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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的商业文明中，晋商无疑是重要的一支。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以来经济文化发达，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闻名于世。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在经历了贫穷后，不得不“走西口”去创造他们的财富，他们中走出了富可敌国的巨商，他们中也有的从此一去未归。
明清兴起的晋商，最终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在清末民初时衰败了，如今我们再去探访当年晋商的财富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追忆，更重要的是寄望能寻到对现代商业发展的有益之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比邻而居”的晋商集团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豪宅反映的“晋商文化”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诉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最古老的商人就是晋商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弊，而弊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晋商“挟轻资牵车走四方”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刚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囤积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明清兴起的晋商，最终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在清末民初时衰败了，如今我们再去探访当年晋商的财富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追忆，更重要的是寄望能寻到对现代商业发展的有益之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比邻而居”的晋商集团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豪宅反映的“晋商文化”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诉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最古老的商人就是晋商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弊，而弊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晋商“挟轻资牵车走四方”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刚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囤积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