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喜欢的，一种是它不喜欢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变局给普京的中亚谋势敲响了警钟。
　　早2003年以前，当人们还在猜测乌克兰会不会在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之后成为“第二个格鲁吉亚”之时，乌总统库奇马曾信誓旦旦地说，“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任何情况下，‘天鹅绒革命’都不会在乌克兰重演。”但一年后，乌克兰却恰恰经历了自其独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危机，而反对派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夺取政权，即再次克隆一场“天鹅绒革命”。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是如何帮助乌克兰反对派的呢？美在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渗透又有多深呢？格式的“天鹅绒革命”和乌式的“栗子花革命”会不会在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范围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呢？
　　
　　民主不是免费的午餐
　　
　　苏联刚解体后，美国便启动了“支持新生独立国家”计划。近年来，美国千方百计地借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对独联体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渗透，要把它们打造成“新型民主国家”。而对独联体各国的援助则是美国对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近10年来，美国政府通过“自由援助法”和美政府各部门制定的名目繁多的“单项计划”向原苏联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总额已超过210亿美元。
　　美参议院曾于1992年就通过一系列旨在支持俄罗斯及新独立的欧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及建立自由市场”的法案。在这些法案中，专门对原苏联国家提供经济、科技、人道援助的“自由援助法”最为著名。“自由援助法”称:“法案旨在改变阻碍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原苏联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所有法规，并修正所有相关法律，以便它们反映出国际关系中的新变化。”
　　虽说“山姆大叔”的援助金额不少，但这援助也并非是“免费的午餐”，美对独联体国家的援助有两个先决条件:受援国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利于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安全;美与受援国的进一步合作应以该国在“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除了这两个必要的政治条件外，有的援助还附带别的五花八门的条件，有的援助被规定只能由美国直接支配，受援国无权或基本无权过问。
　　2003年底“天鹅绒革命”后，记者在格采访期间，一位前格总统府高官曾对记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统计结果，近10年美国共向格提供了总额达15.08亿美元的援助。而格鲁吉亚对美国这个长期投资的最佳回报方式可能就是‘天鹅绒革命’了。”
　　其实，独联体各国对美国的援助也是爱恨交加的。美国的援助尽管帮这些国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也带来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美国援助的增加和大兵的进驻，美国对独联体各国，特别是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的影响和渗透正在加深。同时，美国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预能力也在加强。因此，这些国家在接受“山姆大叔”的美元时就会更谨慎、小心，毕竟“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正如中亚一位领导人所言:“我们每获得一笔援助，我们仅有的一点独立就正在被剥夺着。”
　　
　　如出一辙的“民主脚本”
　　
　　对比2004年的乌式“栗子花革命”和2003年的格式“天鹅绒革命”，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尽管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国情不同、两国反对派与当权派的力量对比不同、强力部门在“革命”中的立场不同、俄罗斯对“革命”的反应不同等等，但这两场革命还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同是西方色彩浓厚的反对派领导人、同是有利于反对派的“出口民调”结果、同是人数众多的街头“街头民主”。就连“革命”的细节也如出一辙:支持反对派的示威民众为争取军警的同情而纷纷把鲜花插在防暴警察的盾牌上，劝说强力部门站到反对派一边共同反对现政权……其实，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反对派在"革命"中是所使用的“民主角本”是一个版本的。
　　在独联体各国中，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西靠”倾向最为明显，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乌和格同是美国人在背后扶持的“古阿姆集团”的骨干分子，同是美国在独联体范围内打造的“反俄桥头堡”。也许正是由于“我爱的人伤我最深”的道理，正当乌、格两国毫无顾忌地扑向“山姆大叔”的怀抱之时，美国人加紧对这个两国家进行“接触性渗透”。经过美国多年经营，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乌、格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更活跃，青年学生更富有“民主意识”，独立媒体更有影响力。因此，乌、格两国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美国在独联体各国几中所挑选的“民主土壤”最肥沃的“民主实验田”。
　　2004年9月底，《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如何帮助乌克兰民主》的文章称，乌政府自选举以来关闭了美国“自由”广播电台在乌境内的播放，并收购了多家独立电视台和报纸，使尤先科不得不自己四处奔走，到各个城市和农村直接与选民见面，而不能利用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篇报道似乎预示着乌克兰“将出现严重的民主倒退”，而美国政府必须“该出手时就出手”。
　　为确保此次选举的“民主和公正”，美方曾于选前多次派高级代表团访乌，其中包括前总统老布什和布热津斯基率领的代表团。这些美国代表团抵达基辅后一方面向库奇马施压，要求现政权保证此次总统选举的“公正、民主”，另一方面他们又频繁地与乌国内各反对派领导人接触，要求反对派结合成“反对派联盟”并共同支持唯一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便尤先科获得更多的选票。
　　同时，美国务院还为此制定了总金额1400万美元的特别计划，包括“定期进行公正的民意调查、进一步提高选民的积极性、资助独立媒体真实地报道选情、向总统候选人和独立媒体提供法律援助、派竞选问题专家赴乌帮助尤先科竞选总部搞竞选”等等。据乌克兰媒体近日披露，参加此次“栗子花革命”幕后策划的美国机构包括美国民主党下属的国家民主学院、美国共和党下属的国际共和学院、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非政府组织“Freedom House”及索罗斯基金等。
　　和格“天鹅绒革命”一样，此次选举前，乌克兰的某些大学内早已成立了“是时候啦”的反政府学生组织，反对派还事先组织了多起“街头民主”示威活动的“彩排”，并打出统一的口号“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专制”。在“栗子花革命”的关键时刻，一些先前塞尔维亚反对派领导人还在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直接秘密来到基辅，为尤先科担任“现场顾问”。据格反对派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年，他们在塞尔维亚接受“民主革命培训”时，同期学员中就有来自乌克兰的“战友”。格“天鹅绒革命”后，还未当选格总统的萨卡什维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乌克兰。当时，萨氏没有与库奇马见面，却与尤先科打得火热，两人还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党签署了“合作协议”，要共享“革命经验”。
　　
　　形式多样的“民主计划”
　　
　　对于美国人来讲，在独联体内建立军事存在、发展与独联体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固然重要，但对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意识”、“美国文化”的“软渗透”也同样重要。因此，“山姆大叔”不惜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在独联体各国“培植民主土壤、营创民主气氛、物色民主骨干、树立民主榜样”。近年来，除了与一些独联体国家签订促进民主的协议外，美国政府还帮助独联体国家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及选举法在内的各种法律、组织和监督选举、培训法官、支持独立媒体的发展、开展各种教育交流等等。
　　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起先，这些“民主改革”方案主要借助独联体各国政府的力量来实施，但当“山姆大叔”发现各国政府并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民主改革”时，美国政府又将专项援助转向这些国家中的“年轻一代”，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青年学者交换计划，对这些国家实行“软渗透”。
　　苏联解体以后，为了填补中亚地区暂时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美国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思想攻势，传播西方的人权观念和道德标准。为此，美国在土耳其设立了“独立解放电台”，在“美国之音”中专门增设了对中亚地区的广播，欲把中亚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199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定了“俄罗斯领导人计划”，把崭露头角的俄政治精英送到美国去，让他们亲身体验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000年，克林顿宣布启动“未来一代的首创精神”计划，大批乌克兰青年赴美学习。据统计，自1993年至今，共有9万名来自原苏联国家的商人、大学生、政府官员在美方援助下到美国留学、进修、考察。而这些人回到祖国后又纷纷成为本国政界、商界的精英，其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视。
　　同时，美国还积极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各非政府组织在原苏联国家活动撑腰，把非政府组织培训成自己推行民主的“马前卒”和“排头兵”。有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鼓动，独联体各国内部的反对派也不断地整合，择机向现政权发难。在众非政府组织之中，索罗斯基金由于在2003年格“天鹅绒革命”中的活跃表现而最引人注目。格“天鹅绒革命”结束后，格新内阁成员中有1/5的部长（共4名）曾在索罗斯基金工作过。
　　据记者了解，在独联体范围内，目前，除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外，其他国家均设有索罗斯基金的分支机构。2004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毫不客气地关闭了“索罗斯基金”在本国的分部，以防止该非政府组织在乌12月26日举行的议会下院选举中“兴风作浪”。
　　其实，当你在阿塞拜疆最偏远的小村落还能发现“可口可乐”，当你看到第比利斯市中心“麦当劳”门口排起的长队，当你在阿拉木图街头随处可听到飞驰而过的拉达车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欧美流行金曲，当你和这里的青年人聊起美国大片时感觉到的他们的兴奋，你就会清晰地感觉到，美国人的苦心还是没有白费，美国的“大众文化”正如磁铁一般吸引着这里的年轻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而美国的“民主意识”也随着好莱坞大片和CNN的新闻渗入了这里年轻人的意识之中。
　　
　　世界上的两种民主
　　
　　其实，何时讲“美式民主”、对谁讲、以何种方式讲，这都有其中的玄机。就是在独联体范围内，美国人的“民主标准”也是参差不齐的。美国在考虑是否对一个国家内实施“和平革命”时也是有所选择的，那就是这个国家的现政权是否是一个“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政权”。
　　细细想来，“美式民主”是有“潜规律”可寻的:如果“自己人”当选了，那就“天下泰安”;但如果“自己不喜欢的人”赢得了大选，美国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落选一方，指责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公开表态不接受选举结果。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民主，一种是美国喜欢的，一直是美国不喜欢的。
　　2003年10月份阿塞拜疆总统大选时，阿国内的反对派也指责阿当权派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并于大选结果公布当天上街示威游行，而阿利耶夫在极短的时间内平息了事件。当时，美国人就没对此事“过分追究”而是对阿塞拜疆这种“子承父业”的政权交接方式采取默认的态度。
　　2004年7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签署命令称，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民主和经济改革、人权方面奉行“过度保守的政策”，美国决定停止提供总额为1800万美元的援助。但时过不久，8月中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又表示，华盛顿将在“联合降低威胁”计划框架内向乌兹别克斯坦追加2100万美元援助。
　　显而易见，在独联体地区，美国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民主”只是“根据利益而可以随机应变的形式”，因为其战略利益的得失远远大于他们对推行民主的热衷。至于什么时候需要“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那自然是根据其战略利益的需要而定了。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美国在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等里海国家拥有重要的经济和商业利益，里海中诱人的“黑金”使得美国人不得不对一些国家的“民主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在美国中亚反恐斗争中的特别地位，美国人也不太可能最终因“民主问题”而亏待该国。
　　“9·11”事件后，为了取得中亚及外高加索各国政府对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支持，美国人不得不把“民主”暂且放在一边，一心“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如今，美国大兵进驻中亚已成定局，于是美国人回头又捡起了“民主”这一老话题。
　　
　　民主的骨牌给普京敲响了警钟
　　
　　这两年来，独联体各国正在进入“领导人更替”的新时期，这又为美国人“借民主说事儿”提供了可乘之机。依据独联体各国的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一般为5～7年，而总统连任又不得超过两届。在独联体各国的现任总统中，除了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2001年4月当选）、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2003年10月当选）和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2004年1月当选）之外，其他9国的总统都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其中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已经“到站了”。这就存在一个“政权如何交接”的问题。
　　独联体各国的现任总统当然想把权杖交给自己“信得过的接班人”，俄罗斯也愿意看到一位“能够继续执行现行对俄政策的独联体国家领导人”的出现，而美国则希望一位“致力于推行民主和市场经济、与西方世界持共同价值观的新领导人”的问世。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独联体国家现政权+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国内反对派+美国”的两大阵营，如今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就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于是，人们就会轻易地在独联体国家的选举中发现选举背后晃动的大国身影。
　　如果乌反对派在“栗子花革命”依然能够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话，那么这对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反对派来说势必是个“莫大的鼓舞”，而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活动肯定要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这正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据悉，在乌“栗子花革命”期间，独联体各国内的许多反对派都派人到基辅“考察、取经”，而尤先科竞选总部也是“来者不拒”，一律的好招待。有人说，乌克兰和当年的格鲁吉亚一样，都想向外“输出民主革命”。
　　当然，说到乌格两国的变局，我们不能说这是美国单方面利用金钱或别的手段推动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也是民主幕后积极的奔走者，每次乌克兰有选举时，俄罗斯的官员甚至普京都高调访问给自己的意中人打气。现在乌格两国的“改朝换代”应说美俄双方利用民主的方式所博弈出的结果，只不过俄罗斯最后输了。
　　前些日子，美国人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的“亲俄举动”已明显表示出了不满。目前，美方的代表正频繁地与吉国内的反对派和亲西方的媒体代表会晤，为今年即将举行的议会和总统大选做准备。据悉，2004年3月，美国国务院就曾邀请吉前总理巴基耶夫和穆拉利耶夫、前外交部长伊马纳利耶夫等人访美，对美国选举的“民主程序”进行实地考察。美国国务院负责欧亚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帕斯科在会见这些人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至于吉2005年的总统大选，我想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应该变了。”
　　美国已经把目光瞄准了即将选举的中亚国家，这对普京来说，无疑是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