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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 陈志武
最近有两组数据耐人寻味,一是去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个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每挣100元要花掉100.5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很负责任而美国人不顾明天死活只顾今天享受?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在《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我们谈到住房按揭贷款、医疗保险、汽车贷款、教育贷款、退休养老保险等金融品种对缓和储蓄压力的作用,这些金融品种可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也可帮助平衡个人一辈子的消费水平,关于这些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但,金融发展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实现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有46%还留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以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提前消费。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根据“收入流”来花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收入流”加“财富存量的增值”花钱。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存款总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存款总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去年可以消费的人均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考虑到人们对未来收入信心的增加,去年美国人的人力资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这部分也算进去,美国人去年还是存下不少财富。
中石化赚钱
对中国经济是个坏消息
■ 陈青蓝
中石化公布上半年业绩,利润比去年大涨333%,看各大网站的评论是骂声一片,竟然找不到一个帖子是替中石化说话的。
中石化、中石油招骂也是情理之中,一方面说国内油价还没涨到位,要继续涨,还哭穷说炼油环节一直是亏损;另一方面又购买数百万元的吊灯,志得意满地宣布中石化盈利能力独步全球,这样的表现如何让人说好话?
当国企的辩护士们为近些年中国国企的“盈利”欢呼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中国的银行、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等行业的大型国企业绩“傲视全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管理效率比欧美企业更高,而在于它们拥有那些欧美企业所没有的条件:行政垄断。
中石油和中石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石化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国家无偿划拨的油田开采权以及垄断的石油进口权而产生。这种凭借占有资源和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收入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租金。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向佃农收取一定的收入称为田租;凭借行政审批权而公开或私下收取费用,被称为权力租金;占有垄断权而坐收其利则是垄断租金。
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所谓“利润”很大一部分即来自于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是所有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使用它们的成品油的下游产业和个人所支付的。支付这份租金的人几乎包括全体中国国民,因为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没有一个产业不需要运输,每个人每天的吃、穿、用的所有物品都不可能是肩挑背扛送到你手里,必然要借助交通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石化、中石油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全球最大最盈利的石油企业”,是因为截取了中国广大民营企业、下游产业和普通老百姓所创造的财富,因此中石化、中石油越是“盈利”,每个中国人的负担就越是加重,中国的各个产业的经营就越艰难。
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
反弹就是一句空话
■ 许小年
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板块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经济循环:如果没有美国旺盛的经济需求,中国的投资高增长也不可能;没有中国人给美国人供应大量的廉价出口品,美国的消费增长也不可能。因此,中美两国或者是两大经济板块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现在好日子结束了。
美联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商业银行滥发信贷的结果致使美国的企业、家庭和经济严重依赖商业信贷,借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突出表现是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危机之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是零,就是说美国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不储蓄,工资收入百分之百的花掉,也就是说消费率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问题和美国正相反。美国人是过度借债,我们是过度储蓄——我们的储蓄率是40%左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储这么多的,储蓄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美国人借了钱,拼命去消费;我们中国人存了钱拼命去投资,不消费。钱存到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和政府去投资,因此,美国人的问题的反面就是我们的问题。
现在这个循环转不下去了。美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去减少消费,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但是感觉难受的是我们,因为消费品都是我们生产的。美国的调整叫“去杠杆化”,而我们是要“去库存化”。如果美国人“去杠杆化”不到位,它可持续的复苏就无法到来;如果中国的“去库存化”不能完成,中国经济的复苏也无法到来。
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走出这场危机——不是再去花钱拉动投资,而是坚决地把经济发展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已经太多了,现在缺的是老百姓的消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美国是15%,日本是20%多一些,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比重是35%,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中美两国之间差一倍,当然美国的70%可能是太高了,而我们的35%无疑是太低了,我说如果政府有钱的话最好是刺激消费。
如果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财政政策就不是建更多的“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而是把资源直接发给老百姓,或者是充实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给老百姓、企业减税。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减税,应该是增加在收入和财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
生二胎的“性价比”
■ 鲁宁
笔者所供职的报社,本周二刊发一份上海市民是否乐意生二胎的民调,结果如本次专项民调酝酿策划时所料,多数市民不乐意生二胎。具体说比例高达八成以上。
首先上海户藉人口老龄化是不争事实。联合国的老龄化标准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上海去年末是21.6%,国内最高。何况,上海户藉人口已连续近20年的负增长。
其次,上海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户藉人口中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生育二胎的做法,不是拍脑袋决定的土政策,而是符合国家《计生法》的地方法规,即上海市人大2003年颁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符合12种条件的上海户藉的育龄夫妇可申请生育第二胎,其中最硬的一条是,夫妇双方均系独生子女,只要本人申请,均可合法生育第二胎。很显然,这主要针对80后育龄夫妇,也是本文议论的重点。
80后夫妇普遍不愿生育二胎,第一原因是经济压力,华师大《中国家庭育儿方式调查研究报告0-6岁(上海组)》调查披露,上海市民把孩子养到6岁,平均费用为11.8万元,可以想见,如果养到大学毕业,费用又该是多少。这还不包括子女婚嫁的巨额成本,也没计入养育成本的年均增幅远远高于家庭收入的年均增幅这一客观窘况。
这项民调设定的问卷题很多很细也比较中性,但美中不足,没有设定育龄夫妇自身的工作压力和当下及今后家庭关系的演变趋势作为问卷内容。工作压力包括两个指向:一是工作本身的压力,二是饭碗的牢靠程度,尤其是第二指向对育龄夫妇是否乐意生二胎的选择非常关键。人和家庭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理性动物”,对未来的经济来源及整个生活不敢做较乐观的预期,规避生育风险系理性的“家庭选择”。还有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家庭文化均受到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先不说养儿育女图个晚年天伦之乐的“不可靠性”,光就比盛夏温度计的水银柱蹿升还快的婚变率这一条,甭说生育二胎,许多育龄夫妇连生一胎都宁可放弃。加上养儿育女之巨额成本,城市工薪家庭包括一般的白领家庭均难以承受,凡此种种,大致可得出生二胎“性价比”极低的结论……
邯郸学步
中国汽车发展战略
存“致命”失误
■ 侯宁
我反对“大力发展汽车业”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是能源匮乏的贫油国。在石油一半靠进口的背景下大力振兴和发展汽车业,尤其是发展私人汽车,是不是脱离国情,有点不“因地制宜”,甚至有点东施效颦呢?长此以往,油价能不涨了又涨,通胀能不如影随形么?而在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我们的投入力度根本无法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想比。
第二,中国是土地短缺的人口大国。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富裕人群的增加,梦想着像美国那样人手一车,后果恐怕就不是油荒频仍、交通堵塞这么简单了。
第三,中国的汽车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适度发展汽车业没错,但从一开始,我国发展汽车业的战略便存在致命的定位偏差和发展误区:
1、无序盲目扩规模增销量,但国产车安全性能屡受攻讦,核心技术更是历来靠进口,技术攻关投入严重不足。
2、限制小排量汽车,等于鼓励浪费能源,和世界企业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与四川腾冲要引入耗油王“悍马”一样,除了能说明中国不怕能源危机,说明中国有的是爱显摆的“富二代”,还能说明什么?
3、政府部门的虚荣性误导。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清单和政府用车从来都是奥迪、奔驰、宝马等“进口车”、高档车优先,对“汽车入侵”从不设防,以至于“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以至于在当今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反倒成了欧美汽车巨头们的“大救星”!滑稽么?但中国汽车销量已连续半年占据全球榜首,这是铁的事实。
当然,对于我的观点,有人是会反对的。水总就说了,认为我的看法有道理,可政策改起来谈何容易,而且,“后富起来”的“无车族”肯定会反对这种“歧视”。
然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哪一项改革没遇到过“大笑(大骂)”呢?作为一个试图崛起的泱泱大国,我们是否应该因地制宜,从长计议,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汽车战略或汽车产业振兴计划呢?这,才是我对“振兴汽车业”投反对票的真意。
低水价无法缓解贫困
■ 周业安
水价提高必然会导致普通家庭的贫困吗?这个问题看似成立。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水价的提高也会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增进。如果水价提升,能够改变人们的用水激励,增进人们的节水意识,那么水资源就能够逐步得到合理运用。价格机制的关键作用就是激励,正确的价格产生正确的激励,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可惜这个常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人们总是着眼于水价提升所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由此产生一种抵制水价调整的情绪。殊不知这种情绪无助于改变自身的福利。正确的说法是,水价提升会降低普通家庭的当前福利,因为每个月生活开支增加了,但会增加未来的福利,因为水资源匮乏问题得到缓解了,并且节水技术的创新大大加快了。因此,实际上面对水价的变动,普通家庭需要权衡的是当期福利和未来福利的问题,而不是当期水消费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可能有人说了,上述权衡没错,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水价提升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异常紧张,任何一块钱的增加都会导致这些家庭不得不缩减其他方面的支出,以保持整个家庭预算的平衡。是的,水价之变动对于贫困家庭肯定会非常严重,不过这种担心混淆了一个问题:对贫困的救助和水价无关!也就是说,水价的变动仅仅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关,和贫困问题无关。这是因为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公共政策来加以解决。即使把水价问题连带考虑进来,依然如此。
假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能够明白本文前面讲的权衡,那么就应该考虑到,当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逐步提升资源的价格是多么重要。给定资源的价格必然上升,必然会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此时怎么办?笔者也特别强调,解决贫困问题可以和水价剥离开来。因为贫困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或政府可以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方法未必可行,但其本意在于,当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时候,水价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水价上升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加以规避。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水价,而是在于公共政策是否配套。
警惕,华尔街颂歌声又
■ 钟茂初
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真可谓之“健忘”。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系,给全球、全世界民众带来如此之大之广的危害。时间还不到1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刚刚平稳些,人们又开始歌颂起华尔街制度的“贡献”了。
也难怪,如果没有人们的健忘症,也就不会有股市的大起大落、也就不会有周期性的经济繁荣与危机。当然,也就不会有金融从涨涨落落中牟取的巨大利益。
君不见,近日来连篇累牍的华尔街颂歌、反击金融危机时期对华尔街的批判性反思,诸如《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贡献很大》、《货币战争开错了药方》、《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不要用阴谋论来理解比我们发展更快的国家》、《制度决定国穷国富》。
华尔街金融制度的拥趸们,表面上针对的目标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而实质上是对非主流金融批判的一次全面反击。把非主流批倒搞臭(把非主流批成“迷信”、“科幻小说”、“还珠格格”……),一切又重归“溜光大道”,华尔街又可从“过街老鼠”恢复为人人敬仰的“财神爷”。
记得去年,美国时任总统对于金融问题说:“毫无疑问的,华尔街是喝醉了。它还要多久才会清醒过来,不再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布什的“醉酒”言论极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式的金融系统原本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其时笔者评论道:“整个金融体系都呈现出庞氏骗局的特性。鉴于金融体系存在如此致命的内在缺陷,所以,经济理论界、实际部门、政策部门都应理性地进行反思。但愿,布什这一口无遮拦的言论,不会被自以为高明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人士当作笑柄而一笑了之。”
现在看来,那些高明的金融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一笑了之,而是要对非主流观点清零了!毕竟,谁统治了财富理念,谁就掌握了攫取财富的金钥匙!
世界热钱涌入中国三大理由
■ 卞洪登
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屡禁不止,追究其动因主要有三大理由:
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开征遗产税的大国
各个发达国家商人之所以争相裸捐,就是因为遗产税太高,留给后人的空间太小,想明白的人真不如裸捐以后可以落得个慈善家美名。例如:日本的遗产税高达85%,松下幸之助若要留给后人100亿美元,那么就要给政府上缴85亿美元遗产税。台湾王永庆若想留给后100亿美元,那么也要按照台湾开征80%遗产税的规定,上缴政府80亿美元。这或许就是日本,台湾等商人愿意到没有开征遗产税的中国大陆投资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全球华人投资中国,全球有剩余资本金的资本家都愿意到中国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二、中国房地产价格起点低,升值率高
1989年的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1800元起步,现如今已经步入3万时代。地方上中小城市从1万元1亩地叫价到现在500万元一亩,北京从30万1亩叫价到现在3000万元1亩。从而使得外商和华人华侨深感中国房地产升值快,有些增值多达几十倍,上百倍。
三、人民币坚挺升值率高
自从世界银行公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与美元比值为1:4之后,全球搬运资金的金融专家们都在想方设法把资金投放到中国市场,哪怕是无息拆借给中国都愿意。如今会算账的人都明白:1:4与1:68的汇率意味着快速升值和高额回报率。
由此可见,有了上述三大优势,若想挡住世界热钱涌入中国是很难的!
■ 陈志武
最近有两组数据耐人寻味,一是去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个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每挣100元要花掉100.5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很负责任而美国人不顾明天死活只顾今天享受?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在《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我们谈到住房按揭贷款、医疗保险、汽车贷款、教育贷款、退休养老保险等金融品种对缓和储蓄压力的作用,这些金融品种可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也可帮助平衡个人一辈子的消费水平,关于这些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但,金融发展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实现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有46%还留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以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提前消费。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根据“收入流”来花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收入流”加“财富存量的增值”花钱。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存款总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存款总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去年可以消费的人均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考虑到人们对未来收入信心的增加,去年美国人的人力资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这部分也算进去,美国人去年还是存下不少财富。
中石化赚钱
对中国经济是个坏消息
■ 陈青蓝
中石化公布上半年业绩,利润比去年大涨333%,看各大网站的评论是骂声一片,竟然找不到一个帖子是替中石化说话的。
中石化、中石油招骂也是情理之中,一方面说国内油价还没涨到位,要继续涨,还哭穷说炼油环节一直是亏损;另一方面又购买数百万元的吊灯,志得意满地宣布中石化盈利能力独步全球,这样的表现如何让人说好话?
当国企的辩护士们为近些年中国国企的“盈利”欢呼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中国的银行、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等行业的大型国企业绩“傲视全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管理效率比欧美企业更高,而在于它们拥有那些欧美企业所没有的条件:行政垄断。
中石油和中石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石化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国家无偿划拨的油田开采权以及垄断的石油进口权而产生。这种凭借占有资源和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收入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租金。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向佃农收取一定的收入称为田租;凭借行政审批权而公开或私下收取费用,被称为权力租金;占有垄断权而坐收其利则是垄断租金。
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所谓“利润”很大一部分即来自于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是所有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使用它们的成品油的下游产业和个人所支付的。支付这份租金的人几乎包括全体中国国民,因为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没有一个产业不需要运输,每个人每天的吃、穿、用的所有物品都不可能是肩挑背扛送到你手里,必然要借助交通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石化、中石油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全球最大最盈利的石油企业”,是因为截取了中国广大民营企业、下游产业和普通老百姓所创造的财富,因此中石化、中石油越是“盈利”,每个中国人的负担就越是加重,中国的各个产业的经营就越艰难。
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
反弹就是一句空话
■ 许小年
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板块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经济循环:如果没有美国旺盛的经济需求,中国的投资高增长也不可能;没有中国人给美国人供应大量的廉价出口品,美国的消费增长也不可能。因此,中美两国或者是两大经济板块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现在好日子结束了。
美联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商业银行滥发信贷的结果致使美国的企业、家庭和经济严重依赖商业信贷,借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突出表现是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危机之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是零,就是说美国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不储蓄,工资收入百分之百的花掉,也就是说消费率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问题和美国正相反。美国人是过度借债,我们是过度储蓄——我们的储蓄率是40%左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储这么多的,储蓄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美国人借了钱,拼命去消费;我们中国人存了钱拼命去投资,不消费。钱存到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和政府去投资,因此,美国人的问题的反面就是我们的问题。
现在这个循环转不下去了。美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去减少消费,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但是感觉难受的是我们,因为消费品都是我们生产的。美国的调整叫“去杠杆化”,而我们是要“去库存化”。如果美国人“去杠杆化”不到位,它可持续的复苏就无法到来;如果中国的“去库存化”不能完成,中国经济的复苏也无法到来。
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走出这场危机——不是再去花钱拉动投资,而是坚决地把经济发展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已经太多了,现在缺的是老百姓的消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美国是15%,日本是20%多一些,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比重是35%,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中美两国之间差一倍,当然美国的70%可能是太高了,而我们的35%无疑是太低了,我说如果政府有钱的话最好是刺激消费。
如果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财政政策就不是建更多的“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而是把资源直接发给老百姓,或者是充实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给老百姓、企业减税。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减税,应该是增加在收入和财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
生二胎的“性价比”
■ 鲁宁
笔者所供职的报社,本周二刊发一份上海市民是否乐意生二胎的民调,结果如本次专项民调酝酿策划时所料,多数市民不乐意生二胎。具体说比例高达八成以上。
首先上海户藉人口老龄化是不争事实。联合国的老龄化标准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上海去年末是21.6%,国内最高。何况,上海户藉人口已连续近20年的负增长。
其次,上海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户藉人口中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生育二胎的做法,不是拍脑袋决定的土政策,而是符合国家《计生法》的地方法规,即上海市人大2003年颁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符合12种条件的上海户藉的育龄夫妇可申请生育第二胎,其中最硬的一条是,夫妇双方均系独生子女,只要本人申请,均可合法生育第二胎。很显然,这主要针对80后育龄夫妇,也是本文议论的重点。
80后夫妇普遍不愿生育二胎,第一原因是经济压力,华师大《中国家庭育儿方式调查研究报告0-6岁(上海组)》调查披露,上海市民把孩子养到6岁,平均费用为11.8万元,可以想见,如果养到大学毕业,费用又该是多少。这还不包括子女婚嫁的巨额成本,也没计入养育成本的年均增幅远远高于家庭收入的年均增幅这一客观窘况。
这项民调设定的问卷题很多很细也比较中性,但美中不足,没有设定育龄夫妇自身的工作压力和当下及今后家庭关系的演变趋势作为问卷内容。工作压力包括两个指向:一是工作本身的压力,二是饭碗的牢靠程度,尤其是第二指向对育龄夫妇是否乐意生二胎的选择非常关键。人和家庭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理性动物”,对未来的经济来源及整个生活不敢做较乐观的预期,规避生育风险系理性的“家庭选择”。还有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家庭文化均受到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先不说养儿育女图个晚年天伦之乐的“不可靠性”,光就比盛夏温度计的水银柱蹿升还快的婚变率这一条,甭说生育二胎,许多育龄夫妇连生一胎都宁可放弃。加上养儿育女之巨额成本,城市工薪家庭包括一般的白领家庭均难以承受,凡此种种,大致可得出生二胎“性价比”极低的结论……
邯郸学步
中国汽车发展战略
存“致命”失误
■ 侯宁
我反对“大力发展汽车业”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是能源匮乏的贫油国。在石油一半靠进口的背景下大力振兴和发展汽车业,尤其是发展私人汽车,是不是脱离国情,有点不“因地制宜”,甚至有点东施效颦呢?长此以往,油价能不涨了又涨,通胀能不如影随形么?而在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我们的投入力度根本无法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想比。
第二,中国是土地短缺的人口大国。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富裕人群的增加,梦想着像美国那样人手一车,后果恐怕就不是油荒频仍、交通堵塞这么简单了。
第三,中国的汽车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适度发展汽车业没错,但从一开始,我国发展汽车业的战略便存在致命的定位偏差和发展误区:
1、无序盲目扩规模增销量,但国产车安全性能屡受攻讦,核心技术更是历来靠进口,技术攻关投入严重不足。
2、限制小排量汽车,等于鼓励浪费能源,和世界企业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与四川腾冲要引入耗油王“悍马”一样,除了能说明中国不怕能源危机,说明中国有的是爱显摆的“富二代”,还能说明什么?
3、政府部门的虚荣性误导。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清单和政府用车从来都是奥迪、奔驰、宝马等“进口车”、高档车优先,对“汽车入侵”从不设防,以至于“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以至于在当今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反倒成了欧美汽车巨头们的“大救星”!滑稽么?但中国汽车销量已连续半年占据全球榜首,这是铁的事实。
当然,对于我的观点,有人是会反对的。水总就说了,认为我的看法有道理,可政策改起来谈何容易,而且,“后富起来”的“无车族”肯定会反对这种“歧视”。
然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哪一项改革没遇到过“大笑(大骂)”呢?作为一个试图崛起的泱泱大国,我们是否应该因地制宜,从长计议,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汽车战略或汽车产业振兴计划呢?这,才是我对“振兴汽车业”投反对票的真意。
低水价无法缓解贫困
■ 周业安
水价提高必然会导致普通家庭的贫困吗?这个问题看似成立。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水价的提高也会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增进。如果水价提升,能够改变人们的用水激励,增进人们的节水意识,那么水资源就能够逐步得到合理运用。价格机制的关键作用就是激励,正确的价格产生正确的激励,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可惜这个常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人们总是着眼于水价提升所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由此产生一种抵制水价调整的情绪。殊不知这种情绪无助于改变自身的福利。正确的说法是,水价提升会降低普通家庭的当前福利,因为每个月生活开支增加了,但会增加未来的福利,因为水资源匮乏问题得到缓解了,并且节水技术的创新大大加快了。因此,实际上面对水价的变动,普通家庭需要权衡的是当期福利和未来福利的问题,而不是当期水消费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可能有人说了,上述权衡没错,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水价提升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异常紧张,任何一块钱的增加都会导致这些家庭不得不缩减其他方面的支出,以保持整个家庭预算的平衡。是的,水价之变动对于贫困家庭肯定会非常严重,不过这种担心混淆了一个问题:对贫困的救助和水价无关!也就是说,水价的变动仅仅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关,和贫困问题无关。这是因为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公共政策来加以解决。即使把水价问题连带考虑进来,依然如此。
假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能够明白本文前面讲的权衡,那么就应该考虑到,当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逐步提升资源的价格是多么重要。给定资源的价格必然上升,必然会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此时怎么办?笔者也特别强调,解决贫困问题可以和水价剥离开来。因为贫困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或政府可以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方法未必可行,但其本意在于,当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时候,水价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水价上升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加以规避。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水价,而是在于公共政策是否配套。
警惕,华尔街颂歌声又
■ 钟茂初
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真可谓之“健忘”。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系,给全球、全世界民众带来如此之大之广的危害。时间还不到1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刚刚平稳些,人们又开始歌颂起华尔街制度的“贡献”了。
也难怪,如果没有人们的健忘症,也就不会有股市的大起大落、也就不会有周期性的经济繁荣与危机。当然,也就不会有金融从涨涨落落中牟取的巨大利益。
君不见,近日来连篇累牍的华尔街颂歌、反击金融危机时期对华尔街的批判性反思,诸如《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贡献很大》、《货币战争开错了药方》、《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不要用阴谋论来理解比我们发展更快的国家》、《制度决定国穷国富》。
华尔街金融制度的拥趸们,表面上针对的目标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而实质上是对非主流金融批判的一次全面反击。把非主流批倒搞臭(把非主流批成“迷信”、“科幻小说”、“还珠格格”……),一切又重归“溜光大道”,华尔街又可从“过街老鼠”恢复为人人敬仰的“财神爷”。
记得去年,美国时任总统对于金融问题说:“毫无疑问的,华尔街是喝醉了。它还要多久才会清醒过来,不再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布什的“醉酒”言论极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式的金融系统原本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其时笔者评论道:“整个金融体系都呈现出庞氏骗局的特性。鉴于金融体系存在如此致命的内在缺陷,所以,经济理论界、实际部门、政策部门都应理性地进行反思。但愿,布什这一口无遮拦的言论,不会被自以为高明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人士当作笑柄而一笑了之。”
现在看来,那些高明的金融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一笑了之,而是要对非主流观点清零了!毕竟,谁统治了财富理念,谁就掌握了攫取财富的金钥匙!
世界热钱涌入中国三大理由
■ 卞洪登
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屡禁不止,追究其动因主要有三大理由:
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开征遗产税的大国
各个发达国家商人之所以争相裸捐,就是因为遗产税太高,留给后人的空间太小,想明白的人真不如裸捐以后可以落得个慈善家美名。例如:日本的遗产税高达85%,松下幸之助若要留给后人100亿美元,那么就要给政府上缴85亿美元遗产税。台湾王永庆若想留给后100亿美元,那么也要按照台湾开征80%遗产税的规定,上缴政府80亿美元。这或许就是日本,台湾等商人愿意到没有开征遗产税的中国大陆投资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全球华人投资中国,全球有剩余资本金的资本家都愿意到中国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二、中国房地产价格起点低,升值率高
1989年的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1800元起步,现如今已经步入3万时代。地方上中小城市从1万元1亩地叫价到现在500万元一亩,北京从30万1亩叫价到现在3000万元1亩。从而使得外商和华人华侨深感中国房地产升值快,有些增值多达几十倍,上百倍。
三、人民币坚挺升值率高
自从世界银行公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与美元比值为1:4之后,全球搬运资金的金融专家们都在想方设法把资金投放到中国市场,哪怕是无息拆借给中国都愿意。如今会算账的人都明白:1:4与1:68的汇率意味着快速升值和高额回报率。
由此可见,有了上述三大优势,若想挡住世界热钱涌入中国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