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喜欢历史的民族。不过，中国似乎并不在意历史真实，而在意历史完整——特别是历史源头的完整。这种想法落在政治上，有国家开创者的神话。落在文化上，有文化启迪者的神话。后者，形成中国特有的祖师爷观念——以为各种事物，必归于某一人的发明之功。那个人，就成了这种事物的祖师爷。各种行业、事物的祖师爷，视之为神话则可（有些还是相当有趣的神话），视之为历史则不可。视之为历史，还要与人争辩真假，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中国文字的早期历史里，有两个神话，两个祖师爷。不过文字是个小道，它的历史是神话还是真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久而久之，也就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或者说，也就没有人去分辨其是非对错了。关于文字的两个神话（两个祖师爷），虽然没有多少重要性，但是由小见大，也可从侧面看出中国对历史真实、历史完整的态度。既然如此，这个小问题便值得谈谈，便有点抛砖引玉的味道。
　　结绳记事
　　 关于文字的历史，中国认为可以远溯到“文字史前史时期”（文字未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东方靠海地方，有一个伏羲氏（包牺氏）。他在文字出现之前，想到结绳记事——用打绳结的办法来记录事情。这个说法，可以早到《易经》，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早期的文字，有相当神圣性，总是和宗教、祭祀脱离不了关系（例如甲骨文、侯马盟书）。也就是说，和统治者脱离不了关系，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对于古代圣王伏羲氏，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他的屋子里，挂满了绳子…伏羲氏与巫师、大臣们，每天看着这些绳子，商议着国家大事……这个用绳子记录事件的方式，可能是历史真实吗？
　　 这个事情，当然不是真实的。因为单纯的绳子，不会与任何事件产生复杂联想。绳子或绳结，不可能把事件事物记录下来。伏羲氏和巫师、大臣们看绳子的场景，听起来十分古怪好笑。结绳记事，应该是子虚乌有，应该是古人杜撰的吧。可是，古人对于结绳记事，也有深信不疑者。他们的说法，让人不禁在思维上，要起一些转折。
　　 东漢大儒郑玄，就同意结绳记事。他认为结绳记事有个原则：“结绳者，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也就是说，结绳并不单纯，大事系个大结，小事系个小结。
　　 结绳记事的工具，也有人讨论——那是一种名为觿的东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觿，佩角，锐端可以解结”。《礼记》一书，则把解结之觿，与大结小结理论贯穿起来。《礼记》说：“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也就是说，觿有大小不同。大觿用来解大结，小觿用来解小结。
　　 这些大结小结、大觿小觿的说法，听起来言之凿凿。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结绳记事的存在。因为，这些说法，都是讨论结绳记事的配套制度。至于结绳为什么能够记事？这个不合基本常识的问题，则完全没有讨论。
　　 在绳子上打结，是不可能记录事情的。但是大结小结、大觿小觿是怎么回事呢？在基本常识和古代文献之间，可不可以有一点折冲余地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中国的训诂学上，有一种“音转”的说法（也就是说，汉字同音者太多，因为声音类似，在书写时写成了另外的字。久而久之，旧的意思淹没，新的意思出现）。结绳记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结绳记数则是可能的。会不会“事”与“数”两个字发生音转？古人不是结绳记事，而是结绳记数？在绳子上面打结记录数目？
　　 这种理论，很有可能性。因为绳子上的结，的确可以和数目对应（例如：三打三个结，五打五个结）。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大结小结问题，可以在这里合理化。如果在绳子上打结记数，那么，所谓的大结小结，应该就是简单加法上的进位制度。例如：大结代表十，小结代表一;一大结三小结就是十三;二大结四小结就是二十四。这样，不是结绳问题与大结小结问题，不都解决了么（当然，那个大觿解大结，小觿解小结说法，还是让人觉得有点迂腐别扭）。
　　 结绳记事完全不合理。但是通过文献的辅助，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历史真实。这是文字历史上，一个可以另作解释的神话。
　　仓颉造字
　　 伏羲氏只能算是半个祖师爷，因为他属于“文字史前史时期”人物。文字的真正祖师爷是仓颉，从他造字开始，文字历史正式开始。关于仓颉的造字情况，西汉《淮南子》中“天雨粟，鬼夜哭”描写，最有深意。“天雨粟”“鬼夜哭”表示两个时代的交替：人文开始，人类将要发达发展（天都来恭贺了）;人文开始，人类将要远离蒙昧。这种譬喻的讲法很有文学性。但是，譬喻不是历史真实，譬喻只是影射、暗示、讲个故事罢了。当然，关于仓颉有双瞳四目（四只眼睛）的事，就更不需要认真。排除神奇故事后，汉字是由仓颉造的吗？这个问题，可以由几方面来谈论。
　　 第一，任何人不能创造文字。文字不能创造的意思，是指文字不能无中生有——不能在短时间内发明。一种可辨识的成熟文字，是长时间汇聚的结果，长时间整理的结果。例如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就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那些符号不能解读，但是，必然是后来中国文字的先声之一。对于文字是整理出来而非创造出来的看法，战国时代荀子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只是众多整理文字的人之一，只是他所整理的文字（或者他的名声）流传下来了。荀子是诸子中极为理性的人物，他的这种反祖师爷的“多源汇聚说”，适用在仓颉身上，也适用在很多祖师爷的神话上（对祖师爷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荀子 ·解蔽》篇）。仓颉如果真有其人，他是早期文字的整理者之一，而不能说是文字发明者。
　　 第二，任何人不能独力整理文字。文字的整理工作，何其浩大。看看上世纪的汉字简体化，就可以明白大概。历史上，秦代李斯常被视为小篆整理者。事实上，李斯是秦始皇的宰相，哪有时间去做学术工作，整理文字。我们只能勉强说，李斯对小篆有整理之功。怎么说勉强呢？因为小篆的出现，只是李斯当宰相的“业绩”——实际整理工作，必然是由无数专业人士做的。就像很多皇帝，一生战功彪炳，但是没有出过征打过仗;开疆辟土之后，却记在自己头上了。这些战功，也是皇帝们的“业绩”（这个名声归于长官“业绩”的道理，可是官场上的基本规则）。如果仓颉和文字的整理有关，这个工作，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不会由仓颉一个人独力完成。 　　 第三，仓颉和黄帝的夹杂问题。文字的创造与整理，是长时间多数人的功劳，这个道理容易理解。但是，说到仓颉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关系，就有很多顾忌了。这个问题大约从民国初年开始，便有激烈讨论。一直到今天，余波仍然荡漾。据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但是黄帝存在吗？如果没有黄帝，这个史官的职务，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这个史官的种种作为，当然也就没有。对于这个问题，下面以条述方式，说说我的认识：一，在文献上，黄帝出现的时间不早。儒家重要典籍《论语》甚至《孟子》《荀子》中，都没有黄帝。黄帝的名字，在战国中晚期才大量出现。二，在学术上，黄帝与战国的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说”关系密切。除了黄帝以外，还有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合称五方上帝。汉代阴阳家与儒家合流，黄帝正式成为中国历史一部分。三，在科学的考古发现上，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正确讲，是殷代武丁到纣的甲骨文）。时间不过三千多年。商代前面的夏代，始终没有正式发现文字。因此，商代历史，被史家称为信史。信史出现之前，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和传说故事是分不清的。
　　 仓颉造字的故事，如果独立起来审视，显然是个神话。可是，它与黄帝神话纠结在一起，让人在民族感情立场上，有点不大愿意割舍（黄帝问题，可说是中国人在历史真实、历史完整之理解上，一个最大的考验）。
　　后语
　　 说实在，中国对于历史的观念，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那就是在要求历史完整的原则下，可以牺牲历史真实。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不允许，或者不愿意承认神话的国家。因为神话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凡是不完整的历史（特别是各种历史的初始阶段），都让中国人觉得有所缺憾。这种心态，基本上不存在于西方。例如希腊的早期历史，即充满了神话故事——希腊的早期历史，是文学性极高的神人不分时代。我们不会把那些故事看成历史真实，而仅仅以神话视之。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希腊早期历史的交代不清有所遗憾。我们更不会因为希腊早期历史的真真假假，忽视希腊对人类文化的卓越贡献。
　　 人类发明文字，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在文字出现以前，各种历史事件的保留，都是靠着口耳相传，都是靠着讲故事和听故事。换句话说，那种充满主观偏见与主观想象的历史，不是一种近似科学的记录，而是一种近似文学的记录。这个现象，是所有国家民族必经的历史阶段。如果为求历史完整，不肯面对这种现象（认为任何古书中的记录，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有神话成分的），那就有点出于自卑的自欺了。
　　 沒有神话的民族，才是历史不完整的民族。这是我综观其他民族历史，所得到的结论。
　　责任编辑 吴晓辉
　　??事。因为我在这些故事中，不仅看到了《张良进履》《加官进禄》等励志体裁，还有诸如《拾玉镯》《秋胡戏妻》等这些在当时岁月被视为情爱俚曲的章什！试想，千百年前，在这个举世为之敬仰的、对全国理学有榜样作用的著名书院中，正上演着《拾玉镯》的爱情戏，一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在台下看着那女主角儿充满生活气息的表演，不时哄堂大笑，旁边还有平时严肃刻板的授课恩师，也一起露出由衷的笑容，会是多么生动而鲜活的画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传诵至今仍朗朗上口的对联，或许正道出了书院办学的宗旨所在。作为一所学校，就是要以培养对社会、对国家的有用之才为己任，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学子不是死读书、做“八股”，在严肃整齐之时，仍不忘活泼创新。希望做到所有“声音”皆“声声入耳”，从而能“学富五车，学以致用”，有能力、有信心去关心处理好那些家事、国事和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