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气质颇迷蒙的《合肥四姊妹》的自序中，金安平女士称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一种“悬”的境界。这是书中的一位主角张充和女士的生活艺术，“悬”即是“凌空”——书法家善用手腕表达“悬”，出色的昆曲演员则将其化在姿态之中，优秀的诗人则用文字传达这种境界。
　　我初次看到这段话时，不禁暗自发笑，老外写中国文化，就喜欢奢谈这种看似意境深远实质却是文化隔膜的异乡情调。但等到阅毕全书，书中场景及人物的处世言行一一浮现，不由对作者细腻的感觉，以及模仿昆曲的表现形式，与历史若即若离的独特写作方式深深着迷，的确“悬”！
　　考虑到这本书是通过一个家族的历史折射出古老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作者又是大汉学家史景迁教授的夫人，所以这本书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史景迁教授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同样是以人物命运折射历史变迁，史景迁先生《王氏之死》，细节处写的不是人物的表情、动作和对话，而是在带出与故事相关的经济因果、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法律条文，真正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但假如说史景迁的方式是由人物、故事凸显历史，那么，比较而言，金安平女士便是以历史、故事凸显人物——《合肥四姊妹》虽也有必要的风俗、伦理等的插叙，但折射的主要并非中国历史的变迁，金安平女士更注重通过她的叙述，去接近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生活艺术、人生境界——人生如戏，身处其中的人如何意识如何处理自己对戏的态度。《合肥四姊妹》以这种独特方式将历史呈现出来，让看戏的人（读者）感同身受戏中人的欢笑、悲哀与无奈，来领会其中的微妙之处。
　　合肥四姊妹指的是张元和（昆曲艺术家顾传玠之妻）、张允和（语言学家周有光之妻）、张兆和（作家沈从文之妻）、张充和（汉学家傅汉思之妻）。本书共分为13章，其实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第一至第九章，讲述四姊妹的父母、保姆、家庭、学校，虽然也讲述各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女性，但主要重在述史——毕竟这是一本针对西方人的历史作品，需要有基本的历史背景。
　　但第九章是一个过渡，在本章中，金安平女士巧妙地结合了十八世纪中国女作家陈端生的和十九世纪的易卜生所提出的问题：《再生缘》的孟丽君和《玩偶之家》的娜拉虽然各自时代、文化背景不同，但可能面临“怎么办”的问题是同样的，陈端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孟丽君为此问题烦恼不已。易卜生也没有解决问题，却唤醒了无数中国女性按照西方的方式“走出去”——本章中走出去的一位女性的结果是困窘而死。不过作者显然不是要在这本讲述众多女性命运的书里面讨论女权问题，而是通过她的方式将此问题用很中国的传统智慧来表述，并不是“出走后怎么办？”而是庄子所表达的更为艰难的处境，“绝迹易，无行地难。”不“听天由命”独立行动起来的四位女性将同样会被命运之手控制。
　　元和爱上当时地位低下的“戏子”（现在就得是昆曲艺术家）顾传玠，顾传玠的人生大戏是生不逢时，试图摆脱“戏子”的身份，但终于一事无成；元和的人生大戏是迷恋上演员，爱上的是顾传玠还是顾在昆曲中所扮演的角色？元和一直保持着谨慎地沉默。
　　允和是位坚强、颇有英雄气质，坚信自己创造幸福的人，战乱让她眼睁睁看着小女儿死去，小儿子被流弹击中也差点死亡，后来又到文革，“做戏”才得以保存自己。她还有段为友仗义的小插曲，同样是“做戏”帮助她跟上海某黑帮打了场胜仗。
　　兆和的个性顽固，说话不留情面，又对人生怀疑因而胆怯——这一切使得她虽然是四姊妹中最“丑”的女孩，但又使得她拥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她从来不乏追求者——包括沈从文。但是沈从文又是个入“戏”太深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营造出来的“凤凰”城中，不易被周遭环境所改造，同样也很难溶入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既包括文革的特殊岁月，也包括其他的岁月。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童话或许根本是个错误。
　　充和是四姊妹中受教育最好，古典文化影响最深的，也是最深知“悬”之境界的，充和对很多学者都有从她的视角出发的妙评——如刘文典、卞之琳。充和坚持“不该把你自己的本色——自己的情感——带上舞台。”我想，“舞台”除了指昆曲外，也指人生的戏台。“假作真时真亦假”本就是中国的最高智慧，金安平在书的结尾写道：她归去，又再度归来。充和现在很少离开她的小园子，但是仍旧以她最擅长的方式过着“游历”的生活：用她手中的毛笔，出入于虚无缥缈之境。
　　“悬”即是“游于艺”也是“乘物以游心”，和如戏的人生若即若离的的状态，这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思考的处世境界——很多年前，庄子和惠施有过很深的讨论。我猜，除了金安平眼中的张充和是这种状态外，作仙很久的钱钟书也应该是一例。
　　这是一本极为迷人和可读的历史故事，从史学的角度也许重要性不大，但是本书所营造的意境和书中所讨论的，人在这个充满陷阱的世界中的对待人生的态度，值得用心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