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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过程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综合持续过程,并给本土公共行政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全球化冲击,本土政府不能仅仅被动地回应,而应当主动参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互动过程并达成适应效果。一方面是通过外部互动达成外适应,另一方面是通过内部互动达成内适应。因此,政府既要全球化,也要本土化,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