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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以姨妈为主线展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命运和灵魂的悲剧性图景。它以深刻的现实主义和真挚的人文关怀,将人性温情的目光投注在了那些日渐疏远这个新旧博弈的世界,乃至终其一生都寻觅不到真正归属感的人们,使我们看到所谓的“后现代生活”背后隐藏的深深的忧患。影片对现实的观照和人性的关怀以及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堪称当代中国电影的范本,
[关键词]后现代 生命 凡庸 金钱 欲望 幻灭
香港顶级女导演许鞍华最新力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以来,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好评。影片其实并不是单纯讲述一个关于姨妈的故事,而是以姨妈为主线,把众多人物串起来。里面出现了各色人等,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叶如棠、周润发扮演的潘知常、赵薇演的姨妈女儿刘大凡、卢燕扮演的叫“灰带鱼”的邻居水太太、姨妈的外甥宽宽、宽宽的女朋友菲菲……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形成了当下社会各阶层的缩影:没落的小市民阶层、类似姨妈的曾经的国家干部、像老潘这样的流氓无产者、闲杂人员、进城打工的民工阶层,年轻的新新人类、属于劳工阶级的城里人……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展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命运和灵魂的悲剧性图景。影片的品质和深刻性在于复杂而微妙的故事背后那些哲学层面的暗示。在追求华丽视觉效果的商业大片层出不穷的今天,《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却以平稳扎实的现实基调和真挚可贵的人文关怀,将人性温情的目光投注在了那些日渐疏远这个新旧博弈的世界,乃至终其一生都寻觅不到真正归属感的人们。本文拟对影片中人物命运做一简要评析,使我们看到所谓的“后现代生活”背后隐藏的深深的忧患。
一、叶如棠:从一种凡庸到另一种凡庸
影片主角姨妈叶如棠原本上海人,被历史政治的洪流所裹挟,远离家乡来到东北,从此生活在鞍山。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与灵魂上的完整性,毅然冲出婚姻家庭的“围城”,回到上海,寻找别样的人生。她上了大学,会唱京剧、画国画、能舞剑、能说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具有了较高的文化修养,穿着体面大方,工作年年先进,单就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理想而言,无疑是胜过了在鞍山做一名普通工人。在上海,她的身心是自由的,自己当家作主。在退休后的闲居中,她早上到风景秀美的公园去练剑强身,到一些京剧票友中去唱、念、做、打来上一段。她还养有十来只鸟,偶尔在与鸟们的“对话”中获得一些乐趣,打发一些无伴的寂寞。她在合适的时候作画自娱自乐,既可修身养性,保持着一定的精神空间,使自己不至于消泯了高雅情趣和生活品味,也可装饰自己的居室。她的爱好和修养都是属于古典的、传统的,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属于高级艺术,是有闲阶级的修身养性的东西。尤其能显示她并非凡庸之辈的是她能讲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英式英语是最具有品味的”。表面上看,她的精神生活也因这些东西的填补、占据而显得充实丰富。这是她逃离前夫“工人大老粗”的回馈。在物质生活方面,她因为退休前的辛勤工作到底有些积蓄,退休后的闲居生活也算是温饱有余。她的住房是电梯公寓,虽然略显陈旧,家具陈设也较简朴,但就居住条件而言,与她后来在鞍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总体上看,姨妈作为一个城市平民的上海生活也可算过得滋润了。
尽管如此,叶如棠的精神并没有达到超越现实的境地。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她依然感受到经济和物质的压力,只不过这些压力还没有达到令其焦虑不安的程度,但她应对生活的能力和信心还是因为经济的短缺而受到损害。她退休后仍希望找到一份挣钱的体面的家教,饮食和日常用度刻意俭省,有时候也显得相当自私、霸道,也会在自己不如意时欺侮比自己更底层的城市贫民,也会与邻居“斗法”,虚情假意的周旋。当面对社会责任或需要见义勇为时,她只能张皇地选择逃避。如影片开头,火车站内,在她大声呼喊寻找外甥宽宽时,一个老者忽然在她身边晕倒,她马上想到的是自己有无责任和自己能否承担起这个责任。当车站几名工作人员赶上来时,她立即紧张地分辩到:“是他自己倒下去的!不关我的事!”。工作人员将老者扶走,并不理会她的分辩时,她又觉得自己先前的紧张是多余的,而惶恐地分辩更是显得过于夸张了!于是发自良心的说了一句“他一定是中暑了!”这句话源自她的经验,她把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分享,显示她的本性的善良。但是,她的善良仅存在于内心,因缺少付诸实施的动力而不能产生现实的效果。在一句“他一定是中暑了!”之后,于是一切与自己便毫不相关了。叶如棠这种行为,则又好像与中国传统的见义勇为、扶弱济困等传统美德相去较远,更与她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修养相互扦格。不是我们一贯强调的知行合一,而是知与行背离、分裂。这也表明中国文化的缺陷,以及作为在这种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个体如姨妈其自身人格、行为的缺陷。叶如棠不甘平庸,早年毅然出走,以为灵魂就此可以找到诗意的栖居之所,身体可以找到自由和欢乐的存在形式,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堕入另一种平庸,从根本上,她并没有超越一个小市民的精神和行为境界。
二、众生:在金钱肆虐的世界
毫无疑问,我们处于市场经济时代,金钱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动力。影片所展现的金钱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影响之可谓至深至巨,它无所不在,无人能逃,就像上帝的无形之手,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物行为的深层背景,并时时左右或决定者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及命运。追逐金钱和使用金钱,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人的需求要通过金钱才能达成,人的喜怒哀乐建筑在金钱的得失与多寡。人无法挣脱金钱的掌控,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影片中姨妈高级的艺术修养、精神情趣是与现实的经济控制相背离的,前者属于精神层次,诉诸心灵的自由和对现世种种生存苦难的超越。经济关系直接关乎人的现世生存感受,以及肉身生命的延续,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关系。人只有对金钱的控制达到相当的数量,其生存才可能继续,其生活的现实目标甚至超越当下生活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只有当物质生活并不成为困扰作为主体的人的心志时,艺术创造和精神追求才具有可能。也就是说,主体精神的超越性是在忘却或摆脱了现世的具体的物质生活困扰后,才有机会生成和表现出来。然而,作为具体的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或永远做到这一点。因为物质生活的困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是一直存在的,并非主体自己不愿摆脱而是无法摆脱。这使得大多数人的精神发育和生长并不完善,甚至充满缺陷和诸多相互冲突的矛盾。这实际上是精神和物质相互纠缠,肉体生存需要和精神生存需要相互作用、牵扯的结果。普通人常常陷于这种分裂之中。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所呈现的无疑是市场经济肆虐下的中国都市普通市民的生 存图景。在这里,金钱显示了它对普通人行为和命运的巨大操控能力。一切故事背后都可以看见“金钱”这只无形的翻云覆雨手。在火车站,姨妈看见老者在自己身边倒下时紧张的逃避、分辩(她无力承担可能的医疗赔偿费用);姨妈长时间拔掉自家的冰箱电源,把自己购买的西瓜和鱼冻在所住公寓楼下小卖部的冰箱里,节省电费:有空调但天气炎热也舍不得开,让宽宽热得难以忍受,但她自己睡的卧室却开了冷气猛吹,以致睡觉时必须盖上厚厚的被子,显得相当自私,缺乏长者应有的慈爱与宽和,但确因经济拮据所致;她的家中布置简单,家具陈旧,甚至有些凌乱,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对其进行装点美化。美的追求是超越现实物质功利需要的自由状态,在温饱尚未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美的追求只能暂时搁置了。姨妈托水太太给介绍英语家教工作,自己精心打扮后去面试,显然也是为了挣钱。她帮助四川民工金永花,也是从金钱上对她进行帮助,开出的工钱每月200元,连自己都难以启齿。她把外甥宽宽赶走,起因是宽宽设计自己“被绑架”而诈骗她的钱。宽宽离开时,她出示宽宽在她家期间的费用发票,并提出在此期间的水电费要实行AA制,共同分担。她与潘知常的交往起始于在公园里的京剧清唱。她喜欢潘知常貌似有学问的闲谈,这是一个知识者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使然。换句话说,她是因为崇仰知识和文化而喜欢潘知常。可惜潘知常只不过是一个略通文墨的混混儿已,他在片中具有明显的符号意义。她与潘知常的交往主要是围绕金钱而展开。姨妈对潘知常的好感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初次认识交流就轻易地将300元钱借给潘知常。但潘知常借钱后一去不返,姨妈深感受骗。后来,她偶然在一家便民小食店发现潘知常,径直向潘追回所借去的钱,而潘当时在情急之下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也正想来还你钱呢。”后来她与潘知常策划一起去炒墓地,她从地板中找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孤注一掷,企图发一笔横财。正如她自己所言“在我这个年龄,谁要是给我发财的机会,就是最大的爱了。”结果是自己的钱被墓地发售商悉数骗走。使她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影片的最后部分,她离开繁华的上海回到早年断然抛弃的东北老家,一家人挤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充满各种破旧之物的家里,虽然不是赤贫,但生活却让人压抑和悲哀。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她们一家在经济上的匮乏。她穿着臃肿的军绿色棉大衣在大冬天里蹒跚着去一个破旧凌乱的跳蚤市场摆摊卖鞋,仍是金钱的推动。
在姨妈的鞍山的新生活里,需要和考验的是人类的忍耐和麻木,人必须将自己降低为动物,为这个生命体活下来而挣扎。人的神性和灵性之光被窒息殆尽。仅有的精神娱乐是以别人在电视或收音机里的创造和表演代替了自己精神的飞扬。在铁一样冰冷的生存法则下,艺术没有了,创造没有了,个人情趣修养、闲情逸致没有了。在寒冷的冬天,姨妈所有的生命活力与生命激情都被冻住了,她麻木无望地等待着命运的摆布。她的眼里充满了凝固的悲伤。
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如宽宽,在解决与姨妈关于是否开空调降温防暑的矛盾时,用的是金钱。他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摔在桌子上,义正词严地说:“我在这里所用的一切都从这里出。”然后激动地去打开屋里的所有电灯电器。他用钱来使自己获得尊严,获得使自己身体舒适的权利。他邂逅了面容被毁的“六公主”——菲菲后,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和当下艰难的生活处境,企图为之筹款去韩国整容,并因此而制造了那出自己“被绑架”的假象来勒索姨妈五万元钱的闹剧。在宽宽的眼里,足够的金钱是使菲菲恢复美貌的一个前提条件。
菲菲显然属于所谓的“新新人类”了。她的悲剧是三岁时其父母离异,加之外婆照顾不小心,自己从床上掉到床边的煤炉上,右上脸严重烧伤,形成残疾。影片中,她对已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无情捉弄,不过是对当年外婆照顾不周且无力弥补自己过失的刻意报复。宽宽走后不久,菲菲把外婆交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后,便在一家干洗店孤独寂寞地工作,使别人以体面整洁的外表去追逐各自的幸福。在各种衣服层层包围的狭窄空间中,她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令人惊异地使她的身体艳丽、妖媚地绽放在拥挤的都市,成为一种养眼的风景。这实在是都市后现代生活得奇观,也是新新人类生活的奇观。然而,直到影片结束,菲菲也没有经济能力通过美容来消除其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她的仇怨与痛苦是不会消失的,她的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她的缺陷也永远得不到弥补。我们可以设想:若果当时外婆具有足够的钱给菲菲及时的治疗或整容,菲菲的命运和形象将是另一番风景。当然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们可以感受到金钱对个人命运的重要性,它在组合和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
姨妈的女儿刘大凡可谓典型的后现代人物。她本是东北一厨娘,收入并不丰厚,但出场亮相时头戴墨镜,衣着艳丽夸张,显得极为时髦,以致医院护士以为她是从美国洛杉矶来的。但与其同来的卷发青年却扛着一个塑料编织口袋,状如打工仔,相当狼狈。这两个人奇异地并置在一起,相互对照,耐人寻味。回到东北后,在餐馆的厨房里,刘大凡身穿白色的工作服,头戴高耸的白帽,熟练地抡大勺炒菜,但她的心绪是低落、烦躁、失败的。她很羡慕宽宽的父母有本事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去留学。她希望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有本事能挣大钱供自己享受,使她能够过上另一种时尚的,令人羡慕的生活。她对自己的父母是失望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帮她改变现实的生活状态。她对自己的男朋友不能给她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心怀怨恨。尽管她自己曾是烹调学校的高才生,但一辈子当个厨娘却不是她的生活理想。因此,她对自己的父母是冷漠的,对自己的男友是抱怨、咒骂、侮辱甚至厮打,怨他们没有本事,不能实现她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她企图改变当下生活的愿望。其实这背后仍是金钱匮乏与生活欲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后现代的典型症候:欲望激活了,满足这些欲望的物质条件却并不具备,这便使人陷于更加焦虑的寻求与期待中。因为刘大凡仅在有限的条件下释放了自己的欲望,而远非放纵自己的欲望或以各种非法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她仍然回到了生活的常态,压抑或消泯了自己一些对生活的奢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生命力的腐蚀。同时,人物常常处于极端的状态:极端的放纵张扬与极端的自卑失落,极端的艳丽光鲜与极端的单调灰暗。她与父母、情人本为至亲却是相互漠视仇恨,人物之间最终都演化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张力结构。毫无疑问,在刘大凡等人身上,以寄托了导演编剧对千千万万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
再说四川民工金永花也是在金钱的压力下的一个行为异常的人物。她与丈夫带着孩子到上海打工,丈夫在浦东建筑工地上班,而她则在一家餐馆跑堂打杂,自己在餐馆受欺侮不说,同时还要在下班时照顾自己患有 呼吸衰竭重症的孩子,努力维系着家庭的完整存在。然而孩子的病是很难治好的,金永花夫妇也承担不起治疗的高昂费用。金永花从餐馆退出后被姨妈叶如棠收留,但为了挣钱,她居然采取了所谓的“碰瓷”手段在大街上进行诈骗。姨妈偶然目睹了其真相后,断然将她拒之门外。后来金永花实在无法支付孩子高昂的医药费,在极度痛苦中亲手摘下了孩子的呼吸器,致其死亡。金永花后来被公安机关逮捕关押。一个全力呵护的家庭最终破碎。一切努力都化为幻影。那可以拯救他们的金钱同时在冷漠地毁灭了她。
当一切价值需要通过金钱来衡量,一切目的需要通过金钱来达成时,生命或者生活就难免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诞性。
三、幻灭:在欲望的深井里
影片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对生活怀有梦想,都曾经为实现这个梦想作过艰苦的努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的日常生活表象下,依然是生命的冷漠与凋零,依然是生命的盲目和徒劳。生命的过程就是各种角色的轮番串演,各种生理和心理状态的交替递变。没有人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大家怀着失望和失败的情绪,勉力应付着不断涌来的生活的不如意,最终都陷入忍耐和无聊中。
叶如棠抛家离子到上海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在上海一度过上了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但她的生活实际上并非完美无缺。她退休闲居,尽管通过书画、健身、唱京剧、养鸟等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但她的落寞是无法掩饰的。她企图在精神生活上寻觅知音,但潘知常却只是一个混混而已,并欺骗了她;她想讨好宽宽,却让宽宽讨厌甚至设计骗她的钱:她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却被认为过时了,不适合用来教将来要去美国发展的儿童,使她失去了一份体面的家教工作;她同情并收留被老板伤害的民工金永花,在自己都很拮据的情况下雇用金永花为保姆,但金永花却并未按叶如棠所期望的那样诚实、安分地劳动,背着她到大街上用“碰瓷”的伎俩诈骗钱财,伤害了叶如棠的感情;在潘知常的撺掇和游说之下,她去炒作墓地希望赚大钱,结果反而被墓地出售商欺骗,血本无归,这使她在精神和经济上彻底崩溃。她摔伤后无法自理,只好找来多年未见的女儿刘大凡来护理,但刘大凡却对她表现出惊人的冷漠甚至仇视,在去病床上与其男友忘形的打牌,根本无视叶如棠的痛苦和要求,即叶如棠把屎尿拉在身上也不理睬。让叶如棠倍感人世的冷漠。生病之后,她渴望亲情渴望抚慰,得到的却是女儿刘大凡对她的恶言恶语。影片最后,叶如棠终于回到了她曾经抛弃的家庭,和令她厌恶的大老粗丈夫以及女儿刘大凡生活在一起,回到那很多年前令她不堪忍受的生活中。这种生活与她在上海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经过一番折腾,终点又回到起点。一切都事与愿违,似乎生命本身就是在希望——失望之间反复折腾,最后在不可预知的时候拥抱死亡。
叶如棠的女儿刘大凡本是一个东北厨娘。叶如棠渴望自己有一个体面的家庭背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出息能为自己增光添彩,从而使自己获得尊重。叶如棠也许是出于虚荣,当然也可能是生存策略,一直对外称自己的女儿在美国的洛杉矶,让邻居水太太既敬佩又怀疑,对她不敢过于小觑。影片中,刘大凡强烈的欲望和同样强烈的失望纠缠在一起,她不满意自己的家庭、父母,不满意自己的男友,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不满……,她的心中充满对生活的失望和厌倦情绪,她的身心为现实所累,所束缚,但她渴望着超越,向往着一种超越自身能力所及的、超越当下现实的别样的生活,为此,她几乎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对的家庭、父母,对自己的男友,对自己工作的愤怒,她几乎没有表现出一点女人的温良。只有愤怒、哭骂、厮打、扔东西。对她母亲感情上是怨恨,行为上是报复。然而几经闹腾之后,似乎烦恼被抛掷了,自己去陷入另一种虚空之中。
叶如棠的邻居灰带鱼水太太,是一个寡居的富裕的老太太,很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常在家里唱卡拉OK,每天一歌,经常在叶如棠的面前显示自己的时尚和经济上的优裕,使叶如棠心怀不快。水太太与一只名叫飞飞的小猫相伴度日,把飞飞照顾得比人还周到。当然,她的日子过得也很无聊,除了养猫、唱歌,就是有事无事的闯进叶如棠的房里来闲聊,或者请叶如棠品评她的发型、衣着、手机以及一些时尚的消费。她的存在无形中构成对叶如棠生活的压力和干扰,使叶如棠产生被监控的感觉,在心理上对她是排斥的、厌烦的。影片从头到尾,叶如棠没有讲过一句水太太的好话。这使人想起萨特的名言“他人是自己的地狱”。飞飞偶然闯进潘知常和叶如棠幽会的房间,潘知常在慌乱之间用被子将它捂死。飞飞之死,使水太太伤心过度,诱发心脏病,于第二天凌晨死亡。水太太物质生活宽裕,自我感觉良好,儿子媳妇孝顺有钱,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变故就使她葬送了一切。幸福就像一个幻影,好像刚刚步入,却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究竟谁是谁的地狱?看来很难做出简单的判断。
金永花为代表的民工,揣着劳动致富的梦想,来到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却受到老板的盘剥和伤害,使她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和心态,以致用“碰瓷”的方式去诈骗,被叶如棠发现后遭拒之门外,失去了安身之所。她忍辱负重,挣钱为孩子治疗呼吸衰竭症,但孩子终于死了,而她自己也被送进了监狱。她为了拯救家庭费尽心力,但家庭终于瓦解。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由于有很多人自身无法掌控的因素,在无知的情况下实现理想的手段往往会成为毁灭理想的手段。
宽宽到上海,一是看姨妈,二是为治腿脚病。结果是,姨妈是让他失望的、厌恶的,甚至是忍无可忍的。腿脚病也没有治好,他最终成了个瘸子,这在影片的最后有明确交待。他到上海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很重要的事,就是邂逅面部被烧伤“六公主”菲菲,并设计骗自己姨妈的钱去为菲菲整容。姨妈报警并协助警察抓捕了宽宽和菲菲,一对年轻人关于生活的梦想就此毁掉。宽宽因此提前离开上海,菲菲也回到了过去的孤独中。
我不厌其详的在上面对电影人物及有关场景作了回忆和分析,因为我觉得,影片实际上在思想方面达到了相当深刻的高度。编导犹如高高在上的神,俯视着大地上芸芸众生无望的挣扎。人类的生活是各种欲望产生和消解的循环,各种欲望和力量形成一口无底的深井,人无法从中解脱。
四、结语
可以这样讲,《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当下大都市市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样本。所谓的社会进步或者社会转型究竟给普通市民阶层带来了什么?影片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生存和精神样态究竟是不是当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应然状态?后现代生活依然是一种生活,但它所遵循的深层依据或逻辑是什么?……仿佛这是影片试图探究和试图展示给我们的,但却又像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除了生命的荒诞和悲哀!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人物不断陷入新的迷茫和挫折,理想和现实不断错位,引起人物心理上的焦虑,生命的过程呈现为幻象丛生最终不可抗拒地滑入虚无的游戏。传统生活的情感和诗意被金钱力量全面消解,看不见道德的坚守,看不见理想的力量,看不见纯粹的情感,连最神圣的爱情也成为金钱的奴隶。后现代没有英雄,只有破碎的生活,只有此起彼伏的对于生活的种种欲望。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最终结局是她对生活的绝望,是她的精神之死。但这些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明天更美好。影片对现实的观照和人性的关怀以及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堪称当代中国电影的范本。
[关键词]后现代 生命 凡庸 金钱 欲望 幻灭
香港顶级女导演许鞍华最新力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以来,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好评。影片其实并不是单纯讲述一个关于姨妈的故事,而是以姨妈为主线,把众多人物串起来。里面出现了各色人等,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叶如棠、周润发扮演的潘知常、赵薇演的姨妈女儿刘大凡、卢燕扮演的叫“灰带鱼”的邻居水太太、姨妈的外甥宽宽、宽宽的女朋友菲菲……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形成了当下社会各阶层的缩影:没落的小市民阶层、类似姨妈的曾经的国家干部、像老潘这样的流氓无产者、闲杂人员、进城打工的民工阶层,年轻的新新人类、属于劳工阶级的城里人……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展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命运和灵魂的悲剧性图景。影片的品质和深刻性在于复杂而微妙的故事背后那些哲学层面的暗示。在追求华丽视觉效果的商业大片层出不穷的今天,《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却以平稳扎实的现实基调和真挚可贵的人文关怀,将人性温情的目光投注在了那些日渐疏远这个新旧博弈的世界,乃至终其一生都寻觅不到真正归属感的人们。本文拟对影片中人物命运做一简要评析,使我们看到所谓的“后现代生活”背后隐藏的深深的忧患。
一、叶如棠:从一种凡庸到另一种凡庸
影片主角姨妈叶如棠原本上海人,被历史政治的洪流所裹挟,远离家乡来到东北,从此生活在鞍山。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与灵魂上的完整性,毅然冲出婚姻家庭的“围城”,回到上海,寻找别样的人生。她上了大学,会唱京剧、画国画、能舞剑、能说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具有了较高的文化修养,穿着体面大方,工作年年先进,单就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理想而言,无疑是胜过了在鞍山做一名普通工人。在上海,她的身心是自由的,自己当家作主。在退休后的闲居中,她早上到风景秀美的公园去练剑强身,到一些京剧票友中去唱、念、做、打来上一段。她还养有十来只鸟,偶尔在与鸟们的“对话”中获得一些乐趣,打发一些无伴的寂寞。她在合适的时候作画自娱自乐,既可修身养性,保持着一定的精神空间,使自己不至于消泯了高雅情趣和生活品味,也可装饰自己的居室。她的爱好和修养都是属于古典的、传统的,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属于高级艺术,是有闲阶级的修身养性的东西。尤其能显示她并非凡庸之辈的是她能讲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英式英语是最具有品味的”。表面上看,她的精神生活也因这些东西的填补、占据而显得充实丰富。这是她逃离前夫“工人大老粗”的回馈。在物质生活方面,她因为退休前的辛勤工作到底有些积蓄,退休后的闲居生活也算是温饱有余。她的住房是电梯公寓,虽然略显陈旧,家具陈设也较简朴,但就居住条件而言,与她后来在鞍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总体上看,姨妈作为一个城市平民的上海生活也可算过得滋润了。
尽管如此,叶如棠的精神并没有达到超越现实的境地。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她依然感受到经济和物质的压力,只不过这些压力还没有达到令其焦虑不安的程度,但她应对生活的能力和信心还是因为经济的短缺而受到损害。她退休后仍希望找到一份挣钱的体面的家教,饮食和日常用度刻意俭省,有时候也显得相当自私、霸道,也会在自己不如意时欺侮比自己更底层的城市贫民,也会与邻居“斗法”,虚情假意的周旋。当面对社会责任或需要见义勇为时,她只能张皇地选择逃避。如影片开头,火车站内,在她大声呼喊寻找外甥宽宽时,一个老者忽然在她身边晕倒,她马上想到的是自己有无责任和自己能否承担起这个责任。当车站几名工作人员赶上来时,她立即紧张地分辩到:“是他自己倒下去的!不关我的事!”。工作人员将老者扶走,并不理会她的分辩时,她又觉得自己先前的紧张是多余的,而惶恐地分辩更是显得过于夸张了!于是发自良心的说了一句“他一定是中暑了!”这句话源自她的经验,她把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分享,显示她的本性的善良。但是,她的善良仅存在于内心,因缺少付诸实施的动力而不能产生现实的效果。在一句“他一定是中暑了!”之后,于是一切与自己便毫不相关了。叶如棠这种行为,则又好像与中国传统的见义勇为、扶弱济困等传统美德相去较远,更与她自己的传统文化艺术修养相互扦格。不是我们一贯强调的知行合一,而是知与行背离、分裂。这也表明中国文化的缺陷,以及作为在这种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个体如姨妈其自身人格、行为的缺陷。叶如棠不甘平庸,早年毅然出走,以为灵魂就此可以找到诗意的栖居之所,身体可以找到自由和欢乐的存在形式,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堕入另一种平庸,从根本上,她并没有超越一个小市民的精神和行为境界。
二、众生:在金钱肆虐的世界
毫无疑问,我们处于市场经济时代,金钱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动力。影片所展现的金钱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影响之可谓至深至巨,它无所不在,无人能逃,就像上帝的无形之手,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物行为的深层背景,并时时左右或决定者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及命运。追逐金钱和使用金钱,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人的需求要通过金钱才能达成,人的喜怒哀乐建筑在金钱的得失与多寡。人无法挣脱金钱的掌控,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影片中姨妈高级的艺术修养、精神情趣是与现实的经济控制相背离的,前者属于精神层次,诉诸心灵的自由和对现世种种生存苦难的超越。经济关系直接关乎人的现世生存感受,以及肉身生命的延续,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关系。人只有对金钱的控制达到相当的数量,其生存才可能继续,其生活的现实目标甚至超越当下生活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只有当物质生活并不成为困扰作为主体的人的心志时,艺术创造和精神追求才具有可能。也就是说,主体精神的超越性是在忘却或摆脱了现世的具体的物质生活困扰后,才有机会生成和表现出来。然而,作为具体的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或永远做到这一点。因为物质生活的困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是一直存在的,并非主体自己不愿摆脱而是无法摆脱。这使得大多数人的精神发育和生长并不完善,甚至充满缺陷和诸多相互冲突的矛盾。这实际上是精神和物质相互纠缠,肉体生存需要和精神生存需要相互作用、牵扯的结果。普通人常常陷于这种分裂之中。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所呈现的无疑是市场经济肆虐下的中国都市普通市民的生 存图景。在这里,金钱显示了它对普通人行为和命运的巨大操控能力。一切故事背后都可以看见“金钱”这只无形的翻云覆雨手。在火车站,姨妈看见老者在自己身边倒下时紧张的逃避、分辩(她无力承担可能的医疗赔偿费用);姨妈长时间拔掉自家的冰箱电源,把自己购买的西瓜和鱼冻在所住公寓楼下小卖部的冰箱里,节省电费:有空调但天气炎热也舍不得开,让宽宽热得难以忍受,但她自己睡的卧室却开了冷气猛吹,以致睡觉时必须盖上厚厚的被子,显得相当自私,缺乏长者应有的慈爱与宽和,但确因经济拮据所致;她的家中布置简单,家具陈旧,甚至有些凌乱,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对其进行装点美化。美的追求是超越现实物质功利需要的自由状态,在温饱尚未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美的追求只能暂时搁置了。姨妈托水太太给介绍英语家教工作,自己精心打扮后去面试,显然也是为了挣钱。她帮助四川民工金永花,也是从金钱上对她进行帮助,开出的工钱每月200元,连自己都难以启齿。她把外甥宽宽赶走,起因是宽宽设计自己“被绑架”而诈骗她的钱。宽宽离开时,她出示宽宽在她家期间的费用发票,并提出在此期间的水电费要实行AA制,共同分担。她与潘知常的交往起始于在公园里的京剧清唱。她喜欢潘知常貌似有学问的闲谈,这是一个知识者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使然。换句话说,她是因为崇仰知识和文化而喜欢潘知常。可惜潘知常只不过是一个略通文墨的混混儿已,他在片中具有明显的符号意义。她与潘知常的交往主要是围绕金钱而展开。姨妈对潘知常的好感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初次认识交流就轻易地将300元钱借给潘知常。但潘知常借钱后一去不返,姨妈深感受骗。后来,她偶然在一家便民小食店发现潘知常,径直向潘追回所借去的钱,而潘当时在情急之下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也正想来还你钱呢。”后来她与潘知常策划一起去炒墓地,她从地板中找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孤注一掷,企图发一笔横财。正如她自己所言“在我这个年龄,谁要是给我发财的机会,就是最大的爱了。”结果是自己的钱被墓地发售商悉数骗走。使她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影片的最后部分,她离开繁华的上海回到早年断然抛弃的东北老家,一家人挤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充满各种破旧之物的家里,虽然不是赤贫,但生活却让人压抑和悲哀。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她们一家在经济上的匮乏。她穿着臃肿的军绿色棉大衣在大冬天里蹒跚着去一个破旧凌乱的跳蚤市场摆摊卖鞋,仍是金钱的推动。
在姨妈的鞍山的新生活里,需要和考验的是人类的忍耐和麻木,人必须将自己降低为动物,为这个生命体活下来而挣扎。人的神性和灵性之光被窒息殆尽。仅有的精神娱乐是以别人在电视或收音机里的创造和表演代替了自己精神的飞扬。在铁一样冰冷的生存法则下,艺术没有了,创造没有了,个人情趣修养、闲情逸致没有了。在寒冷的冬天,姨妈所有的生命活力与生命激情都被冻住了,她麻木无望地等待着命运的摆布。她的眼里充满了凝固的悲伤。
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如宽宽,在解决与姨妈关于是否开空调降温防暑的矛盾时,用的是金钱。他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摔在桌子上,义正词严地说:“我在这里所用的一切都从这里出。”然后激动地去打开屋里的所有电灯电器。他用钱来使自己获得尊严,获得使自己身体舒适的权利。他邂逅了面容被毁的“六公主”——菲菲后,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和当下艰难的生活处境,企图为之筹款去韩国整容,并因此而制造了那出自己“被绑架”的假象来勒索姨妈五万元钱的闹剧。在宽宽的眼里,足够的金钱是使菲菲恢复美貌的一个前提条件。
菲菲显然属于所谓的“新新人类”了。她的悲剧是三岁时其父母离异,加之外婆照顾不小心,自己从床上掉到床边的煤炉上,右上脸严重烧伤,形成残疾。影片中,她对已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无情捉弄,不过是对当年外婆照顾不周且无力弥补自己过失的刻意报复。宽宽走后不久,菲菲把外婆交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后,便在一家干洗店孤独寂寞地工作,使别人以体面整洁的外表去追逐各自的幸福。在各种衣服层层包围的狭窄空间中,她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令人惊异地使她的身体艳丽、妖媚地绽放在拥挤的都市,成为一种养眼的风景。这实在是都市后现代生活得奇观,也是新新人类生活的奇观。然而,直到影片结束,菲菲也没有经济能力通过美容来消除其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她的仇怨与痛苦是不会消失的,她的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她的缺陷也永远得不到弥补。我们可以设想:若果当时外婆具有足够的钱给菲菲及时的治疗或整容,菲菲的命运和形象将是另一番风景。当然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们可以感受到金钱对个人命运的重要性,它在组合和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
姨妈的女儿刘大凡可谓典型的后现代人物。她本是东北一厨娘,收入并不丰厚,但出场亮相时头戴墨镜,衣着艳丽夸张,显得极为时髦,以致医院护士以为她是从美国洛杉矶来的。但与其同来的卷发青年却扛着一个塑料编织口袋,状如打工仔,相当狼狈。这两个人奇异地并置在一起,相互对照,耐人寻味。回到东北后,在餐馆的厨房里,刘大凡身穿白色的工作服,头戴高耸的白帽,熟练地抡大勺炒菜,但她的心绪是低落、烦躁、失败的。她很羡慕宽宽的父母有本事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去留学。她希望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有本事能挣大钱供自己享受,使她能够过上另一种时尚的,令人羡慕的生活。她对自己的父母是失望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帮她改变现实的生活状态。她对自己的男朋友不能给她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心怀怨恨。尽管她自己曾是烹调学校的高才生,但一辈子当个厨娘却不是她的生活理想。因此,她对自己的父母是冷漠的,对自己的男友是抱怨、咒骂、侮辱甚至厮打,怨他们没有本事,不能实现她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她企图改变当下生活的愿望。其实这背后仍是金钱匮乏与生活欲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后现代的典型症候:欲望激活了,满足这些欲望的物质条件却并不具备,这便使人陷于更加焦虑的寻求与期待中。因为刘大凡仅在有限的条件下释放了自己的欲望,而远非放纵自己的欲望或以各种非法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她仍然回到了生活的常态,压抑或消泯了自己一些对生活的奢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生命力的腐蚀。同时,人物常常处于极端的状态:极端的放纵张扬与极端的自卑失落,极端的艳丽光鲜与极端的单调灰暗。她与父母、情人本为至亲却是相互漠视仇恨,人物之间最终都演化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张力结构。毫无疑问,在刘大凡等人身上,以寄托了导演编剧对千千万万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
再说四川民工金永花也是在金钱的压力下的一个行为异常的人物。她与丈夫带着孩子到上海打工,丈夫在浦东建筑工地上班,而她则在一家餐馆跑堂打杂,自己在餐馆受欺侮不说,同时还要在下班时照顾自己患有 呼吸衰竭重症的孩子,努力维系着家庭的完整存在。然而孩子的病是很难治好的,金永花夫妇也承担不起治疗的高昂费用。金永花从餐馆退出后被姨妈叶如棠收留,但为了挣钱,她居然采取了所谓的“碰瓷”手段在大街上进行诈骗。姨妈偶然目睹了其真相后,断然将她拒之门外。后来金永花实在无法支付孩子高昂的医药费,在极度痛苦中亲手摘下了孩子的呼吸器,致其死亡。金永花后来被公安机关逮捕关押。一个全力呵护的家庭最终破碎。一切努力都化为幻影。那可以拯救他们的金钱同时在冷漠地毁灭了她。
当一切价值需要通过金钱来衡量,一切目的需要通过金钱来达成时,生命或者生活就难免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诞性。
三、幻灭:在欲望的深井里
影片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对生活怀有梦想,都曾经为实现这个梦想作过艰苦的努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的日常生活表象下,依然是生命的冷漠与凋零,依然是生命的盲目和徒劳。生命的过程就是各种角色的轮番串演,各种生理和心理状态的交替递变。没有人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大家怀着失望和失败的情绪,勉力应付着不断涌来的生活的不如意,最终都陷入忍耐和无聊中。
叶如棠抛家离子到上海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在上海一度过上了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但她的生活实际上并非完美无缺。她退休闲居,尽管通过书画、健身、唱京剧、养鸟等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但她的落寞是无法掩饰的。她企图在精神生活上寻觅知音,但潘知常却只是一个混混而已,并欺骗了她;她想讨好宽宽,却让宽宽讨厌甚至设计骗她的钱:她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却被认为过时了,不适合用来教将来要去美国发展的儿童,使她失去了一份体面的家教工作;她同情并收留被老板伤害的民工金永花,在自己都很拮据的情况下雇用金永花为保姆,但金永花却并未按叶如棠所期望的那样诚实、安分地劳动,背着她到大街上用“碰瓷”的伎俩诈骗钱财,伤害了叶如棠的感情;在潘知常的撺掇和游说之下,她去炒作墓地希望赚大钱,结果反而被墓地出售商欺骗,血本无归,这使她在精神和经济上彻底崩溃。她摔伤后无法自理,只好找来多年未见的女儿刘大凡来护理,但刘大凡却对她表现出惊人的冷漠甚至仇视,在去病床上与其男友忘形的打牌,根本无视叶如棠的痛苦和要求,即叶如棠把屎尿拉在身上也不理睬。让叶如棠倍感人世的冷漠。生病之后,她渴望亲情渴望抚慰,得到的却是女儿刘大凡对她的恶言恶语。影片最后,叶如棠终于回到了她曾经抛弃的家庭,和令她厌恶的大老粗丈夫以及女儿刘大凡生活在一起,回到那很多年前令她不堪忍受的生活中。这种生活与她在上海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经过一番折腾,终点又回到起点。一切都事与愿违,似乎生命本身就是在希望——失望之间反复折腾,最后在不可预知的时候拥抱死亡。
叶如棠的女儿刘大凡本是一个东北厨娘。叶如棠渴望自己有一个体面的家庭背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出息能为自己增光添彩,从而使自己获得尊重。叶如棠也许是出于虚荣,当然也可能是生存策略,一直对外称自己的女儿在美国的洛杉矶,让邻居水太太既敬佩又怀疑,对她不敢过于小觑。影片中,刘大凡强烈的欲望和同样强烈的失望纠缠在一起,她不满意自己的家庭、父母,不满意自己的男友,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不满……,她的心中充满对生活的失望和厌倦情绪,她的身心为现实所累,所束缚,但她渴望着超越,向往着一种超越自身能力所及的、超越当下现实的别样的生活,为此,她几乎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对的家庭、父母,对自己的男友,对自己工作的愤怒,她几乎没有表现出一点女人的温良。只有愤怒、哭骂、厮打、扔东西。对她母亲感情上是怨恨,行为上是报复。然而几经闹腾之后,似乎烦恼被抛掷了,自己去陷入另一种虚空之中。
叶如棠的邻居灰带鱼水太太,是一个寡居的富裕的老太太,很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常在家里唱卡拉OK,每天一歌,经常在叶如棠的面前显示自己的时尚和经济上的优裕,使叶如棠心怀不快。水太太与一只名叫飞飞的小猫相伴度日,把飞飞照顾得比人还周到。当然,她的日子过得也很无聊,除了养猫、唱歌,就是有事无事的闯进叶如棠的房里来闲聊,或者请叶如棠品评她的发型、衣着、手机以及一些时尚的消费。她的存在无形中构成对叶如棠生活的压力和干扰,使叶如棠产生被监控的感觉,在心理上对她是排斥的、厌烦的。影片从头到尾,叶如棠没有讲过一句水太太的好话。这使人想起萨特的名言“他人是自己的地狱”。飞飞偶然闯进潘知常和叶如棠幽会的房间,潘知常在慌乱之间用被子将它捂死。飞飞之死,使水太太伤心过度,诱发心脏病,于第二天凌晨死亡。水太太物质生活宽裕,自我感觉良好,儿子媳妇孝顺有钱,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变故就使她葬送了一切。幸福就像一个幻影,好像刚刚步入,却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究竟谁是谁的地狱?看来很难做出简单的判断。
金永花为代表的民工,揣着劳动致富的梦想,来到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却受到老板的盘剥和伤害,使她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和心态,以致用“碰瓷”的方式去诈骗,被叶如棠发现后遭拒之门外,失去了安身之所。她忍辱负重,挣钱为孩子治疗呼吸衰竭症,但孩子终于死了,而她自己也被送进了监狱。她为了拯救家庭费尽心力,但家庭终于瓦解。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由于有很多人自身无法掌控的因素,在无知的情况下实现理想的手段往往会成为毁灭理想的手段。
宽宽到上海,一是看姨妈,二是为治腿脚病。结果是,姨妈是让他失望的、厌恶的,甚至是忍无可忍的。腿脚病也没有治好,他最终成了个瘸子,这在影片的最后有明确交待。他到上海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很重要的事,就是邂逅面部被烧伤“六公主”菲菲,并设计骗自己姨妈的钱去为菲菲整容。姨妈报警并协助警察抓捕了宽宽和菲菲,一对年轻人关于生活的梦想就此毁掉。宽宽因此提前离开上海,菲菲也回到了过去的孤独中。
我不厌其详的在上面对电影人物及有关场景作了回忆和分析,因为我觉得,影片实际上在思想方面达到了相当深刻的高度。编导犹如高高在上的神,俯视着大地上芸芸众生无望的挣扎。人类的生活是各种欲望产生和消解的循环,各种欲望和力量形成一口无底的深井,人无法从中解脱。
四、结语
可以这样讲,《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当下大都市市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样本。所谓的社会进步或者社会转型究竟给普通市民阶层带来了什么?影片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生存和精神样态究竟是不是当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应然状态?后现代生活依然是一种生活,但它所遵循的深层依据或逻辑是什么?……仿佛这是影片试图探究和试图展示给我们的,但却又像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除了生命的荒诞和悲哀!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人物不断陷入新的迷茫和挫折,理想和现实不断错位,引起人物心理上的焦虑,生命的过程呈现为幻象丛生最终不可抗拒地滑入虚无的游戏。传统生活的情感和诗意被金钱力量全面消解,看不见道德的坚守,看不见理想的力量,看不见纯粹的情感,连最神圣的爱情也成为金钱的奴隶。后现代没有英雄,只有破碎的生活,只有此起彼伏的对于生活的种种欲望。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最终结局是她对生活的绝望,是她的精神之死。但这些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明天更美好。影片对现实的观照和人性的关怀以及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堪称当代中国电影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