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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树人大学
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在古希腊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主流的古希腊三杰（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人们反复研究与颂扬，而作为支流的智者们的学说却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带，得不到人们的正视与重视。直到黑格尔主张应从积极方面来考察智者运动的历史地位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智者运动。实际上，以“说话”——逻各斯为特征的智者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哲学意义，而即使相隔千年，智者的“逻各斯”精神对现代教育仍具有深远的影响与启发意义。
古希腊智者 “逻各斯” 现代教育
以“说话”——逻各斯为特征的智者的出现
在公元前5世纪前，智者泛指聪明并具有某种知识技能的人。正如英国学者柯费尔德在《智者运动》中说的：“很多早期的‘聪明人’都被冠以‘智者’称号，其中包括像荷马和赫西俄德那样的诗人、音乐家与吟诵诗人、占卜者与先知、七贤及其他早期聪明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及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偶像。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特别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智者虽有上述涵义，但多指专门以教授青年而获取报酬的职业教师。
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对智者给出了六种基本上是贬义的定义。智者是“以收取钱财教授富贵人家子弟的人”？是“贩卖心灵所仿造的货物的人”？是“知识上自造品的发卖人”？是“无知却假冒有知识以欺骗青年人”？是“传授修辞学的”？是“言论上竞争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这些定义都不无正确之处。但透过这些术语，我们不难发现智者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说话”——逻各斯。包利民在《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中指出，“如果说每个行业都以其特定的活动过程为其本质规定，那么智者的本质生存样式就是异乎寻常地、高度亢奋地、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说话中—或在有钱朋友的宽敞客厅中，或在市场的公开场合中，或在节日庆典上，或在外交出使中”。而这种特征与当时古希腊社会公民为了参与城邦事务、参加政治斗争，需要善于做打动人心的演讲和足以取胜的雄辩是密不可分的。
“逻各斯”的精神——辩论言说、理性
在古希腊哲学的语境下，逻各斯是一个含义相当复杂而丰富的概念，包括言说、法则、解释和理性等。根据海德格尔的词源考证，他认为“逻各斯最初意义是话语（对话、语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可以看到智者在各种场合与人辩论言说、对话的场景，只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冷凝下来的、寂静无声的对话录和辩论辞，但我们不可忘了这种生活方式最原初的状态——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唇枪舌剑式对话辩论。
逻各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理性。早在赫拉克利特时期，他就将逻各斯的概念提升到了抽象理论思维高度，他明确表示：“逻各斯是万古长存的”，“应当追随那个普遍共同的东西。虽然逻各斯是共有的，但多数人仍然自以为是地活着。”他认为逻各斯包含者整个自然界和宇宙的普遍规律，且人有掌握这些规律的能力。到了智者时期，智者把逻各斯进一步世俗化和窄化了，普罗泰戈拉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划定在神的事务之外，他甚至坦言，“关于神灵，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此时，逻各斯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理性交流、辩论言说提供了依据，且这种辩论言说要求辩者不能浸入某一特定框架，而要对大前提本身进行思考。
“逻各斯”的力量，走向对话式的理性教育
智者运动终结了以世界本原为研究对象的古希腊四大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研究，开辟了由自然哲学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转变的新的哲学思潮。他们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人们开始研究、反思各种价值框架本身的合理性，重视人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即使相隔千年，智者的“逻各斯”精神对现代教育仍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每每想到古希腊城邦，总会想到这样的场面：一群人围站在广场上讨论着城邦事务、社会事务，尽情的表达着自己想表达的观点，他们会据理力争，也会服理妥协，他们会为自己反对的政策进行控诉，也会为自己支持的思想进行辩护。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就出现了大量的演说辞，有很多虽然可能是作者自己“复原”的，但可以反映出“言说”、“辩论”、“对话”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形式。“言说”（即逻各斯）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能传递自己的思想，也能抚慰人心，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给当时深处战争中的雅典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勇气和安慰。
“对话”意味着对话双方把言谈话题所涉及的东西说出来，也意味着去蔽，强调对话双方的真诚与互动。对话是师生双方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交流与对话，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学生的思想、精神受到了解放和引导；另一方面，对教师而言，对话也是教师生命活动、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学生通过与教师对话而成长，教师通过与学生的对话而教育，从而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但由于一直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对教师地位的尊崇，以及应试教育下教师主导地位的形成，导致对话式的理性教育缺失，课堂上虽不再是“一言堂”，但学生的参与基本都是被动的，由老师提问题、学生来回答而已，对话形式就变成了徒具热闹的“走过场”形式。长此以往，在这种“无对话”或“假对话”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学生的对话素养会逐渐缺失，对话的兴趣逐渐降低；另一方面，教师只会成为教知识的工具，教学过程也没有任何生成的意义与价值。其实，课堂要走向对话式理性教育，最主要的就是教师要打破这种“唯师说始真”的局面，鼓励学生据理力争、畅所欲言，并真诚、耐心的帮助学生解疑答惑。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学校、教师持之以恒的坚持与引导。
作者简介：吴天祎，女，汉族，浙江湖州，浙江树人大学本科在读，“文泽于心礼行于身教育小组”课题小组成员；卞小莉，女，汉族，江苏盐城，浙江树人大学助教，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1] [英]柯费尔德.智者运动[M].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2] 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在古希腊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主流的古希腊三杰（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人们反复研究与颂扬，而作为支流的智者们的学说却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带，得不到人们的正视与重视。直到黑格尔主张应从积极方面来考察智者运动的历史地位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智者运动。实际上，以“说话”——逻各斯为特征的智者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哲学意义，而即使相隔千年，智者的“逻各斯”精神对现代教育仍具有深远的影响与启发意义。
古希腊智者 “逻各斯” 现代教育
以“说话”——逻各斯为特征的智者的出现
在公元前5世纪前，智者泛指聪明并具有某种知识技能的人。正如英国学者柯费尔德在《智者运动》中说的：“很多早期的‘聪明人’都被冠以‘智者’称号，其中包括像荷马和赫西俄德那样的诗人、音乐家与吟诵诗人、占卜者与先知、七贤及其他早期聪明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及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偶像。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特别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智者虽有上述涵义，但多指专门以教授青年而获取报酬的职业教师。
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对智者给出了六种基本上是贬义的定义。智者是“以收取钱财教授富贵人家子弟的人”？是“贩卖心灵所仿造的货物的人”？是“知识上自造品的发卖人”？是“无知却假冒有知识以欺骗青年人”？是“传授修辞学的”？是“言论上竞争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这些定义都不无正确之处。但透过这些术语，我们不难发现智者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说话”——逻各斯。包利民在《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中指出，“如果说每个行业都以其特定的活动过程为其本质规定，那么智者的本质生存样式就是异乎寻常地、高度亢奋地、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说话中—或在有钱朋友的宽敞客厅中，或在市场的公开场合中，或在节日庆典上，或在外交出使中”。而这种特征与当时古希腊社会公民为了参与城邦事务、参加政治斗争，需要善于做打动人心的演讲和足以取胜的雄辩是密不可分的。
“逻各斯”的精神——辩论言说、理性
在古希腊哲学的语境下，逻各斯是一个含义相当复杂而丰富的概念，包括言说、法则、解释和理性等。根据海德格尔的词源考证，他认为“逻各斯最初意义是话语（对话、语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可以看到智者在各种场合与人辩论言说、对话的场景，只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冷凝下来的、寂静无声的对话录和辩论辞，但我们不可忘了这种生活方式最原初的状态——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唇枪舌剑式对话辩论。
逻各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理性。早在赫拉克利特时期，他就将逻各斯的概念提升到了抽象理论思维高度，他明确表示：“逻各斯是万古长存的”，“应当追随那个普遍共同的东西。虽然逻各斯是共有的，但多数人仍然自以为是地活着。”他认为逻各斯包含者整个自然界和宇宙的普遍规律，且人有掌握这些规律的能力。到了智者时期，智者把逻各斯进一步世俗化和窄化了，普罗泰戈拉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划定在神的事务之外，他甚至坦言，“关于神灵，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此时，逻各斯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理性交流、辩论言说提供了依据，且这种辩论言说要求辩者不能浸入某一特定框架，而要对大前提本身进行思考。
“逻各斯”的力量，走向对话式的理性教育
智者运动终结了以世界本原为研究对象的古希腊四大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研究，开辟了由自然哲学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转变的新的哲学思潮。他们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人们开始研究、反思各种价值框架本身的合理性，重视人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即使相隔千年，智者的“逻各斯”精神对现代教育仍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每每想到古希腊城邦，总会想到这样的场面：一群人围站在广场上讨论着城邦事务、社会事务，尽情的表达着自己想表达的观点，他们会据理力争，也会服理妥协，他们会为自己反对的政策进行控诉，也会为自己支持的思想进行辩护。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就出现了大量的演说辞，有很多虽然可能是作者自己“复原”的，但可以反映出“言说”、“辩论”、“对话”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形式。“言说”（即逻各斯）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能传递自己的思想，也能抚慰人心，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给当时深处战争中的雅典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勇气和安慰。
“对话”意味着对话双方把言谈话题所涉及的东西说出来，也意味着去蔽，强调对话双方的真诚与互动。对话是师生双方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交流与对话，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学生的思想、精神受到了解放和引导；另一方面，对教师而言，对话也是教师生命活动、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学生通过与教师对话而成长，教师通过与学生的对话而教育，从而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但由于一直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对教师地位的尊崇，以及应试教育下教师主导地位的形成，导致对话式的理性教育缺失，课堂上虽不再是“一言堂”，但学生的参与基本都是被动的，由老师提问题、学生来回答而已，对话形式就变成了徒具热闹的“走过场”形式。长此以往，在这种“无对话”或“假对话”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学生的对话素养会逐渐缺失，对话的兴趣逐渐降低；另一方面，教师只会成为教知识的工具，教学过程也没有任何生成的意义与价值。其实，课堂要走向对话式理性教育，最主要的就是教师要打破这种“唯师说始真”的局面，鼓励学生据理力争、畅所欲言，并真诚、耐心的帮助学生解疑答惑。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学校、教师持之以恒的坚持与引导。
作者简介：吴天祎，女，汉族，浙江湖州，浙江树人大学本科在读，“文泽于心礼行于身教育小组”课题小组成员；卞小莉，女，汉族，江苏盐城，浙江树人大学助教，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1] [英]柯费尔德.智者运动[M].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2] 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