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题记：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这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遗址莫高窟。建在大漠深处断崖壁上的莫高窟，千百年来历经自然、人为双重侵害，能留到今天，是个奇迹。1000多年后的今天，洞窟的保护仍然是个世界难题。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多少年来，被称为“莫高窟人”的这些人，为了莫高窟，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下根，发愿要守护这份敦煌之美。
77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樊锦诗是“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
数十载执着数字化保护2014年2月25日，时值“雨水”，北国依然天寒地冻。
樊锦诗头一天刚从日本飞到北京，紧赶着又从北京飞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回敦煌，长时间的飞行加上还没有完全倒顺的时差，让她看上去面有倦意。但是，她一到敦煌就去参加了研究院的全院大会。为莫高窟奔波忙碌，已是樊锦诗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是无知者无惧，所以实验了好多年。”
世上很多事，总是少数人在冲刺、挑战，做到卓越，这是理想与意志的成全。比如樊锦诗和“数字敦煌”。
“数字敦煌”的概念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很多人被她说怕了，见了就连躲带藏。“怕也不行啊，我还得抓住他们说。因为活儿要靠大家干，光我一个人，累死了也干不成。”
活儿要靠大家干，可总得有个领头的。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夜静更深，小屋里的灯光与天边寂寥的寒星遥相辉映。研究院的人不用看就知道，那是樊院长又在苦苦钻研她的“数字敦煌”。
无论是国内交流还是国外开会，樊锦诗都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一个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等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的“数字敦煌”，在樊锦诗脑海里日益清晰。
一次次苦口婆心后，“数字敦煌”的理念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见樊锦诗没白没黑地劳碌，有人好心地劝她“来日方长，无须太忙”。她叹了口气，“来日方长？说得轻松，莫高窟等不住啊！”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一旦完成，将在充分满足游客参观游览的同时，极大地缓解旅游开放对莫高窟的压力，有效地解决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有利于敦煌莫高窟的长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建“数字敦煌”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来？于是，樊锦诗开始了她的“国际化缘”之路。凡有国际会议或国外邀请，她来者不拒，还主动找国内外友人争取办展览。“我要利用一切机会给别人讲，莫高窟怎么好，又是怎么的脆弱和衰老。只有别人理解了，我才能把他们的钱拿到手。”就这样，年逾七旬的她像一张拉满的弓，经年累月满世界飞。 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窟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游客在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前，都能在高清球幕影院观看《千年莫高窟》宽银幕数字电影，20分钟后直接转场观看3D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梦幻佛宫》球幕电影临场感强，就像在洞窟里看一样，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得还清楚。通过能够展示洞窟实景的球幕电影，将现代科技与古老的石窟艺术相结合，游客们先对莫高窟有个全面了解后再进洞实地观摩，这样既减少了在洞窟中的停留时间，也能更好地感知敦煌的历史和它的美感，同时也缓解了莫高窟接待游客的压力。
据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增长到81万人次。最近两年的黄金周，莫高窟日接待游客曾超过2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去年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后，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提高到6000人次。
如今，行走在莫高窟景区，其旅游秩序令人惊讶：游客分批进入，有序参观；每个洞窟同时最多进入25人，洞内满员时其他游客在洞外安静等候；讲解员配备低音耳麦，以手电筒指引洞内讲解路径，既不损毁壁画又让观摩有效有序，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全新的游览模式。
莫高窟全新游览模式的到来，也让樊锦诗这一代莫高窟人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莫高窟安全了。
要保护敦煌也要研究敦煌
懂樊锦诗的人都清楚，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有人说，樊锦诗要把莫高窟藏在保险柜里才放心。她苦笑了，“我是要保，保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但我更要扬，敦煌是人类的敦煌，要让人类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只有为人们欣赏，才能让人们热爱敦煌文化艺术，自觉地保护敦煌石窟。”
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敦煌的52年，保护是她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采纳。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实现“数字敦煌”之前，坚持走国际合作之路的樊锦诗也曾体味了“孤立”。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为此，有人说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状，说在和日本人合作中让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时间证明，这种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2014年初，和樊锦诗一道去日本的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此行的目的是与合作多年的东京艺大就人才培养做进一步洽谈。在敦煌研究院里工作了20多年，苏伯民等一批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他们的成长与樊锦诗坚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分不开。多年的国际合作交流，苏伯民明显感觉到如今的我们与国外文物研究机构在思想、技术、研究方面的差别在缩小，“这说明我们在进步，大家已经能够在一个思路、语境下工作。不像过去，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么。”在国际合作中，樊锦诗同样坚持让院里的年轻人从头到尾参与每个环节，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通过学习迅速成长。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陈寅恪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看到今天的敦煌，老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当转悲为喜。
回溯历史，像樊锦诗一样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她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她同时还有一大批同行者，还有如他们一样献身敦煌的后来者们，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对于樊锦诗来说，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是爱敦煌，爱敦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棵树，每一根草；就是爱三危山，爱山上的每一座洞窟，洞窟的每一幅壁画，壁画上的每一点色彩，每一根线条……她常告诫院里参与合作谈判的人：“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1981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樊锦诗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每次吴健都认真地承诺，请她放心。但是她好像还不放心，每次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仍然是“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院长担心“资料外泄”。樊锦诗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如法炮制”，因为在数字化时代要保守秘密太难了。“其实，我压根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但我想道理都是一样的”，樊锦诗笑着说。吴健觉得这正是“精明”的老太太超前理念的体现。眼下，为了更好地保护莫高窟，院里已经制订了计划，通过法律化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
在版权上，樊锦诗更是严格把关，凡是合作都会与对方签署很详细的协议。她谨慎地审视每一条条款，生怕哪儿遗漏了，给国家和院里造成损失。有时为了一项很小的条款，她会邀请对方多次来商谈，直到对方答应改动。樊锦诗说：我不管你合作意向有多大，钱有多少，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到莫高窟的保护就不行，你就得按我说的改，不改就请走人。
樊锦诗常说，敦煌是个宝贝，“数字敦煌”同样是个宝贝，但它们都是国家的，谁都不可以占有。樊锦诗的一个儿子是搞计算机的，她说：“如果我把这些资料给搞计算机的儿子，岂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以这么做。”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浓缩在樊锦诗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鲜明特色。
在多年的对外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保护敦煌研究院的声誉不受损，是樊锦诗永不突破的底线。早在20世纪90年代，樊锦诗就和美国专家内莫·阿根钮在国际合作中开始打交道，几十年的合作也让两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说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钮还曾对樊锦诗予以颇高的评价：“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构和人才架构。”即使如此，樊锦诗在和这位老朋友的合作中，依然是有规矩有协议。不足一米六的“老太太”和身高一米八几的“老阿”吵架，成了院里的一景。“不该给他的东西，决不给；不该让步的地方，决不让步。”在数字化的合作上，版权问题是她最重视的，“它一定是属于我们所有，你可以上网看，但是下载不行，如果想下载，请先和我们联系。”樊锦诗在版权上严格把关，比如在和日本、美国的合作上，仅仅就成果可用于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业用途是绝对不行，这一规则，就附有多项细则，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权不遭受侵权。
对于樊锦诗“把数字化敦煌锁在保险柜里”的这些做法，偶尔也有不理解的杂音，但更多的还是理解的声音，“她这个人心正，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
“50多年来，我身边的人有走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固然是真心实意想干事的人，但走的人哪一个人也都是恋恋不舍与敦煌洒泪挥别——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忍和难处啊！我还特别佩服和欣赏现在来敦煌的年轻人，他们能甘愿选择这个或许一生都会很寂寞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一种无私的牺牲”，樊锦诗感慨地说。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放眼望去，很多中层干部年龄比她还要大，一下子就急了，“这还得了！敦煌事业最终要年轻人继承，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为敦煌储备人才，成为她心中迫切的愿望。
敦煌条件苦，自愿去那里工作的人不多，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为培养人才，院里的钱花“海”了。樊锦诗说：“花再多的钱也值。”她好像从不担心出去的人翅膀硬了不再回来，只是告诉年轻人：“你们出去学，我给你们打杂。”有些人出去果然就再不回来了。樊锦诗并不觉意外，“一个人的心不在敦煌，又何必强求？”樊锦诗坚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事情，她说：“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不是好事。”“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怎么能教他们不混日子、虚度年华？”“希望我的年轻人不只是一个匠人，更是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
苏伯民记得自己曾和院里机关的几位处长聊过天，那些处长都很羡慕院里的年轻人，因为那些年轻人出国的机会比他们这些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多。有出国的机会，就给年轻人，这是樊锦诗的做法，她不会因为谁的级别高而论资排辈，也不会私下里照顾谁。这似乎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种传统和风气了。苏伯民所在的保护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觉得之所以能贯穿这么一种自觉，无疑是受到了樊锦诗的影响。
樊锦诗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数据，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费苦读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的书回来了，有机会留在日本的丁淑君回来了……樊锦诗不知道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了。”她始终不会想到自己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的职工团聚与人磨嘴皮子，与人争论的无私付出，才是留住人心的关键。
2014年2月，敦煌研究院办公楼一楼的公示栏里又贴出了两份公示，又有两位年轻人将被派往法国研修深造，公示内容中让外人羡慕的无疑就是“费用由院里负担”这一句了。多年来，樊锦诗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在人才培养上不惜重金，舍得花钱，大批的专业人员获得多种深造研修机会。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目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这支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来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近人情”的樊院长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性格柔弱的樊锦诗变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倔强执着。她的“严厉”“不近人情”和“抠”是出名的。 1998年上任伊始，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岁月改变了樊锦诗的容颜，也磨砺着她的性格，让她从一个说话就脸红、想家就掉泪的江南姑娘，变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工作的快节奏使很多人无所适从，跟不上了就会挨“骂”。魏丹回忆起在给樊锦诗当秘书时直言“太可怕了”。刚来第一年，“常被‘骂’哭。”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魏丹哭完了，又快快地去做。因为想着樊院长比自己母亲还要大，自己做快些，老太太就能少做些。
80后的程亮从2005年开始当上了樊锦诗院长的秘书。做秘书的八年中，程亮已习惯了早上6时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两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更适应了樊院长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但是想当初刚成为樊锦诗的秘书，这样连续工作十天后，年轻力壮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为什么不调整岗位？程亮说，看着年龄跟自己母亲差不多大的樊院长这么勤奋地工作，他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口。一来二去，也就习惯了。2006年，程亮第一次跟随樊锦诗出差去庐山，到庐山已天黑，连饭都没顾上吃，他们就开始工作，等到开完会离开庐山时，又是个黑天，置身庐山几天却没有见到庐山。程亮最初觉得，工作强度大都是能接受的，毕竟自己年轻，不过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记得刚当秘书时，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锦诗一起出差，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樊锦诗坚持一个人去，说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让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确不理解她，后来才懂她的用心。长期以来每次出差她都尽可能一人，就是为了省钱。”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锦诗多年来只要去北京出差，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后来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孙志军现在再和樊锦诗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樊锦诗点菜的标准是“光盘”，决不允许剩菜，共餐两三次，孙志军说自己没有一次吃饱过。有一次实在没有吃饱，偷偷跑出去买点心吃的事让樊锦诗知道了，她内疚地每餐饭都要特意问孙志军吃饱了没有，搞得孙志军挺不好意思。
说起老伴樊锦诗的“省”，彭金章想起儿子打过一个电话，说一次他去机场送妈妈，看着她瘦小的身躯拖着个行李，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去的背影，心里难过得不行。
不过，和樊锦诗生活了55年后，对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过，她是个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要求的人，吃得极其简单，不过问家里的钱，除非要去帮助他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费多用于帮助别人了。
去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30多年的那台日立牌电视机终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果。“家里不是缺钱，但是我们俩都觉得没必要。电视好好的，还能用呢！”现在樊锦诗家里的沙发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加个凳子拼的。
该省的决不多花一分钱，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笔。这是樊锦诗认准的理财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这样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护它都不为过”。显然，前端高科技运用的背后是大笔投入的资金。拿苏伯民的话说，多年来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发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十年，而作为一个遗址单位，保护它首先是花钱，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钱，也是看不出花在哪里了。他举例，仅莫高窟85窟投入的研究保护时间就达七八年，这背后的资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为什么来敦煌
“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追问的问题。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从小在上海长大，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巨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樊锦诗深知它的珍贵；莫高窟太苦，大漠戈壁、风沙满天，水又咸又苦，没有电没有菜，土炕土凳土桌子……最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已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她心里惊呼：如果是我，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了。因为实习，给当时的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留下了良好印象，点名要她去敦煌工作。此时，北京大学要她留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与去敦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脸庞圆圆，齐耳短发，朝气蓬勃，正是最好的青春年华。当时，有人以她为原型完成了一尊雕塑，起名就叫《青春》。这尊定格了樊锦诗青春岁月的雕塑，至今还在敦煌研究院很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矗立。只是，有几人知道，她是那尊《青春》雕塑的原型呢？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头皮发紧。没有电，站起来坐下去，都像被倒扣在锅里，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煤油灯豆大点光亮。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去，只能硬忍着，眼巴巴地盯着天花板盼着天亮……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被打倒，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这样的敦煌让她有了厌倦之感。恰在此时，她当工程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开敦煌，但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两人是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三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七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着了？”
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五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唰唰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待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其实有段时间樊锦诗也想过，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在莫高窟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自己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内心很纠结。“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这里的前辈们不希望我走，老人家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段先生也罢，还有别的先生，他们当时说四川话劝我：小樊你别走，大城市有的是人才，这地方我们非常需要你。还有大家对我的感染，特别是这个洞的魅力，最后就没走。”
彭金章从武汉调到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发掘的八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丈夫改了行，也做出成绩来，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樊锦诗从心里替为自己放弃了很多的丈夫感到高兴。
敦煌的风沙、艰苦和寂寞让一些人离开了，但樊锦诗却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她亲眼看见，幽深的洞窟里，没有晴天阴天，没有日光月光，只有昏暗的灯、沉寂的墙和无尽的孤独。老师和同行们在清冷中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在寂寞中一点一点地临摹着……
莫高窟精神的传承者
樊锦诗不是个爱回忆的人，不过一旦说起过往，总是爱说常书鸿、段文杰那些老一辈人的故事，说他们为什么来到敦煌，又说他们为什么留在敦煌守着莫高窟不离开？“我来的时候，研究所已经扩大到40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她总是这样开头。
“像我们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学油画，在法国学习期间已经是很有成就。因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从此他的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工作保护。他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停歇，樊锦诗一口气从常书鸿又说到段文杰，“我的前任、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重庆艺专毕业，就因为看到张大千先生临摹的莫高窟壁画作品后，着了魔，所以来到了敦煌。一干就是60多年，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他们就是敦煌的保护神。”
隔着宕泉河，莫高窟的对面是三危山。说山，不过是一片起起伏伏的沙丘。风起时，沙尘扑面，也扑在几方贴着沙丘的墓碑上。常书鸿、毕克、龙时英、段文杰、何世哲……墓碑上的名字，在风沙中一日日与三危山融为一体。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煌，最终，将生命留下。
樊锦诗总是说，是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人都这样。”
在冯骥才那部敦煌的剧本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常书鸿初到敦煌时，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研究下去。这是长期——无期徒刑啊！”有人问及樊锦诗对这句话的感受，她笑着说，我没有认为自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选择这个职业，我感到很幸福。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常书鸿先生在有生之年，用大把的心血和年华来为敦煌做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常先生那样幸运，能在90岁时还继续搞自己热爱的事业。况且，以历史的眼光看，90年也仅仅是90年，太快太短了……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不用问，这句话说的就是70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们，敦煌对于他们已经是“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命底色。（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兰州晨报》记者；本文图片皆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多少年来，被称为“莫高窟人”的这些人，为了莫高窟，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下根，发愿要守护这份敦煌之美。
77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樊锦诗是“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
数十载执着数字化保护2014年2月25日，时值“雨水”，北国依然天寒地冻。
樊锦诗头一天刚从日本飞到北京，紧赶着又从北京飞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回敦煌，长时间的飞行加上还没有完全倒顺的时差，让她看上去面有倦意。但是，她一到敦煌就去参加了研究院的全院大会。为莫高窟奔波忙碌，已是樊锦诗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是无知者无惧，所以实验了好多年。”
世上很多事，总是少数人在冲刺、挑战，做到卓越，这是理想与意志的成全。比如樊锦诗和“数字敦煌”。
“数字敦煌”的概念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很多人被她说怕了，见了就连躲带藏。“怕也不行啊，我还得抓住他们说。因为活儿要靠大家干，光我一个人，累死了也干不成。”
活儿要靠大家干，可总得有个领头的。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夜静更深，小屋里的灯光与天边寂寥的寒星遥相辉映。研究院的人不用看就知道，那是樊院长又在苦苦钻研她的“数字敦煌”。
无论是国内交流还是国外开会，樊锦诗都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一个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等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的“数字敦煌”，在樊锦诗脑海里日益清晰。
一次次苦口婆心后，“数字敦煌”的理念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见樊锦诗没白没黑地劳碌，有人好心地劝她“来日方长，无须太忙”。她叹了口气，“来日方长？说得轻松，莫高窟等不住啊！”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一旦完成，将在充分满足游客参观游览的同时，极大地缓解旅游开放对莫高窟的压力，有效地解决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有利于敦煌莫高窟的长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建“数字敦煌”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来？于是，樊锦诗开始了她的“国际化缘”之路。凡有国际会议或国外邀请，她来者不拒，还主动找国内外友人争取办展览。“我要利用一切机会给别人讲，莫高窟怎么好，又是怎么的脆弱和衰老。只有别人理解了，我才能把他们的钱拿到手。”就这样，年逾七旬的她像一张拉满的弓，经年累月满世界飞。 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窟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游客在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前，都能在高清球幕影院观看《千年莫高窟》宽银幕数字电影，20分钟后直接转场观看3D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梦幻佛宫》球幕电影临场感强，就像在洞窟里看一样，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得还清楚。通过能够展示洞窟实景的球幕电影，将现代科技与古老的石窟艺术相结合，游客们先对莫高窟有个全面了解后再进洞实地观摩，这样既减少了在洞窟中的停留时间，也能更好地感知敦煌的历史和它的美感，同时也缓解了莫高窟接待游客的压力。
据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增长到81万人次。最近两年的黄金周，莫高窟日接待游客曾超过2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去年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后，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提高到6000人次。
如今，行走在莫高窟景区，其旅游秩序令人惊讶：游客分批进入，有序参观；每个洞窟同时最多进入25人，洞内满员时其他游客在洞外安静等候；讲解员配备低音耳麦，以手电筒指引洞内讲解路径，既不损毁壁画又让观摩有效有序，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全新的游览模式。
莫高窟全新游览模式的到来，也让樊锦诗这一代莫高窟人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莫高窟安全了。
要保护敦煌也要研究敦煌
懂樊锦诗的人都清楚，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有人说，樊锦诗要把莫高窟藏在保险柜里才放心。她苦笑了，“我是要保，保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但我更要扬，敦煌是人类的敦煌，要让人类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只有为人们欣赏，才能让人们热爱敦煌文化艺术，自觉地保护敦煌石窟。”
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敦煌的52年，保护是她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采纳。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实现“数字敦煌”之前，坚持走国际合作之路的樊锦诗也曾体味了“孤立”。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为此，有人说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状，说在和日本人合作中让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时间证明，这种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2014年初，和樊锦诗一道去日本的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此行的目的是与合作多年的东京艺大就人才培养做进一步洽谈。在敦煌研究院里工作了20多年，苏伯民等一批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他们的成长与樊锦诗坚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分不开。多年的国际合作交流，苏伯民明显感觉到如今的我们与国外文物研究机构在思想、技术、研究方面的差别在缩小，“这说明我们在进步，大家已经能够在一个思路、语境下工作。不像过去，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么。”在国际合作中，樊锦诗同样坚持让院里的年轻人从头到尾参与每个环节，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通过学习迅速成长。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陈寅恪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看到今天的敦煌，老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当转悲为喜。
回溯历史，像樊锦诗一样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她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她同时还有一大批同行者，还有如他们一样献身敦煌的后来者们，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对于樊锦诗来说，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是爱敦煌，爱敦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棵树，每一根草；就是爱三危山，爱山上的每一座洞窟，洞窟的每一幅壁画，壁画上的每一点色彩，每一根线条……她常告诫院里参与合作谈判的人：“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1981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樊锦诗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每次吴健都认真地承诺，请她放心。但是她好像还不放心，每次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仍然是“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院长担心“资料外泄”。樊锦诗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如法炮制”，因为在数字化时代要保守秘密太难了。“其实，我压根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但我想道理都是一样的”，樊锦诗笑着说。吴健觉得这正是“精明”的老太太超前理念的体现。眼下，为了更好地保护莫高窟，院里已经制订了计划，通过法律化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
在版权上，樊锦诗更是严格把关，凡是合作都会与对方签署很详细的协议。她谨慎地审视每一条条款，生怕哪儿遗漏了，给国家和院里造成损失。有时为了一项很小的条款，她会邀请对方多次来商谈，直到对方答应改动。樊锦诗说：我不管你合作意向有多大，钱有多少，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到莫高窟的保护就不行，你就得按我说的改，不改就请走人。
樊锦诗常说，敦煌是个宝贝，“数字敦煌”同样是个宝贝，但它们都是国家的，谁都不可以占有。樊锦诗的一个儿子是搞计算机的，她说：“如果我把这些资料给搞计算机的儿子，岂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以这么做。”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浓缩在樊锦诗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鲜明特色。
在多年的对外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保护敦煌研究院的声誉不受损，是樊锦诗永不突破的底线。早在20世纪90年代，樊锦诗就和美国专家内莫·阿根钮在国际合作中开始打交道，几十年的合作也让两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说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钮还曾对樊锦诗予以颇高的评价：“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构和人才架构。”即使如此，樊锦诗在和这位老朋友的合作中，依然是有规矩有协议。不足一米六的“老太太”和身高一米八几的“老阿”吵架，成了院里的一景。“不该给他的东西，决不给；不该让步的地方，决不让步。”在数字化的合作上，版权问题是她最重视的，“它一定是属于我们所有，你可以上网看，但是下载不行，如果想下载，请先和我们联系。”樊锦诗在版权上严格把关，比如在和日本、美国的合作上，仅仅就成果可用于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业用途是绝对不行，这一规则，就附有多项细则，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权不遭受侵权。
对于樊锦诗“把数字化敦煌锁在保险柜里”的这些做法，偶尔也有不理解的杂音，但更多的还是理解的声音，“她这个人心正，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
“50多年来，我身边的人有走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固然是真心实意想干事的人，但走的人哪一个人也都是恋恋不舍与敦煌洒泪挥别——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忍和难处啊！我还特别佩服和欣赏现在来敦煌的年轻人，他们能甘愿选择这个或许一生都会很寂寞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一种无私的牺牲”，樊锦诗感慨地说。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放眼望去，很多中层干部年龄比她还要大，一下子就急了，“这还得了！敦煌事业最终要年轻人继承，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为敦煌储备人才，成为她心中迫切的愿望。
敦煌条件苦，自愿去那里工作的人不多，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为培养人才，院里的钱花“海”了。樊锦诗说：“花再多的钱也值。”她好像从不担心出去的人翅膀硬了不再回来，只是告诉年轻人：“你们出去学，我给你们打杂。”有些人出去果然就再不回来了。樊锦诗并不觉意外，“一个人的心不在敦煌，又何必强求？”樊锦诗坚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事情，她说：“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不是好事。”“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怎么能教他们不混日子、虚度年华？”“希望我的年轻人不只是一个匠人，更是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
苏伯民记得自己曾和院里机关的几位处长聊过天，那些处长都很羡慕院里的年轻人，因为那些年轻人出国的机会比他们这些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多。有出国的机会，就给年轻人，这是樊锦诗的做法，她不会因为谁的级别高而论资排辈，也不会私下里照顾谁。这似乎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种传统和风气了。苏伯民所在的保护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觉得之所以能贯穿这么一种自觉，无疑是受到了樊锦诗的影响。
樊锦诗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数据，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费苦读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的书回来了，有机会留在日本的丁淑君回来了……樊锦诗不知道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了。”她始终不会想到自己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的职工团聚与人磨嘴皮子，与人争论的无私付出，才是留住人心的关键。
2014年2月，敦煌研究院办公楼一楼的公示栏里又贴出了两份公示，又有两位年轻人将被派往法国研修深造，公示内容中让外人羡慕的无疑就是“费用由院里负担”这一句了。多年来，樊锦诗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在人才培养上不惜重金，舍得花钱，大批的专业人员获得多种深造研修机会。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目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这支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来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近人情”的樊院长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性格柔弱的樊锦诗变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倔强执着。她的“严厉”“不近人情”和“抠”是出名的。 1998年上任伊始，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岁月改变了樊锦诗的容颜，也磨砺着她的性格，让她从一个说话就脸红、想家就掉泪的江南姑娘，变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工作的快节奏使很多人无所适从，跟不上了就会挨“骂”。魏丹回忆起在给樊锦诗当秘书时直言“太可怕了”。刚来第一年，“常被‘骂’哭。”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魏丹哭完了，又快快地去做。因为想着樊院长比自己母亲还要大，自己做快些，老太太就能少做些。
80后的程亮从2005年开始当上了樊锦诗院长的秘书。做秘书的八年中，程亮已习惯了早上6时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两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更适应了樊院长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但是想当初刚成为樊锦诗的秘书，这样连续工作十天后，年轻力壮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为什么不调整岗位？程亮说，看着年龄跟自己母亲差不多大的樊院长这么勤奋地工作，他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口。一来二去，也就习惯了。2006年，程亮第一次跟随樊锦诗出差去庐山，到庐山已天黑，连饭都没顾上吃，他们就开始工作，等到开完会离开庐山时，又是个黑天，置身庐山几天却没有见到庐山。程亮最初觉得，工作强度大都是能接受的，毕竟自己年轻，不过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记得刚当秘书时，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锦诗一起出差，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樊锦诗坚持一个人去，说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让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确不理解她，后来才懂她的用心。长期以来每次出差她都尽可能一人，就是为了省钱。”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锦诗多年来只要去北京出差，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后来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孙志军现在再和樊锦诗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樊锦诗点菜的标准是“光盘”，决不允许剩菜，共餐两三次，孙志军说自己没有一次吃饱过。有一次实在没有吃饱，偷偷跑出去买点心吃的事让樊锦诗知道了，她内疚地每餐饭都要特意问孙志军吃饱了没有，搞得孙志军挺不好意思。
说起老伴樊锦诗的“省”，彭金章想起儿子打过一个电话，说一次他去机场送妈妈，看着她瘦小的身躯拖着个行李，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去的背影，心里难过得不行。
不过，和樊锦诗生活了55年后，对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过，她是个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要求的人，吃得极其简单，不过问家里的钱，除非要去帮助他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费多用于帮助别人了。
去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30多年的那台日立牌电视机终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果。“家里不是缺钱，但是我们俩都觉得没必要。电视好好的，还能用呢！”现在樊锦诗家里的沙发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加个凳子拼的。
该省的决不多花一分钱，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笔。这是樊锦诗认准的理财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这样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护它都不为过”。显然，前端高科技运用的背后是大笔投入的资金。拿苏伯民的话说，多年来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发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十年，而作为一个遗址单位，保护它首先是花钱，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钱，也是看不出花在哪里了。他举例，仅莫高窟85窟投入的研究保护时间就达七八年，这背后的资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为什么来敦煌
“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追问的问题。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从小在上海长大，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巨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樊锦诗深知它的珍贵；莫高窟太苦，大漠戈壁、风沙满天，水又咸又苦，没有电没有菜，土炕土凳土桌子……最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已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她心里惊呼：如果是我，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了。因为实习，给当时的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留下了良好印象，点名要她去敦煌工作。此时，北京大学要她留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与去敦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脸庞圆圆，齐耳短发，朝气蓬勃，正是最好的青春年华。当时，有人以她为原型完成了一尊雕塑，起名就叫《青春》。这尊定格了樊锦诗青春岁月的雕塑，至今还在敦煌研究院很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矗立。只是，有几人知道，她是那尊《青春》雕塑的原型呢？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头皮发紧。没有电，站起来坐下去，都像被倒扣在锅里，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煤油灯豆大点光亮。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去，只能硬忍着，眼巴巴地盯着天花板盼着天亮……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被打倒，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这样的敦煌让她有了厌倦之感。恰在此时，她当工程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开敦煌，但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两人是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三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七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着了？”
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五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唰唰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待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其实有段时间樊锦诗也想过，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在莫高窟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自己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内心很纠结。“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这里的前辈们不希望我走，老人家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段先生也罢，还有别的先生，他们当时说四川话劝我：小樊你别走，大城市有的是人才，这地方我们非常需要你。还有大家对我的感染，特别是这个洞的魅力，最后就没走。”
彭金章从武汉调到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发掘的八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丈夫改了行，也做出成绩来，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樊锦诗从心里替为自己放弃了很多的丈夫感到高兴。
敦煌的风沙、艰苦和寂寞让一些人离开了，但樊锦诗却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她亲眼看见，幽深的洞窟里，没有晴天阴天，没有日光月光，只有昏暗的灯、沉寂的墙和无尽的孤独。老师和同行们在清冷中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在寂寞中一点一点地临摹着……
莫高窟精神的传承者
樊锦诗不是个爱回忆的人，不过一旦说起过往，总是爱说常书鸿、段文杰那些老一辈人的故事，说他们为什么来到敦煌，又说他们为什么留在敦煌守着莫高窟不离开？“我来的时候，研究所已经扩大到40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她总是这样开头。
“像我们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学油画，在法国学习期间已经是很有成就。因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从此他的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工作保护。他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停歇，樊锦诗一口气从常书鸿又说到段文杰，“我的前任、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重庆艺专毕业，就因为看到张大千先生临摹的莫高窟壁画作品后，着了魔，所以来到了敦煌。一干就是60多年，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他们就是敦煌的保护神。”
隔着宕泉河，莫高窟的对面是三危山。说山，不过是一片起起伏伏的沙丘。风起时，沙尘扑面，也扑在几方贴着沙丘的墓碑上。常书鸿、毕克、龙时英、段文杰、何世哲……墓碑上的名字，在风沙中一日日与三危山融为一体。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煌，最终，将生命留下。
樊锦诗总是说，是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人都这样。”
在冯骥才那部敦煌的剧本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常书鸿初到敦煌时，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研究下去。这是长期——无期徒刑啊！”有人问及樊锦诗对这句话的感受，她笑着说，我没有认为自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选择这个职业，我感到很幸福。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常书鸿先生在有生之年，用大把的心血和年华来为敦煌做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常先生那样幸运，能在90岁时还继续搞自己热爱的事业。况且，以历史的眼光看，90年也仅仅是90年，太快太短了……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不用问，这句话说的就是70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们，敦煌对于他们已经是“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命底色。（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兰州晨报》记者；本文图片皆由敦煌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