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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最早一批试水者，一些传奇企业家曾经创造了无比的辉煌。但数十年如一日地游走于刀尖，注定了一些人的结局一一可能因一个错误首先让他们一败涂地，进而身陷牢狱之灾。
那么，在经历这许多坎坷曲折后，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前尘往事?他们是否还能东山再起?戴国芳看沧海变桑田
1996年，戴国芳在常州创建了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戴国芳之所以取“铁本”这个名字，就是要以“铁”起家，慢慢发展壮大。然而戴国芳却最终走上了“顶风扩张”的路子，也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从2002年年初开始，铁本筹划在常州市、镇江扬中市建设新的大型钢铁联台项目。该项目设计能力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2003年6月。这个项目开始施工。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铁本公司占有土地60002亩，其中60％是耕地，导致1400多户、4000多农民8个月来无家可归，无地可种。为实施这一项目，戴国芳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把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此后，江苏省和常州市、扬中市等相关部门先后越权、违规审批了铁本公司的建设项目和用地手续，导致违法占用的6000多亩土地已无法复垦和部分非法土地合法化。2004年3月，这一项目被江苏省政府责令全而停工。
戴国芳2004年4月19日因“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巨大”被警方带走。这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铁本事件”。2009年4月17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铁本案”进行宣判。案件审理期间被羁押的铁本公司的老总戴国芳，折抵刑期之后的戴国芳得以重获自由。
其间，坊间更多把戴国芳视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戴国芳能够尽快从“铁本事件”中走出来，即使不能再现往日“钢铁大王”的风采，也希望其能重返企业家行列。可戴国芳想要再起东山，需要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2008年以来，成本增加、市场疲软，在此双重压力下，戴国芳想要重新挤进这个行业都已经非常困难，要重现往昔霸主风采更加难于上青天。戴国芳在成名之前，除了在钢铁行业有所建树之外，在其他领域少有涉足。在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之后，戴国芳要进入其他行业再起炉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巨大。
戴国芳是常州武进东安镇渎南村人，出身贫困，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辍学后随父收破铜烂铁为生。当“破烂王”时，戴国芳发现同样是废铜烂铁，块状的比散的贵，就用积蓄购买了一台压块机，将废铁压成块状卖出，多挣不少钱。他再用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买了3台30吨小电炉，开始炼钢。继而，他承包租赁江苏6家濒临倒闭的钢铁厂，赚了大钱。
可见，戴国芳本身就是苦难中熬大的典型。正是因为对苦难记忆深刻，才使得戴国芳对成就大业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著。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事业做大，白手起家成为“钢铁大王”的戴国芳，是“苦行僧”和“事业狂”的结合物。
按道理，戴国芳也算是个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了，但“铁本事件”還是让戴国芳在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按照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蒋志文的说法，戴国芳此次能得以取保候审，主要是因为他在看守所里得了“抑郁症”。“相当于保外就医一样的形式。”蒋志文说，这样他可以回到老家的那个院子，和老婆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有利于治疗。
在这一点上，陈久霖与戴国芳也有着相似命运。
陈久霖尝尽人间疾苦
陈久霖(又名陈九霖)，1961年出生，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他执掌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因此被称为“航油大王”。然而他的青年时代，却经历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困顿。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当时连棉袄都没得穿。”据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回忆：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候，那时胡锁锦还在北大读研究生，“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而据陈久霖高中同学刘思源回忆：1997年，已经36岁的陈久霖生活还是过得非常“寒酸”。恩师卢祥福到北京住院，陈久霖和他一块去看老师，当时陈囊中羞涩，为此他还主动替陈买了送老师的礼物。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陈透露自己将要“进行一次冒险”，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经营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它便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当时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
正是这种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让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之后格外发奋图强，并最终奠立了不俗的基业。但随后由于“中航油事件”而最终遭遇4年监禁的处罚。
新加坡的监狱对犯人管理十分严格，日常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监狱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铺条草席，而且没有枕头。服刑人员如果不听话或者有任何违抗，就要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里“面壁思过”。如果被关进去几天，绝大多数人会心理崩溃。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让本来就是在苦海中长大的陈久霖，在2009年2月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余悸地说：
“朋友中没人受过我这样的苦。”
“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起初带领湘军连打了7次胜仗，名声大噪。但后来在武汉遭遇一次惨败，曾国藩跳江自尽。被解救后，曾国藩意气消沉，回到湖南老家。其二弟是出家人，送给他一本五千言《道德经》，曾国藩一夜连读13遍，悟出了‘太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熟读史书的陈久霖，对自己落败的原因做了如是解释。
在介入期权交易导致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最终亏损5.5亿美金后，陈久霖本人随后也被新加坡法院以从事局内人交易、公司业绩报告造假、没有向新交所披露重要信息和欺骗德意志银行等罪名，被判处坐牢4年零3个月，罚款33.5万元，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
“曾国藩将失败最终归结于后备供给不足。此后，曾国藩复出，一半时间用在前线带兵打仗，而一半时问用来搞后备工作。他把荣辱和后方官员拴在一起，渐渐进入顺境，最终建立功勋。”在陈久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最终从挫败中走出来，并最终奠定大业，就是因为曾国藩想明白了：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紧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陈久霖对于曾国藩成功之道的解读，无疑是只重表象而忽视了本质。曾同藩之所以能够在“屡战屡败”之后，依旧获得“屡败屡战”的机会，的确是由于曾国藩通过历年磨练，真正把“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融进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点却是一向刚勇而极度缺乏圆通之慧的陈久霖一直也没有学会的。 按照坊间说法，戴国芳是个典型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其人骨瘦如柴，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经常果在厂房，他的办公室布满尘土；他不设总经理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添茶倒水；他不喝酒，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他的竞争对手也说：“戴国芳每个月至少有20顿吃方便面之类的快餐。”
毫无疑问，戴国芳、陈久霖都取得过大成功一一戴国芳曾与沈文荣、杜双华、张志祥并列中国四大“民营钢铁大王”，陈久霖在2003年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他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是身陷囹固，在令人扼腕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们的从商为人的做派产生诸多疑问。
再起东山先自破心中贼
在云南玉溪卷烟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升，玉溪出了个红塔山，它为人民谋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红塔山无疑是一棵摇钱树，它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年创造利税200多亿元。正因为红塔山对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是如此之强，红塔山这一品牌的一手缔造者褚时健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救世主”。
然而，让当地人始料不及的是，就是他们往昔的这位“救世主”褚时健，在1996年12月28日却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
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其数额巨大，按律难逃死罪。然而，此案见报后，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褚报以同情。时值“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的高潮期，人们均以为褚时健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纷纷表达了对褚时健的同情与声援。而褚时健也随后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再由无期徒刑減为有期徒刑17年，并于2002年春节后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
就在大多数人都为褚时健鸣不平的时候，褚时健本人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颇为震惊的决定——在保外就医后，他不顾自己75岁高龄，挺着老病之躯，与妻子两个人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挂果期需要6年的“冰糖脐橙”。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时又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如今，已经有100多户农民共300多人在为褚时健忙碌。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定了数，因为挂果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因此每棵树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们一见到长势差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不以次充好，也就保证了良果的质量。正因为此，在昆明的水果市场上，一般的橙子是lO元4斤，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卖1公斤8元，还买不到。他的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云南本地“有价无货”。
就在褚时健于哀牢山畔用老朽之躯倔强地抗争时，曾在2005年3月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而拘捕的阚治东，在刑满出狱后也选择了悄然回归。2007年11月，“猛人回归”的阚治东，便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拉开了自己再战江湖的帷幕。
事实上，早在2004ff从南方证券请辞之后，阚治东就与老朋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深圳发起成立了东方汇富和东方现代两个基金。东方创投先后投资了7个项目，现已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奥锐万嘉则是阚治东创办的第二家创投公司，注册资本4.1亿元，目前已投资了顺风光电、现代农装以及九派制药，还有三个项目处于启动阶段。除此之外，阚治东还发起河北第一个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一一河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募集规模10亿元；以及募集规模101亿元的徽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位于上海的第二个基金募集也将马上启动。
尽管目前不太景气的全球经济大势，也给意图东山再起的阚治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相信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有过20年轮回经历的阚治东，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在“满街都是血”的大投资环境中寻找到涅粲重生之路。
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尽管他们很难像史玉柱那样，实现从巨富到巨负、再从巨负到巨富的完美转身，但他们都已经在经历过大风浪之后站定了下来，如果能顺利迈出“破心中贼”这一关坎，那么，继续“破山中贼”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在经历这许多坎坷曲折后，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前尘往事?他们是否还能东山再起?戴国芳看沧海变桑田
1996年，戴国芳在常州创建了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戴国芳之所以取“铁本”这个名字，就是要以“铁”起家，慢慢发展壮大。然而戴国芳却最终走上了“顶风扩张”的路子，也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从2002年年初开始，铁本筹划在常州市、镇江扬中市建设新的大型钢铁联台项目。该项目设计能力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2003年6月。这个项目开始施工。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铁本公司占有土地60002亩，其中60％是耕地，导致1400多户、4000多农民8个月来无家可归，无地可种。为实施这一项目，戴国芳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把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此后，江苏省和常州市、扬中市等相关部门先后越权、违规审批了铁本公司的建设项目和用地手续，导致违法占用的6000多亩土地已无法复垦和部分非法土地合法化。2004年3月，这一项目被江苏省政府责令全而停工。
戴国芳2004年4月19日因“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巨大”被警方带走。这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铁本事件”。2009年4月17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铁本案”进行宣判。案件审理期间被羁押的铁本公司的老总戴国芳，折抵刑期之后的戴国芳得以重获自由。
其间，坊间更多把戴国芳视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戴国芳能够尽快从“铁本事件”中走出来，即使不能再现往日“钢铁大王”的风采，也希望其能重返企业家行列。可戴国芳想要再起东山，需要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2008年以来，成本增加、市场疲软，在此双重压力下，戴国芳想要重新挤进这个行业都已经非常困难，要重现往昔霸主风采更加难于上青天。戴国芳在成名之前，除了在钢铁行业有所建树之外，在其他领域少有涉足。在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之后，戴国芳要进入其他行业再起炉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巨大。
戴国芳是常州武进东安镇渎南村人，出身贫困，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辍学后随父收破铜烂铁为生。当“破烂王”时，戴国芳发现同样是废铜烂铁，块状的比散的贵，就用积蓄购买了一台压块机，将废铁压成块状卖出，多挣不少钱。他再用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买了3台30吨小电炉，开始炼钢。继而，他承包租赁江苏6家濒临倒闭的钢铁厂，赚了大钱。
可见，戴国芳本身就是苦难中熬大的典型。正是因为对苦难记忆深刻，才使得戴国芳对成就大业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著。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事业做大，白手起家成为“钢铁大王”的戴国芳，是“苦行僧”和“事业狂”的结合物。
按道理，戴国芳也算是个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了，但“铁本事件”還是让戴国芳在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按照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蒋志文的说法，戴国芳此次能得以取保候审，主要是因为他在看守所里得了“抑郁症”。“相当于保外就医一样的形式。”蒋志文说，这样他可以回到老家的那个院子，和老婆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有利于治疗。
在这一点上，陈久霖与戴国芳也有着相似命运。
陈久霖尝尽人间疾苦
陈久霖(又名陈九霖)，1961年出生，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他执掌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缔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因此被称为“航油大王”。然而他的青年时代，却经历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困顿。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当时连棉袄都没得穿。”据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回忆：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候，那时胡锁锦还在北大读研究生，“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而据陈久霖高中同学刘思源回忆：1997年，已经36岁的陈久霖生活还是过得非常“寒酸”。恩师卢祥福到北京住院，陈久霖和他一块去看老师，当时陈囊中羞涩，为此他还主动替陈买了送老师的礼物。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陈透露自己将要“进行一次冒险”，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经营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它便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当时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
正是这种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让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之后格外发奋图强，并最终奠立了不俗的基业。但随后由于“中航油事件”而最终遭遇4年监禁的处罚。
新加坡的监狱对犯人管理十分严格，日常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监狱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铺条草席，而且没有枕头。服刑人员如果不听话或者有任何违抗，就要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里“面壁思过”。如果被关进去几天，绝大多数人会心理崩溃。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让本来就是在苦海中长大的陈久霖，在2009年2月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余悸地说：
“朋友中没人受过我这样的苦。”
“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起初带领湘军连打了7次胜仗，名声大噪。但后来在武汉遭遇一次惨败，曾国藩跳江自尽。被解救后，曾国藩意气消沉，回到湖南老家。其二弟是出家人，送给他一本五千言《道德经》，曾国藩一夜连读13遍，悟出了‘太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熟读史书的陈久霖，对自己落败的原因做了如是解释。
在介入期权交易导致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最终亏损5.5亿美金后，陈久霖本人随后也被新加坡法院以从事局内人交易、公司业绩报告造假、没有向新交所披露重要信息和欺骗德意志银行等罪名，被判处坐牢4年零3个月，罚款33.5万元，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
“曾国藩将失败最终归结于后备供给不足。此后，曾国藩复出，一半时间用在前线带兵打仗，而一半时问用来搞后备工作。他把荣辱和后方官员拴在一起，渐渐进入顺境，最终建立功勋。”在陈久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最终从挫败中走出来，并最终奠定大业，就是因为曾国藩想明白了：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紧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陈久霖对于曾国藩成功之道的解读，无疑是只重表象而忽视了本质。曾同藩之所以能够在“屡战屡败”之后，依旧获得“屡败屡战”的机会，的确是由于曾国藩通过历年磨练，真正把“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融进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点却是一向刚勇而极度缺乏圆通之慧的陈久霖一直也没有学会的。 按照坊间说法，戴国芳是个典型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其人骨瘦如柴，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经常果在厂房，他的办公室布满尘土；他不设总经理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添茶倒水；他不喝酒，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他的竞争对手也说：“戴国芳每个月至少有20顿吃方便面之类的快餐。”
毫无疑问，戴国芳、陈久霖都取得过大成功一一戴国芳曾与沈文荣、杜双华、张志祥并列中国四大“民营钢铁大王”，陈久霖在2003年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他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是身陷囹固，在令人扼腕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们的从商为人的做派产生诸多疑问。
再起东山先自破心中贼
在云南玉溪卷烟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升，玉溪出了个红塔山，它为人民谋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红塔山无疑是一棵摇钱树，它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年创造利税200多亿元。正因为红塔山对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是如此之强，红塔山这一品牌的一手缔造者褚时健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救世主”。
然而，让当地人始料不及的是，就是他们往昔的这位“救世主”褚时健，在1996年12月28日却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
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其数额巨大，按律难逃死罪。然而，此案见报后，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褚报以同情。时值“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的高潮期，人们均以为褚时健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纷纷表达了对褚时健的同情与声援。而褚时健也随后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再由无期徒刑減为有期徒刑17年，并于2002年春节后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
就在大多数人都为褚时健鸣不平的时候，褚时健本人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颇为震惊的决定——在保外就医后，他不顾自己75岁高龄，挺着老病之躯，与妻子两个人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挂果期需要6年的“冰糖脐橙”。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时又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如今，已经有100多户农民共300多人在为褚时健忙碌。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定了数，因为挂果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因此每棵树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们一见到长势差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不以次充好，也就保证了良果的质量。正因为此，在昆明的水果市场上，一般的橙子是lO元4斤，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卖1公斤8元，还买不到。他的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云南本地“有价无货”。
就在褚时健于哀牢山畔用老朽之躯倔强地抗争时，曾在2005年3月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而拘捕的阚治东，在刑满出狱后也选择了悄然回归。2007年11月，“猛人回归”的阚治东，便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拉开了自己再战江湖的帷幕。
事实上，早在2004ff从南方证券请辞之后，阚治东就与老朋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深圳发起成立了东方汇富和东方现代两个基金。东方创投先后投资了7个项目，现已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奥锐万嘉则是阚治东创办的第二家创投公司，注册资本4.1亿元，目前已投资了顺风光电、现代农装以及九派制药，还有三个项目处于启动阶段。除此之外，阚治东还发起河北第一个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一一河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募集规模10亿元；以及募集规模101亿元的徽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位于上海的第二个基金募集也将马上启动。
尽管目前不太景气的全球经济大势，也给意图东山再起的阚治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相信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有过20年轮回经历的阚治东，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在“满街都是血”的大投资环境中寻找到涅粲重生之路。
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尽管他们很难像史玉柱那样，实现从巨富到巨负、再从巨负到巨富的完美转身，但他们都已经在经历过大风浪之后站定了下来，如果能顺利迈出“破心中贼”这一关坎，那么，继续“破山中贼”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