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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宏利,我今天还了两笔债,都是几千元呢,你今天也不错,没有把床搞脏也没有把衣服搞脏!”
“宏利,现在吃一片退热药,来,把嘴张开一点,这是药水,不能洒掉哦……”
我就是天天这么叫他——韦宏利,我的植物人儿子。
乡村老教师为儿还债
我叫韦孝章,在山东省莱芜金城镇一家乡村小学当老师。74岁那年儿子出事了,他开的鞋厂破产了,还欠下近百万元的债务。他自杀未遂,成了植物人。那是2006年8月3日。
我儿子叫韦宏利,身材魁梧,很结实的一个人。我中年丧妻,爷俩相依为命,他脑子又灵光,手巧勤快,在深圳打工几年,不但掌握了鞋厂全套制作流程,还拥有了大量客户资源。他决心自己创业,为了筹措启动资金,他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借钱,承诺以银行3倍的利息借款并招聘村民入厂工作。乡亲们纷纷把钱借给他。不想他生产的5000双鞋不合要求,不但工厂破产,自己还寻了短见。
手术后,宏利直接送进高压氧舱,医生说他成了植物人。出事15天后,儿子出院抬回家,左边的手和脚有一点点会动,眼睛也没睁开。儿媳在家里哭天喊地,动不动就摔盆摔碗。我对儿媳说:“宏利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韦家对不起你,你要走,韦家绝不会难为你。”第二天早晨,儿媳领着孙女回娘家了。
过了一个月,203个债主齐刷刷地来到我家,他们说:“老韦,按理说我们这时不该来讨债,可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哪!听说你把儿媳妇也打发走了,看来你家是不想还钱了?”
这话听起来虽然刺耳,但我知道乡亲们积攒点钱不容易。我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请放心,就是我儿子死了,这个钱我也一定还!……”“你都七十多岁了,拿啥还?”我一时语塞,只好咬牙把房子卖了,先还了一部分债务。
边开鞋厂边照顾儿子
这时,莱阳来人通知我处理鞋厂的剩余机器。我赶到在莱阳的鞋厂,有人愿意出5万把当初花30万买来的一整套制鞋机器买了。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在盛怒之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机器不卖了,继续干下去,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如果成功,就能还上债务;如果失败,也没什么可损失的。
我重办鞋厂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乡亲们都持怀疑态度:儿子不行,老子能行吗?……我可不管这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办公室里放一张双人床,把儿子接过来照顾;我用厂里机器抵押了半年房租,又招聘了16名熟练工。
员工们上班第一天,我给他们安排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剩下的次品鞋,我说:“我给你们每双30元,卖出去多余的钱就顶你们这个月的工资,行不行?”这些工人都是行家,知道这些鞋做工虽然粗糙,但面料都是真皮的,30元肯定有钱赚,都同意了。
最让我为难的是如何管理工厂,我找到儿子的朋友赵凡,他是广州一家鞋厂的经理。得知宏利成了“植物人”,赵凡既震惊又悲痛,马上赶到山东,毫无保留地为我出谋划策:“目前,厂里资金困难,机器设备不全,最好生产拖鞋,虽然利润低,但成本低,风险小。”我听得连连点头,聘请赵凡担任厂长。
赵凡联系了东莞一家拖鞋厂,用现有机器交换,换回一台EVA型凉、拖鞋成型机。与此同时,厂里的次品鞋已处理得差不多了,我手里有了6万元流动资金。
2007年元旦,宏利鞋厂重新开业,我将产品定名为“宏利”牌拖鞋。
在管理工厂的同时,我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护理植物人儿子:每天要喂食3到5次,经常用手指抠出儿子无力拉出来的大便。我一有空就跟他说话,买了一只小收音机,放在他枕头旁边,放音乐、广播给他听。宏利经常会咯痰,有时情况很危险,如果不及时将痰吸出,5分钟就可能会毙命。每当听到儿子呼吸带有痰鸣音时,我就用嘴帮儿子将痰吸出来……
出事到现在,4年多了,我基本上一天24小时都在儿子身边。早晨起来,先把早饭做好,就给儿子搞卫生。给他刮胡子、洗脸、擦身子,我一边刮一边说,“你的胡子怎么长这么快呢?长这么快你还不醒啊?”我一个人说着,又想笑又想哭……
7点多,喂宏利吃早饭,每顿饭要喂1个多小时。早饭喂完,我忙厂里的事情,宏利暂时托给亲戚或者保姆看管,隔一会儿要去看他的情况,换尿袋,接大便、翻身、喂开水。又到中午做饭时间了。中午和晚上的饭菜肉都要打成糊。宏利嘴不会动,牙齿不会嚼,每次要把他的嘴和牙撬开,勺子送进嘴里,还好他会自己咽下去。按摩是一天要做几次的,每次半小时。下午除了照顾他,还要抽空照看厂里业务。然后做晚饭,喂他吃完快到7点,我自己再吃饭。晚饭后要给他泡脚、擦身子、换衣服,快到9点时准备睡觉,睡觉前让他听听音乐,然后躺在他身边,在他耳朵边说一天的事情,只要家里的好事都一点一滴说给他听。说着说着太累了,我就挨着他睡着了。
耐心和诚信换来奇迹
到2007年底,鞋厂纯利润达到了23万元,这些钱我全部拿来还债,每还一份债拿回一张借条时,我就拿给儿子“看”,呼唤他醒来。然而一年过去了,儿子的病情毫无起色。
2008年7月,我刚打开厂门,一个债主就冲进来抱住我的胳膊号啕大哭。原来,他的母亲病了,急需钱治病,他拿着儿子写的8000元借条是来要债的。此时,我刚还完一笔债务,手里根本没有余钱,员工们看不下去了,大家七拼八凑才劝走了债主。
拿着这张借条,我叹着气走到儿子床边。就在这时,我发现儿子的左眼角竟有一滴透明眼泪。我激动得大叫起来,员工们闻声跑来,齐声呼唤,但遗憾的是,几滴眼泪流下后,儿子就再无其他反应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医生,医生说这是苏醒的前兆,鼓励我再接再厉。
2010年8月9日晚上,我还完最后一笔债务赶回厂里,当我拿着第203张借条走到床边,儿子的眼睛眨了一下,流出了眼泪。我欣喜若狂,抓住儿子的手使劲晃动,我边说边哭,正哭着猛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爸—爸!”我抬起头,看到儿子的头正侧向我,左手无力地伸着。我扑过去一把抱住儿子……
员工们赶来了,医生闻讯也驱车赶来,把儿子带回医院,对他进行了高压氧舱治疗……9月5日,儿子彻底苏醒过来,但据医生讲,宏利还有不少后遗症,需要长期静养。
宏利成了植物人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好心人当真是多呢!慈善总会、残疾机构、镇政府,还有亲戚朋友,一直在帮助我鼓励我,他们要我先管好自己的身体,才能照顾宏利,没有这些好心人,我不会有这么坚强。
宏利意识恢复得很快,最初几天他每次只能说几个字,也不太清楚,一天天说得多起来,现在已经完全听得懂说得明白。
现在他每天说得最多的就是,爹你太辛苦了,你太受罪了,你不要给我擦了……
我不苦,一点都不觉得苦。相反,我太幸福了,只要儿子活着,还能跟我说话,那就够了,那就很好了。
(责编:孙展)
“宏利,现在吃一片退热药,来,把嘴张开一点,这是药水,不能洒掉哦……”
我就是天天这么叫他——韦宏利,我的植物人儿子。
乡村老教师为儿还债
我叫韦孝章,在山东省莱芜金城镇一家乡村小学当老师。74岁那年儿子出事了,他开的鞋厂破产了,还欠下近百万元的债务。他自杀未遂,成了植物人。那是2006年8月3日。
我儿子叫韦宏利,身材魁梧,很结实的一个人。我中年丧妻,爷俩相依为命,他脑子又灵光,手巧勤快,在深圳打工几年,不但掌握了鞋厂全套制作流程,还拥有了大量客户资源。他决心自己创业,为了筹措启动资金,他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借钱,承诺以银行3倍的利息借款并招聘村民入厂工作。乡亲们纷纷把钱借给他。不想他生产的5000双鞋不合要求,不但工厂破产,自己还寻了短见。
手术后,宏利直接送进高压氧舱,医生说他成了植物人。出事15天后,儿子出院抬回家,左边的手和脚有一点点会动,眼睛也没睁开。儿媳在家里哭天喊地,动不动就摔盆摔碗。我对儿媳说:“宏利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韦家对不起你,你要走,韦家绝不会难为你。”第二天早晨,儿媳领着孙女回娘家了。
过了一个月,203个债主齐刷刷地来到我家,他们说:“老韦,按理说我们这时不该来讨债,可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哪!听说你把儿媳妇也打发走了,看来你家是不想还钱了?”
这话听起来虽然刺耳,但我知道乡亲们积攒点钱不容易。我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请放心,就是我儿子死了,这个钱我也一定还!……”“你都七十多岁了,拿啥还?”我一时语塞,只好咬牙把房子卖了,先还了一部分债务。
边开鞋厂边照顾儿子
这时,莱阳来人通知我处理鞋厂的剩余机器。我赶到在莱阳的鞋厂,有人愿意出5万把当初花30万买来的一整套制鞋机器买了。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在盛怒之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机器不卖了,继续干下去,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如果成功,就能还上债务;如果失败,也没什么可损失的。
我重办鞋厂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乡亲们都持怀疑态度:儿子不行,老子能行吗?……我可不管这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办公室里放一张双人床,把儿子接过来照顾;我用厂里机器抵押了半年房租,又招聘了16名熟练工。
员工们上班第一天,我给他们安排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剩下的次品鞋,我说:“我给你们每双30元,卖出去多余的钱就顶你们这个月的工资,行不行?”这些工人都是行家,知道这些鞋做工虽然粗糙,但面料都是真皮的,30元肯定有钱赚,都同意了。
最让我为难的是如何管理工厂,我找到儿子的朋友赵凡,他是广州一家鞋厂的经理。得知宏利成了“植物人”,赵凡既震惊又悲痛,马上赶到山东,毫无保留地为我出谋划策:“目前,厂里资金困难,机器设备不全,最好生产拖鞋,虽然利润低,但成本低,风险小。”我听得连连点头,聘请赵凡担任厂长。
赵凡联系了东莞一家拖鞋厂,用现有机器交换,换回一台EVA型凉、拖鞋成型机。与此同时,厂里的次品鞋已处理得差不多了,我手里有了6万元流动资金。
2007年元旦,宏利鞋厂重新开业,我将产品定名为“宏利”牌拖鞋。
在管理工厂的同时,我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护理植物人儿子:每天要喂食3到5次,经常用手指抠出儿子无力拉出来的大便。我一有空就跟他说话,买了一只小收音机,放在他枕头旁边,放音乐、广播给他听。宏利经常会咯痰,有时情况很危险,如果不及时将痰吸出,5分钟就可能会毙命。每当听到儿子呼吸带有痰鸣音时,我就用嘴帮儿子将痰吸出来……
出事到现在,4年多了,我基本上一天24小时都在儿子身边。早晨起来,先把早饭做好,就给儿子搞卫生。给他刮胡子、洗脸、擦身子,我一边刮一边说,“你的胡子怎么长这么快呢?长这么快你还不醒啊?”我一个人说着,又想笑又想哭……
7点多,喂宏利吃早饭,每顿饭要喂1个多小时。早饭喂完,我忙厂里的事情,宏利暂时托给亲戚或者保姆看管,隔一会儿要去看他的情况,换尿袋,接大便、翻身、喂开水。又到中午做饭时间了。中午和晚上的饭菜肉都要打成糊。宏利嘴不会动,牙齿不会嚼,每次要把他的嘴和牙撬开,勺子送进嘴里,还好他会自己咽下去。按摩是一天要做几次的,每次半小时。下午除了照顾他,还要抽空照看厂里业务。然后做晚饭,喂他吃完快到7点,我自己再吃饭。晚饭后要给他泡脚、擦身子、换衣服,快到9点时准备睡觉,睡觉前让他听听音乐,然后躺在他身边,在他耳朵边说一天的事情,只要家里的好事都一点一滴说给他听。说着说着太累了,我就挨着他睡着了。
耐心和诚信换来奇迹
到2007年底,鞋厂纯利润达到了23万元,这些钱我全部拿来还债,每还一份债拿回一张借条时,我就拿给儿子“看”,呼唤他醒来。然而一年过去了,儿子的病情毫无起色。
2008年7月,我刚打开厂门,一个债主就冲进来抱住我的胳膊号啕大哭。原来,他的母亲病了,急需钱治病,他拿着儿子写的8000元借条是来要债的。此时,我刚还完一笔债务,手里根本没有余钱,员工们看不下去了,大家七拼八凑才劝走了债主。
拿着这张借条,我叹着气走到儿子床边。就在这时,我发现儿子的左眼角竟有一滴透明眼泪。我激动得大叫起来,员工们闻声跑来,齐声呼唤,但遗憾的是,几滴眼泪流下后,儿子就再无其他反应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医生,医生说这是苏醒的前兆,鼓励我再接再厉。
2010年8月9日晚上,我还完最后一笔债务赶回厂里,当我拿着第203张借条走到床边,儿子的眼睛眨了一下,流出了眼泪。我欣喜若狂,抓住儿子的手使劲晃动,我边说边哭,正哭着猛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爸—爸!”我抬起头,看到儿子的头正侧向我,左手无力地伸着。我扑过去一把抱住儿子……
员工们赶来了,医生闻讯也驱车赶来,把儿子带回医院,对他进行了高压氧舱治疗……9月5日,儿子彻底苏醒过来,但据医生讲,宏利还有不少后遗症,需要长期静养。
宏利成了植物人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好心人当真是多呢!慈善总会、残疾机构、镇政府,还有亲戚朋友,一直在帮助我鼓励我,他们要我先管好自己的身体,才能照顾宏利,没有这些好心人,我不会有这么坚强。
宏利意识恢复得很快,最初几天他每次只能说几个字,也不太清楚,一天天说得多起来,现在已经完全听得懂说得明白。
现在他每天说得最多的就是,爹你太辛苦了,你太受罪了,你不要给我擦了……
我不苦,一点都不觉得苦。相反,我太幸福了,只要儿子活着,还能跟我说话,那就够了,那就很好了。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