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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大多都强调大国构建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性。纵观历史上的中国、美国等大国，都是通过树立政府权威、建立中央集权式政府而获致大国建设的成就；反之，则会陷于内战割据、分裂乃至危亡的境地。在全球化和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在中国追求大国复兴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大国，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发展科技与军事、引导经济繁荣、维持社会稳定、建立强盛国家、维护地区安全、处理协调国际事务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国 强有力政府 全球化
所谓“构建强有力的政府”主要指的是，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尽量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尤其是行政权威，突破“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思维，在国家政治和公民生活中尽力加强政府的规范引导作用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其着眼点在于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和建立一个有活力的集权型政府。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的民主政府与分权的理论中，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往往被看做是构建一个现代民主政府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它意味着集权与专制，将导致对民权和公民自由的侵犯。但实际上，民权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權是分开的，诚如孙中山所阐述的那样，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谓之“政权”，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它属于人民；一种谓之“治权”，它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等管理权，它属于政府，从而形成了人民监督和管理政府、政府管理社会的良性局面，政府变成了一台强大的机器，而人民则成为操纵这一强大机器的工程师。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并不妨碍民权的伸张和民主政府的建立，相反，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未能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使国家变成一盘散沙，它对内无法保障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对外无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本文将从理论与大国实践、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政府职能等层面，联系历史上大国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现实，初步探讨大国构建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性。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民主与共和，即使是一个独裁国家也会如此宣称。但实际上，在卢梭等经典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民主共和往往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对于大国治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思想家以及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虽然十分向往民主共和，但都无奈地推崇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必须采取某种君主制特色的政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大国治理必须有像君主那样的集权式的强有力政府，因为“百川归于大海，列国的统一则归于专制”，唯有如此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够“当机立断，以补救统治地区遥远难治之弊；严刑峻法，以杜绝远方范缜玩忽之心”，故孟德斯鸠强调“从自然特性上说，面积较小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共和体制，大小适中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君主政体，面积庞大的帝国更适合于君主专制体制。”在西方，众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构建强有力政府之于建设国家强盛至关重要。有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之父”之称的汉密尔顿指出：加强行政权力、建立富有活力的行政部门和树立总统的权威是建设强盛国家的基础，强调“政府不过是政治权力和最高权力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要求从宽解释宪法，尽可能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在一个精巧的行政管理体系内确保政府具有稳定的优势。”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则是从国际政治本质的角度声称“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在本质上相同”，“它们都是争取强权的斗争”，因此在国内政治中构建强有力的政府、扩大行政首脑的权力符合人性，更是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独有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宋教仁、章士钊、袁世凯、蓝公武、孙中山、张君劢等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思想者尽管对强有力政府的内涵理解不同，但都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构建强有力政府的主张与方案，并在学理与实践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
很显然，强调构建强有力政府并不是提倡在大国建立类似君主独裁一般的专制体制，而是主张大国应该有一个有效率和活力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本文所指的大国是指地理意义上的，面积广阔而称之为大。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性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把大国各部分凝聚起来，形成一定的大国整体。国内政治归根结底是各地区人的政治，而人有其自然属性，本地的利益不可能完全和本国另一地区的利益一致，这就可能引起矛盾或纷争。即使本地自认为自己的利益不会影响到他地的既得利益，他地则有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那利益或许也正是他地想获取之目的，很多事情都是具有排他性或外部性。再或本地所欲得之利益未影响本国他地，但对本国整体而言，是否间接影响了本国他地的利益？凡此问题等等，由于面积的广大，大国内部各地区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或矛盾不一定会使一个大国倒塌，但必然会影响其整体实力的发展，这又必然反过来对本国各地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协调好各地区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大国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宪法和法律就必然赋予中央政府拥有高于各级地方的行政权，能够对地方中央集权，这里强调中央集权而非指专制。这样中央政府可以用高一级的权力去协调各地的利益和发展，它站在大国整体的角度去审视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忽视地方的利益，地方的利益被看作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但大国各地方利益在某些时候又要妥协让路与国家整体利益，以便整体国家利益的发展再反过来重新推动地方的发展，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凭借宪法赋予它的权力去协调各地区的利益及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来推动国家形成一种合力以共同推进国家的发展。倘若此大国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权力就会过大，不听命于中央，各行其是，国家一盘散沙，甚或形成地方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的分裂，在与外部国家交往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
强有力中央政府能够运用其行政实权集中和利用本大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按照全国一致的政策原则发展本国实力，推动本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这样才能既保证防御外国军队和势力的威胁，又保证防御内部势力的威胁。一国未必会侵略另一国，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政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要意识到其他国家未必也是理性的，因而基于现实的实际情况，国家要有忧患意识无可厚非。 强有力的政府构建与否直接关于大国的兴衰成败，此类事例历史上不胜枚举。整个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地方封建主的实力强大，国家长期四分五裂。在法国，法国国王只是一个较大的封建领主，其有效统治只是巴黎周边的几万平方公里的疆界而已。在英国，王权相对强大，但中央集权也是相对的，英国国内始终处于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战争纷乱之中。在欧洲大陆，表面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伏尔泰语），诸侯割据和封建战乱是帝国生存的常态。直到14、15世纪后，中央集权性质的王权国家纷纷建立，英国和法国才开始逐步摆脱封建割据，并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开启西欧“原初现代化”的进程。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由于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分崩离析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且其发展道路崎岖坎坷，在德国，统一是建立在浓厚专制色彩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之上，德国很快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不过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战争策源地；而意大利则是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以至于被列宁称为“贫穷帝国主义”国家。软弱的政府使西欧国家长期笼罩在黑暗之中。
在中国，晚清以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迫使其“衰败化”日趋加深，在19世纪末显示了“瓜分豆剖”的残破局面，再加上地方武装势力以及政治势力的崛起，中央政府权威不再，强有力政府更无从谈起。虽有辛亥革命，但自此中国再无中央权威，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成为常态，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中央集权仍然是形式上的，军政不统一、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不均衡等诸问题一直困扰国民政府直至其退至台湾。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中共取得合法政權，国家才安定下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建国初期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对应对来自美苏两极格局下困境是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使中国维护了来之不易的独立与和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不断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民主建设上，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尽管中国民主制度还不完善，但在政府的推动下民主建设总体不断向前发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3：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也指出：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1776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美利坚合众国诞生。1783年，英国承认其独立。独立后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邦联，邦联体制下的政治弱点非常突出，各州权力很大，“由于各州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独立后的美国债台高筑，财政困难，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面对严峻的形势，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高于各州权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推动了美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而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恶劣形势下，美国罗斯福新政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用行政手段全面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再次推动力美国的繁荣。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但整体上争霸过程中美国属于优势地位。虽然在70年代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涨现象情况下，美国减少了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这不意味着美国消弱了政府的权力，美国依旧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它的影响力向全球辐射。尽管近年来随着其他大国实体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这不妨碍它依旧是一个国际头号强国。
这些大国之所以能够维护统一稳定，或者在历史上成为显赫一时的强国，不论是因为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也不管是称之为专制的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剖去这些政治制度的外衣，展现出来的都是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种传统是不可置否的。今天的大国没必要为了创新而改变传统，传统中这些好的东西是值得保守下来的，这并非反对改变，而是认为创新应该依托传统而改变。历史证明，大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兴，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衰。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尽管有不少阻碍全球化发展的因素，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然成为事实。信息、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以及人口在全世界流动的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不可能是均等的，因而，在全球化下大国面临着一些新的国际形势。
在国际安全上，传统的安全挑战因不确定因素增多：大量注重质量建军、国际军事竞争强度不减，裁军和军控进程停滞不前，地区组织日趋活跃，地区热点和国内冲突引发地区安全局势紧张，“一条横亘与中东、亚洲和非洲的不稳定的弧形地带正在出现”，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不断强大，围绕“全球公地”的战略争夺不断升温。这使得世界安全形势动荡加剧，另外全球性问题增多也挑战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核能安全备受关注，国际反恐进入“后拉登时代”，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巨大灾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快速高效地组织各种资源去应对。
世界经济在欧美债务危机阴影下蹒跚前行，金融危机仍在全球游荡，世界经济再次被衰退笼罩，市场信心全面滑落。当前欧美债务危机仍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世界经济被其绑架，国际发展环境险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风险上升，不确定性加剧。一个大国若存在这些问题，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去救市，救民，市场有其自身的缺陷这是毫无疑问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有行政权力去调度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个种资源去解救市场，解救实实在在存在的经济问题，以及由于经济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即便本国无此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本国经济怎可能不受他国经济问题影响？
当今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多极是指某些大国的力量，比如美国，欧盟，中国等国，有的把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也包括在内。帕拉格·卡纳认为塑造世界新格局的是大国及大国间的关系，巴罗斯博士也认为大国影响着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势，大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而作为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得不重视本国的国家威望。“在权力斗争不仅运用政治压力和军事威力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争取人心的斗争来进行的时代里，威望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他自认为拥有的权力，或想使别国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权力的强大是通过威望反映出来的，而威望的不足则是由权力来补偿的。对于一个大国，它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权力来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和地位，因此依靠其强有力的政府显示出的威望能令其在大国关系中处于有力的地位。
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推动本大国变成强国也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人类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和平和幸福。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为接近最终的幸福服务的，但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它也可能会偏离轨道。然而，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来看，大国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或者说，它至少是一个最差的最优策略。
[1]孟德斯鸠著，袁岳译：《论法的精神》，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2]金鑫：《世界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崔立如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时事出版社，2012.
[4]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
[5]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巴罗斯著，相蓝欣译：《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帕拉格·卡纳著，赵广成等译：《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09.
大国 强有力政府 全球化
所谓“构建强有力的政府”主要指的是，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尽量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尤其是行政权威，突破“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思维，在国家政治和公民生活中尽力加强政府的规范引导作用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其着眼点在于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和建立一个有活力的集权型政府。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的民主政府与分权的理论中，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往往被看做是构建一个现代民主政府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它意味着集权与专制，将导致对民权和公民自由的侵犯。但实际上，民权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權是分开的，诚如孙中山所阐述的那样，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谓之“政权”，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它属于人民；一种谓之“治权”，它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等管理权，它属于政府，从而形成了人民监督和管理政府、政府管理社会的良性局面，政府变成了一台强大的机器，而人民则成为操纵这一强大机器的工程师。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并不妨碍民权的伸张和民主政府的建立，相反，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未能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使国家变成一盘散沙，它对内无法保障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对外无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本文将从理论与大国实践、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政府职能等层面，联系历史上大国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现实，初步探讨大国构建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性。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民主与共和，即使是一个独裁国家也会如此宣称。但实际上，在卢梭等经典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民主共和往往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对于大国治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思想家以及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虽然十分向往民主共和，但都无奈地推崇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必须采取某种君主制特色的政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大国治理必须有像君主那样的集权式的强有力政府，因为“百川归于大海，列国的统一则归于专制”，唯有如此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够“当机立断，以补救统治地区遥远难治之弊；严刑峻法，以杜绝远方范缜玩忽之心”，故孟德斯鸠强调“从自然特性上说，面积较小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共和体制，大小适中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君主政体，面积庞大的帝国更适合于君主专制体制。”在西方，众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构建强有力政府之于建设国家强盛至关重要。有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之父”之称的汉密尔顿指出：加强行政权力、建立富有活力的行政部门和树立总统的权威是建设强盛国家的基础，强调“政府不过是政治权力和最高权力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要求从宽解释宪法，尽可能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在一个精巧的行政管理体系内确保政府具有稳定的优势。”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则是从国际政治本质的角度声称“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在本质上相同”，“它们都是争取强权的斗争”，因此在国内政治中构建强有力的政府、扩大行政首脑的权力符合人性，更是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独有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宋教仁、章士钊、袁世凯、蓝公武、孙中山、张君劢等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思想者尽管对强有力政府的内涵理解不同，但都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构建强有力政府的主张与方案，并在学理与实践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
很显然，强调构建强有力政府并不是提倡在大国建立类似君主独裁一般的专制体制，而是主张大国应该有一个有效率和活力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本文所指的大国是指地理意义上的，面积广阔而称之为大。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性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把大国各部分凝聚起来，形成一定的大国整体。国内政治归根结底是各地区人的政治，而人有其自然属性，本地的利益不可能完全和本国另一地区的利益一致，这就可能引起矛盾或纷争。即使本地自认为自己的利益不会影响到他地的既得利益，他地则有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那利益或许也正是他地想获取之目的，很多事情都是具有排他性或外部性。再或本地所欲得之利益未影响本国他地，但对本国整体而言，是否间接影响了本国他地的利益？凡此问题等等，由于面积的广大，大国内部各地区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或矛盾不一定会使一个大国倒塌，但必然会影响其整体实力的发展，这又必然反过来对本国各地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协调好各地区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大国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宪法和法律就必然赋予中央政府拥有高于各级地方的行政权，能够对地方中央集权，这里强调中央集权而非指专制。这样中央政府可以用高一级的权力去协调各地的利益和发展，它站在大国整体的角度去审视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忽视地方的利益，地方的利益被看作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但大国各地方利益在某些时候又要妥协让路与国家整体利益，以便整体国家利益的发展再反过来重新推动地方的发展，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凭借宪法赋予它的权力去协调各地区的利益及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来推动国家形成一种合力以共同推进国家的发展。倘若此大国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权力就会过大，不听命于中央，各行其是，国家一盘散沙，甚或形成地方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的分裂，在与外部国家交往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
强有力中央政府能够运用其行政实权集中和利用本大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按照全国一致的政策原则发展本国实力，推动本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这样才能既保证防御外国军队和势力的威胁，又保证防御内部势力的威胁。一国未必会侵略另一国，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政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要意识到其他国家未必也是理性的，因而基于现实的实际情况，国家要有忧患意识无可厚非。 强有力的政府构建与否直接关于大国的兴衰成败，此类事例历史上不胜枚举。整个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地方封建主的实力强大，国家长期四分五裂。在法国，法国国王只是一个较大的封建领主，其有效统治只是巴黎周边的几万平方公里的疆界而已。在英国，王权相对强大，但中央集权也是相对的，英国国内始终处于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战争纷乱之中。在欧洲大陆，表面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伏尔泰语），诸侯割据和封建战乱是帝国生存的常态。直到14、15世纪后，中央集权性质的王权国家纷纷建立，英国和法国才开始逐步摆脱封建割据，并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开启西欧“原初现代化”的进程。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由于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分崩离析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且其发展道路崎岖坎坷，在德国，统一是建立在浓厚专制色彩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之上，德国很快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不过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战争策源地；而意大利则是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以至于被列宁称为“贫穷帝国主义”国家。软弱的政府使西欧国家长期笼罩在黑暗之中。
在中国，晚清以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迫使其“衰败化”日趋加深，在19世纪末显示了“瓜分豆剖”的残破局面，再加上地方武装势力以及政治势力的崛起，中央政府权威不再，强有力政府更无从谈起。虽有辛亥革命，但自此中国再无中央权威，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成为常态，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中央集权仍然是形式上的，军政不统一、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不均衡等诸问题一直困扰国民政府直至其退至台湾。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中共取得合法政權，国家才安定下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建国初期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对应对来自美苏两极格局下困境是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使中国维护了来之不易的独立与和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不断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民主建设上，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尽管中国民主制度还不完善，但在政府的推动下民主建设总体不断向前发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3：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也指出：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1776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美利坚合众国诞生。1783年，英国承认其独立。独立后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邦联，邦联体制下的政治弱点非常突出，各州权力很大，“由于各州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独立后的美国债台高筑，财政困难，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面对严峻的形势，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高于各州权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推动了美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而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恶劣形势下，美国罗斯福新政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用行政手段全面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再次推动力美国的繁荣。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但整体上争霸过程中美国属于优势地位。虽然在70年代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涨现象情况下，美国减少了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这不意味着美国消弱了政府的权力，美国依旧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它的影响力向全球辐射。尽管近年来随着其他大国实体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这不妨碍它依旧是一个国际头号强国。
这些大国之所以能够维护统一稳定，或者在历史上成为显赫一时的强国，不论是因为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也不管是称之为专制的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剖去这些政治制度的外衣，展现出来的都是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种传统是不可置否的。今天的大国没必要为了创新而改变传统，传统中这些好的东西是值得保守下来的，这并非反对改变，而是认为创新应该依托传统而改变。历史证明，大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兴，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衰。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尽管有不少阻碍全球化发展的因素，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然成为事实。信息、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以及人口在全世界流动的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不可能是均等的，因而，在全球化下大国面临着一些新的国际形势。
在国际安全上，传统的安全挑战因不确定因素增多：大量注重质量建军、国际军事竞争强度不减，裁军和军控进程停滞不前，地区组织日趋活跃，地区热点和国内冲突引发地区安全局势紧张，“一条横亘与中东、亚洲和非洲的不稳定的弧形地带正在出现”，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不断强大，围绕“全球公地”的战略争夺不断升温。这使得世界安全形势动荡加剧，另外全球性问题增多也挑战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核能安全备受关注，国际反恐进入“后拉登时代”，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巨大灾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快速高效地组织各种资源去应对。
世界经济在欧美债务危机阴影下蹒跚前行，金融危机仍在全球游荡，世界经济再次被衰退笼罩，市场信心全面滑落。当前欧美债务危机仍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世界经济被其绑架，国际发展环境险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风险上升，不确定性加剧。一个大国若存在这些问题，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去救市，救民，市场有其自身的缺陷这是毫无疑问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有行政权力去调度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个种资源去解救市场，解救实实在在存在的经济问题，以及由于经济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即便本国无此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本国经济怎可能不受他国经济问题影响？
当今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多极是指某些大国的力量，比如美国，欧盟，中国等国，有的把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也包括在内。帕拉格·卡纳认为塑造世界新格局的是大国及大国间的关系，巴罗斯博士也认为大国影响着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势，大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而作为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得不重视本国的国家威望。“在权力斗争不仅运用政治压力和军事威力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争取人心的斗争来进行的时代里，威望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他自认为拥有的权力，或想使别国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权力的强大是通过威望反映出来的，而威望的不足则是由权力来补偿的。对于一个大国，它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权力来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和地位，因此依靠其强有力的政府显示出的威望能令其在大国关系中处于有力的地位。
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推动本大国变成强国也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人类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和平和幸福。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为接近最终的幸福服务的，但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它也可能会偏离轨道。然而，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来看，大国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或者说，它至少是一个最差的最优策略。
[1]孟德斯鸠著，袁岳译：《论法的精神》，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2]金鑫：《世界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崔立如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时事出版社，2012.
[4]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
[5]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巴罗斯著，相蓝欣译：《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帕拉格·卡纳著，赵广成等译：《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