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复兴是复兴、转型与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文明复兴中的教育自然也应是复兴、转型和创新的三位一体。教育的转型不是告别、否定过去，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传统。世界教育的中国模式必须从上下五千年来理解，而中国的文化根基与民族底蕴是找寻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春秋时期，孔子办学，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其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六年。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世界教育的中国模式一定要根植于伟大的中国教育家思想中。我校将20名学生组成一个“群”，由一位导师带领，随时随地可以和其他“群”组合，这样的“学习群”制度，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朴实的教育理念与现代学校教育相融合的产物。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不把学生禁锢在学校，学校只是教育的某一个场所，世界教育的中国模式不妨参照稷下学宫，让学生的身体舒展、让学生的眼界宽广、让学生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教育家经亨颐一眼看中了家乡上虞的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自任校长。从此，白马湖畔相继走来了一批名人：夏丐尊、朱自清、豐子恺、朱光潜、李叔同、蔡元培、叶圣陶……他们或入住执教，或走马讲学。这样的教育依然让我们向往。世界教育的中国模式，也应用“一种扣动人类心弦和生命息息相击的东西”让学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还得让学生记得生长过程中润物无声的感觉。这，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具备中国文化特质的人民教师。
　　世界教育的中国模式，离不开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