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演员赵立新的一条微博引起轩然大波。他在微博中写道：“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网友认为，他这是在为侵略者“洗白”。虽然事后赵立新为此言论道歉，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还是会横亘在一些不太懂那段历史的网友心中。故宫文物南迁，早为人熟知，今天我们并不多谈;而留守在故宫博物院里的人和文物，他们又遭遇了什么？
　　日本人为什么没有烧掉故宫
　　对演员赵立新此次言论事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刘楠楠也关注到了。她很不能认同赵立新的说法。
　　刘楠楠告诉记者，事实上，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想将手伸入故宫博物院;在那8年内，日本人也并不是没有抢走文物。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虽然故宫博物院部分人员和文物避敌外迁，但仍有百余人员和众多文物留了下来。故宫南迁文物有13491箱，而留在馆内未动的，还有至少100万件（套）。
　　留守人员虽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般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他们也踏上了另外一番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
　　故宫博物院当时共有“三馆一处”，总务处处长是张庭济。“七七事变”时，馆长们不在北平，由张庭济一人主持院务。张庭济，1895年生，浙江平湖人，北京大学英文专业毕业。1934年8月，经蔡元培（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引荐进入故宫博物院。
　　在北平沦陷初期，张庭济曾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故宫现状。行政院于1937年11月给出回复。刘楠楠在档案馆见过这条回复。回复称：“经提出，本院第335次决议：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
　　然而，在日寇铁蹄之下，维持谈何容易。《沦陷时期的故宫》一文中写到，对于坐落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来说，日军“以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和重要城市，错误地认为中国早晚属其所有，狂妄地把中国看做其‘外府’，把故宫的文物视为他在‘外府’收藏的文物”。他们无需大规模抢掠故宫文物，更遑论烧毁故宫。
　　另外，故宫博物院当时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对故宫博物院有任何大规模的不当举动，都会遭受到国际上的舆论压力。在此情势下，日军只要扶植傀儡政权，借他们之手插手故宫博物院，就可以了。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日伪插手故宫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对故宫博物院已是顾及不上了。单士元回忆说：“经费来源断绝，许多工作不得不中辍。长此下去，院内同人的生计都难以为继。所以，社会上的动乱稍有缓解，故宫博物院就开门了。”
　　1937年9月，故宫博物院再次开门。时局动荡，到故宫参观的游人寥寥无几。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门票也一再打折扣。如10人以上团体，减收票价一半;10人以上学生团体，每人仅收票价1/5。单士元说，北平沦陷后的头几年，工作人员的薪金就靠门票的收入来维持。
　　这些虽难，却并非最难。刘楠楠告诉记者，整个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内，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内外受敌，历经风波。
　　北平沦陷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之位虚悬，日伪对此虎视眈眈。王克敏甚至曾想自任院长，由张庭济代行职责，遭到张庭济的坚决拒绝。
　　觊觎故宫院长之位的不但有外寇，更有内贼。单士元在《沦陷时期的故宫》一文中回忆道：“和我同在文献馆工作的一个姓张的人，就和一个汉奸（据说是摄政王府大管家，当时摄政王府的人大都去了东北，依附于伪满。这个管家留在北平，和日本人关系很深）相勾结。他们企图接管博物院，因此到处拉人。那个姓张的曾要我和.他一起为汉奸做事，被我拒绝了。他们活动得厉害，甚至连接管后谁任什么职务都定下了。”
　　刘楠楠查找档案得知，此人名为张国靖，原清朝醇亲王载沣的家奴张某之子。他与原摄政王府的大管家相勾结，互相利用。他企图圆自己的故宫院长梦：而大管家则想利用他帮助日本人将势力渗入故宫。
　　张庭济有个熟人，叫汪时璟，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情急之下，张庭济请他帮忙，妥为周旋。1942年6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派了祝书元等人接管了故宫博物院。这样一来，张国靖和王府大管家美梦破碎，而既有伪组织接管了，日本人也就不再插手故宫博物院。
　　祝书元是朱启钤（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创办人）的老部下，从清朝末年就管理北京市政工作，虽任伪职，但并没有作出对故宫博物院不利之事。在祝书元主持院务期间，仍由张庭济负责具体的院务。
　　谁说没有抢走故宫文物
　　演员赵立新在微博中说，日本人为何沒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前文已说过，日本人是将故宫看作他们的“外府”的，无需抢夺。
　　然而到了1944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的战略物资紧缺，为征讨军用物资，日伪成立了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之用。故宫亦难以幸免。日军很快注意到了“宫内铜缸及历史博物馆铜炮等件”“借游览之名来宫中调查铜器者不乏其人”。
　　刘楠楠查阅档案，发现日军和献纳委员会几番逼迫故宫博物院。迫于压力，故宫博物院将部分年代较近的铜缸铜炮等近2000斤交了出去。但日军并不满意。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张庭济带领故宫留守人员一同努力，将故宫辖区内的200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
　　最终，不能明确断代的54件铜缸及2尊铜炮被抢行运走了，后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了91个铜灯亭、1尊铜炮。被劫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本即宣告投降。这批文物又被移交了回来，但发现“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而故宫文物的损失，也不足以代表抗战期间中国的文物受损情形。对日军在每一地的文化资产劫夺，各地战后都有一份清单。仅南京论，公共图书馆内142万册图书古籍六成以上遭劫掠，其中有许多世所罕见的价值连城的善本秘籍。如，宋版书4000余种、《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写本3000多册，以及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10套等;战前，国民政府为筹建中央博物院，向全国征集来的各种珍贵文物，据统计，日军从中劫走1679种。
　　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珍藏的殷墟发掘古物等珍贵文物，也惨遭日军掠夺与毁坏，损失无法统计。该所保存的山东日照出土古陶器标本箱，竟被日军拿去做铺垫铁路的路基。至于民间私人收藏，有多少为日军劫掠，那就更无法统计了。
　　“打个比方，有人强占了你的房子，即便他没有撕碎你墙上的字画，也没有摔碎你桌上的花瓶，难道这就不是强盗行径吗？”刘楠楠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今不过80余年，余温尚在，历史岂能这样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