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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米,是走廊的长度。女保洁员看着那些危重的病人,从走廊西侧的门进入,而后,多数人被从走廊东侧的门推出。进出时,他们都安静地躺着。
女保洁员想,生与死,大约也就二十米的距离吧。这么深奥的想法,看起来不该是一个女保洁员该有的。可她真就这么想了。她的祖父在世时,曾是有名的“半仙”。祖父说:“生死之间,其实也就是一口气的工夫。”祖父又说:“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灵魂。人死了,灵魂就自由了。”祖父还指着天上的星星,说:“瞧见没?那都是灵魂变的,有一天,爷爷也会变成星星的。”所以,打小她就觉得,人不过是一个壳子,灵魂才是那个真的“人”。灵魂走了,壳子也就废了。
她在ICU从事保洁工作已经多年,一切都似乎习惯了、麻木了。这二十米她来回走过多少次,叠加起来是个什么数字,她不知道,也不在意。她多数时间都弯着腰,左手笤帚,右手撮斗,或者两手攥着拖把,自西向东,让这二十米保持干净。常常,她一面清扫地上的烟蒂和痰渍,一面发着牢骚,但抽烟的继续抽烟,吐痰的继续吐痰。她拿眼瞪着他们,小声说着脏话。这大约也成了习惯。
累了,她就扶着笤帚,呆呆地站一会儿。又有人蒙在被子下被推出来,只露出两只僵硬的脚。哭声在走廊回荡,形成多声部的合奏——沉闷的发自一个中年人,背驼得厉害,胡子像一团杂乱的荒草;哭出戏腔的大约是他的妻子:“我的婆婆唉……唉,唉,唉……”怎么听都有些煽情;尖厉的来自一个年轻女人,红头发,脸色苍白,五官扭曲。他们用哭声把那个异常安静的人送入电梯间,从九楼开始下降,然后哭声渐弱,最终坠入某个深不见底的地方。
她就这样站着,面无表情,似乎无意识地挥了挥笤帚,然后继续她的劳作。白日下沉,夜色升起,夜幕笼罩着走廊,叹息声压过了其他声音,在黑夜里凸显出来。她分辨不出,谁在为生命感叹,谁在为钱发愁,谁在为出资不均忧闷,谁又在为无暇谋生焦虑……但她知道,每个人都在煎熬着。夜渐深,备受煎熬的人终于疲惫,鼾声在走廊翻滚,重浊的、高亢的、带着哨音的、时断时续的……交汇起来,驱赶着死亡和恐怖。有人在铁质座椅上不安地翻身,制造出刺耳的声响。她倚着墙,看着他们,就想,睡吧,都睡吧,睡着了就什么都忘了。
她也有无聊的时候。站在窗口,看夜空中的星星。那些星星眨着眼,显出几分诡谲。她时常会陷入恍惚——那颗最亮的,是祖父吗?这些星星当中,会不会有那些走过二十米的灵魂呢?有时,她也会和人搭讪,比如那个文弱的青年。他戴着眼镜,像一个腼腆的大学生。她注意他很久了,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青年的母亲病情危重,为何只有他一个人陪护?
“怎么不见有人替你呢?”她佯装清扫他脚下的地面,顺口问道。
青年叹了口气:“我爸十年前就死了,在建筑工地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人当场就没了。”
她手里的笤帚抖了一下。
“我还有一个哥哥,”青年接着说,“三年前出了车祸,也死了。”
她的全身都抖了一下。
“家里就剩下我和我妈,”青年脸色惨白,“现在,我妈也要走了。”
她愣在那里,表情木木的,眼皮跳了几下,似乎想流泪,但她流不出。她看着青年,想,十年前,他还是个孩子;三年前,他也只是个大孩子;而今,他可能很快就成孤儿了……她似乎想摸摸青年的头,手伸了伸,又缩回了。她什么也没说,手里的笤帚,倒是有些发狠了。
青年母亲去世的时候,她依旧呆立着,无意识地挥了挥笤帚。
又一个晚上,一位半大小子进了ICU,陪同而来的是一个妖里妖气的女孩儿,化着浓妆,头发染成焦黄色,打底裤外套着一件黑色皮短裙,身上的味道香得撩人。更吸引眼球的是,她的双臂居然文着彩色文身。从她出现在这里后,她似乎一直有打不完的电话,嘴里粗话连篇,简直不堪入耳。女孩儿边打边在走廊晃荡,如入无人之境,有时还会朝注意她的男人抛媚眼。所有人都睥睨着她,远远地躲开……
她没躲,迎着走过来的女孩儿,说:“伤得不轻啊。”
女孩儿乜了她一眼:“被刀捅了,轻得了吗?我得让我的哥们儿给我男朋友报仇!”
她就唏嘘了一声,说:“还是报警吧,闺女,别把事情搞大了。”
女孩儿不耐烦地推了她一把:“去去去,要你个扫地的多管闲事!”
她僵着一张脸,看女孩儿在电话里招呼四方神圣。她嘴唇翕动着,却再也无话。没过多久,那个半大小子从东侧的门被推出来了。她还是呆立着,向着再也站不起的半大小子,机械地挥了挥笤帚。
这么多年,她挥了多少次笤帚,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或者说,她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些死者挥手。所有的陪护者,也不会关注她。她的确太渺小了。她在每一次挥手后,就接着清扫她的二十米。她只知道,不管那些人是好人還是坏人,是善人还是恶人,她都得让他们干干净净地走完这二十米,然后变成夜空中的星星。这是她的本分,也似乎是她必须完成的使命。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