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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战略就是以奶茶产业为中心。国内小客户增长挺快，大概每个月会增加30家左右。”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昊说。这家2017年成立的公司只做可降解材料的一次性制品—包括吸管、餐盒、垃圾袋、保鲜袋等等—过去主要外销，但如今情势发生了变化。
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到2020年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早在2007年12月31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实施十余年后并没有效减少社会对塑料袋的使用总量。不同于第一份仅针对塑料袋的法令，新版限塑令的范围扩大到塑料制品大类，对各种塑料制品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也不再给出有偿使用的“宽松”选项，而是鼓励替代产品和模式。
产品设计师邓绮云用PLA材料设计的可持续使用的“一次性”餐具。 
汇盎生产的一次性吸管。 
以奶茶產业为中心，可降解材料做的一次性产品在今年开始火爆。
有趣的是，舆论和市场教育是从新式茶饮品牌的吸管开始的。最近几年，现制新式茶饮成为流行的饮料品类，年轻人中甚至出现“靠奶茶续命”的生活方式，使得一次性吸管的使用频率变得越来越高。2019年，国内塑料吸管人均使用量超过30根。
对于消费者来说，吸管不过是附赠品或是随手买下的日用品。除非它突然发生改变，少有人在意一个小物件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但这一次，他们从一根吸管感受到了限塑令的威力，以及新型材料的首次大规模登场。
对现制饮料而言，包材一直相当重要，外卖业务的发达又让包材成为消费者体验升级的一部分。消费者眼见茶饮的包装愈发高级、复杂：多于一杯便有固定位置的纸托槽;讲究的品牌更会附上保温袋，甚至有割开封口的小刀;至于吸管，几乎见不到裸装，而是每根都有独立包装。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垃圾由此产生。
可持续潮流在容易产生浪费的领域流行起来，从海外大公司传导到国内。2018年7月，星巴克中国承诺2020年在全国门店停止使用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可减少超过10亿根塑料吸管。
喜茶供应链高级总监俞谨修记得，还没有严格实行限塑令的时候，喜茶于2019年在门店引进过3层纸吸管。那时，他们在供应商处见到的大多是这类由3层纸张黏合在一起的通版吸管。
尽管门店给消费者提供纸吸管和塑料吸管两种选择，塑料吸管依然占据绝对地位。正如限塑令实施后的舆论反弹一样，消费者很快表现出对纸吸管的不满：不够硬挺，斜切面戳不破封口，时间长了会被泡软甚至散开，口感生涩……于是，喜茶的第二版纸吸管增加到了4层，虽然更硬挺了，但纸张本身的缺点无法避免。
2020年11月，喜茶开始在门店同时提供第三种选择—聚乳酸（PLA）吸管，限塑令实施后便只提供纸吸管和PLA吸管。俞谨修发现选用后者的消费者明显更多，因为“它更接近于原来塑料吸管的口感”。以PLA为主要原料的吸管因此在2020年后迅速在各大茶饮品牌中普及开来。
PLA是一种生物可降解材料，也就是在特定环境中，可以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完全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PLA的原料主要来自于植物淀粉和蔗糖，经过分解、发酵、聚合的过程，制备为聚乳酸颗粒。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报告《破解“可降解塑料”》，目前能够实现商业大规模制造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只有PLA、淀粉基塑料和以石油副产品为原材料聚合而成的二元酸二元醇共聚酯塑料，后者包括PBS、PBAT等。这三类材料的产能总和占据全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95%。
在全产业链的视角，相较石油基可降解材料，以PLA为代表的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由于源头是植物—且是可再种植的粮食作物—而被认为在可持续的达成上更胜一筹。
但要生成商业化制品，PLA也有缺点：不耐高温，50℃左右就可能过热变形;韧性不够，比较脆弱;保质期短，一年左右就会开始降解。因此，根据客户对特定产品的需求，供应商会将PLA和其他可降解材料按比例混合，并使用添加剂，形成“改性”塑料。
PLA塑料产品生成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具体到吸管上，配合现制饮料，要能适应从冰到热的温度，长时间浸泡在不同液体中而形态、性能都不会改变。新式茶饮创造出新鲜水果茶加奶盖的基础搭配后，果肉、珍珠、仙草等口感物的变化成了创新点，这要求吸管除了直径粗，还得硬挺且韧性高，否则“折一下就吸不上来”。
为了满足种种要求，喜茶目前供应了两种PLA改性塑料吸管，分别和PBAT和PBS两种石油基可降解材质混合，前者有助于增加韧性、回弹性，后者有更好的耐热性。 同时，PLA吸管也要配备以往塑料吸管的不同类型。“有大颗料的波波茶配粗吸管，纯正的柠檬茶给到细吸管，其他像纯茶配上雪顶、再加上碧根果之类的，就配扁形的三孔吸管。”俞谨修说。
还没有完全上市的第三版喜茶纸吸管，差异在于纸吸管内部覆盖一层PLA淋膜—过去这个涂层通常为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淋膜本身防水防油，同时帮助纸张定型。这也是现今纸吸管进化的方向之一。
理论上，这些生物可降解材料吸管中都可以混入各种植物成分，比如甘蔗渣、咖啡渣、麦秸秆。不过需要厘清的是，这类吸管的主力原料仍然是PLA等材料，植物纤维提供的其实是“一些感官作用”。杨昊向《第一财经》杂志展示了几款甘蔗渣、咖啡渣吸管样品，为了制造原生态的感觉，颜色被设计成棕色、米色，特意做出毛糙的手感。
2021年4月起，星巴克在中国内地门店启用含有萃取后的咖啡渣的“渣渣管”。几乎同一时间，精品咖啡连锁品牌Manner也宣布陆续在全国门店推行以咖啡渣为原料制作的吸管，但星巴克没有公布用于“渣渣管”的咖啡粉循环过程。
除了拿出新方案来调节新材料本身的缺陷，品牌面临的另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是包材成本的上涨—塑料吸管的成本是每根1分钱，而纸吸管约3分钱，PLA吸管将近5分钱。当消费者早已习惯了吸管近乎“附赠”的性质，如果将增加的包材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难免会遇上消费者的舆论反扑。
“吸管在奶茶店终端增加了3倍左右的成本，但他们也必须要买单。”这对于头部茶饮品牌来说似乎不成问题，根据杨昊的经验，这些客单价不低的茶饮品牌对材料成本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
另一些品牌干脆就将吸管取消了。麦当勞中国在2020年6月30日宣布逐步停用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减少约400吨塑料用量。取代麦当劳吸管的是带有饮嘴的“免吸管杯盖”，不过，珍珠奶茶这类含口感物的饮品仍需要配备吸管。
2013年，还在瑞士洛桑艺术与设计大学留学的邓绮云，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围绕PLA，设计一组外形与蔬果融合的能持续使用的“一次性”餐具。当时，不仅身边人从没有听说过PLA，也很难找到生产PLA餐具的厂家。作品发表后，曾有两个欧美品牌评估过量产可行性，最终都因为难度大而放弃，“几乎没有工厂有加工经验，而且设计本身涉及渐变色这样的工艺难度。”邓绮云说
同一时期，由于国内塑料的使用率远高于其他可降解材料，杨昊公司的业务一直以外贸为主，要拓展国内客户很困难，“相当于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文盲，得去扫盲、普及知识。”
2018年，欧盟和美国部分大城市提出自己的“限塑令”方案，建议禁用塑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并设置了一定时间的缓冲期供餐饮企业和供应商转型，对可降解材料产品的外贸需求因此大幅上升。从那时起至今，汇盎的营业收入大约每年翻3倍。
2020年国内的限塑令下达后，随着疫情的影响消退，下游用于备货的订单量迅速上升，加速了上游的节奏。更多的国内客户和更多元的定制化需求，倒逼供应商在产量、工艺和配方上及时响应。
汇盎的吸管业务有10条生产线，1天的产能在500万根左右。今年，部分产线将搬到3000多平方米的自建厂房里，外贸和内销的比例将近五五开。
“之前最多生产直径6毫米的吸管，现在因为奶茶品牌多，变成12毫米的粗吸管最多。国外也会有12毫米吸管的需求，因为中国的茶饮产业走出去了。”杨昊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还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辅助设备上面，例如纸包装设备，因为客户要求吸管包装更高级了，“有的连包装也要做防水淋膜，为了外卖时不让冰饮上的露水渗进去。”
过去，新材料产品供应商和传统材料产品供应商是对立的。杨昊回忆，一家企业基本不可能两种都生产，因为新材料被认为是“抢饭碗的”，不能“自己打自己”。风向变动后，一些塑料制品供应商选择转型，增加或改造了可降解材料制品的产线。
市面上的代表性吸管对比
资料来源：采访素材、公开资料整理、兴业证券研报
国内吸管龙头企业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为了备战“限塑令”，公司从2020年3月开始全面升级厂房、设备，6个生产车间里只有半个生产传统的塑料吸管，剩下全部用于生产纸吸管和可降解材料吸管。2020年第四季度每个月的产值都有40%到50%增长，目前可降解材料产品已经占双童整体销量的一半以上。
杨昊介绍，生产一次性吸管，要经过原料预烘干、融化、挤出、定型冷却这几个步骤，工艺不算复杂。而产品生产商向原料生产商购买的是可降解材料颗粒，原料配方也主要来自原料生产商提供的现成“上架产品方案”。
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原材料。自从限塑令的风声出现，可降解材料的整体价格上涨。纸吸管的原料纸浆，主力期货自2020年11月的约4500元一吨一路上扬，到2021年5月一度上涨至约7100元一吨。PLA2018年时的成本价为1.8万元一吨，到2019年年底就已经涨至3万元一吨，在2020年曾逼近5万元一吨，现在稳定在3万元一吨。
2021年1月，汇盎发布了产品调价公告函，称“因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成公司全降解生产材料成本攀升”，将全降解原材料和成品膜袋产品价格每吨上调1500元。这样的提价发生在全行业。
各类可降解材料一时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且供应的不足还将持续。华安证券研究院预测，中国可降解塑料总消费量在2021年或将达到117万吨，而2019年全球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不过在110万吨左右。“PLA的全球市场增长，约每3到4年增长一倍。”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生物塑料首席科学家甄光明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预感到节点临近，相比2020年年初，杨昊已提前半年做了战略采购。同时，喜茶也要求供应商锁量，确保足够的供货量。杨昊尽量从国内一些相对成熟的原料供应商拿货，“做些简单的替代”。
目前，全球PL A的过半产能集中在美国的NatureWorks公司，第二大生产线则由荷兰的TotalCorbion PLA公司于2019年在泰国建成。PLA原料生产过程存在技术壁垒，“从乳酸到中间体丙交酯的合成和纯化是难点。”甄光明说，仅有少数国内公司突破了关卡。因此不少PLA原料生产商其实没有覆盖全链条，只能从购买丙交酯开始。
一些塑料制品的中小供应商不敢贸然行动，暂且延续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甄光明观察到，市面上已有贴着可降解标签的假冒塑料袋现身，仅凭肉眼难以识别。如果后续监管没有跟上，下游客户难免会回过头选择低价的塑料制品。
一直只做可降解材料产品的杨昊看好前景。虽然主要身份还是供应商，他把未来方向押注在C端消费者上。为此他特意给自家品牌取名为“匠解集市”，英文名Biopoly，为日后进入零售渠道售卖做准备。
一些趋势或许印证了C端消费者直接购买可降解材质产品是可期待的方向。尽管相比一次性吸管体量很小，可重复使用材料制成的吸管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有所上涨，主要有不锈钢吸管、高硼硅玻璃吸管等，购买者往往是个人消费者。
取代一次性纸吸管，是这些消费者购买的原因之一。过去这类吸管一般直径都较细，现在厂商推出了更多适合饮用含口感物的茶饮的12毫米吸管，并且搭配不锈钢、麦秸秆等材质的吸管收纳盒和清洗毛刷，方便收纳与携带。
甄光明离开曾经工作的头部聚乳酸公司后，已经进入退休年龄，但接着从事环保工作的他比以前更忙碌，名片上的职务也连成了一串。大部分时间，他在全国各地参加行业研讨会、举办讲座。找到他咨询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边是涌入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需要对接资源，另一边是亟需完善的政策配套，“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做完了垃圾分类，也宣布了限塑令，下一个目标是终端处理。”甄光明说。
可降解材料通常都被笼统地认为“可在自然环境中降解”。事实上，由于每种材料的来源、化学结构和物理特性不同，完全生物降解所需要的环境和时间也不同。
拿PLA来说，理想降解环境是工业堆肥设施的条件下，温度在58°C以上、湿度超过60%，有丰富的氧气，并至少维持一两个月。可降解材料制品的降解效率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测算出的。
喜茶暂时没有在吸管包装上标注具体的降解效率和降解时间，因为“不想引起消费者的误解”。“这些专业的术语，消费者没有那么容易理解透彻。”俞谨修说。从2018年中国垃圾处理的比例来看，卫生填埋占了49%，焚烧为48%，而堆肥处理能力低于4%。也就是说，PLA制品基本无法进入有效的工业堆肥环境。
如果进入填埋渠道，这些可降解材料制品大约需要3到10年的时间降解，理论上是比三五百年都无法降解的塑料好很多。但是如果进入焚烧体系，结果和塑料的差别不大。“本来堆肥可以变成肥料，如果只是焚烧，就把可以成为肥料的东西烧成二氧化碳了，而且还要加重油，违反碳中和的理念，完全没有意义。”甄光明说。
此外，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为了帮助可降解材料改性，并使脱模、塑形等步骤更顺利，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制造依然会使用辅助制剂、添加剂和塑化剂，这些辅助剂可能使得产品含有不会分解的氟化物，其安全性并未被明确证实，且在焚烧和填埋时会溢流到自然环境中。
作为新兴事物，生物可降解塑料没有被明确标明属于垃圾分类中的哪一类，产品本身缺少统一标识和命名规范，尚且做不到单独回收和处理。按照现行的国内垃圾分类体系，消费者凭直觉会将可降解材料制品丢入干垃圾或者可回收垃圾，而不是还有机会被送去堆肥的湿垃圾。
考虑到回收和处理方案不够完善、消费者认知不足，即便是更早推行限塑令的国家，在生物基可降解材料使用上也颇为谨慎。欧盟提出仍然需要更多的实验和评估去确定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应用场景和条件，计划建立相应的法规框架，将涉及原材料来源、命名和标识、材料降解性认证体系、使用后的收集处理等方面。美国的洛杉矶市和波特兰市在禁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时，也禁止生物可降解塑料吸管，因为本地没有配套的终端处理设施。
喜茶位于深圳的环保店。
在漫长而复杂的产业链上，或许任何一种替代材料都很难给出在商业、环保、可持续上都完美的答案。
看上去很自然的纸吸管也未必那么环保。纸浆源头的树木需要砍伐再去加工，过程中难免涉及污染物的排放;纸吸管内侧的塑料涂层很难与纸单独分离，塑料跟纸的混合材质将更难被处理;为了追求硬挺而不断加厚的纸吸管，也可能因为过厚导致难以和其他纸张一样处置。
喜茶希望把塑料制品回收后再造成其他可用的常规或周边产品，在门店里单独开辟了一个“柜台”，上层放置吸管、勺子，下层则是专门回收塑料、保温袋和纸张的垃圾桶。
可麻烦的是，下游可以承接回收及循环再造的厂家很难找到。供应商忙于生产，没有精力来升级回收再造的能力。“上游是有一些资源，但比较零散，不是完整的服务链条。”俞谨修和团队找过PLA材料回收利用的方法和渠道，但几乎找不到，只能先尝试塑料。
使用可降解材料的产品，已从吸管扩展到更多类别。喜茶的PLA产品已经拓展到杯盖、杯子、胶袋上，在更早开启全省禁塑的海南的门店试点。星巴克中国内地门店将逐渐停用供外带食物使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改为可生物降解木制餐具，同时提供在店内可重复使用的树脂杯，替代一次性塑料杯。
的确，从政策、供应商到品牌，每个环节的绿色转变都在推进中。但是，一切成果还是由消费决定的—不改变一次性消费的习惯，任何一种替代材料都难以根治环境问题。
邓绮云的作品engraft餐具，直到6年后才在国内实际生产出来，此时已是PLA爆发前夜。这套名为“一次性”实则精品化的餐具，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一次性餐具的價值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它的廉价感是几十年来过度消费的结果。”她说，“我觉得一次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它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需要。”
吸管这个小切口造成的巨大讨论所映射的，是消费升级对一次性制品的依赖，不仅是餐饮，在快递、外卖等行业也是如此。正如垃圾分类所做的：让扔垃圾这件事变得更麻烦，从而减少垃圾的数量。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并不是材料本身，而是从源头上遏止一次性消费文化的泛滥。
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到2020年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早在2007年12月31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实施十余年后并没有效减少社会对塑料袋的使用总量。不同于第一份仅针对塑料袋的法令，新版限塑令的范围扩大到塑料制品大类，对各种塑料制品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也不再给出有偿使用的“宽松”选项，而是鼓励替代产品和模式。
有趣的是，舆论和市场教育是从新式茶饮品牌的吸管开始的。最近几年，现制新式茶饮成为流行的饮料品类，年轻人中甚至出现“靠奶茶续命”的生活方式，使得一次性吸管的使用频率变得越来越高。2019年，国内塑料吸管人均使用量超过30根。
对于消费者来说，吸管不过是附赠品或是随手买下的日用品。除非它突然发生改变，少有人在意一个小物件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但这一次，他们从一根吸管感受到了限塑令的威力，以及新型材料的首次大规模登场。
门店里的吸管进化
对现制饮料而言，包材一直相当重要，外卖业务的发达又让包材成为消费者体验升级的一部分。消费者眼见茶饮的包装愈发高级、复杂：多于一杯便有固定位置的纸托槽;讲究的品牌更会附上保温袋，甚至有割开封口的小刀;至于吸管，几乎见不到裸装，而是每根都有独立包装。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垃圾由此产生。
可持续潮流在容易产生浪费的领域流行起来，从海外大公司传导到国内。2018年7月，星巴克中国承诺2020年在全国门店停止使用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可减少超过10亿根塑料吸管。
喜茶供应链高级总监俞谨修记得，还没有严格实行限塑令的时候，喜茶于2019年在门店引进过3层纸吸管。那时，他们在供应商处见到的大多是这类由3层纸张黏合在一起的通版吸管。
尽管门店给消费者提供纸吸管和塑料吸管两种选择，塑料吸管依然占据绝对地位。正如限塑令实施后的舆论反弹一样，消费者很快表现出对纸吸管的不满：不够硬挺，斜切面戳不破封口，时间长了会被泡软甚至散开，口感生涩……于是，喜茶的第二版纸吸管增加到了4层，虽然更硬挺了，但纸张本身的缺点无法避免。
2020年11月，喜茶开始在门店同时提供第三种选择—聚乳酸（PLA）吸管，限塑令实施后便只提供纸吸管和PLA吸管。俞谨修发现选用后者的消费者明显更多，因为“它更接近于原来塑料吸管的口感”。以PLA为主要原料的吸管因此在2020年后迅速在各大茶饮品牌中普及开来。
PLA是一种生物可降解材料，也就是在特定环境中，可以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完全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PLA的原料主要来自于植物淀粉和蔗糖，经过分解、发酵、聚合的过程，制备为聚乳酸颗粒。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报告《破解“可降解塑料”》，目前能够实现商业大规模制造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只有PLA、淀粉基塑料和以石油副产品为原材料聚合而成的二元酸二元醇共聚酯塑料，后者包括PBS、PBAT等。这三类材料的产能总和占据全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95%。
在全产业链的视角，相较石油基可降解材料，以PLA为代表的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由于源头是植物—且是可再种植的粮食作物—而被认为在可持续的达成上更胜一筹。
但要生成商业化制品，PLA也有缺点：不耐高温，50℃左右就可能过热变形;韧性不够，比较脆弱;保质期短，一年左右就会开始降解。因此，根据客户对特定产品的需求，供应商会将PLA和其他可降解材料按比例混合，并使用添加剂，形成“改性”塑料。
PLA塑料产品生成过程
具体到吸管上，配合现制饮料，要能适应从冰到热的温度，长时间浸泡在不同液体中而形态、性能都不会改变。新式茶饮创造出新鲜水果茶加奶盖的基础搭配后，果肉、珍珠、仙草等口感物的变化成了创新点，这要求吸管除了直径粗，还得硬挺且韧性高，否则“折一下就吸不上来”。
为了满足种种要求，喜茶目前供应了两种PLA改性塑料吸管，分别和PBAT和PBS两种石油基可降解材质混合，前者有助于增加韧性、回弹性，后者有更好的耐热性。 同时，PLA吸管也要配备以往塑料吸管的不同类型。“有大颗料的波波茶配粗吸管，纯正的柠檬茶给到细吸管，其他像纯茶配上雪顶、再加上碧根果之类的，就配扁形的三孔吸管。”俞谨修说。
还没有完全上市的第三版喜茶纸吸管，差异在于纸吸管内部覆盖一层PLA淋膜—过去这个涂层通常为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淋膜本身防水防油，同时帮助纸张定型。这也是现今纸吸管进化的方向之一。
理论上，这些生物可降解材料吸管中都可以混入各种植物成分，比如甘蔗渣、咖啡渣、麦秸秆。不过需要厘清的是，这类吸管的主力原料仍然是PLA等材料，植物纤维提供的其实是“一些感官作用”。杨昊向《第一财经》杂志展示了几款甘蔗渣、咖啡渣吸管样品，为了制造原生态的感觉，颜色被设计成棕色、米色，特意做出毛糙的手感。
2021年4月起，星巴克在中国内地门店启用含有萃取后的咖啡渣的“渣渣管”。几乎同一时间，精品咖啡连锁品牌Manner也宣布陆续在全国门店推行以咖啡渣为原料制作的吸管，但星巴克没有公布用于“渣渣管”的咖啡粉循环过程。
除了拿出新方案来调节新材料本身的缺陷，品牌面临的另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是包材成本的上涨—塑料吸管的成本是每根1分钱，而纸吸管约3分钱，PLA吸管将近5分钱。当消费者早已习惯了吸管近乎“附赠”的性质，如果将增加的包材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难免会遇上消费者的舆论反扑。
“吸管在奶茶店终端增加了3倍左右的成本，但他们也必须要买单。”这对于头部茶饮品牌来说似乎不成问题，根据杨昊的经验，这些客单价不低的茶饮品牌对材料成本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
另一些品牌干脆就将吸管取消了。麦当勞中国在2020年6月30日宣布逐步停用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减少约400吨塑料用量。取代麦当劳吸管的是带有饮嘴的“免吸管杯盖”，不过，珍珠奶茶这类含口感物的饮品仍需要配备吸管。
供应链加速跑
2013年，还在瑞士洛桑艺术与设计大学留学的邓绮云，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围绕PLA，设计一组外形与蔬果融合的能持续使用的“一次性”餐具。当时，不仅身边人从没有听说过PLA，也很难找到生产PLA餐具的厂家。作品发表后，曾有两个欧美品牌评估过量产可行性，最终都因为难度大而放弃，“几乎没有工厂有加工经验，而且设计本身涉及渐变色这样的工艺难度。”邓绮云说
同一时期，由于国内塑料的使用率远高于其他可降解材料，杨昊公司的业务一直以外贸为主，要拓展国内客户很困难，“相当于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文盲，得去扫盲、普及知识。”
2018年，欧盟和美国部分大城市提出自己的“限塑令”方案，建议禁用塑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并设置了一定时间的缓冲期供餐饮企业和供应商转型，对可降解材料产品的外贸需求因此大幅上升。从那时起至今，汇盎的营业收入大约每年翻3倍。
2020年国内的限塑令下达后，随着疫情的影响消退，下游用于备货的订单量迅速上升，加速了上游的节奏。更多的国内客户和更多元的定制化需求，倒逼供应商在产量、工艺和配方上及时响应。
汇盎的吸管业务有10条生产线，1天的产能在500万根左右。今年，部分产线将搬到3000多平方米的自建厂房里，外贸和内销的比例将近五五开。
“之前最多生产直径6毫米的吸管，现在因为奶茶品牌多，变成12毫米的粗吸管最多。国外也会有12毫米吸管的需求，因为中国的茶饮产业走出去了。”杨昊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还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辅助设备上面，例如纸包装设备，因为客户要求吸管包装更高级了，“有的连包装也要做防水淋膜，为了外卖时不让冰饮上的露水渗进去。”
过去，新材料产品供应商和传统材料产品供应商是对立的。杨昊回忆，一家企业基本不可能两种都生产，因为新材料被认为是“抢饭碗的”，不能“自己打自己”。风向变动后，一些塑料制品供应商选择转型，增加或改造了可降解材料制品的产线。
市面上的代表性吸管对比
国内吸管龙头企业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为了备战“限塑令”，公司从2020年3月开始全面升级厂房、设备，6个生产车间里只有半个生产传统的塑料吸管，剩下全部用于生产纸吸管和可降解材料吸管。2020年第四季度每个月的产值都有40%到50%增长，目前可降解材料产品已经占双童整体销量的一半以上。
杨昊介绍，生产一次性吸管，要经过原料预烘干、融化、挤出、定型冷却这几个步骤，工艺不算复杂。而产品生产商向原料生产商购买的是可降解材料颗粒，原料配方也主要来自原料生产商提供的现成“上架产品方案”。
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原材料。自从限塑令的风声出现，可降解材料的整体价格上涨。纸吸管的原料纸浆，主力期货自2020年11月的约4500元一吨一路上扬，到2021年5月一度上涨至约7100元一吨。PLA2018年时的成本价为1.8万元一吨，到2019年年底就已经涨至3万元一吨，在2020年曾逼近5万元一吨，现在稳定在3万元一吨。
2021年1月，汇盎发布了产品调价公告函，称“因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成公司全降解生产材料成本攀升”，将全降解原材料和成品膜袋产品价格每吨上调1500元。这样的提价发生在全行业。
各类可降解材料一时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且供应的不足还将持续。华安证券研究院预测，中国可降解塑料总消费量在2021年或将达到117万吨，而2019年全球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不过在110万吨左右。“PLA的全球市场增长，约每3到4年增长一倍。”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生物塑料首席科学家甄光明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预感到节点临近，相比2020年年初，杨昊已提前半年做了战略采购。同时，喜茶也要求供应商锁量，确保足够的供货量。杨昊尽量从国内一些相对成熟的原料供应商拿货，“做些简单的替代”。
目前，全球PL A的过半产能集中在美国的NatureWorks公司，第二大生产线则由荷兰的TotalCorbion PLA公司于2019年在泰国建成。PLA原料生产过程存在技术壁垒，“从乳酸到中间体丙交酯的合成和纯化是难点。”甄光明说，仅有少数国内公司突破了关卡。因此不少PLA原料生产商其实没有覆盖全链条，只能从购买丙交酯开始。
一些塑料制品的中小供应商不敢贸然行动，暂且延续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甄光明观察到，市面上已有贴着可降解标签的假冒塑料袋现身，仅凭肉眼难以识别。如果后续监管没有跟上，下游客户难免会回过头选择低价的塑料制品。
一直只做可降解材料产品的杨昊看好前景。虽然主要身份还是供应商，他把未来方向押注在C端消费者上。为此他特意给自家品牌取名为“匠解集市”，英文名Biopoly，为日后进入零售渠道售卖做准备。
一些趋势或许印证了C端消费者直接购买可降解材质产品是可期待的方向。尽管相比一次性吸管体量很小，可重复使用材料制成的吸管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有所上涨，主要有不锈钢吸管、高硼硅玻璃吸管等，购买者往往是个人消费者。
取代一次性纸吸管，是这些消费者购买的原因之一。过去这类吸管一般直径都较细，现在厂商推出了更多适合饮用含口感物的茶饮的12毫米吸管，并且搭配不锈钢、麦秸秆等材质的吸管收纳盒和清洗毛刷，方便收纳与携带。
还没合上的最后一环
甄光明离开曾经工作的头部聚乳酸公司后，已经进入退休年龄，但接着从事环保工作的他比以前更忙碌，名片上的职务也连成了一串。大部分时间，他在全国各地参加行业研讨会、举办讲座。找到他咨询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边是涌入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需要对接资源，另一边是亟需完善的政策配套，“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做完了垃圾分类，也宣布了限塑令，下一个目标是终端处理。”甄光明说。
可降解材料通常都被笼统地认为“可在自然环境中降解”。事实上，由于每种材料的来源、化学结构和物理特性不同，完全生物降解所需要的环境和时间也不同。
拿PLA来说，理想降解环境是工业堆肥设施的条件下，温度在58°C以上、湿度超过60%，有丰富的氧气，并至少维持一两个月。可降解材料制品的降解效率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测算出的。
喜茶暂时没有在吸管包装上标注具体的降解效率和降解时间，因为“不想引起消费者的误解”。“这些专业的术语，消费者没有那么容易理解透彻。”俞谨修说。从2018年中国垃圾处理的比例来看，卫生填埋占了49%，焚烧为48%，而堆肥处理能力低于4%。也就是说，PLA制品基本无法进入有效的工业堆肥环境。
如果进入填埋渠道，这些可降解材料制品大约需要3到10年的时间降解，理论上是比三五百年都无法降解的塑料好很多。但是如果进入焚烧体系，结果和塑料的差别不大。“本来堆肥可以变成肥料，如果只是焚烧，就把可以成为肥料的东西烧成二氧化碳了，而且还要加重油，违反碳中和的理念，完全没有意义。”甄光明说。
此外，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为了帮助可降解材料改性，并使脱模、塑形等步骤更顺利，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制造依然会使用辅助制剂、添加剂和塑化剂，这些辅助剂可能使得产品含有不会分解的氟化物，其安全性并未被明确证实，且在焚烧和填埋时会溢流到自然环境中。
作为新兴事物，生物可降解塑料没有被明确标明属于垃圾分类中的哪一类，产品本身缺少统一标识和命名规范，尚且做不到单独回收和处理。按照现行的国内垃圾分类体系，消费者凭直觉会将可降解材料制品丢入干垃圾或者可回收垃圾，而不是还有机会被送去堆肥的湿垃圾。
考虑到回收和处理方案不够完善、消费者认知不足，即便是更早推行限塑令的国家，在生物基可降解材料使用上也颇为谨慎。欧盟提出仍然需要更多的实验和评估去确定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应用场景和条件，计划建立相应的法规框架，将涉及原材料来源、命名和标识、材料降解性认证体系、使用后的收集处理等方面。美国的洛杉矶市和波特兰市在禁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时，也禁止生物可降解塑料吸管，因为本地没有配套的终端处理设施。
在漫长而复杂的产业链上，或许任何一种替代材料都很难给出在商业、环保、可持续上都完美的答案。
看上去很自然的纸吸管也未必那么环保。纸浆源头的树木需要砍伐再去加工，过程中难免涉及污染物的排放;纸吸管内侧的塑料涂层很难与纸单独分离，塑料跟纸的混合材质将更难被处理;为了追求硬挺而不断加厚的纸吸管，也可能因为过厚导致难以和其他纸张一样处置。
喜茶希望把塑料制品回收后再造成其他可用的常规或周边产品，在门店里单独开辟了一个“柜台”，上层放置吸管、勺子，下层则是专门回收塑料、保温袋和纸张的垃圾桶。
可麻烦的是，下游可以承接回收及循环再造的厂家很难找到。供应商忙于生产，没有精力来升级回收再造的能力。“上游是有一些资源，但比较零散，不是完整的服务链条。”俞谨修和团队找过PLA材料回收利用的方法和渠道，但几乎找不到，只能先尝试塑料。
使用可降解材料的产品，已从吸管扩展到更多类别。喜茶的PLA产品已经拓展到杯盖、杯子、胶袋上，在更早开启全省禁塑的海南的门店试点。星巴克中国内地门店将逐渐停用供外带食物使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改为可生物降解木制餐具，同时提供在店内可重复使用的树脂杯，替代一次性塑料杯。
的确，从政策、供应商到品牌，每个环节的绿色转变都在推进中。但是，一切成果还是由消费决定的—不改变一次性消费的习惯，任何一种替代材料都难以根治环境问题。
邓绮云的作品engraft餐具，直到6年后才在国内实际生产出来，此时已是PLA爆发前夜。这套名为“一次性”实则精品化的餐具，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一次性餐具的價值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它的廉价感是几十年来过度消费的结果。”她说，“我觉得一次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它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需要。”
吸管这个小切口造成的巨大讨论所映射的，是消费升级对一次性制品的依赖，不仅是餐饮，在快递、外卖等行业也是如此。正如垃圾分类所做的：让扔垃圾这件事变得更麻烦，从而减少垃圾的数量。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并不是材料本身，而是从源头上遏止一次性消费文化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