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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近代以来一直领先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落后，国人更关心的是如何赶上和超越，如早在甲午战争后就大规模留学日本。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许多方面落后日本很多。近代时中国与日本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原因之一。
一、林则徐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渡边华山则是要否定旧制度。中日前近代时期西学领军人物差别如此之大，绝非偶然！
近代中日双方的西学领军人物，在中国毫无疑问是林则徐，在日本是渡边华山。
渡边华山（1793—1841），德川幕府末期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近代日本学贯中西的人物。1832年开始致力于洋学研究。他用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认为“科学精神”和“世界视野”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瑟。”
渡边华山还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形势在变化，日本也必须变，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他也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在《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提出过海防构想图。
林则徐被范文澜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当渡边华山于1841年去世时，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已经开始了。时间上有几年的差距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两人实际上的差距却是全方位的。
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林则徐没有摆脱“华夷”观念，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已经处于劣势。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一点兴趣，居然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
关心海防是林则徐与渡边华山重合的部分，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的全部内容，因为林则徐的西学还仅是对反侵略的本能反应。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关心海防只是他关注的西学中的不太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当时清朝的官员，林则徐无疑是最了解英国情况的。他有4个翻译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供他参考。但他却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英国商人的私人行为，国王并不知道。还认为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他在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喜欢吃牛羊肉，如果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作为辅食，将会因消化不良而死。
归根结底，林则徐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渡边华山则是要否定旧制度。
中日前近代时期西学领军人物差别如此之大，绝非偶然！因为中日两国在前近代的地方文化建设方面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二、日本基层社会知识和文化发达，而中国农村基本上没有档案文献。由此可见，林则徐与渡边华山在西学方面的差异是有其社会背景的，一个是无源之水、茅塞初开，一个却是源泉不竭、中西贯通
“1968年，在一个偏僻山村的一座几乎已经破败的老房子里，日本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一大批从江户中期到明治时代的文献。其中包括西方列强和日本签订的各种条约，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起草的《人民宪法》，建立国民议会的请愿书，以及几百本书籍（题目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中国的古典诗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当时连马车也不通的小村子里的农民、商人和教师留下来的知识遗产。这恐怕不过是日本乡村文化的冰山一角，不过足以体现出日本基层社会知识和文化之发达。”
而中国明清以来，中央政府的档案文献汗牛充栋，穷一人或几人之力也无法完全掌握。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农村基本上没有档案文献。即使江南地区，有村志的是极少数，市镇志也零星不全。而最普遍的是县志，因为县是古代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县官需要县志作为统治参考。缺少档案文献的基层，说明行政是极为简陋的。民间藏书也几乎都是经史子集，读书只是为科举。
由此可见，林则徐与渡边华山在西学方面的差异是有其社会背景的，一个是无源之水、茅塞初开，一个却是源泉不竭、中西贯通。而两国地方文化建设的差异又来源于两个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国家权力的分配。
三、前近代中国的地主没能担负起对农村的责任，商人更是如此，农村越来越破败，成为中国社会落后的一大原因；而日本农村的地主商人则成为当时社会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最终农村成为日本崛起的基础
中国古代农业发达，冠绝全球，世人皆知。但是明清时期重量不重质，加之人口暴涨，政府征收过多，人均反而裹足不前，剩余很少，导致农业发展缓慢，无法为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同时农村中的地主多移居城里，以至于有的地主竟然不知自家的地在何处。这些地主没有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没能担负起对农村的责任。而商人更是如此。因此前近代中国农村越来越破败，成为中国社会落后的一大原因。
日本的农村却是其崛起的基础。日本在中世纪末期（镰仓后期、室町期和战国期），贵族所控制的庄园制度瓦解，农民结合成共同体，形成了惣村。所谓“惣”，就是“总”，是全体的意思。惣村是以自然村落为單位的农民自治联盟，土地共有，赋税劳役共同负担。他们以名主阶层（也就是地主阶层）选举年寄（也就是村长），组织农业生产（特别是灌溉），武装自卫，并维持村内秩序。在村内，村民保有公共集会议政的权利。整个德川时期的封建体制就是建立在这种自治村落的基础之上。领主分派下去的税收，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村为单位。村政权要自己决定如何在村民之中分摊这种税收的义务。武士阶层不经特别批准，不能进入村落。这就更保证了村落的自治。 所以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农业发展很快，亩产大为提高，又因村落组织的新田开发及水利整顿，使田地增加很多。而村落自治使政府的税额却仍在德川初年的水平。还因通货膨胀原因，实际的赋税在下降。这样，经济发展的剩余基本留在了基层社会。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繁荣，甚至出现了农村劳动力价值高于城里，大城市人口下降，农村贸易中心快速增长的现象。农村的地主商人成为当时社会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
四、看似一夜之间就学会西方的日本，实则有其时间的积淀及与西方近代制度相同的地方。正因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和很强的地方自主性，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之快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以及接受君主立宪、战后民主改革较为彻底的现象
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还是来源于国家权力的分配。
中国自战国时期开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到明清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基层完全丧失其自主的权力，农村几乎没有活力，既少责任感更少主动性。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
而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与周代分封制相似，天皇无实权，将军掌握实际权力，同时全国有260多个大大小小的藩，除对幕府履行一定义务外，内政（特别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立的。德川幕府统治中期之后，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村内不断发生政治冲突，村民要求公开账目，包括应向政府缴纳多少税、村内行政经费以及征收的分摊和监督、否决权等。这样村落就由一个贡赋单位变成了行政单位。而村与村之间的纠纷及更大范围的问题则通过“郡中议定”的方式解决。“郡中议定”常由十几个村甚至数百个村参加。这样，地方行政逐渐独立于领主，并且越来越有规则。到了明治维新时，政府发展经济，进行动员，这些基层系统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萧功秦教授也谈到“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失敗？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由256个多元的小共同体构成的盟邦封建体制，与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相比，前者自主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小规模性与竞争性，使这些小共同体具有很强的试错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大256倍。”
所以梁启超说：“德川氏三百年间，行封建制，其各藩中有所谓藩士。在本藩掌享特别之权利，带贵族之资格，略于希腊共和国所谓市公民相类。及明治维新，其主动者皆此等藩士也。诸藩士各挟其藩之力，合纵以革幕府，而奖王室。及幕府既倒，大势既变，知不可以藩角立，及胥谋而废之。然则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以自力灭之也。夫既恶幕府之专制而去之，则其不敷乐专制明矣，能以自力自灭其藩，此其人亦非可以专制脉络之明矣。以其之故，故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与之代兴。”
所以说日本与欧洲都是从“封建”到“现代”，封建制度固然不平等不自由，却是能造就立宪政治的现实土壤，而中国的封建制度消灭于2000年前，取而代之的“专制”长期存在，导致民主宪政始终难以实现。
看似一夜之间就学会西方的日本，实则有其时间的积淀及与西方近代制度相同的地方。正因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和很强的地方自主性，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之快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以及接受君主立宪、战后民主改革较为彻底的现象。
五、思考与警觉
今天我们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与日本之间，仍然是有差距的。
一、林则徐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渡边华山则是要否定旧制度。中日前近代时期西学领军人物差别如此之大，绝非偶然！
近代中日双方的西学领军人物，在中国毫无疑问是林则徐，在日本是渡边华山。
渡边华山（1793—1841），德川幕府末期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近代日本学贯中西的人物。1832年开始致力于洋学研究。他用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认为“科学精神”和“世界视野”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瑟。”
渡边华山还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形势在变化，日本也必须变，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他也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在《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提出过海防构想图。
林则徐被范文澜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当渡边华山于1841年去世时，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已经开始了。时间上有几年的差距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两人实际上的差距却是全方位的。
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林则徐没有摆脱“华夷”观念，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已经处于劣势。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一点兴趣，居然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
关心海防是林则徐与渡边华山重合的部分，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的全部内容，因为林则徐的西学还仅是对反侵略的本能反应。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关心海防只是他关注的西学中的不太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当时清朝的官员，林则徐无疑是最了解英国情况的。他有4个翻译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供他参考。但他却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英国商人的私人行为，国王并不知道。还认为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他在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喜欢吃牛羊肉，如果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作为辅食，将会因消化不良而死。
归根结底，林则徐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渡边华山则是要否定旧制度。
中日前近代时期西学领军人物差别如此之大，绝非偶然！因为中日两国在前近代的地方文化建设方面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二、日本基层社会知识和文化发达，而中国农村基本上没有档案文献。由此可见，林则徐与渡边华山在西学方面的差异是有其社会背景的，一个是无源之水、茅塞初开，一个却是源泉不竭、中西贯通
“1968年，在一个偏僻山村的一座几乎已经破败的老房子里，日本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一大批从江户中期到明治时代的文献。其中包括西方列强和日本签订的各种条约，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起草的《人民宪法》，建立国民议会的请愿书，以及几百本书籍（题目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中国的古典诗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当时连马车也不通的小村子里的农民、商人和教师留下来的知识遗产。这恐怕不过是日本乡村文化的冰山一角，不过足以体现出日本基层社会知识和文化之发达。”
而中国明清以来，中央政府的档案文献汗牛充栋，穷一人或几人之力也无法完全掌握。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农村基本上没有档案文献。即使江南地区，有村志的是极少数，市镇志也零星不全。而最普遍的是县志，因为县是古代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县官需要县志作为统治参考。缺少档案文献的基层，说明行政是极为简陋的。民间藏书也几乎都是经史子集，读书只是为科举。
由此可见，林则徐与渡边华山在西学方面的差异是有其社会背景的，一个是无源之水、茅塞初开，一个却是源泉不竭、中西贯通。而两国地方文化建设的差异又来源于两个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国家权力的分配。
三、前近代中国的地主没能担负起对农村的责任，商人更是如此，农村越来越破败，成为中国社会落后的一大原因；而日本农村的地主商人则成为当时社会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最终农村成为日本崛起的基础
中国古代农业发达，冠绝全球，世人皆知。但是明清时期重量不重质，加之人口暴涨，政府征收过多，人均反而裹足不前，剩余很少，导致农业发展缓慢，无法为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同时农村中的地主多移居城里，以至于有的地主竟然不知自家的地在何处。这些地主没有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没能担负起对农村的责任。而商人更是如此。因此前近代中国农村越来越破败，成为中国社会落后的一大原因。
日本的农村却是其崛起的基础。日本在中世纪末期（镰仓后期、室町期和战国期），贵族所控制的庄园制度瓦解，农民结合成共同体，形成了惣村。所谓“惣”，就是“总”，是全体的意思。惣村是以自然村落为單位的农民自治联盟，土地共有，赋税劳役共同负担。他们以名主阶层（也就是地主阶层）选举年寄（也就是村长），组织农业生产（特别是灌溉），武装自卫，并维持村内秩序。在村内，村民保有公共集会议政的权利。整个德川时期的封建体制就是建立在这种自治村落的基础之上。领主分派下去的税收，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村为单位。村政权要自己决定如何在村民之中分摊这种税收的义务。武士阶层不经特别批准，不能进入村落。这就更保证了村落的自治。 所以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农业发展很快，亩产大为提高，又因村落组织的新田开发及水利整顿，使田地增加很多。而村落自治使政府的税额却仍在德川初年的水平。还因通货膨胀原因，实际的赋税在下降。这样，经济发展的剩余基本留在了基层社会。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繁荣，甚至出现了农村劳动力价值高于城里，大城市人口下降，农村贸易中心快速增长的现象。农村的地主商人成为当时社会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
四、看似一夜之间就学会西方的日本，实则有其时间的积淀及与西方近代制度相同的地方。正因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和很强的地方自主性，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之快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以及接受君主立宪、战后民主改革较为彻底的现象
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还是来源于国家权力的分配。
中国自战国时期开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到明清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基层完全丧失其自主的权力，农村几乎没有活力，既少责任感更少主动性。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
而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与周代分封制相似，天皇无实权，将军掌握实际权力，同时全国有260多个大大小小的藩，除对幕府履行一定义务外，内政（特别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立的。德川幕府统治中期之后，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村内不断发生政治冲突，村民要求公开账目，包括应向政府缴纳多少税、村内行政经费以及征收的分摊和监督、否决权等。这样村落就由一个贡赋单位变成了行政单位。而村与村之间的纠纷及更大范围的问题则通过“郡中议定”的方式解决。“郡中议定”常由十几个村甚至数百个村参加。这样，地方行政逐渐独立于领主，并且越来越有规则。到了明治维新时，政府发展经济，进行动员，这些基层系统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萧功秦教授也谈到“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失敗？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由256个多元的小共同体构成的盟邦封建体制，与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相比，前者自主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小规模性与竞争性，使这些小共同体具有很强的试错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大256倍。”
所以梁启超说：“德川氏三百年间，行封建制，其各藩中有所谓藩士。在本藩掌享特别之权利，带贵族之资格，略于希腊共和国所谓市公民相类。及明治维新，其主动者皆此等藩士也。诸藩士各挟其藩之力，合纵以革幕府，而奖王室。及幕府既倒，大势既变，知不可以藩角立，及胥谋而废之。然则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以自力灭之也。夫既恶幕府之专制而去之，则其不敷乐专制明矣，能以自力自灭其藩，此其人亦非可以专制脉络之明矣。以其之故，故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与之代兴。”
所以说日本与欧洲都是从“封建”到“现代”，封建制度固然不平等不自由，却是能造就立宪政治的现实土壤，而中国的封建制度消灭于2000年前，取而代之的“专制”长期存在，导致民主宪政始终难以实现。
看似一夜之间就学会西方的日本，实则有其时间的积淀及与西方近代制度相同的地方。正因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和很强的地方自主性，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之快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以及接受君主立宪、战后民主改革较为彻底的现象。
五、思考与警觉
今天我们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与日本之间，仍然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