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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芳华》由冯小刚执导，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以1970至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青春激情和理想的军队文工团，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经历的充满变数的人生故事。
电影《芳华》自上映以来，便迅速掀起了一波“缅怀芳华”的热潮。电影落幕前的最后一段旁白更是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荧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无论是60、70、80后，甚至是90后，被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不在少数。然而，我们是否追问过，电影《芳华》缅怀的，希望荧幕留住的芬芳年华何以让我们泪流满面？
拉斯韦尔曾在《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当我们沿着“五W”这个模式对电影《芳华》抽丝剥茧后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萧穗子的旁白提醒下才泪流满面。简言之，电影真正想要让观众听到的、接收的“信息”都主要通过萧穗子的旁白传递。
在影片一开头，萧穗子说“在这个故事里，我不是主角，主角应该是他们俩（刘峰和何小萍）。”然而，从整部电影来看，有许许多多的镜头都会不期然地响起萧穗子的声音或是跟随她的目光进行切换，这难免让人怀疑，萧穗子才是整部电影的主角。另一方面，萧穗子的旁白又像是跳出电影，从近似于“全知”的视角来叙述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的爱恨纠葛。我们除了看到电影如何利用旁白讲述故事，还需格外注意的是，这些旁白所起到的“消解”作用。
斯图亚特·霍尔曾在《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指出，在电视、广播传递的信息产生效果、满足一个“需要”或者被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从意义上被解码。而后，在语言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这组已解码的“意义”才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在电影《芳华》中，当导演与制片人设计的特定画面不足以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时，萧穗子的旁白便起了作用。如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文工团的人围在一起，吃着冰棍，一起笑闹、调侃刘峰的“雷锋”事迹，而很快，镜头转向了受腰伤的刘峰托着何小萍练舞，最后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的场景。这两个颇具对比、带有嘲讽意味的场景切换是随着萧穗子的目光视线转移完成的，萧穗子可以说是“第一发现人”。而文工团的人对刘峰的“恶”这时也经由这个“第一发现人”消解：谁也没有设想过，我们这个队里没了刘峰会是怎样，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却觉得他对我们的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人都变了……一句“他没有察觉到”，一切行为、恶意仿佛都那样被理所当然、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原谅了。与萧穗子其他的旁白相似，在这里，旁白起到的不是深挖主题的作用，更多是被作为导演用来唤起观众情感共鸣的载体出现的。
影片中還有一个镜头可以体现“信息”如何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又如何从意义上被解码的。当刘峰不顾性命，孤身抗敌时，或是导演怕观众解读不出刘峰身上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抑或是担心观众没有察觉到刘峰内心深处对林丁丁的一往情深，便又再次借助萧穗子的旁白：他不想活了，他渴望牺牲，只有牺牲了，他平凡的生命，才可能被写成一个英雄故事，他的英雄故事，可能会流传的很广，很远，也可能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而后，大荧幕响起了林丁丁歌颂英雄的歌声。我相信，在这颇有壮烈意味的歌曲和自我牺牲的爱情故事中，大多数观众很可能早已不自觉地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事实上，自然化的符码所证实的：一切就是适应性的程度，在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既成的对等时，它才产生。在解码一方，符码的功能往往会假定自然化的感知状态。”在导演和制片人的精心设计和引导下，台词背后隐藏的“信息”已经成功通过解码而流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当中，成为人们“自然感情”的流露。
此外，《芳华》的故事主角应是刘峰和何小萍，然而纵观整部电影，刘峰和何小萍与其说是故事的主角，不如说是文工团的边缘人。文工团里大家一起舞蹈、游泳、打闹的画面，所有这些与“青春”有关的表演，刘峰和何小萍无一例外，都是缺席的。他们身上背负的基本都是时代和周遭人给予他们的“惨”与“悲痛”，让人唏嘘不已，但是，电影仿佛也就仅仅在简单的唏嘘咏叹中将这两位时代受害者的命运一笔带过。导演通过两人的“惨”和“痛”究竟想说明什么，而最后又说明了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从利用萧穗子的旁白消解青春里的“恶”、沾满水的肌肤呈现出的怀旧质感、过犹不及的悲情渲染、大段背景音乐的烘托，反映出的是导演、电影制作人的“卖惨”和“温情”式的商业逻辑。人们所感动的、所追念的、所向往的青春，早已是导演和制片人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精心解码过的有意义的话语，是被粉饰过的青春符号。
电影《芳华》自上映以来，便迅速掀起了一波“缅怀芳华”的热潮。电影落幕前的最后一段旁白更是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荧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无论是60、70、80后，甚至是90后，被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不在少数。然而，我们是否追问过，电影《芳华》缅怀的，希望荧幕留住的芬芳年华何以让我们泪流满面？
拉斯韦尔曾在《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当我们沿着“五W”这个模式对电影《芳华》抽丝剥茧后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萧穗子的旁白提醒下才泪流满面。简言之，电影真正想要让观众听到的、接收的“信息”都主要通过萧穗子的旁白传递。
在影片一开头，萧穗子说“在这个故事里，我不是主角，主角应该是他们俩（刘峰和何小萍）。”然而，从整部电影来看，有许许多多的镜头都会不期然地响起萧穗子的声音或是跟随她的目光进行切换，这难免让人怀疑，萧穗子才是整部电影的主角。另一方面，萧穗子的旁白又像是跳出电影，从近似于“全知”的视角来叙述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的爱恨纠葛。我们除了看到电影如何利用旁白讲述故事，还需格外注意的是，这些旁白所起到的“消解”作用。
斯图亚特·霍尔曾在《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指出，在电视、广播传递的信息产生效果、满足一个“需要”或者被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从意义上被解码。而后，在语言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这组已解码的“意义”才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在电影《芳华》中，当导演与制片人设计的特定画面不足以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时，萧穗子的旁白便起了作用。如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文工团的人围在一起，吃着冰棍，一起笑闹、调侃刘峰的“雷锋”事迹，而很快，镜头转向了受腰伤的刘峰托着何小萍练舞，最后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的场景。这两个颇具对比、带有嘲讽意味的场景切换是随着萧穗子的目光视线转移完成的，萧穗子可以说是“第一发现人”。而文工团的人对刘峰的“恶”这时也经由这个“第一发现人”消解：谁也没有设想过，我们这个队里没了刘峰会是怎样，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却觉得他对我们的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人都变了……一句“他没有察觉到”，一切行为、恶意仿佛都那样被理所当然、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原谅了。与萧穗子其他的旁白相似，在这里，旁白起到的不是深挖主题的作用，更多是被作为导演用来唤起观众情感共鸣的载体出现的。
影片中還有一个镜头可以体现“信息”如何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又如何从意义上被解码的。当刘峰不顾性命，孤身抗敌时，或是导演怕观众解读不出刘峰身上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抑或是担心观众没有察觉到刘峰内心深处对林丁丁的一往情深，便又再次借助萧穗子的旁白：他不想活了，他渴望牺牲，只有牺牲了，他平凡的生命，才可能被写成一个英雄故事，他的英雄故事，可能会流传的很广，很远，也可能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而后，大荧幕响起了林丁丁歌颂英雄的歌声。我相信，在这颇有壮烈意味的歌曲和自我牺牲的爱情故事中，大多数观众很可能早已不自觉地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事实上，自然化的符码所证实的：一切就是适应性的程度，在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既成的对等时，它才产生。在解码一方，符码的功能往往会假定自然化的感知状态。”在导演和制片人的精心设计和引导下，台词背后隐藏的“信息”已经成功通过解码而流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当中，成为人们“自然感情”的流露。
此外，《芳华》的故事主角应是刘峰和何小萍，然而纵观整部电影，刘峰和何小萍与其说是故事的主角，不如说是文工团的边缘人。文工团里大家一起舞蹈、游泳、打闹的画面，所有这些与“青春”有关的表演，刘峰和何小萍无一例外，都是缺席的。他们身上背负的基本都是时代和周遭人给予他们的“惨”与“悲痛”，让人唏嘘不已，但是，电影仿佛也就仅仅在简单的唏嘘咏叹中将这两位时代受害者的命运一笔带过。导演通过两人的“惨”和“痛”究竟想说明什么，而最后又说明了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从利用萧穗子的旁白消解青春里的“恶”、沾满水的肌肤呈现出的怀旧质感、过犹不及的悲情渲染、大段背景音乐的烘托，反映出的是导演、电影制作人的“卖惨”和“温情”式的商业逻辑。人们所感动的、所追念的、所向往的青春，早已是导演和制片人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精心解码过的有意义的话语，是被粉饰过的青春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