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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汉学家的评论
自从五十年代安徒生的童话的中文译本，以选集和全集的形式先后在中国出版后，欧洲的汉学家，特别是北欧的汉学家，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们认为安徒生童话中的诗意、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及安徒生(也是丹麦人民)所特有的幽默感和风趣，在中文方块字中是不好处理的。他们写了不少有关中文译本的书评和论文，在欧洲的一些有关“东方学”的刊物上发表。这里选译了两篇。
第一篇是书评，出自名汉学家苏伦·埃格洛(SorenEgerod)教授的手笔。他是当代欧洲著名汉学家之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小说家，曾任上届丹麦笔会的主席。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方言，著有《隆都方言》一书。这篇书评发表在“丹麦、挪威、瑞典东方学会”(SocietatesOrientalesDanicaNorvegicaSvecia)出版的刊物《东方世界》(LeMondeOriental)一九六一年第十四卷一、二期合刊上。第二篇是长篇论文《安徒生在中国》(HansChristianinChina)的《后记》(Postscript)，作者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高级讲师克里斯朵夫·何莫邪博士(ChristophHarbsmeir)，他用英文和德文出版了好几部有关中国古文语法的著作。此文发表在“国际安徒生学会”(InternationaIAndersenSociety)一九八O年出版的丛刊《安徒生研究》(Anderseniana)上。
一、书评
《安徒生童话选》，叶君健译自丹麦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这个新的中文译本收集了安徒生的二十二篇童话和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最知名的作品(《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幸运的套鞋》、《夜莺》等)。另外还有些不大常为人阅读和翻译的作品，只是由于它们牵涉到安徒生个人的发展以及他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态度而被收进去了(《她是一个废物》、《光荣的荆棘路》、《沙丘的故事》、《冰姑娘》、《园丁和主人》等)。
译者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安徒生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学派的关系。叶先生虽然推崇安徒生对普通老百姓的同情，但却认为他缺乏现代所理解的那种社会觉悟和进步性，因而也具有一些“消极和不健康”的因素。
译文是有权威性的和准确的，准确得有时近乎学究气①。他按照原文的分段和缩格一字不漏地翻译。文体正如现代中文一样，词汇用得相当多，但是非常清晰流畅，特别适宜于朗读。他的处理很象珍·赫尔叔特女士所译的那个优美的美国版本②。这个版本牺牲原作某些微小的地方而取得流畅易懂的效果。所以现在中国的版本，很象这个美国的版本，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安徒生版本；这个版本，对现代的儿童说来，要比原文本在今天的丹麦清楚易懂得多。
《夜莺》是在一个假想的中国环境中发生的故事，但是从丹麦人的眼光看，译笔是无懈可击的(译者在脚注中提醒我们，在真正的中国，宫廷的女子是喝茶而不是饮咖啡的)。对于侍臣所讲出的那个模糊的字眼(Tsingpei！)，译者在中文中找到了一个近似的说法：“钦佩！”他还把这位了不起的侍臣所发出的那个字母“P”也在中文中找到了一个同等音“呸！”。
很难找到误译，有一个误译是《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中的“De－gn”(基督教或天主教中的“副主祭”)这个字。译者把它译成“乡下牧师”。这就给这个故事带来了一点错误的寓意，特别是因为译者在他的序言中对于这一点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叶君健先生对于安徒生所作的翻译工作是最严肃认真的，从文字学的角度讲，他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中也要算是最好的翻译。
二、后记
当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常常得解释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习惯地说，“从安徒生出生的那个岛上来的。”这种说法比说“从丹麦来的”要使人容易懂得多——也不奇怪，在中国可以买到的唯一一本有关丹麦的书是《安徒生的故乡》(一本很可爱的小书。③顺便提一句，这使人联想到描写一个辽远的文化的困难。我们很想知道我们所写的关于他们的情况，他们看了会作如何想法……)。
我在北京正是当第四届全国文代大会在举行的时候。大会的主席，中国最伟大的活着的小说家茅盾，在会上总结了对中国儿童文学他在一九六一年所感到不足的地方和他现在在一九七九年仍感到儿童文学所不足的地方，那就是(一)为了政治而牺牲了艺术。(二)故事可以预测得到，同时是教条化的。(三)人物是没有生命、抽象和概念化的。(四)文体是枯燥寡味的。接着他说：“现在我们得加强艺术性。我们要使作品活起来。即使我们达不到安徒生那样的水平，至少我们得研究他的作品，我们要取其精华，把它溶化成为我们的血肉……”(原文如此)
这位有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在二十年代就翻译了一些安徒生的作品成中文。其他也有好几位有名的中国作家这样做过。儿童故事或童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成就的部门。一部包括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故事选已经于一九七八年在上海出版了：《童话选》，680页。
不过这里得着重地指出来，这些故事并不是安徒生的作品的模仿品。它们是建筑在非常丰富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传统基础上的。它们所希望产生的作用与安徒生的作品不一样。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写安徒生的故事的那种有系统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理解安徒生的艺术和中国官方文化政策的距离是多么大。这个距离正在缩短，但是目前仍然很大。
叶君健，现代中国的安徒生的著名译者，最近重版了他所写的安徒生的传记(指《鞋匠的儿子》)。他的写法完全是遵从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安徒生是以一个无私的无产阶级英雄的面目出现，一个反对资本和特权的战士。
事实上，叶君健是一个卓越的、真实的共产主义作家。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他在伦敦用英文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用的是Chun－ChanYeh这个名字。其中一部名为《山村》的小说被广泛地译成了许多不同的文字，包括挪威文、瑞典文和冰岛文，但是很惋惜，却没有安徒生的文字的译本！！
一九五○年他回到中国，在北京当大学教授。从那时起他发表了许多中文作品。他最新的巨著是关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三部曲。其中第一部他最近送了我一本。作为一个创作家，叶君健没有怎么表现出安徒生所具有的那种对一切人，对社会的一切阶级的浪漫主义的、心气平和的理解。他在阶级斗争中采取了立场。他无情地谴责阶级敌人，正统派地歌颂被压迫者。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是一个浪漫主义革命者。
叶告诉我，安徒生给他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他的幽默和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确，在我所读过的叶君健的作品中，我察觉到一种温暖的敏感性和一种深厚的对人的关心，这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但是我仍然感到奇怪，这位写宣传小说的叶，居然能把安徒生的全部童话翻译出来，而且工作是做得那么细致，费了那么多充满了爱的心思。
看来好象是，在不同的文字和意识形态框框的表皮下，安徒生的诗情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倒似乎很深刻地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把这两个特点溶化在一起的话，那就只有象叶君健这样的一个诗人。
①在《丑小鸭》中，两只雁对丑小鸭说：“‘听着，朋友’，他们(de)说，‘你丑得可爱，连我(jeg)都禁不住要喜欢你了。’”叶先生把de忠实地译成“他们”(多数)，把jeg译成“我”(单数)，但在脚注中指出“我”与前面的“他们说”不一致。同样，在《海的女儿》中，老祖母两次的说法不一致，也被指出来了：头一次她说，海的女儿死后就要变成泡沫，连一座坟墓也没有；但第二次却说，尽情地享受了生活以后，也可以快乐地在坟墓里安息了。
②Jean Hersholt： The Comp－lete Andersen.N.Y.1942and 1948.
③陈大远著，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
自从五十年代安徒生的童话的中文译本，以选集和全集的形式先后在中国出版后，欧洲的汉学家，特别是北欧的汉学家，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们认为安徒生童话中的诗意、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及安徒生(也是丹麦人民)所特有的幽默感和风趣，在中文方块字中是不好处理的。他们写了不少有关中文译本的书评和论文，在欧洲的一些有关“东方学”的刊物上发表。这里选译了两篇。
第一篇是书评，出自名汉学家苏伦·埃格洛(SorenEgerod)教授的手笔。他是当代欧洲著名汉学家之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小说家，曾任上届丹麦笔会的主席。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方言，著有《隆都方言》一书。这篇书评发表在“丹麦、挪威、瑞典东方学会”(SocietatesOrientalesDanicaNorvegicaSvecia)出版的刊物《东方世界》(LeMondeOriental)一九六一年第十四卷一、二期合刊上。第二篇是长篇论文《安徒生在中国》(HansChristianinChina)的《后记》(Postscript)，作者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高级讲师克里斯朵夫·何莫邪博士(ChristophHarbsmeir)，他用英文和德文出版了好几部有关中国古文语法的著作。此文发表在“国际安徒生学会”(InternationaIAndersenSociety)一九八O年出版的丛刊《安徒生研究》(Anderseniana)上。
一、书评
《安徒生童话选》，叶君健译自丹麦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这个新的中文译本收集了安徒生的二十二篇童话和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最知名的作品(《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幸运的套鞋》、《夜莺》等)。另外还有些不大常为人阅读和翻译的作品，只是由于它们牵涉到安徒生个人的发展以及他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态度而被收进去了(《她是一个废物》、《光荣的荆棘路》、《沙丘的故事》、《冰姑娘》、《园丁和主人》等)。
译者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安徒生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学派的关系。叶先生虽然推崇安徒生对普通老百姓的同情，但却认为他缺乏现代所理解的那种社会觉悟和进步性，因而也具有一些“消极和不健康”的因素。
译文是有权威性的和准确的，准确得有时近乎学究气①。他按照原文的分段和缩格一字不漏地翻译。文体正如现代中文一样，词汇用得相当多，但是非常清晰流畅，特别适宜于朗读。他的处理很象珍·赫尔叔特女士所译的那个优美的美国版本②。这个版本牺牲原作某些微小的地方而取得流畅易懂的效果。所以现在中国的版本，很象这个美国的版本，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安徒生版本；这个版本，对现代的儿童说来，要比原文本在今天的丹麦清楚易懂得多。
《夜莺》是在一个假想的中国环境中发生的故事，但是从丹麦人的眼光看，译笔是无懈可击的(译者在脚注中提醒我们，在真正的中国，宫廷的女子是喝茶而不是饮咖啡的)。对于侍臣所讲出的那个模糊的字眼(Tsingpei！)，译者在中文中找到了一个近似的说法：“钦佩！”他还把这位了不起的侍臣所发出的那个字母“P”也在中文中找到了一个同等音“呸！”。
很难找到误译，有一个误译是《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中的“De－gn”(基督教或天主教中的“副主祭”)这个字。译者把它译成“乡下牧师”。这就给这个故事带来了一点错误的寓意，特别是因为译者在他的序言中对于这一点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叶君健先生对于安徒生所作的翻译工作是最严肃认真的，从文字学的角度讲，他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中也要算是最好的翻译。
二、后记
当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常常得解释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习惯地说，“从安徒生出生的那个岛上来的。”这种说法比说“从丹麦来的”要使人容易懂得多——也不奇怪，在中国可以买到的唯一一本有关丹麦的书是《安徒生的故乡》(一本很可爱的小书。③顺便提一句，这使人联想到描写一个辽远的文化的困难。我们很想知道我们所写的关于他们的情况，他们看了会作如何想法……)。
我在北京正是当第四届全国文代大会在举行的时候。大会的主席，中国最伟大的活着的小说家茅盾，在会上总结了对中国儿童文学他在一九六一年所感到不足的地方和他现在在一九七九年仍感到儿童文学所不足的地方，那就是(一)为了政治而牺牲了艺术。(二)故事可以预测得到，同时是教条化的。(三)人物是没有生命、抽象和概念化的。(四)文体是枯燥寡味的。接着他说：“现在我们得加强艺术性。我们要使作品活起来。即使我们达不到安徒生那样的水平，至少我们得研究他的作品，我们要取其精华，把它溶化成为我们的血肉……”(原文如此)
这位有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在二十年代就翻译了一些安徒生的作品成中文。其他也有好几位有名的中国作家这样做过。儿童故事或童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成就的部门。一部包括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故事选已经于一九七八年在上海出版了：《童话选》，680页。
不过这里得着重地指出来，这些故事并不是安徒生的作品的模仿品。它们是建筑在非常丰富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传统基础上的。它们所希望产生的作用与安徒生的作品不一样。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写安徒生的故事的那种有系统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理解安徒生的艺术和中国官方文化政策的距离是多么大。这个距离正在缩短，但是目前仍然很大。
叶君健，现代中国的安徒生的著名译者，最近重版了他所写的安徒生的传记(指《鞋匠的儿子》)。他的写法完全是遵从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安徒生是以一个无私的无产阶级英雄的面目出现，一个反对资本和特权的战士。
事实上，叶君健是一个卓越的、真实的共产主义作家。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他在伦敦用英文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用的是Chun－ChanYeh这个名字。其中一部名为《山村》的小说被广泛地译成了许多不同的文字，包括挪威文、瑞典文和冰岛文，但是很惋惜，却没有安徒生的文字的译本！！
一九五○年他回到中国，在北京当大学教授。从那时起他发表了许多中文作品。他最新的巨著是关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三部曲。其中第一部他最近送了我一本。作为一个创作家，叶君健没有怎么表现出安徒生所具有的那种对一切人，对社会的一切阶级的浪漫主义的、心气平和的理解。他在阶级斗争中采取了立场。他无情地谴责阶级敌人，正统派地歌颂被压迫者。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是一个浪漫主义革命者。
叶告诉我，安徒生给他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他的幽默和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确，在我所读过的叶君健的作品中，我察觉到一种温暖的敏感性和一种深厚的对人的关心，这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但是我仍然感到奇怪，这位写宣传小说的叶，居然能把安徒生的全部童话翻译出来，而且工作是做得那么细致，费了那么多充满了爱的心思。
看来好象是，在不同的文字和意识形态框框的表皮下，安徒生的诗情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倒似乎很深刻地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把这两个特点溶化在一起的话，那就只有象叶君健这样的一个诗人。
①在《丑小鸭》中，两只雁对丑小鸭说：“‘听着，朋友’，他们(de)说，‘你丑得可爱，连我(jeg)都禁不住要喜欢你了。’”叶先生把de忠实地译成“他们”(多数)，把jeg译成“我”(单数)，但在脚注中指出“我”与前面的“他们说”不一致。同样，在《海的女儿》中，老祖母两次的说法不一致，也被指出来了：头一次她说，海的女儿死后就要变成泡沫，连一座坟墓也没有；但第二次却说，尽情地享受了生活以后，也可以快乐地在坟墓里安息了。
②Jean Hersholt： The Comp－lete Andersen.N.Y.1942and 1948.
③陈大远著，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