人、研究助理等一起共同生产‘单亲爸爸的生命故事’,而不是被专家研究的对象,因此每次团队聚会都领取专家出席费。事实上我们不只是在写几篇文章、出版一本书,我们是在改变一种知识生产的规则,使得知识生产的权力不只是掌握在精英和学术领域里。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其实都是一个知识生产者。生命经验就是知识。”
这个关于单爸的研究案,其实尚未结束。单爸们要成立剧团,把他们的生命故事变成戏剧演出来。除了两场大型公开演出以外,他们也计划到社区、学校里,演给社区妈妈和学生看,也可能到社会工作的领域里演给社工看。演自己的故事后,他们还希望演其他人的故事——单亲妈妈的故事、社工员的故事……“自己的生命经验能够变成一种艺术创作,而使得别人产生一些同感,或者同理,我觉得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能够达到一种社会意识的教育和觉醒。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改变社会的意图,因为社会真的该改变了。但是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就能改变得了社会,我们的心态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