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河南的当代文学与中国的联系说起。我印象中最早在当代文学史上构成事件的，应该是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这个作品有很多学者到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当然李凖老师后来又写了《黄河东流去》等作品，但他的《不能走那条路》使我们能够真切看到，中原作家对这块土地。对农业文明特别敏锐的关切，以及对问题的把握都是优于其他作家的。李凖以自己的敏锐，使我们河南问题与中国问题紧密联系。从此之后，河南作家可以让我们如数家珍的、灿烂光辉的名字中有了李佩甫、张宇，包括河南之外，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比如周大新、刘庆邦、刘震云、李洱、粱鸿等。也由此，中原作家群虽然风格题材都不一致，但却构成了中国文学最坚强的阵地。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水平。
　　在新的时代下，要想真正有新突破而站上新的高度，或者说拥有新的高峰，除了原有的雄厚的成就基础，中原作家还应该处理几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文明认知与题材选择。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农业大省，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被农业文明生产关系、农业文明生产价值所奠定的，被农业文明所勾陈出来的道德伦理关系所限制、所培育，其实培育本身也是一种限制。中国本身就是农业大国，但中原的农业性尤其典型。在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大家，都是处于农业文明之下的。这就天然地对写作者提出要求，如何认知我们农业文明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为什么这样讲？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对于农业文明价值的认同、道德认同、人物性格认同，是一直以来中原作家的主要价值，从这里面发现人物是我们的优势，但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限制。我个人觉得，题材的多样性问题、文明认知的复杂性问题，对于当代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想拥有新的高峰，需要写作者有理论自觉。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邵丽、乔叶、梁鸿，她们所处理的题材，她们的写作所关注的人物类型，已經不再是仅仅植根于土地，而是有了新的认知并且在作品中有了鲜明的体现。
　　第二个关系，手法和风格多样性。一直以来，中原既是农业大省，中原作家的写作也是现实主义大省。尽管也有墨白这样在形式上有坚韧不拔探索的作家，也有像耿占春这种富有诗性的作家，但相对来说，我觉得还需要更有意识地去加强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为这一点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觉得在当下文学条件下，讲一个新的手法、新的文学风格的探索，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对文学自身来说，手法和风格的多样性应该是题中之义。河南文学在新时代要想有更好的成就，是不能放弃这一点的。
　　第三个关系，创作与批评。河南文学的文学批评自身，对于自己的文学阐释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强化。这是需要人才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和创新，两个人代表河南，耿占春和何弘。我们应该把这个旗帜接下来。我觉得我们河南的批评薄弱，首先是自己对河南文学的阐释不够。另外就是，如果在全国更高的水准上去回看，也依赖批评家的工作，这方面需要更有利地去推进。我期待中原作家群继续保持领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取得更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