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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既有民主化和政治稳定理论的梳理，发现了“治理绩效”这一中间变量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利用四组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的治理绩效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政治稳定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当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同时处于高质量发展时，转轨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才能稳固；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稳定并不牢固；政治绩效比经济绩效更具有维持政权合法性的作用。因此，即使在经济绩效波动的状况下，政治绩效较稳定发展的国家也更可能稳定政治局势，不至于造成重大的政治动荡，保证政治安全。
关键词：
民主化；经济绩效；政治绩效；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3
第三波民主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比较政治学的概念，他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隨后，这一概念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讨论，被用来展开关于民主化政体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治理绩效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第三波民主化在过去40余年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的不稳定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对民主转型失败国家研究的增加，有人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已经面临严重挫败，这两种声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本文暂且放下对第三波民主化的总体描述，通过对长达40年的民主化数据进行分析，旨在研究民主化的绩效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部分的“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变得越来越少”以及“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希望战争”两章中提到自己的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所造就的平等身份是防止发生革命、带来持久安宁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认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商业态度”更反对“革命态度”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个人财产数量越大及其种类越多，就越少发生革命”，“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够打动那些将自己全部激情都用于追求幸福的人”[1]。当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身份平等就可以避免革命，但是他确信，不管这种国家实行什么制度，在那里发生的大革命总要比想象中缺少暴力，并少很多。同时民主社会中多数的见解很难改变，这种思想上的稳固性也使革命变动的思想难以产生，强烈的战时激情很难打动冷静的理智，从而便足以抑制军事精神。这些观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即研究民主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般认为，民主是现代国家必然的发展方向和运行基础，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内容。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逐渐表现出的民主化运动滞缓、低潮，21世纪以来独联体国家及亚非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和一系列国内骚乱、运动，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民主化和政治稳定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的问题。什么是两者之间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变量，又有哪些解释性变量可以佐证这一中间变量？自李普塞特提出有关民主化和治理绩效的关系以来，有关民主化、治理绩效的研究不断展开；戴蒙德等也重点研究了“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2]1637。这更加促使研究者思考民主化、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这三个变量的复杂联系。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上述三个变量在国家层面的相互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展现民主化、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机制。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李普塞特对民主的合法性（进而稳定性）和民主的效用这两者关系作出系统思考。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制度越有可能获得稳定的价值，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机会就越多。他把经济发展当作实现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是线性关系，从而作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阶级斗争的程度越弱化的假设[3]。李普塞特得出，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和教育扩大等会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些变化切断了下层阶级的极端主義倾向，使他们的价值观接近有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而使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获得确立，并使民主主义成为可能。从而，使三角形社会结构变成宝石形结构，扩大了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冲突的缓冲地带；富裕、教育、中产阶层的扩大及改良主义的确立等因素，在政治过程中培育出自发的政治参与组织。
笔者认为，合法性中的工具性承诺大致是以经济绩效表现出来，内在价值（自身内在本性①）通过改革的延续表现在政治上。李普塞特认为，最稳定的政体是同时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政体，相反，最脆弱的政体是两者都不具有的政体；具有合法性而非有效性的政体要比具有有效性不具合法性的政体更加稳定。据此可以得出影响民主化成功与否的两个变量：经济绩效、政治绩效。
胡安·林茨赞同李普塞特关于政体稳定性的排序，并在《民主政体的瓦解》中通过对欧洲和拉美民主化的研究，区分了系统效能（比如解决基本问题的行政能力）和有效性（比如政体的特定目标及其执行）的概念，认为有效的政体首先应该是有用的政体②。政体建立之初的新的议程是实现有效性的重要步骤，并要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绩效需要实现维持秩序、控制暴力两个基本的职能，同时要处理好政府政治精英对反对者行为的处理，认为这是考量一种政体民主与否的重要标志。以此为前提，林茨认为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有正向相关的关系。他认为民主化失败的国家之所以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战争失败和内在虚弱，因此尤其强调汲取能力，认为税收获得和公共服务提供是有效性的重要保证；政治上除了是有用政体之外，还应当维持秩序、控制暴力。维持秩序需要法治建设（要求统治精英具有宪政精神，并逐渐在全社会传播宪政精神，实现权力所有者的自我约束，以及提供权利供给）和控制腐败及权力滥用（合法性的要求，需要完善横向问责制）。除了以上三个影响政治绩效的变量（有效政体、法治建设、控制腐败和权力滥用）之外，林茨还提到了竞争性选举、参与、纵向问责制、自由、平等、回应性等因素。[2]1819 亨廷顿认为“在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涉及到威权政权的终结，民主政权的创设，民主政权的巩固”[4]43。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特定因素（威权终结和民主创设）的分析为：第一，在民主价值普遍被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经济失败和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这些政权合法性的削弱。其表现为指标就是有效性（经济绩效）和合法性的问题，包括有效政体、法治建设、控制腐败和权力滥用。第二，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平，在许多国家培养了中产阶级。这表现为指标是经济绩效带来的阶级阶层变动。第三，世界天主教会从权威主义的维护者变成了反对者和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拥护者。第四，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主要是国际潮流对人权和民主化的推动。笔者认为此点可以作为国家有效性的测量指标之一，即原有政权应对外部行动者及其行动的能力，以及应对本国人民受到外部行动影响后采取行动的能力。第五，“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变迁。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即民主化和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有怎样的相关关系？表2中所列举的民主化与治理绩效的衡量维度是否符合民主化的各国的发展经验？
卡尔·多伊奇在论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中提出了其基本命题是：急剧的和过度的社会动员，有可能引发政治不安定。社会动员与同化之间有可能出现的不均衡现象，是社会、政治冲突的潜在因素③。根据李普塞特的划分谱系（见表1），社会动员的七项指标基本符合有效性，即经济绩效；同化指标基本符合合法性，即政治绩效。对比林茨所认为的，经济绩效同政治绩效（民主绩效）具有正向相关性，笔者提出假设：民主化得以发展和巩固，同时需要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支持；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得以稳定，还需要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同步发展。
在社会动员理论的基础上，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政治发展的理论，他认为政治发展概念所指的是民主主义、政治稳定、社会整合等目标性指标，是指政治组织与程序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意义在于，现代化过程必然导致社会势力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各势力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共同体的维持必然依赖于制度，且这个制度必须是连续的和稳定的。制度要获得稳定，就必须使制度所包含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制度要得以遵守，还必须构建相应的程序。特定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取决于该体系的组织和程序所具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急剧的社会变迁更容易诱发暴力、不稳定和极端主义。当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于参与欲望和期待心理的发展时，就会产生不满、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均；欲望、期待的急剧膨胀与满足之间的反差引起挫折感；急剧的现代化打乱原有的社会价值规则，使社会公共规范与私利关系的认识出现混乱而诱发腐败，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关于政治稳定的问题，本文参考王磊、胡鞍钢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这篇文章考察了政治稳定度的标准包括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其中主观指标是指“来自世界银行Daniel Kaufmann等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标’，它包括如下六个子指标：表达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5]8384，这是笔者认为的包含在“政治绩效”中的内容；客观指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12月公布的世界各國人口死亡原因调查数据：一是各个国家因伤害死亡的人数；二是各个国家因暴力死亡的人数，包括谋杀、自杀和战争死亡”[5]84。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社会政治稳定程度越好”；“第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社会政治稳定度之间也存在相关性”；“第三，社会不稳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快慢以及增长是否稳定有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并且波动系数小的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情况最好，其次是增长速度快、波动系数较大和增长速度慢、波动系数较小的那些国家或地区，社会稳定情况最差的是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负增长、且波动系数较大的国家。”[5]8889在研究方法上，王磊和胡鞍钢的这篇文章在衡量经济绩效同政治稳定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对政治绩效作为变量研究得到结论，承袭了李普塞特的研究思路。笔者认为，该篇文章中所列举的主觀指标不仅可以测量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政治绩效的显著指标，是论证治理绩效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有力实证证明。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包括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有怎样的相关关系？上文所列举的包括经济、政治绩效同步与否，制度化、制度认同同步与否两个维度是否符合民主化发展或转型国家的发展经验？
结合上述的理论综述，笔者提出研究假设：第一，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同步发展开启制度化进程，满足国民需求，进而促进政治稳定；第二，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发展失衡，或社会挫折感解决、制度化过程不同步，将导致政治不稳定；第三，经济绩效而不是政治绩效更能推动民主化的开启，瓦解威权政体；在经济绩效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前提下，政治绩效更能推动民主的发生和巩固，并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因变量。
三、案例收集和分析
民主有很多种定义，其中选举这一民主程序是其包含的最基本含义，其内含着政治权利的基本要求。包刚升基于国际政体评级机构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其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第三波民主化1974—2013年在全球范围内已取得重大进展，选取的73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政体转型上呈现显著的分化，民主巩固国家、转型中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分别占30.1%、38.4%和31.5%，且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都呈现显著的分化[6]91。本文则主要结合自由之家的指标和数据对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和分析。自由之家的指标主要有三个：PR（政治权利）、CL（公民自由）和Status（自由状态），其中，政治权利包括：选举过程、政治多元化和参与、政府功能；公民自由包括：表达与信仰自由、结社与组织权利、法治程度、自主权与个人权。笔者将此三项指标加权④得到民主程度综合指标的平均值，并据此作出民主程度的变化图，以观测该国家民主化趋势。通过对比有统计的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程度图，分析得出在1972—2008年间有较大民主程度变动的42个国家，根据变化趋势分为四类（见表3），即二级阶梯型、三级阶梯型、曲折起伏型和轻度反复型。 如果将仅存在1至3年的过渡状态包容进其附近状态（当然并不是说就将短时间内可能真实存在的激进的变革忽略不计，这些变革可能对国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想要顯示一个趋势，并找到典型国家进行具体分析），按照现在划分的四种类型进一步划分，则会得出新的归类。调整后将这些国家重新归纳可分为两大类——阶梯型、起伏型，9小类——阶梯型中的早发二级、后发二级、早发三级、后发三级，起伏型中的V型、倒V型、N型、倒N型以及W型（见表4）。
早发二级和后发二级之间是控制了“政治稳定”变量，从治理绩效角度对比在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成功直接转型国家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早发三级和后发三级之间的比较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起伏型的国家分类中，为使结果更加直观，笔者根据变动的趋势用五个字母和图形表示。它们反映出民主化过程中，国家自由度反复到不自由状态，如V、W型；有的反复过程中却实现了自由，如倒N型；有的国家原本比较自由，在政权运行的过程中却逐渐走向不自由，如N型；有的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回归自由，如倒V型。这些由自由到不自由的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不成功的产物，相反，变得更加自由的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成功的案例。那么，成功和不成功国家之间治理绩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反复的民主化是不是一定会造成政权的不稳定呢？笔者从划分出的每种类型中分别找出一个国家，它们是：希腊、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印度，并分组比较。
（一）希腊和保加利亚
希腊是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发达国家），其2010年GDP（现价美元）301 083 245 491，人口总数11 319 048；2009年出生预期寿命为80岁，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97%，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9.5%。保加利亚是中高等收入国家（转轨国家），其2010年GDP（现价美元）47 714 490 183，人口总数7，543，325；2009年出生预期寿命为73岁，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98%，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6.8%。希腊在1974年处于NF状态，1975年以后实现了权利自由；保加利亚则是直到1990年才摆脱NF状态，之后一步到达自由状态。1974—1975，1990—1991年分別是希腊和保加利亚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两个时间段。对照这两个重要时间点，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都分别在重要时间点之前的一到两年发生了GDP年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分别下降约17%和20%；按现价美元计算人均GDP在2500美元附近；公民自由度指数两年内下降了4，分别达到2和3；政治权利指数两年内，都由7下降到2，并在以后的十年左右实现了指数可衡量的最高的公民自由度。
也就是说，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民主化进程开始之后所进入的经济发展、发展路径和民主自由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二级阶梯民主化发展的道路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拥有高质量的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而两种相对同步稳定发展的绩效共同促进了民主政体的巩固和政治的稳定性。
至于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开启的时间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和历史有关。希腊在二战之后1944年全国独立，1946年国王复位，1967年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废黜国王，建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11月举行选举，新民主党获胜并执政，12月举行公民投票，确定国家整体为共和制，1975年颁布宪法确定成果。导致希腊民主政体最终确立的重要原因是废除了军人独裁政权并进行公民选举和投票。保加利亚民主制的确立和苏联解体有直接的关系，1990年保加利亚决定实行多党制，11月成立共和国，此后“建立了强大的司法机构，并逐步提高了自身的自有分值，以提高民主制度的稳定性程度和深度”。导致保加利亚民主政体最终确立的重要原因是，具有控制性和支配力的国际力量撤出其国家且其本身对时机的把握和利用，对威权政体解体后最初的权力滥用加以约束，因此获得了政治绩效光明前景的发展可能。
（二）波兰和罗马尼亚
波兰（转轨国家）是笔者选中的作为早发三级阶梯类型的代表，罗马尼亚是后发三级阶梯类型的代表。这两个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从1985年起，人均GDP按现价美元换算大致都以2000美元为起点，此后不断增长，自1995年开始，两国人均GDP的差距在2000美元左右，都在2007年达到了人均GDP的高点。明显波兰的税收提取率比较高，稳定在14%～16%之间，到2008年罗马尼亚的税收汲取率赶上波兰。在公共服务方面两国的平均水平都比较高，不过波兰还是略高一筹。总的来说，尽管经济增长率时有起伏，尤其是罗马尼亚的经济增长率起伏较大，但综合人均收入以及各项公共服务的指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经济绩效总体质量比较高。
1977—1978、1989—1990年是考察波兰的两个重要时间段，1990—1991、1995—1996年是考察罗马尼亚的两个重要时间段。由于缺少波兰88年以前的经济数据，所以1977—1978年暂不考察，1989—1990年波兰GDP增长率由负转正，并在一年内提高了约10个点，自此之后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正增长；罗马尼亚的经济增长率变化幅度比较大，其中在1986—1991年GDP增长率一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跌至-13%左右。1991—1995年经济增长率快速增长，1992年一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1995—1997年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然而其自由状态却更加自由了。
通过对自由之家提供的CL、PR和Status三个指标的综合考量，笔者发现将这两个国家分为两个阶段的（早发和后发）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是不妥当的，除了自由状态这一个指标之外，在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波兰（1987年左右）比罗马尼亚（1990年左右）早出现拐点大概3至5年。但无疑，将它们都列入到三级阶梯状的民主自由状态国家中去是比较合理的。
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绩效是比较高质量的，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了政体的平稳过渡。同时，国内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我们可以认为高质量的政治绩效能弥补时有波动的经济绩效带来的问题，进而使国家政局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 （三）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笔者在V型案例中选择了厄瓜多尔，该国民主自由状态的变化趋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2—1978年為PF，1979—1999年为F，2000年之后为PF。在N型中选择的国家是委内瑞拉，该国民主自由状态的变化趋势大体上为：1972—1991年为F，1992—1995年为PF，1996—1998年为F，1999之后为PF。笔者将其划分为V型和N型的不同类型其实是存在缺陷的，即只是选取了1972年到2007年的数据及其在这段时间轴上的自由状态变化。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委内瑞拉亦可以被看作是1992年之后的V型国家。所以，这里我们将着重考察这样几个时间点：1978—1989年，1999—2000年，1991—1992年，1995—1996年，1998—1999年。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自1972年以来GDP增长率变动波幅都比较大，尤其是委内瑞拉；由此可以推断，这两个国家都不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国家；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是石油的生产和出口，因此，该国受到世界石油价格变动以及经济危机影响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对厄瓜多尔来说，1977—1981年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快，但是都稳定在5%左右的年增长率，从1997年到1999年该国经济增长率降幅达到10%以上，而2000年一年经济增长率涨幅十个点，并且在这之后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不断提高的GDP年增长率。然而在这个时期其国内政治状态却出现相对的不自由，政权变动和统治方式转变所造成的威权政治加强，导致了经济绩效增长而民主自由度下降。
委内瑞拉在1982—1984年以及1997—2000年这两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率和厄瓜多尔有惊人的相似，这与国际经济局势有很大的关系，相对于前面进行比较的国家而言，这两国的经济稳定程度相对较差，或者说委内瑞拉的经济稳定性更差一些，从2002年开始，该国的经济发展跌入低谷，在一年内却一下提升了近30个百分点的增长，但2004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又出现了急速下滑。1991—1992年，厄瓜多尔经济增长了近15个百分点，1997—1998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国内自由度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也呈现了更加自由和相对不自由的变化。
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绩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委内瑞拉国内的自由程度和民主程度。从国内人均GDP来看，委内瑞拉的人民要比厄瓜多尔的富裕得多。在税收方面，厄瓜多尔的汲取能力在1991—1994年之间是强于委内瑞拉的，但是1994年之后没有了数据统计，通过对其他文本的参考，厄瓜多尔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其国内经济发达的地区发起了权力保守运动，即要求国家承认其作为重要次国家组织享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权，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通过对比较富裕地区收取更高的税额来补贴其他贫困的地区，这也造成了其国内政治和政权的不稳定。但是委内瑞拉的国家税收汲取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状况到底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导致的政治稳定造成的，还是带有强势威权色彩的国家政权统治造成的？这个问题需要对其国内领导人及其政权运行再作分析。在提供服务方面，这两个国家明显不如前面我们所比较的希腊和保加利亚以及波兰和罗马尼亚好，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关系。作为经济较不发达且都曾作为殖民地的国家而言，在其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两国对资金的需求更大，并且主要投入到工农业的发展上去，对公共服务的保障，如水源、卫生医疗、教育等就会相对滞后，但委内瑞拉的情况明显要比厄瓜多尔好一些。
在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国家的自由状态上，两国的情况并不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都存在某个时期V型的一致趋势。在公民自由上，厄瓜多尔总体是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公民自由度有更加自由的趋势，而委内瑞拉则出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1999年之后更是如此，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所说的该国经济增长率在1999年之后出现了大幅增长，是与该国政治强人的领导和统治有关系的。在政治权利方面，厄瓜多尔从1974—1979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在这之后能够保持。委内瑞拉国内自1972年以来政治权利自主性一直比较强，但是1991年、1999年和2005年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政治权利自主性的降低，笔者认为，这与其领导人的更换及其所实施的国内政策可能有直接的联系。
对比这两个国家可知，尽管民主自由程度不是很高，并且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较为自由之后，走向更加的不民主不自由，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政治绩效相对稳定，但是经济绩效并不乐观，并逐渐出现了人们对经济绩效的失望和全社会整体的经济相对剥夺感，引发了较大的政治反响，厄瓜多尔的权力保守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委内瑞拉的經济发展和财富等经济绩效发展很好，但是政治绩效却明显有退化的趋势，这与其国内政权的统治方式和政治强人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其经济绩效就是很完善的，由于其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影响比较大，要想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绩效状态就不得不通过政治绩效（民主质量）的降低来弥补。
（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倒V和倒N的代表，其自由状态变化趋势大致为：1972—1992年为PF，1993—1997年为NF，1998—2004年为PF，2005年以后为F。印度为倒N型的代表，其自由状态变化趋势大致为：1972—1976年为PF，1977—1990年为F，1991—1998年为PF，1999以后为F。这两个国家到现在自由状态都处于F状态，笔者认为是民主化成果确立和稳固的一个标志。考察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需要涉及的时间点会比较多，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是1992—1993年，1997—1998年，2004—2005年；对印度来说是1976—1977年，1990—1991年，1998—1999年。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自1961年以来都比较稳定，但在1996—1998年出现了迅速滑坡，下降了约20个点。1976—1977年虽然是附近几年中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两年，但总体还在5%以上；1997—1998年，如上所述，经济出现了迅速的滑坡，1998—1999年两年里，经济增长率迅速攀升，上涨了15个点，在此阶段，印尼的自由状态也转为F。可见，经济增长和民主自由状态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印度的经济波动相对印尼要大一些，不过除了1963—1966年的大波动和1978—1980年间的波动，相对比较平稳。 这两国都不是富裕的国家，人均GDP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印尼在2010年才达到3000美元，印度人均1500美元。1992年开启了印尼人均GDP高速增长的起点，1997年起到1999年印尼的人均GDP倒退到12年前的水平，2004年左右印尼的人均GDP再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从这一年开始人均GDP涨幅惊人，7年内增长了2倍。印度的人均收入尽管在1976、1990、1998年这三
个时间点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增长速度慢，这与它的人口基数有很大的关系。
这么来看，经济增长或衰退和印度的民主自由程度没有强烈的相关关系。印尼和印度的税收汲取率都比较稳定，印尼的汲取率要高于印度，两国平均汲取率大致分别在14%和9%左右。总体而言，印尼的公共服务比印度好。印尼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中经济管理集群均值高于印度。结构政策集群平均值在2005—2006年和印度相当。但两者都大致处于整个评价体系的中间阶段，即虽然摆脱了最差的政策和制度绩效，但总体并不理想。相对印度而言，印尼的公民自由度要差，是比较不具有公民自由度的国家之一，印度则属于中游。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政治权利和自由状态。
这也印证了笔者的假设，当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都保持相对的高质量时，民主化的成果才能够不断巩固，政权稳定性也才有保障。用戴蒙德的话来说就是“当民主制的良好统治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就能够形成一个积累合法性的蓄水池，以使其在物质绩效衰退时也能够确保其持续，而它们实际上也会在物质方面有更出色的绩效”[2]37。
四、结论
通过对在第二波民主化后期、第三波民主化，以及部分超出第三波（戴蒙德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延续的时间长，所以这些国家姑且也可以被列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进行的数据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自由状态呈现阶梯状的国家往往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都有较好的政治绩效（政治权利充分，公民自由度高）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绩效（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人均收入，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国内政治秩序稳定，政权交替情况较少，如希腊、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家。
第二，自由状态起伏较大的国家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政治稳定程度没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而且往往其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不都是高质量的。当经济绩效出现低质量或者不稳定，而政治绩效呈现高质量时，我们就可以认为高质量的政治绩效能弥补时有波动的经济绩效帶来的问题，并不至于使国家政局出现大的动荡，如罗马尼亚即是如此。当经济绩效呈现高质量，而政治绩效呈现低质量时，会由经济领域引发对新的政治权利的要求，导致政治不稳定，如厄瓜多尔便是如此；相反，当一个国家经济绩效低质量引发政治不稳定时，可能会出现政治强人以政治绩效的代价来弥补经济发展的减缓或衰退，从而提高了经济绩效质量，降低了政治绩效质量，如委内瑞拉就是这样。
笔者认为民主化作为影响一国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转变的一种方式，必然会带来经济和政治治理绩效的新景象，这些新景象有可能使一国经济发展稳定且迅速，也有可能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和反复，对政治同样如此，民主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的变化很可能会带来原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因此需要及时调整制度来适应，否则会出现社会的动荡。
根据本文的分析发现，民主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需要有中间变量作为调节，即治理绩效。然而，单独的经济绩效或者政治绩效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化的巩固和政治的稳定，当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都有高质量的发展才可能达到更好的统治效果和治理效果。
注释：
①自身内在本性为戴蒙德在“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一文中对“民主”的内在价值的说明。李普塞特认为，民主能否持久在于能否同时应对两重挑战，其中之一为正当性（legitimacy）的挑战：一方面是如何在一般公民的信念上，以及政体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上，对“民主”的内在（intrinsic）价值具备认同与承诺；另一方面，则是“民主政体”如何从工具性（instrumental）层面上来支持“民主”，证明“民主”是有用的。
②有用政体包括四个指标：能干而中立的警察和军队，维护财产权和法治的司法系统，宏观经济稳定，具有知识、技能及提供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的官僚和公务员系统。
③多伊奇提出了7个社会动员指标，包括M1：接近现代生活（机械、技术、消费资料、医疗、政府媒体）；M2：接近舆论媒体；M3：居住地的移动；M4：城市化；M5：由农业向新职业的转移、非农业人口；M6：阅读能力；M7：人均国民收入。8个同化指标：语言、文化、社会结构、期望、能力、成就度、市民服从、政治忠诚。
④自由之家的指标主要有三：PR（政治权利）、CL（公民自由）和Status（自由状态）。其中， PR（Political Rights），1-7级评分，1为最有权利，7为最没有权利； CL（Civil Liberty），1-7级评分，1为最自由，7为最不自由；STATUS：F代表FREE，PF代表Partly Free，NF代表No Free。本文中加权即赋予PR、CL、Status权重分别为1/3，由于Status之分为三级，所以F赋值为2.3，PF赋值为4.7，NF赋值为7，加权计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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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蒙德.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M]∥余逊达，徐斯勤.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466.
[4]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王磊，胡鞍钢.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1）：8389.
[6]包刚升.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1974—2013）[J].开放时代，2017（1）：7695.
（责任编辑王婷婷）
关键词：
民主化；经济绩效；政治绩效；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3
第三波民主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比较政治学的概念，他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隨后，这一概念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讨论，被用来展开关于民主化政体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治理绩效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第三波民主化在过去40余年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的不稳定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对民主转型失败国家研究的增加，有人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已经面临严重挫败，这两种声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本文暂且放下对第三波民主化的总体描述，通过对长达40年的民主化数据进行分析，旨在研究民主化的绩效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部分的“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变得越来越少”以及“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希望战争”两章中提到自己的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所造就的平等身份是防止发生革命、带来持久安宁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认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商业态度”更反对“革命态度”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个人财产数量越大及其种类越多，就越少发生革命”，“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够打动那些将自己全部激情都用于追求幸福的人”[1]。当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身份平等就可以避免革命，但是他确信，不管这种国家实行什么制度，在那里发生的大革命总要比想象中缺少暴力，并少很多。同时民主社会中多数的见解很难改变，这种思想上的稳固性也使革命变动的思想难以产生，强烈的战时激情很难打动冷静的理智，从而便足以抑制军事精神。这些观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即研究民主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般认为，民主是现代国家必然的发展方向和运行基础，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内容。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逐渐表现出的民主化运动滞缓、低潮，21世纪以来独联体国家及亚非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和一系列国内骚乱、运动，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民主化和政治稳定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的问题。什么是两者之间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变量，又有哪些解释性变量可以佐证这一中间变量？自李普塞特提出有关民主化和治理绩效的关系以来，有关民主化、治理绩效的研究不断展开；戴蒙德等也重点研究了“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2]1637。这更加促使研究者思考民主化、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这三个变量的复杂联系。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上述三个变量在国家层面的相互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展现民主化、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机制。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李普塞特对民主的合法性（进而稳定性）和民主的效用这两者关系作出系统思考。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制度越有可能获得稳定的价值，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机会就越多。他把经济发展当作实现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是线性关系，从而作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阶级斗争的程度越弱化的假设[3]。李普塞特得出，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和教育扩大等会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些变化切断了下层阶级的极端主義倾向，使他们的价值观接近有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而使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获得确立，并使民主主义成为可能。从而，使三角形社会结构变成宝石形结构，扩大了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冲突的缓冲地带；富裕、教育、中产阶层的扩大及改良主义的确立等因素，在政治过程中培育出自发的政治参与组织。
笔者认为，合法性中的工具性承诺大致是以经济绩效表现出来，内在价值（自身内在本性①）通过改革的延续表现在政治上。李普塞特认为，最稳定的政体是同时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政体，相反，最脆弱的政体是两者都不具有的政体；具有合法性而非有效性的政体要比具有有效性不具合法性的政体更加稳定。据此可以得出影响民主化成功与否的两个变量：经济绩效、政治绩效。
胡安·林茨赞同李普塞特关于政体稳定性的排序，并在《民主政体的瓦解》中通过对欧洲和拉美民主化的研究，区分了系统效能（比如解决基本问题的行政能力）和有效性（比如政体的特定目标及其执行）的概念，认为有效的政体首先应该是有用的政体②。政体建立之初的新的议程是实现有效性的重要步骤，并要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绩效需要实现维持秩序、控制暴力两个基本的职能，同时要处理好政府政治精英对反对者行为的处理，认为这是考量一种政体民主与否的重要标志。以此为前提，林茨认为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有正向相关的关系。他认为民主化失败的国家之所以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战争失败和内在虚弱，因此尤其强调汲取能力，认为税收获得和公共服务提供是有效性的重要保证；政治上除了是有用政体之外，还应当维持秩序、控制暴力。维持秩序需要法治建设（要求统治精英具有宪政精神，并逐渐在全社会传播宪政精神，实现权力所有者的自我约束，以及提供权利供给）和控制腐败及权力滥用（合法性的要求，需要完善横向问责制）。除了以上三个影响政治绩效的变量（有效政体、法治建设、控制腐败和权力滥用）之外，林茨还提到了竞争性选举、参与、纵向问责制、自由、平等、回应性等因素。[2]1819 亨廷顿认为“在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涉及到威权政权的终结，民主政权的创设，民主政权的巩固”[4]43。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特定因素（威权终结和民主创设）的分析为：第一，在民主价值普遍被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经济失败和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这些政权合法性的削弱。其表现为指标就是有效性（经济绩效）和合法性的问题，包括有效政体、法治建设、控制腐败和权力滥用。第二，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平，在许多国家培养了中产阶级。这表现为指标是经济绩效带来的阶级阶层变动。第三，世界天主教会从权威主义的维护者变成了反对者和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拥护者。第四，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主要是国际潮流对人权和民主化的推动。笔者认为此点可以作为国家有效性的测量指标之一，即原有政权应对外部行动者及其行动的能力，以及应对本国人民受到外部行动影响后采取行动的能力。第五，“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变迁。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即民主化和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有怎样的相关关系？表2中所列举的民主化与治理绩效的衡量维度是否符合民主化的各国的发展经验？
卡尔·多伊奇在论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中提出了其基本命题是：急剧的和过度的社会动员，有可能引发政治不安定。社会动员与同化之间有可能出现的不均衡现象，是社会、政治冲突的潜在因素③。根据李普塞特的划分谱系（见表1），社会动员的七项指标基本符合有效性，即经济绩效；同化指标基本符合合法性，即政治绩效。对比林茨所认为的，经济绩效同政治绩效（民主绩效）具有正向相关性，笔者提出假设：民主化得以发展和巩固，同时需要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支持；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得以稳定，还需要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同步发展。
在社会动员理论的基础上，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政治发展的理论，他认为政治发展概念所指的是民主主义、政治稳定、社会整合等目标性指标，是指政治组织与程序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意义在于，现代化过程必然导致社会势力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各势力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共同体的维持必然依赖于制度，且这个制度必须是连续的和稳定的。制度要获得稳定，就必须使制度所包含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制度要得以遵守，还必须构建相应的程序。特定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取决于该体系的组织和程序所具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急剧的社会变迁更容易诱发暴力、不稳定和极端主义。当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于参与欲望和期待心理的发展时，就会产生不满、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均；欲望、期待的急剧膨胀与满足之间的反差引起挫折感；急剧的现代化打乱原有的社会价值规则，使社会公共规范与私利关系的认识出现混乱而诱发腐败，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关于政治稳定的问题，本文参考王磊、胡鞍钢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这篇文章考察了政治稳定度的标准包括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其中主观指标是指“来自世界银行Daniel Kaufmann等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标’，它包括如下六个子指标：表达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5]8384，这是笔者认为的包含在“政治绩效”中的内容；客观指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12月公布的世界各國人口死亡原因调查数据：一是各个国家因伤害死亡的人数；二是各个国家因暴力死亡的人数，包括谋杀、自杀和战争死亡”[5]84。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社会政治稳定程度越好”；“第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社会政治稳定度之间也存在相关性”；“第三，社会不稳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快慢以及增长是否稳定有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并且波动系数小的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情况最好，其次是增长速度快、波动系数较大和增长速度慢、波动系数较小的那些国家或地区，社会稳定情况最差的是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负增长、且波动系数较大的国家。”[5]8889在研究方法上，王磊和胡鞍钢的这篇文章在衡量经济绩效同政治稳定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对政治绩效作为变量研究得到结论，承袭了李普塞特的研究思路。笔者认为，该篇文章中所列举的主觀指标不仅可以测量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政治绩效的显著指标，是论证治理绩效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有力实证证明。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包括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有怎样的相关关系？上文所列举的包括经济、政治绩效同步与否，制度化、制度认同同步与否两个维度是否符合民主化发展或转型国家的发展经验？
结合上述的理论综述，笔者提出研究假设：第一，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的同步发展开启制度化进程，满足国民需求，进而促进政治稳定；第二，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发展失衡，或社会挫折感解决、制度化过程不同步，将导致政治不稳定；第三，经济绩效而不是政治绩效更能推动民主化的开启，瓦解威权政体；在经济绩效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前提下，政治绩效更能推动民主的发生和巩固，并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因变量。
三、案例收集和分析
民主有很多种定义，其中选举这一民主程序是其包含的最基本含义，其内含着政治权利的基本要求。包刚升基于国际政体评级机构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其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第三波民主化1974—2013年在全球范围内已取得重大进展，选取的73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政体转型上呈现显著的分化，民主巩固国家、转型中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分别占30.1%、38.4%和31.5%，且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都呈现显著的分化[6]91。本文则主要结合自由之家的指标和数据对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和分析。自由之家的指标主要有三个：PR（政治权利）、CL（公民自由）和Status（自由状态），其中，政治权利包括：选举过程、政治多元化和参与、政府功能；公民自由包括：表达与信仰自由、结社与组织权利、法治程度、自主权与个人权。笔者将此三项指标加权④得到民主程度综合指标的平均值，并据此作出民主程度的变化图，以观测该国家民主化趋势。通过对比有统计的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程度图，分析得出在1972—2008年间有较大民主程度变动的42个国家，根据变化趋势分为四类（见表3），即二级阶梯型、三级阶梯型、曲折起伏型和轻度反复型。 如果将仅存在1至3年的过渡状态包容进其附近状态（当然并不是说就将短时间内可能真实存在的激进的变革忽略不计，这些变革可能对国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想要顯示一个趋势，并找到典型国家进行具体分析），按照现在划分的四种类型进一步划分，则会得出新的归类。调整后将这些国家重新归纳可分为两大类——阶梯型、起伏型，9小类——阶梯型中的早发二级、后发二级、早发三级、后发三级，起伏型中的V型、倒V型、N型、倒N型以及W型（见表4）。
早发二级和后发二级之间是控制了“政治稳定”变量，从治理绩效角度对比在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成功直接转型国家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早发三级和后发三级之间的比较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起伏型的国家分类中，为使结果更加直观，笔者根据变动的趋势用五个字母和图形表示。它们反映出民主化过程中，国家自由度反复到不自由状态，如V、W型；有的反复过程中却实现了自由，如倒N型；有的国家原本比较自由，在政权运行的过程中却逐渐走向不自由，如N型；有的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回归自由，如倒V型。这些由自由到不自由的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不成功的产物，相反，变得更加自由的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成功的案例。那么，成功和不成功国家之间治理绩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反复的民主化是不是一定会造成政权的不稳定呢？笔者从划分出的每种类型中分别找出一个国家，它们是：希腊、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印度，并分组比较。
（一）希腊和保加利亚
希腊是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发达国家），其2010年GDP（现价美元）301 083 245 491，人口总数11 319 048；2009年出生预期寿命为80岁，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97%，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9.5%。保加利亚是中高等收入国家（转轨国家），其2010年GDP（现价美元）47 714 490 183，人口总数7，543，325；2009年出生预期寿命为73岁，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98%，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6.8%。希腊在1974年处于NF状态，1975年以后实现了权利自由；保加利亚则是直到1990年才摆脱NF状态，之后一步到达自由状态。1974—1975，1990—1991年分別是希腊和保加利亚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两个时间段。对照这两个重要时间点，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都分别在重要时间点之前的一到两年发生了GDP年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分别下降约17%和20%；按现价美元计算人均GDP在2500美元附近；公民自由度指数两年内下降了4，分别达到2和3；政治权利指数两年内，都由7下降到2，并在以后的十年左右实现了指数可衡量的最高的公民自由度。
也就是说，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民主化进程开始之后所进入的经济发展、发展路径和民主自由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二级阶梯民主化发展的道路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拥有高质量的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而两种相对同步稳定发展的绩效共同促进了民主政体的巩固和政治的稳定性。
至于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开启的时间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和历史有关。希腊在二战之后1944年全国独立，1946年国王复位，1967年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废黜国王，建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11月举行选举，新民主党获胜并执政，12月举行公民投票，确定国家整体为共和制，1975年颁布宪法确定成果。导致希腊民主政体最终确立的重要原因是废除了军人独裁政权并进行公民选举和投票。保加利亚民主制的确立和苏联解体有直接的关系，1990年保加利亚决定实行多党制，11月成立共和国，此后“建立了强大的司法机构，并逐步提高了自身的自有分值，以提高民主制度的稳定性程度和深度”。导致保加利亚民主政体最终确立的重要原因是，具有控制性和支配力的国际力量撤出其国家且其本身对时机的把握和利用，对威权政体解体后最初的权力滥用加以约束，因此获得了政治绩效光明前景的发展可能。
（二）波兰和罗马尼亚
波兰（转轨国家）是笔者选中的作为早发三级阶梯类型的代表，罗马尼亚是后发三级阶梯类型的代表。这两个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从1985年起，人均GDP按现价美元换算大致都以2000美元为起点，此后不断增长，自1995年开始，两国人均GDP的差距在2000美元左右，都在2007年达到了人均GDP的高点。明显波兰的税收提取率比较高，稳定在14%～16%之间，到2008年罗马尼亚的税收汲取率赶上波兰。在公共服务方面两国的平均水平都比较高，不过波兰还是略高一筹。总的来说，尽管经济增长率时有起伏，尤其是罗马尼亚的经济增长率起伏较大，但综合人均收入以及各项公共服务的指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经济绩效总体质量比较高。
1977—1978、1989—1990年是考察波兰的两个重要时间段，1990—1991、1995—1996年是考察罗马尼亚的两个重要时间段。由于缺少波兰88年以前的经济数据，所以1977—1978年暂不考察，1989—1990年波兰GDP增长率由负转正，并在一年内提高了约10个点，自此之后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正增长；罗马尼亚的经济增长率变化幅度比较大，其中在1986—1991年GDP增长率一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跌至-13%左右。1991—1995年经济增长率快速增长，1992年一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1995—1997年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然而其自由状态却更加自由了。
通过对自由之家提供的CL、PR和Status三个指标的综合考量，笔者发现将这两个国家分为两个阶段的（早发和后发）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是不妥当的，除了自由状态这一个指标之外，在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波兰（1987年左右）比罗马尼亚（1990年左右）早出现拐点大概3至5年。但无疑，将它们都列入到三级阶梯状的民主自由状态国家中去是比较合理的。
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绩效是比较高质量的，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了政体的平稳过渡。同时，国内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我们可以认为高质量的政治绩效能弥补时有波动的经济绩效带来的问题，进而使国家政局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 （三）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笔者在V型案例中选择了厄瓜多尔，该国民主自由状态的变化趋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2—1978年為PF，1979—1999年为F，2000年之后为PF。在N型中选择的国家是委内瑞拉，该国民主自由状态的变化趋势大体上为：1972—1991年为F，1992—1995年为PF，1996—1998年为F，1999之后为PF。笔者将其划分为V型和N型的不同类型其实是存在缺陷的，即只是选取了1972年到2007年的数据及其在这段时间轴上的自由状态变化。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委内瑞拉亦可以被看作是1992年之后的V型国家。所以，这里我们将着重考察这样几个时间点：1978—1989年，1999—2000年，1991—1992年，1995—1996年，1998—1999年。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自1972年以来GDP增长率变动波幅都比较大，尤其是委内瑞拉；由此可以推断，这两个国家都不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国家；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是石油的生产和出口，因此，该国受到世界石油价格变动以及经济危机影响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对厄瓜多尔来说，1977—1981年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快，但是都稳定在5%左右的年增长率，从1997年到1999年该国经济增长率降幅达到10%以上，而2000年一年经济增长率涨幅十个点，并且在这之后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不断提高的GDP年增长率。然而在这个时期其国内政治状态却出现相对的不自由，政权变动和统治方式转变所造成的威权政治加强，导致了经济绩效增长而民主自由度下降。
委内瑞拉在1982—1984年以及1997—2000年这两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率和厄瓜多尔有惊人的相似，这与国际经济局势有很大的关系，相对于前面进行比较的国家而言，这两国的经济稳定程度相对较差，或者说委内瑞拉的经济稳定性更差一些，从2002年开始，该国的经济发展跌入低谷，在一年内却一下提升了近30个百分点的增长，但2004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又出现了急速下滑。1991—1992年，厄瓜多尔经济增长了近15个百分点，1997—1998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国内自由度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也呈现了更加自由和相对不自由的变化。
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绩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委内瑞拉国内的自由程度和民主程度。从国内人均GDP来看，委内瑞拉的人民要比厄瓜多尔的富裕得多。在税收方面，厄瓜多尔的汲取能力在1991—1994年之间是强于委内瑞拉的，但是1994年之后没有了数据统计，通过对其他文本的参考，厄瓜多尔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其国内经济发达的地区发起了权力保守运动，即要求国家承认其作为重要次国家组织享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权，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通过对比较富裕地区收取更高的税额来补贴其他贫困的地区，这也造成了其国内政治和政权的不稳定。但是委内瑞拉的国家税收汲取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状况到底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导致的政治稳定造成的，还是带有强势威权色彩的国家政权统治造成的？这个问题需要对其国内领导人及其政权运行再作分析。在提供服务方面，这两个国家明显不如前面我们所比较的希腊和保加利亚以及波兰和罗马尼亚好，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关系。作为经济较不发达且都曾作为殖民地的国家而言，在其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两国对资金的需求更大，并且主要投入到工农业的发展上去，对公共服务的保障，如水源、卫生医疗、教育等就会相对滞后，但委内瑞拉的情况明显要比厄瓜多尔好一些。
在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国家的自由状态上，两国的情况并不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都存在某个时期V型的一致趋势。在公民自由上，厄瓜多尔总体是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公民自由度有更加自由的趋势，而委内瑞拉则出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1999年之后更是如此，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所说的该国经济增长率在1999年之后出现了大幅增长，是与该国政治强人的领导和统治有关系的。在政治权利方面，厄瓜多尔从1974—1979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在这之后能够保持。委内瑞拉国内自1972年以来政治权利自主性一直比较强，但是1991年、1999年和2005年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政治权利自主性的降低，笔者认为，这与其领导人的更换及其所实施的国内政策可能有直接的联系。
对比这两个国家可知，尽管民主自由程度不是很高，并且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较为自由之后，走向更加的不民主不自由，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政治绩效相对稳定，但是经济绩效并不乐观，并逐渐出现了人们对经济绩效的失望和全社会整体的经济相对剥夺感，引发了较大的政治反响，厄瓜多尔的权力保守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委内瑞拉的經济发展和财富等经济绩效发展很好，但是政治绩效却明显有退化的趋势，这与其国内政权的统治方式和政治强人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其经济绩效就是很完善的，由于其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影响比较大，要想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绩效状态就不得不通过政治绩效（民主质量）的降低来弥补。
（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倒V和倒N的代表，其自由状态变化趋势大致为：1972—1992年为PF，1993—1997年为NF，1998—2004年为PF，2005年以后为F。印度为倒N型的代表，其自由状态变化趋势大致为：1972—1976年为PF，1977—1990年为F，1991—1998年为PF，1999以后为F。这两个国家到现在自由状态都处于F状态，笔者认为是民主化成果确立和稳固的一个标志。考察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需要涉及的时间点会比较多，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是1992—1993年，1997—1998年，2004—2005年；对印度来说是1976—1977年，1990—1991年，1998—1999年。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自1961年以来都比较稳定，但在1996—1998年出现了迅速滑坡，下降了约20个点。1976—1977年虽然是附近几年中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两年，但总体还在5%以上；1997—1998年，如上所述，经济出现了迅速的滑坡，1998—1999年两年里，经济增长率迅速攀升，上涨了15个点，在此阶段，印尼的自由状态也转为F。可见，经济增长和民主自由状态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印度的经济波动相对印尼要大一些，不过除了1963—1966年的大波动和1978—1980年间的波动，相对比较平稳。 这两国都不是富裕的国家，人均GDP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印尼在2010年才达到3000美元，印度人均1500美元。1992年开启了印尼人均GDP高速增长的起点，1997年起到1999年印尼的人均GDP倒退到12年前的水平，2004年左右印尼的人均GDP再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从这一年开始人均GDP涨幅惊人，7年内增长了2倍。印度的人均收入尽管在1976、1990、1998年这三
个时间点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增长速度慢，这与它的人口基数有很大的关系。
这么来看，经济增长或衰退和印度的民主自由程度没有强烈的相关关系。印尼和印度的税收汲取率都比较稳定，印尼的汲取率要高于印度，两国平均汲取率大致分别在14%和9%左右。总体而言，印尼的公共服务比印度好。印尼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中经济管理集群均值高于印度。结构政策集群平均值在2005—2006年和印度相当。但两者都大致处于整个评价体系的中间阶段，即虽然摆脱了最差的政策和制度绩效，但总体并不理想。相对印度而言，印尼的公民自由度要差，是比较不具有公民自由度的国家之一，印度则属于中游。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政治权利和自由状态。
这也印证了笔者的假设，当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都保持相对的高质量时，民主化的成果才能够不断巩固，政权稳定性也才有保障。用戴蒙德的话来说就是“当民主制的良好统治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就能够形成一个积累合法性的蓄水池，以使其在物质绩效衰退时也能够确保其持续，而它们实际上也会在物质方面有更出色的绩效”[2]37。
四、结论
通过对在第二波民主化后期、第三波民主化，以及部分超出第三波（戴蒙德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延续的时间长，所以这些国家姑且也可以被列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进行的数据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自由状态呈现阶梯状的国家往往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都有较好的政治绩效（政治权利充分，公民自由度高）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绩效（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人均收入，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国内政治秩序稳定，政权交替情况较少，如希腊、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家。
第二，自由状态起伏较大的国家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政治稳定程度没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而且往往其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不都是高质量的。当经济绩效出现低质量或者不稳定，而政治绩效呈现高质量时，我们就可以认为高质量的政治绩效能弥补时有波动的经济绩效帶来的问题，并不至于使国家政局出现大的动荡，如罗马尼亚即是如此。当经济绩效呈现高质量，而政治绩效呈现低质量时，会由经济领域引发对新的政治权利的要求，导致政治不稳定，如厄瓜多尔便是如此；相反，当一个国家经济绩效低质量引发政治不稳定时，可能会出现政治强人以政治绩效的代价来弥补经济发展的减缓或衰退，从而提高了经济绩效质量，降低了政治绩效质量，如委内瑞拉就是这样。
笔者认为民主化作为影响一国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转变的一种方式，必然会带来经济和政治治理绩效的新景象，这些新景象有可能使一国经济发展稳定且迅速，也有可能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和反复，对政治同样如此，民主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的变化很可能会带来原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因此需要及时调整制度来适应，否则会出现社会的动荡。
根据本文的分析发现，民主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需要有中间变量作为调节，即治理绩效。然而，单独的经济绩效或者政治绩效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化的巩固和政治的稳定，当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都有高质量的发展才可能达到更好的统治效果和治理效果。
注释：
①自身内在本性为戴蒙德在“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一文中对“民主”的内在价值的说明。李普塞特认为，民主能否持久在于能否同时应对两重挑战，其中之一为正当性（legitimacy）的挑战：一方面是如何在一般公民的信念上，以及政体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上，对“民主”的内在（intrinsic）价值具备认同与承诺；另一方面，则是“民主政体”如何从工具性（instrumental）层面上来支持“民主”，证明“民主”是有用的。
②有用政体包括四个指标：能干而中立的警察和军队，维护财产权和法治的司法系统，宏观经济稳定，具有知识、技能及提供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的官僚和公务员系统。
③多伊奇提出了7个社会动员指标，包括M1：接近现代生活（机械、技术、消费资料、医疗、政府媒体）；M2：接近舆论媒体；M3：居住地的移动；M4：城市化；M5：由农业向新职业的转移、非农业人口；M6：阅读能力；M7：人均国民收入。8个同化指标：语言、文化、社会结构、期望、能力、成就度、市民服从、政治忠诚。
④自由之家的指标主要有三：PR（政治权利）、CL（公民自由）和Status（自由状态）。其中， PR（Political Rights），1-7级评分，1为最有权利，7为最没有权利； CL（Civil Liberty），1-7级评分，1为最自由，7为最不自由；STATUS：F代表FREE，PF代表Partly Free，NF代表No Free。本文中加权即赋予PR、CL、Status权重分别为1/3，由于Status之分为三级，所以F赋值为2.3，PF赋值为4.7，NF赋值为7，加权计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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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蒙德.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M]∥余逊达，徐斯勤.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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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包刚升.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1974—2013）[J].开放时代，2017（1）：7695.
（责任编辑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