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直以来，林白对她生活其中的现实充满困惑和恐惧，在她的小说文本中，人物表面上总是表现为拒绝、逃避，在现实面前背过身去，尤其是在早期书写中，林白倾心于女性的心里履历，体验的真实是最高的真实，突出表现在其人物在精神层面上大多与世俗生活不大沾边，如美丽、高贵而神秘的朱凉（《回廊之椅》），虽然受到红色暴力的惊扰，但朱门大院的屏风、阁楼、廊椅、秀扇、清茶、窗帘和情意相投的使女，仍然给她一个红尘之外的安全境地和一份脱俗的优雅；多米（《一个人的战争》）虽然贫困，但在另一个世界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独来独往，她无论乘上轮船溯江而上还是漫游在峨嵋的山间小路抑或是穿行于朱凉神秘的红色宅楼，都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轻松从容和浪漫。但另一方面，林白又始终没有放弃与现实对话，寻找与现实世界错位的位置和根源，体现在其创作本身有一个由内聚到外观视角转换的走向，有从自我、内心倾诉到他者、现实生活呈现重心位移的过程。即使仍然书写女性个人经验，也有一个伴随生命的纵深展开而不断延展的经验范围，当多米身体的、心理的成长过程完成与情感历险隐退后，李莴、姚笠、南红、红艳们就一一走向前台，演绎女人已婚或离婚、求职或失业的故事和体验。这无疑是从林白自身生活经历、生命体验的土壤中绽放的花朵。
一、渐趋明显地走向世俗生活和他者
在林白的视域和经验里，男权中心文化支撑的现实社会总是生硬地、残酷地拒绝排斥着女性，女性们也总是像面临危险加身的乌龟一样缩回自己的头和四肢，拒绝和逃避，退回“自己的房间”，在四围林立的镜子中面对自我。但理智上，林白又清醒地知道，这些女人们向往的红尘之外的另一境界只诗意地存在于她的想象中，只是她的一种话语实践，只具有文本存在形式，她们不可能真正超然物外、割断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林白正是以这种情感上逃避、理智上趋近的姿态，让她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人物也因此呈现出矛盾分裂、与外部现实生活若即若离的状态。因此，多米才会因为“希望获得现世的成功”，错过了两次当女先知的机会，“一次是预测未来的玄机，一次是与冥府接通的女人，但我总是错过了它们，我没有最后选定它们，它们也没有最后选定我”。也才会因为朱凉“忘了告诉我返回的方法”而只能身处当下，“凝望囚禁在时间深处的影像”，这都无疑隐喻着林白不管是无奈还是自愿，她只能把握和关注现实。多米曾发誓要“疯狂地爱一次”，不是出于对男人与生俱来的兴趣和好感，而是为了拯救自己不至于“离人群越来越远”，乃至最后嫁给一个愿意收留她的老男人，都表现出多米向世俗生活趋近的愿望和努力，尽管这种行为背离了她真实的需要和情感，也部分地颠覆了她之前的种种探寻。而林白文本中女同性恋者最后不约而同的逃离选择，不能不说是她们潜意识中的同性恋恐惧——异性恋霸权社会对其他弱势选择的性行为的敌视与伤害，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传统观念潜在操纵下，女性们为了避免与人群永远隔绝而自愿作出的妥协，因为“我十分害怕我是天生的同性恋者，这是我的一个心理痼疾，它像一道浓重的黑幕，将我与正常的人群永远分开”（《一个人的战争》）。但她的叙述重心是逐步向世俗生活倾斜的，“从最初顽固地讲述内心生活开始，林白也在向现实迈进。女人之间的故事转向了女人在现实中的故事，神秘的女性，被更现实化的受压迫和遭排斥的女性的形象所替换”①。尤其对百病丛生的社会转型时期都市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给予了深情的关注：生存的艰难使她们恐慌，生存的重压迫使她们妥协，并借此展示两性生活的政治图景。姚笠（《守望空心岁月》）在“稻米的危机”压迫下，终于违心地为靠偷税漏税发财的所谓企业家李阿狗写20万字的传记；林多米（《说吧，房间》）在前两次求职失败后，不得不按照男性的标准和眼光装扮自己、扮演“被看”、“被塑造”的角色再次求职；北诺（《致命的飞翔》）和红艳（《红艳见闻录》）甚至靠出卖色相这种极端的手段来换取生存的机会。然而，李阿狗被抓，姚笠赚钱的梦想破灭，多米也成为男性间权力争斗的替罪羊，北诺识破骗局后，刺向秃头男人的那把亮闪闪的利刃，正是林白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的闪现：它们共同揭示的是现代商业社会背景下新的男女不平等关系，女人虽然走出了传统的家庭领地，进入社会参与一些社会工作，但操纵权力的仍然是男性，女人们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竞争，都逃不出被男性支配而失败的命运。北诺举起的复仇利剑，挥舞出的无疑是林白面对都市职业女性生存现实的绝望的叹息。
从总体上看，林白的创作到《一个人的战争》为止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回避现实生活的唯美主义态度，着力于个人内心体验和想象的盛宴。《致命的飞翔》是过渡，为了生存而献身而挥舞想象中复仇利刃的北诺，对社会现实生活作出了较为鲜明的回应。而《说吧，房间》和她以前的作品相比，更明显地表现出林白在创作上由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聚焦向生存现实的过渡和倾斜。一个离婚长得又不好看的中年女人、失业者、小女孩扣扣的母亲——林多米，离婚前，“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离婚和失业后，漫漫的求职长途、辛酸的求职经历，与被男人遗弃的同时也丢掉工作的南红的经历和遭遇，共同揭示了现代女性在现实环境中的生存困境。不仅叙述更朴素平易，而且人物更具现实感：林多米就是众多已婚职业妇女中的普通一员，已驻足于现实的土壤，有着浓郁的世俗烟火气息，而不像以往的朱凉、廖等女性形象，只有在林白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因此，“林白的这部作品更具现实感，更切近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情绪和风貌。如果说过去更注重表达女性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压抑苦痛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对女性的生存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怀和热情”②。
进入新世纪，林白的创作由内心世界表达走向现实存在的脚步更坚定也走得更远，其眼光已从内聚转为外观，用一种开放的、放射性的视野，关注起自我之外的他者的生存现状，呈现出一幅万物花开的局面，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她的两部互文式的文本《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中。她就像一个饶有兴致的摄影者，悠闲地漫游在王榨的天空下，借助于一个乡村孩子和乡村妇女的眼光把王榨人的人情冷暖、吃喝拉撒、鸡毛蒜皮、鸡零狗碎、奇闻轶事、流言蜚语等统统摄入文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声色俱全、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图景，明媚亮丽的格调取代了以前的阴郁粘稠。文本虽然仍是片段式的，但有明显的现场感和现实生活的质感，尤其是后者，在故事的讲述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素材基本等同于情节，自传性的叙述者被完全异质化的讲述者代替，直接让乡村妇女木珍自由散漫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完全的他者’。作家没有一句插话，她只是一位倾听和记录者，而且几乎是照录，讲述的原始模样得到了完整的留存，不照顾词汇、语法、修辞以及逻辑的通用性”③。没有写景抒情和心理分析，对外部生活图景的勾勒占据了全部文本空间，作家自身的私人性、亲历性、自我体验性都大大削弱。
二、视角转向原因探析
创作前期的林白，就像不能流动的“瓶中之水”，又像遭遇禁锢的“玻璃虫”，长期困守于“房间”“守望空心岁月”，陷身“一个人的战争”，流连于“回廊之椅”的凄迷，让那些“枝繁叶茂的女人”，完成了一次次“致命的飞翔”，所以，她定格在读者头脑中的是一个沉迷于自恋中的坦荡女性，被公认为女性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但现在，她却纵身跃入江湖，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看到一个崭新而辽阔的世界，并转变为眼光向外的书写者。追根溯源，其转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私人化书写自身严重的局限使林白的创作陷入了困境。女性私人化书写最突出的文本特征就是注重女性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体验，奉行的策略就是“躯体写作”。这样的取向，既造成了私人化写作群体的雷同难有新意，又由于个人经验和经历的有限，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书写，也使个人的书写因记忆被淘尽难免出现写作资源枯竭的恐慌。林白以故乡小镇为背景写作了一系列回望“沙街”的作品后，就深怀被“沙街”记忆淹没的焦虑，同时，林白小说中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现象（虽然她自认为事出有因，不能算作重复），受到了来自读者和论者的批评。林白直言过，在写完《玻璃虫》后觉得有些失重，精神极度空虚。题材写尽可能是其感觉失重，“精神极度空虚”的重要原因，因为，到此时，她的作品已经把她有限的经历，尤其是给她留下过深深印痕的经历几乎写遍了，有的还反复书写过。陈晓明先生对林白就曾有过这样的担心：“对她完全返回到内心经验去的写作方式又不得不有所疑虑。埋葬了自己的林白，她如何复活呢？在生活的边界上，在艺术的边缘，在女性记忆的尽头，林白还将呈现何物？”④ 尽管林白认为自己写作的资源在于心理能量，但心理能量不是空穴来风，必须有新的东西刺激方能获得足够的心理能量完成创作。也许林多米的困境和渴望也正是林白此时写作遭遇的困境和需要：“她本来已是一个十分孤僻的孩子，正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些新鲜的面孔，一片新生的声音来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林白是把每一次书写都当成是一次彻底的埋葬的,那么埋葬完记忆之后走向何方？这种窘况给自觉追求艺术超越的她带来深深的焦虑和渴望，促使她不断地积极地探索摆脱困境的途径。这可以说是林白转型的内在动力。其实，这种危机也曾发生在丁玲的早期创作中。有论者在评论丁玲在1930年代结束写知识女性个性与自我，转向写工农、社会革命和其他女性时，发现除了与其创作之初就包含着转变为写下层女性和农妇的因子有关之外，还与她1920年代末的创作遭遇到了危机有关，像她的《岁暮》、《小火轮上》、《日》、《在黑暗中》等作品主题都指向都市自由女性的孤独苦闷，但“孤独苦闷一方面是一种真实，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述和姿态。作为真实，可能被写尽，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新实践新内容；而作为表述，作不变调的吟唱，不仅可能疲惫、陈旧，而且可能被看破什么，渐渐失去听众，终至无须再唱”⑤。面对这种窘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此寂寞罢笔退出创作，一种就是迎接挑战，寻求突围之道。对于把写作视为生存方式的林白，她只能也情愿选择挑战。
其次，其转变也获得了难得的现实契机。林白在写完《玻璃虫》后，觉得有些失重、精神极度空虚，就应出版社之邀行走黄河。2000年的这次行走黄河，对林白创作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行打开了作家封闭的内心自我，使其从极端封闭的内心世界走了出来。这之前，林白是一个极度缺乏现实感的人，害怕和人交往，害怕现实中的很多事务。从《枕黄记》可以看出林白是怎样一步一步打开自己的，这次考察中作者关注、询问的问题也呼应着随后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的书写对象：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琐事。虽然林白曾说自己行走黄河的初衷，是因为出版社酬劳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万元钱，但从她执着地走完全程、硬着头皮迫使自己努力地走向被访问对象的姿态，我们宁可相信这是在寻求突围的内在躯力之下的自觉行动。写完《枕黄记》，老家的亲戚木珍就来了，讲起了老家的事情，这些来自“江湖”的声音感动了林白。所以林白在《妇女闲聊录》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正是黄河之行疏通了林白感受“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的通道，而全新的“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林白获得了全新的感受，孕育出了面目迥异的新作品。
再次，林白从私人化书写转向乡村题材的开掘，跟她自身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林白出生并生长于广西一个边远县城的小镇，这样的小镇，其实就是城市与乡村的接合部、过渡地带，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在这里有所汇集、呈现，乡村的一切对她并不陌生。另外，在她六岁时曾被母亲送到乡下生活了一段时间，成年后上山下乡又在农村生活了几年，因此，她是有对乡村生活的体验和记忆的。这为她后来听了木珍的闲聊后感到震惊而萌发创作冲动，提供了内在的参照对象和记忆基础。在《万物花开》后序里，她就说过，木珍跟她想象里的农村妇女完全不一样，她想象中的农村妇女应该勤劳善良，孝敬公婆，全心全意侍奉丈夫和孩子，她只有媳、妻和母这样的身份，而木珍和王榨的女人们却篡改了男性长久以来对女性的想象和要求，这对一直以来都在探寻女性理想生存模式的林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我对所有超越常规的女人均有浓重的好奇心”（《玻璃虫》）。事实上，在此之前，林白也有零星的以乡村为背景展开的小说。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是难以写好一种新领域里的题材的，一代文学大家巴金就曾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擅长写城市知识分子的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文艺要写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主动深入工厂体验生活，也写出了一些作品，但作品的质量既让巴金自己深感失望也难以获得读者的认同，巴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就很中肯地分析说是因为自己缺乏工厂这方面的生活基础。林白在一些访谈里反复谈到过，写作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写，需要等待，让它从生命里自然生长出来。私人经验的反复书写出现的窘境，黄河之行带来的心灵敞开，木珍闲聊引起的震惊，它们的汇集就是林白等来的契机。这或许是私人化写作女作家中，为什么是林白而不是陈染、徐小斌等人，为什么是黄河之行后不是此前，转向农村书写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最后，这种转向乡村书写，也与当下社会对文学的呼唤有关。在新时期，一直以来，乡村农民在政治上他们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在文化、文学上他们也往往是一个失语的群落，因此，书写乡村和农民就成了这个时代作为底层关怀强有力的呼声。林白笔下的人物本身大都来自社会底层，与平常人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辛与重压，不象陈染的人物那样有着浓郁的贵族气息及强烈的叛逆心理。林白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对当下生活充满了关注的热情，对普通人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充满了深切的焦虑和真诚的关怀。她个人的经验与想象一旦与生活真实地连在一起，便具有了极大的震撼性”⑥。林白写作自身具有的底层关怀以及由内趋外的基因，加之生活提供的记忆基础和现实契机，水到渠成地和时代的呼应走在了一起。对固执地和主流叙事、主流话语保持着距离的林白来说，这一次竟“无心插柳柳成荫”般地和主流走在了一条道上。
注释
①④陈晓明：《不说，写作和飞翔——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②孟繁华：《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见林白：《说吧，房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③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见林白：《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⑤乐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⑥孟繁华：《想象的盛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社科系）
一、渐趋明显地走向世俗生活和他者
在林白的视域和经验里，男权中心文化支撑的现实社会总是生硬地、残酷地拒绝排斥着女性，女性们也总是像面临危险加身的乌龟一样缩回自己的头和四肢，拒绝和逃避，退回“自己的房间”，在四围林立的镜子中面对自我。但理智上，林白又清醒地知道，这些女人们向往的红尘之外的另一境界只诗意地存在于她的想象中，只是她的一种话语实践，只具有文本存在形式，她们不可能真正超然物外、割断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林白正是以这种情感上逃避、理智上趋近的姿态，让她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人物也因此呈现出矛盾分裂、与外部现实生活若即若离的状态。因此，多米才会因为“希望获得现世的成功”，错过了两次当女先知的机会，“一次是预测未来的玄机，一次是与冥府接通的女人，但我总是错过了它们，我没有最后选定它们，它们也没有最后选定我”。也才会因为朱凉“忘了告诉我返回的方法”而只能身处当下，“凝望囚禁在时间深处的影像”，这都无疑隐喻着林白不管是无奈还是自愿，她只能把握和关注现实。多米曾发誓要“疯狂地爱一次”，不是出于对男人与生俱来的兴趣和好感，而是为了拯救自己不至于“离人群越来越远”，乃至最后嫁给一个愿意收留她的老男人，都表现出多米向世俗生活趋近的愿望和努力，尽管这种行为背离了她真实的需要和情感，也部分地颠覆了她之前的种种探寻。而林白文本中女同性恋者最后不约而同的逃离选择，不能不说是她们潜意识中的同性恋恐惧——异性恋霸权社会对其他弱势选择的性行为的敌视与伤害，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传统观念潜在操纵下，女性们为了避免与人群永远隔绝而自愿作出的妥协，因为“我十分害怕我是天生的同性恋者，这是我的一个心理痼疾，它像一道浓重的黑幕，将我与正常的人群永远分开”（《一个人的战争》）。但她的叙述重心是逐步向世俗生活倾斜的，“从最初顽固地讲述内心生活开始，林白也在向现实迈进。女人之间的故事转向了女人在现实中的故事，神秘的女性，被更现实化的受压迫和遭排斥的女性的形象所替换”①。尤其对百病丛生的社会转型时期都市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给予了深情的关注：生存的艰难使她们恐慌，生存的重压迫使她们妥协，并借此展示两性生活的政治图景。姚笠（《守望空心岁月》）在“稻米的危机”压迫下，终于违心地为靠偷税漏税发财的所谓企业家李阿狗写20万字的传记；林多米（《说吧，房间》）在前两次求职失败后，不得不按照男性的标准和眼光装扮自己、扮演“被看”、“被塑造”的角色再次求职；北诺（《致命的飞翔》）和红艳（《红艳见闻录》）甚至靠出卖色相这种极端的手段来换取生存的机会。然而，李阿狗被抓，姚笠赚钱的梦想破灭，多米也成为男性间权力争斗的替罪羊，北诺识破骗局后，刺向秃头男人的那把亮闪闪的利刃，正是林白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的闪现：它们共同揭示的是现代商业社会背景下新的男女不平等关系，女人虽然走出了传统的家庭领地，进入社会参与一些社会工作，但操纵权力的仍然是男性，女人们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竞争，都逃不出被男性支配而失败的命运。北诺举起的复仇利剑，挥舞出的无疑是林白面对都市职业女性生存现实的绝望的叹息。
从总体上看，林白的创作到《一个人的战争》为止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回避现实生活的唯美主义态度，着力于个人内心体验和想象的盛宴。《致命的飞翔》是过渡，为了生存而献身而挥舞想象中复仇利刃的北诺，对社会现实生活作出了较为鲜明的回应。而《说吧，房间》和她以前的作品相比，更明显地表现出林白在创作上由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聚焦向生存现实的过渡和倾斜。一个离婚长得又不好看的中年女人、失业者、小女孩扣扣的母亲——林多米，离婚前，“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离婚和失业后，漫漫的求职长途、辛酸的求职经历，与被男人遗弃的同时也丢掉工作的南红的经历和遭遇，共同揭示了现代女性在现实环境中的生存困境。不仅叙述更朴素平易，而且人物更具现实感：林多米就是众多已婚职业妇女中的普通一员，已驻足于现实的土壤，有着浓郁的世俗烟火气息，而不像以往的朱凉、廖等女性形象，只有在林白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因此，“林白的这部作品更具现实感，更切近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情绪和风貌。如果说过去更注重表达女性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压抑苦痛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对女性的生存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怀和热情”②。
进入新世纪，林白的创作由内心世界表达走向现实存在的脚步更坚定也走得更远，其眼光已从内聚转为外观，用一种开放的、放射性的视野，关注起自我之外的他者的生存现状，呈现出一幅万物花开的局面，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她的两部互文式的文本《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中。她就像一个饶有兴致的摄影者，悠闲地漫游在王榨的天空下，借助于一个乡村孩子和乡村妇女的眼光把王榨人的人情冷暖、吃喝拉撒、鸡毛蒜皮、鸡零狗碎、奇闻轶事、流言蜚语等统统摄入文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声色俱全、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图景，明媚亮丽的格调取代了以前的阴郁粘稠。文本虽然仍是片段式的，但有明显的现场感和现实生活的质感，尤其是后者，在故事的讲述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素材基本等同于情节，自传性的叙述者被完全异质化的讲述者代替，直接让乡村妇女木珍自由散漫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完全的他者’。作家没有一句插话，她只是一位倾听和记录者，而且几乎是照录，讲述的原始模样得到了完整的留存，不照顾词汇、语法、修辞以及逻辑的通用性”③。没有写景抒情和心理分析，对外部生活图景的勾勒占据了全部文本空间，作家自身的私人性、亲历性、自我体验性都大大削弱。
二、视角转向原因探析
创作前期的林白，就像不能流动的“瓶中之水”，又像遭遇禁锢的“玻璃虫”，长期困守于“房间”“守望空心岁月”，陷身“一个人的战争”，流连于“回廊之椅”的凄迷，让那些“枝繁叶茂的女人”，完成了一次次“致命的飞翔”，所以，她定格在读者头脑中的是一个沉迷于自恋中的坦荡女性，被公认为女性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但现在，她却纵身跃入江湖，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看到一个崭新而辽阔的世界，并转变为眼光向外的书写者。追根溯源，其转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私人化书写自身严重的局限使林白的创作陷入了困境。女性私人化书写最突出的文本特征就是注重女性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体验，奉行的策略就是“躯体写作”。这样的取向，既造成了私人化写作群体的雷同难有新意，又由于个人经验和经历的有限，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书写，也使个人的书写因记忆被淘尽难免出现写作资源枯竭的恐慌。林白以故乡小镇为背景写作了一系列回望“沙街”的作品后，就深怀被“沙街”记忆淹没的焦虑，同时，林白小说中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现象（虽然她自认为事出有因，不能算作重复），受到了来自读者和论者的批评。林白直言过，在写完《玻璃虫》后觉得有些失重，精神极度空虚。题材写尽可能是其感觉失重，“精神极度空虚”的重要原因，因为，到此时，她的作品已经把她有限的经历，尤其是给她留下过深深印痕的经历几乎写遍了，有的还反复书写过。陈晓明先生对林白就曾有过这样的担心：“对她完全返回到内心经验去的写作方式又不得不有所疑虑。埋葬了自己的林白，她如何复活呢？在生活的边界上，在艺术的边缘，在女性记忆的尽头，林白还将呈现何物？”④ 尽管林白认为自己写作的资源在于心理能量，但心理能量不是空穴来风，必须有新的东西刺激方能获得足够的心理能量完成创作。也许林多米的困境和渴望也正是林白此时写作遭遇的困境和需要：“她本来已是一个十分孤僻的孩子，正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些新鲜的面孔，一片新生的声音来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林白是把每一次书写都当成是一次彻底的埋葬的,那么埋葬完记忆之后走向何方？这种窘况给自觉追求艺术超越的她带来深深的焦虑和渴望，促使她不断地积极地探索摆脱困境的途径。这可以说是林白转型的内在动力。其实，这种危机也曾发生在丁玲的早期创作中。有论者在评论丁玲在1930年代结束写知识女性个性与自我，转向写工农、社会革命和其他女性时，发现除了与其创作之初就包含着转变为写下层女性和农妇的因子有关之外，还与她1920年代末的创作遭遇到了危机有关，像她的《岁暮》、《小火轮上》、《日》、《在黑暗中》等作品主题都指向都市自由女性的孤独苦闷，但“孤独苦闷一方面是一种真实，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述和姿态。作为真实，可能被写尽，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新实践新内容；而作为表述，作不变调的吟唱，不仅可能疲惫、陈旧，而且可能被看破什么，渐渐失去听众，终至无须再唱”⑤。面对这种窘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此寂寞罢笔退出创作，一种就是迎接挑战，寻求突围之道。对于把写作视为生存方式的林白，她只能也情愿选择挑战。
其次，其转变也获得了难得的现实契机。林白在写完《玻璃虫》后，觉得有些失重、精神极度空虚，就应出版社之邀行走黄河。2000年的这次行走黄河，对林白创作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行打开了作家封闭的内心自我，使其从极端封闭的内心世界走了出来。这之前，林白是一个极度缺乏现实感的人，害怕和人交往，害怕现实中的很多事务。从《枕黄记》可以看出林白是怎样一步一步打开自己的，这次考察中作者关注、询问的问题也呼应着随后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的书写对象：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琐事。虽然林白曾说自己行走黄河的初衷，是因为出版社酬劳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万元钱，但从她执着地走完全程、硬着头皮迫使自己努力地走向被访问对象的姿态，我们宁可相信这是在寻求突围的内在躯力之下的自觉行动。写完《枕黄记》，老家的亲戚木珍就来了，讲起了老家的事情，这些来自“江湖”的声音感动了林白。所以林白在《妇女闲聊录》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正是黄河之行疏通了林白感受“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的通道，而全新的“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林白获得了全新的感受，孕育出了面目迥异的新作品。
再次，林白从私人化书写转向乡村题材的开掘，跟她自身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林白出生并生长于广西一个边远县城的小镇，这样的小镇，其实就是城市与乡村的接合部、过渡地带，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在这里有所汇集、呈现，乡村的一切对她并不陌生。另外，在她六岁时曾被母亲送到乡下生活了一段时间，成年后上山下乡又在农村生活了几年，因此，她是有对乡村生活的体验和记忆的。这为她后来听了木珍的闲聊后感到震惊而萌发创作冲动，提供了内在的参照对象和记忆基础。在《万物花开》后序里，她就说过，木珍跟她想象里的农村妇女完全不一样，她想象中的农村妇女应该勤劳善良，孝敬公婆，全心全意侍奉丈夫和孩子，她只有媳、妻和母这样的身份，而木珍和王榨的女人们却篡改了男性长久以来对女性的想象和要求，这对一直以来都在探寻女性理想生存模式的林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我对所有超越常规的女人均有浓重的好奇心”（《玻璃虫》）。事实上，在此之前，林白也有零星的以乡村为背景展开的小说。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是难以写好一种新领域里的题材的，一代文学大家巴金就曾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擅长写城市知识分子的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文艺要写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主动深入工厂体验生活，也写出了一些作品，但作品的质量既让巴金自己深感失望也难以获得读者的认同，巴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就很中肯地分析说是因为自己缺乏工厂这方面的生活基础。林白在一些访谈里反复谈到过，写作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写，需要等待，让它从生命里自然生长出来。私人经验的反复书写出现的窘境，黄河之行带来的心灵敞开，木珍闲聊引起的震惊，它们的汇集就是林白等来的契机。这或许是私人化写作女作家中，为什么是林白而不是陈染、徐小斌等人，为什么是黄河之行后不是此前，转向农村书写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最后，这种转向乡村书写，也与当下社会对文学的呼唤有关。在新时期，一直以来，乡村农民在政治上他们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在文化、文学上他们也往往是一个失语的群落，因此，书写乡村和农民就成了这个时代作为底层关怀强有力的呼声。林白笔下的人物本身大都来自社会底层，与平常人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辛与重压，不象陈染的人物那样有着浓郁的贵族气息及强烈的叛逆心理。林白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对当下生活充满了关注的热情，对普通人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充满了深切的焦虑和真诚的关怀。她个人的经验与想象一旦与生活真实地连在一起，便具有了极大的震撼性”⑥。林白写作自身具有的底层关怀以及由内趋外的基因，加之生活提供的记忆基础和现实契机，水到渠成地和时代的呼应走在了一起。对固执地和主流叙事、主流话语保持着距离的林白来说，这一次竟“无心插柳柳成荫”般地和主流走在了一条道上。
注释
①④陈晓明：《不说，写作和飞翔——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②孟繁华：《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见林白：《说吧，房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③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见林白：《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⑤乐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⑥孟繁华：《想象的盛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