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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成千上万的亚洲出国劳工来到某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度,企盼加入到曾向他们许诺过的、薪水颇高的工作岗位中去。然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梦想都破灭了,最后只得在异国他乡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偷偷打零工为生。文中劳工们的命运就是其中最凄凉的写照。
萨菲·乌尔拉领着记者等人沿着一个狭窄的楼梯,走进一间面积极小、空气不流通的房间——他临时的家。这位33岁的孟加拉国男子神情紧张。“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什么地方打工,”他眼中射出灼人的目光,乞求道。在大家表示同意后,他显然舒了一口气。随后,当他让在场的人看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时,甚至流露出一丝微笑。“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他说,“我真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们。我感到好像已陷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不能自拔了。”
萨菲·乌尔拉确实有理由感到恐惧。他几乎身无分文,没有护照,却身陷一个对无身份证件的外国人向来不友好的国家。RELA,是由马来西亚政府组织的一个民间准军事部队。它时常突击搜查非法入境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菲·乌尔拉曾支付了一大笔钱才来到马来西亚。在孟加拉国,一家人力资源中介事务所向他保证,能在一个电子设备工厂找到高薪工作。“我以为我能为家里挣到很多钱。”他说。
事实上,乌尔拉自从进入马来西亚以来,没有在电子设备厂工作过一天,他成了招募劳工诈骗案的牺牲品。而他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指出,每年有无数,甚至可能达上百万外来劳工因此受骗。这些劳工来自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中国……而始作俑者是谁?肆无忌惮的劳工招募中介机构、贪婪的企业主和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这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非法的,但十分兴盛的工作许可证、签证业务中捞取大量的黑钱。
一项“兴旺”的业务
“外国劳工被招募来为一些所谓‘影子’公司工作,”马来西亚半岛雇工会社的行业关系负责人阿布达尔·阿济兹·宾·伊斯梅尔说道,他接手了萨菲的案子后正在设法帮助他。“这些公司根本就没有下属工厂,没有下属的种植园,什么都没有。他们为何要招收劳工?”
答案似乎是,这些公司可从人力资源中介事务所拿到回扣:即为获得官方签证和工作许可而支付给公司的数目不小的现金。
“也存在一种所谓的合同,一种看不见的合同,”孟加拉国某有执照的人力资源中介商说道。这家中介商与许多马来西亚公司打过交道。“为了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大笔大笔的钱流向了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移民部门曾竭力挽救因腐败盛行而被毁坏的形象。2008年7月,瓦希德·唐,时任的移民事务总监,因涉及保险和工作许可延长事务中的腐败和受贿而遭逮捕,其案件至今仍在审判程序之中。
“腐败,”马来西亚知名的人权组织“特拉贾尼塔”的领导人伊莱勒·弗南德兹指出,“贯穿于招募、安置和雇佣外来劳工的各道程序之中,不少人都得到好处,但是没有人重视工人们的权益。”
现任移民事务总监阿布达尔·拉曼·宾·奥特曼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得做些事情来改变局面。“我们的形象岌岌可危,”在接受阿尔贾兹拉电视台采访时他说道,“我们将起诉不法的雇主。我认为我们将借此改善我们的形象。”
“看法问题”
萨菲·乌尔拉支付了约3100美元给劳务中介。为了筹集这笔费用,他借了很多钱,卖掉了妻子的首饰。劳务中介承诺他能与打工的公司签两年的合同,并告诉他每月能挣300美元。
然而,在电子设备工厂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收入的承诺都成了空中楼阁般的描述。“我们不得不在一家制皂工厂和一家家具厂打工……完全不同的工作。”乌尔拉说,“每月收入只有100美元,而且还要扣除40美元作为政府税收。一个月60美元怎么过日子?”
可是雇佣萨菲·乌尔拉的公司不这样认为。该公司的主管玛尼卡姆·帕鲁玛尔说,虽然电子设备厂在萨菲·乌尔拉到达马来西亚时已不招募人,不过还有其他工作岗位在等待他,而这位孟加拉国劳工却声称对这类工作不感兴趣。
付出的代价
2008年6月,薩菲和其他29名劳工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逃离了所打工的公司。“我们很绝望。我们没有钱寄回家。我们认为应该马上离开,去寻求帮助。”
这些外劳没有拿到护照,因为护照在他们刚到达时就被公司方面收走了。这种行动具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与移民事务部发生冲突,就意味着要被逮捕并被监禁。“我们睡在街上,干些临时工作维持生计,”萨菲·乌尔拉说道。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查尔斯·桑迪亚戈是一名维护劳工权利的人士。他指出,扣押劳工护照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它使得雇主在劳资关系上处于不公平的优势地位。
“许多工人都抱怨,由于公司收去了他们的护照,他们不得不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17个小时,”桑迪亚戈解释说,“整个外国劳工来马来西亚的操作过程就是一种剥削行为。”
危险的现实
萨菲·乌尔拉几个月中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后来去了位于吉隆坡的孟加拉国高级专员公署,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公署建筑物四周,聚集着许许多多疲惫万分,有时甚至是情绪激愤的孟加拉国劳工,这些人几乎都有着同他类似的悲惨经历。
在办公时间,他们都等待着依次与公署的一名官员谈话,其中只有很少几个人能提供护照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大多数人都声称,他们的护照在一下飞机就被搜走了。于是,这些人都流落在了异国他乡。
受困新加坡
在新加坡,阿萨德·马德伯尔·叶兹·乌丁·马德伯尔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这名38岁的孟加拉国劳工也被困在了这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官方的身份证明,而是因为雇用他的公司要接受政府调查,这位孟加拉国人要作为检方证人提供证词。
5年前,马德伯尔因与公司的工资纠纷提出一项申诉。新加坡人力资源部(MOM)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马德伯尔的梦魇从此开始了。“他们发现我的老板在干非法的勾当。”像萨菲·乌尔拉一样,马德伯尔为了找到工作,支付给一家劳务人力资源事务所一大笔费用,而该事务所告诉马德伯尔他将在建筑业工作。可是,当马德伯尔2001年到达新加坡后发现,根本没有建筑业的工作可做。相反,他被送到一家游乐场干了几乎两年,且都是各种零碎活。
这种不合法的雇佣安排,直到在工资上发生争执后才被曝光。马德伯尔本来希望尽快解决这场纠纷之后能早点返回家乡,可是他被告知得待在新加坡协助调查。
“他们将我的签证两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延长,”马德伯尔展示一本上面盖了无数个印章的破旧旅行证件,说道,“我在这期间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一切都很糟糕。”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强调:“阿萨德·马德伯尔先生被要求留在新加坡作为检方证人,协助MOM调查他被非法安排打工的案件。他可以根据本部门的临时工作条款许可合法寻找工作,直到案子结束。可是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也没有雇主愿意雇用他。”
马德伯尔最后在2009年9月22日离开了新加坡。他说在此期间,他只得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做了一些零工。
工作根本不存在
在新加坡,有一些外国劳工则不愿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竭力挣扎着试图留下来。根据新加坡法律,雇主可以单方面终止雇佣关系,而不必事先与外国劳工协商。这就使得那些居心叵测的公司以获取签证作交换,将数百、有时甚至是上千的外国劳工招募进来,在收取非法的回扣之后,趁合同还未结束,就将工人们解雇送回国。
“一些不良公司招收了外国劳工,可是却没有工作岗位存在,”新加坡一个非政府机构,“临时工事务协会”(TWC2)主席约翰·吉指出。“这个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更加严重。”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指出,他们正在调查一系列有关案件,最后的裁决可能意味着对有恶劣行为的雇主进行罚款和监禁。但对于受骗的外国劳工来说,这只是一种不起多少作用的安慰。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的立场是:由于劳务中介费是在境外被那些劳务中介收取,它无法帮助外国劳工们讨回这笔钱。损失这么一大笔钱无疑是灾难性的、令人心酸,一些劳工甚至一辈子都无能力还清所借的债务。
阿布达尔·瓦哈伯的遭遇
2009年1月,阿布达尔·瓦哈伯在新加坡登上一架民航班机,飞回他的家乡孟加拉国。他的口袋里仅有430美元,而这就是他在规定的4个月的逗留期间打零工并省吃俭用所剩下的所有钱。
在来新加坡前,给瓦哈伯介绍工作的中介事务所向他保证会有一个好工作,并且加班会有很高的加班费。然而当他到达目的地后,就像其他许多人遭遇的骗局一样,发现雇用他的公司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可做。而他之前已支付了约6000美元的劳务招募费用。
瓦哈伯十分迷茫,不知道到家里怎样向妻子和孩子叙述他的经历。最终,解释已经不必要了。在回到家乡26天之后,瓦哈伯黯然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娜斯琳说,他回来后一直显得很孤僻,神态沮丧。“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郁郁寡欢,心脏出了毛病。”
娜斯琳如今独自辛劳地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她丈夫前往新加坡之前,她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可现在,家里连温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今后的路怎么走
贫困原本是萨菲·乌尔拉试图避免的。行业会社负责人士阿布达尔·阿济兹设法在吉隆坡郊区为他在一家百货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
乌尔拉的现任老板对他还不错,也意识到他的困境。尽管如此,乌尔拉懂得自己得尽快解决目前的问题,否则他很难保住这份工作。“我们最关切的就是护照问题,希望能早点将它拿回来。”他现在每月的工资是180美元。“我终究可以寄一些钱回家了。”
乌尔拉此时将头低下,默默地祷告命运能出现转机。随身携带的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似乎在暗示他来新加坡的原因。而这种征途是无数年轻的外国劳工为寻找较好的生活每年前赴后继跋涉过的。■
编辑:陈畅鸣[email protected]
萨菲·乌尔拉领着记者等人沿着一个狭窄的楼梯,走进一间面积极小、空气不流通的房间——他临时的家。这位33岁的孟加拉国男子神情紧张。“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什么地方打工,”他眼中射出灼人的目光,乞求道。在大家表示同意后,他显然舒了一口气。随后,当他让在场的人看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时,甚至流露出一丝微笑。“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他说,“我真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们。我感到好像已陷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不能自拔了。”
萨菲·乌尔拉确实有理由感到恐惧。他几乎身无分文,没有护照,却身陷一个对无身份证件的外国人向来不友好的国家。RELA,是由马来西亚政府组织的一个民间准军事部队。它时常突击搜查非法入境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菲·乌尔拉曾支付了一大笔钱才来到马来西亚。在孟加拉国,一家人力资源中介事务所向他保证,能在一个电子设备工厂找到高薪工作。“我以为我能为家里挣到很多钱。”他说。
事实上,乌尔拉自从进入马来西亚以来,没有在电子设备厂工作过一天,他成了招募劳工诈骗案的牺牲品。而他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指出,每年有无数,甚至可能达上百万外来劳工因此受骗。这些劳工来自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中国……而始作俑者是谁?肆无忌惮的劳工招募中介机构、贪婪的企业主和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这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非法的,但十分兴盛的工作许可证、签证业务中捞取大量的黑钱。
一项“兴旺”的业务
“外国劳工被招募来为一些所谓‘影子’公司工作,”马来西亚半岛雇工会社的行业关系负责人阿布达尔·阿济兹·宾·伊斯梅尔说道,他接手了萨菲的案子后正在设法帮助他。“这些公司根本就没有下属工厂,没有下属的种植园,什么都没有。他们为何要招收劳工?”
答案似乎是,这些公司可从人力资源中介事务所拿到回扣:即为获得官方签证和工作许可而支付给公司的数目不小的现金。
“也存在一种所谓的合同,一种看不见的合同,”孟加拉国某有执照的人力资源中介商说道。这家中介商与许多马来西亚公司打过交道。“为了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大笔大笔的钱流向了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移民部门曾竭力挽救因腐败盛行而被毁坏的形象。2008年7月,瓦希德·唐,时任的移民事务总监,因涉及保险和工作许可延长事务中的腐败和受贿而遭逮捕,其案件至今仍在审判程序之中。
“腐败,”马来西亚知名的人权组织“特拉贾尼塔”的领导人伊莱勒·弗南德兹指出,“贯穿于招募、安置和雇佣外来劳工的各道程序之中,不少人都得到好处,但是没有人重视工人们的权益。”
现任移民事务总监阿布达尔·拉曼·宾·奥特曼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得做些事情来改变局面。“我们的形象岌岌可危,”在接受阿尔贾兹拉电视台采访时他说道,“我们将起诉不法的雇主。我认为我们将借此改善我们的形象。”
“看法问题”
萨菲·乌尔拉支付了约3100美元给劳务中介。为了筹集这笔费用,他借了很多钱,卖掉了妻子的首饰。劳务中介承诺他能与打工的公司签两年的合同,并告诉他每月能挣300美元。
然而,在电子设备工厂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收入的承诺都成了空中楼阁般的描述。“我们不得不在一家制皂工厂和一家家具厂打工……完全不同的工作。”乌尔拉说,“每月收入只有100美元,而且还要扣除40美元作为政府税收。一个月60美元怎么过日子?”
可是雇佣萨菲·乌尔拉的公司不这样认为。该公司的主管玛尼卡姆·帕鲁玛尔说,虽然电子设备厂在萨菲·乌尔拉到达马来西亚时已不招募人,不过还有其他工作岗位在等待他,而这位孟加拉国劳工却声称对这类工作不感兴趣。
付出的代价
2008年6月,薩菲和其他29名劳工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逃离了所打工的公司。“我们很绝望。我们没有钱寄回家。我们认为应该马上离开,去寻求帮助。”
这些外劳没有拿到护照,因为护照在他们刚到达时就被公司方面收走了。这种行动具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与移民事务部发生冲突,就意味着要被逮捕并被监禁。“我们睡在街上,干些临时工作维持生计,”萨菲·乌尔拉说道。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查尔斯·桑迪亚戈是一名维护劳工权利的人士。他指出,扣押劳工护照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它使得雇主在劳资关系上处于不公平的优势地位。
“许多工人都抱怨,由于公司收去了他们的护照,他们不得不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17个小时,”桑迪亚戈解释说,“整个外国劳工来马来西亚的操作过程就是一种剥削行为。”
危险的现实
萨菲·乌尔拉几个月中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后来去了位于吉隆坡的孟加拉国高级专员公署,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公署建筑物四周,聚集着许许多多疲惫万分,有时甚至是情绪激愤的孟加拉国劳工,这些人几乎都有着同他类似的悲惨经历。
在办公时间,他们都等待着依次与公署的一名官员谈话,其中只有很少几个人能提供护照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大多数人都声称,他们的护照在一下飞机就被搜走了。于是,这些人都流落在了异国他乡。
受困新加坡
在新加坡,阿萨德·马德伯尔·叶兹·乌丁·马德伯尔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这名38岁的孟加拉国劳工也被困在了这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官方的身份证明,而是因为雇用他的公司要接受政府调查,这位孟加拉国人要作为检方证人提供证词。
5年前,马德伯尔因与公司的工资纠纷提出一项申诉。新加坡人力资源部(MOM)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马德伯尔的梦魇从此开始了。“他们发现我的老板在干非法的勾当。”像萨菲·乌尔拉一样,马德伯尔为了找到工作,支付给一家劳务人力资源事务所一大笔费用,而该事务所告诉马德伯尔他将在建筑业工作。可是,当马德伯尔2001年到达新加坡后发现,根本没有建筑业的工作可做。相反,他被送到一家游乐场干了几乎两年,且都是各种零碎活。
这种不合法的雇佣安排,直到在工资上发生争执后才被曝光。马德伯尔本来希望尽快解决这场纠纷之后能早点返回家乡,可是他被告知得待在新加坡协助调查。
“他们将我的签证两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延长,”马德伯尔展示一本上面盖了无数个印章的破旧旅行证件,说道,“我在这期间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一切都很糟糕。”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强调:“阿萨德·马德伯尔先生被要求留在新加坡作为检方证人,协助MOM调查他被非法安排打工的案件。他可以根据本部门的临时工作条款许可合法寻找工作,直到案子结束。可是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也没有雇主愿意雇用他。”
马德伯尔最后在2009年9月22日离开了新加坡。他说在此期间,他只得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做了一些零工。
工作根本不存在
在新加坡,有一些外国劳工则不愿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竭力挣扎着试图留下来。根据新加坡法律,雇主可以单方面终止雇佣关系,而不必事先与外国劳工协商。这就使得那些居心叵测的公司以获取签证作交换,将数百、有时甚至是上千的外国劳工招募进来,在收取非法的回扣之后,趁合同还未结束,就将工人们解雇送回国。
“一些不良公司招收了外国劳工,可是却没有工作岗位存在,”新加坡一个非政府机构,“临时工事务协会”(TWC2)主席约翰·吉指出。“这个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更加严重。”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指出,他们正在调查一系列有关案件,最后的裁决可能意味着对有恶劣行为的雇主进行罚款和监禁。但对于受骗的外国劳工来说,这只是一种不起多少作用的安慰。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的立场是:由于劳务中介费是在境外被那些劳务中介收取,它无法帮助外国劳工们讨回这笔钱。损失这么一大笔钱无疑是灾难性的、令人心酸,一些劳工甚至一辈子都无能力还清所借的债务。
阿布达尔·瓦哈伯的遭遇
2009年1月,阿布达尔·瓦哈伯在新加坡登上一架民航班机,飞回他的家乡孟加拉国。他的口袋里仅有430美元,而这就是他在规定的4个月的逗留期间打零工并省吃俭用所剩下的所有钱。
在来新加坡前,给瓦哈伯介绍工作的中介事务所向他保证会有一个好工作,并且加班会有很高的加班费。然而当他到达目的地后,就像其他许多人遭遇的骗局一样,发现雇用他的公司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可做。而他之前已支付了约6000美元的劳务招募费用。
瓦哈伯十分迷茫,不知道到家里怎样向妻子和孩子叙述他的经历。最终,解释已经不必要了。在回到家乡26天之后,瓦哈伯黯然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娜斯琳说,他回来后一直显得很孤僻,神态沮丧。“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郁郁寡欢,心脏出了毛病。”
娜斯琳如今独自辛劳地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她丈夫前往新加坡之前,她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可现在,家里连温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今后的路怎么走
贫困原本是萨菲·乌尔拉试图避免的。行业会社负责人士阿布达尔·阿济兹设法在吉隆坡郊区为他在一家百货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
乌尔拉的现任老板对他还不错,也意识到他的困境。尽管如此,乌尔拉懂得自己得尽快解决目前的问题,否则他很难保住这份工作。“我们最关切的就是护照问题,希望能早点将它拿回来。”他现在每月的工资是180美元。“我终究可以寄一些钱回家了。”
乌尔拉此时将头低下,默默地祷告命运能出现转机。随身携带的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似乎在暗示他来新加坡的原因。而这种征途是无数年轻的外国劳工为寻找较好的生活每年前赴后继跋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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