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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测序在癌症治疗中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果能够找到致病基因，就能找到更有针对性的药物，而不是给所有患者都使用标准化的化疗或者放疗。
基因测序不再是纸上谈兵，许多医院已经将此运用于临床当中。美国《纽约时报》的“基因赌博”（Genetic Gamble）专栏便接连报道了3位接受了基因测序的癌症患者是如何从中获利的。通过对比癌症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基因，医生能够判断病人的预后情况、寻找更有针对性的药物，但有时结果并不一定都是好的，而过程总是艰辛的，病人在面对实验性的治疗方法时，也需要鼓足勇气。
提前到来的死亡判决
19岁的卡顿突然右眼失明了，并被告知患上了黑色素瘤，肿瘤面积几乎已经占满了她的整个眼球。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她开始担心自己还有多久的寿命，是否能看到自己两岁的女儿长大成人。一般，医生会用战胜癌症的成功例子鼓励患者，尽量让他们看到生存的希望，但患者本身的情况，医生只能根据肿瘤的形态和大小进行预估，所制定的治疗方案也是基于这种预估。可卡顿的医生告诉她，一次基因测序可以让她得知自己存活的几率有多大。给黑色素瘤细胞的基因测序，能够把患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患者切除肿瘤后，有50%的治愈率；第二类患者有70%～80%的几率会在5年内去世。大多数人得知自己是第二类患者后都放弃了治疗，或者因为害怕听到无法承受的噩耗，压根拒绝做测试。卡顿选择提前知道谜底，她不愿意为自己的病情疑神疑鬼。在接受眼球摘除手术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医学专家为她的肿瘤细胞做了基因测序。经过1个月煎熬般的等待，手术后戴着义眼的卡顿再次来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她：“检查结果很好，你属于第一类，而且是其中的1a亚组，也就是说你的预后情况比大多数的第一类患者还要好。”
结果可能只是残酷的真相
以往，医生主要靠肿瘤的大小来判断患者的病情，卡顿的肿瘤已经大到无法接受放疗，如果她没有做肿瘤细胞基因测序，将永远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对于结果为第二类的病人，医生会对他们进行密切观察，尽量延长他们的生命，减轻他们的痛苦。有人认为这种检查就像提前到来的死亡通知书，过于残忍，但这至少给患者在做出选择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一场未知的生命赌博
贝斯在62岁那年患上了塞扎里综合征（Sezary syndrome），这是一种罕见的白血病性、恶性T细胞淋巴瘤。她全身长满了可怕的粉红色斑块，有的甚至充血、爆裂，令她苦不堪言。这种罕见疾病并没有标准化的治疗方法，5年过去后，化疗渐渐失去了作用，贝斯身上的包块有些甚至如奇异果一般大小。走投无路时，贝斯的儿子，一位在基因测序公司上班的生物学家，建议母亲接受基因测序，期望找到适合母亲的药物。但过程并不顺利，三次活检后，医生才取得了有用的DNA样本。如果把测序得到的所有DNA信息都打印出来制作成书，其量相当于一个中型图书馆。为了避免出错，DNA测序需要重复30次，信息量变成了30个中型图书馆。再加上，需要把癌症细胞DNA信息与正常细胞做比较，这意味着医生必须对比分析约60个中型图书馆中所储存的信息。为此，贝斯的儿子为母亲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分析她的DNA测序结果。最终发现，贝斯癌细胞中的CD28基因和CTLA4基因发生了粘连，这使她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在接到生长信号时会反其道而行之。每当T细胞收到停止生长的信号时，反而会生长，可当T细胞接收到生长信号时，却又会停止生长。一种名为“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的药物可以刺激DNA发出生长信号，如果DNA测序结果正确，贝斯的T细胞将会停止生长，但如果测序结果错误，贝斯将加速走向死亡。贝斯决定赌一把。用药后，她有了明显好转，一个多月后，已经几个月没有走出家门的她与丈夫外出度过了他们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切令贝斯和她的家人欣喜若狂，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可好景不长，用药两个月后，癌症又复发了，可能是因为癌细胞产生了耐药性。贝斯的儿子希望通过再一次的基因测序找到另一种药物，但奇迹没有再次发生。无论如何，至少基因测序让贝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有了一段较为舒适和正常的生活。
勇敢者的“游戏”
基因测序能够为许多缺乏标准化疗法的罕见疾病的治疗找到出路，可那注定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也许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也许会加速患者的死亡，也许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到底是接受全新的疗法，还是认命地接受姑息疗法？如果决定在基因测序上赌上一把，患者和其家人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期盼惊喜的时候也要能承受同样程度的失望。
最后的希望和新的出路
华盛顿大学的沃特曼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希望成为一名肿瘤专家，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打破了他的所有计划。他接受了化疗和骨髓移植，经历了两次复发。白血病第一次复发后的成活率只有4%～5%，对于第二次复发后的成活率，甚至没有大规模的统计。治疗总是不尽如人意，仿佛派了一队士兵去打仗，可将军手里根本没有作战地图，一切都是无的放矢。在所有人都越来越绝望的时候，沃特曼的同事把他列入了大学基因研究所的一个项目中，给他的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分别做了基因测序，然后再比较两组基因信息，希望找出致病的变异基因。沃特曼的肿瘤DNA变异让医生们无从下手，好在RNA变异让他们有了些头绪。RNA测序结果显示，白血病细胞中的FLT3基因过度表达。正常FLT3的作用在于让细胞生长和分裂，而过度活跃的FLT3会让细胞癌变、分裂过快。一种名为苏尼替尼（Sutent）的药物可以抑制FLT3的表达。这种本来用于治疗晚期肾癌的药对沃特曼的白血病效果奇佳，几天后，他的白血球数便恢复到了正常值。两周后，活检结果显示，他原本充满了白血病细胞的骨髓已经趋于健康。沃特曼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可更为敏感的测试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了防止沃特曼的癌细胞对苏尼替尼产生变异，他再次接受了骨髓移植，并逐渐康复。如今，他已重新回到实验室，继续实现成为肿瘤专家的梦想。
基因变异才是治疗关键
癌症治疗的关键也许在于变异的基因，而非癌变的部位。从基因测序结果来看，一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也许更接近一位肺癌患者的癌细胞，而非另一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因此，对所有乳腺癌患者都使用标准化的治疗是不合理的。如果沃特曼没有接受基因测序，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治疗肾癌的药物会是他的救命稻草。当然，这个结果也只适用于沃特曼本人，因为其它白血病患者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基因变异。
基因测序不再是纸上谈兵，许多医院已经将此运用于临床当中。美国《纽约时报》的“基因赌博”（Genetic Gamble）专栏便接连报道了3位接受了基因测序的癌症患者是如何从中获利的。通过对比癌症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基因，医生能够判断病人的预后情况、寻找更有针对性的药物，但有时结果并不一定都是好的，而过程总是艰辛的，病人在面对实验性的治疗方法时，也需要鼓足勇气。
提前到来的死亡判决
19岁的卡顿突然右眼失明了，并被告知患上了黑色素瘤，肿瘤面积几乎已经占满了她的整个眼球。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她开始担心自己还有多久的寿命，是否能看到自己两岁的女儿长大成人。一般，医生会用战胜癌症的成功例子鼓励患者，尽量让他们看到生存的希望，但患者本身的情况，医生只能根据肿瘤的形态和大小进行预估，所制定的治疗方案也是基于这种预估。可卡顿的医生告诉她，一次基因测序可以让她得知自己存活的几率有多大。给黑色素瘤细胞的基因测序，能够把患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患者切除肿瘤后，有50%的治愈率；第二类患者有70%～80%的几率会在5年内去世。大多数人得知自己是第二类患者后都放弃了治疗，或者因为害怕听到无法承受的噩耗，压根拒绝做测试。卡顿选择提前知道谜底，她不愿意为自己的病情疑神疑鬼。在接受眼球摘除手术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医学专家为她的肿瘤细胞做了基因测序。经过1个月煎熬般的等待，手术后戴着义眼的卡顿再次来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她：“检查结果很好，你属于第一类，而且是其中的1a亚组，也就是说你的预后情况比大多数的第一类患者还要好。”
结果可能只是残酷的真相
以往，医生主要靠肿瘤的大小来判断患者的病情，卡顿的肿瘤已经大到无法接受放疗，如果她没有做肿瘤细胞基因测序，将永远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对于结果为第二类的病人，医生会对他们进行密切观察，尽量延长他们的生命，减轻他们的痛苦。有人认为这种检查就像提前到来的死亡通知书，过于残忍，但这至少给患者在做出选择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一场未知的生命赌博
贝斯在62岁那年患上了塞扎里综合征（Sezary syndrome），这是一种罕见的白血病性、恶性T细胞淋巴瘤。她全身长满了可怕的粉红色斑块，有的甚至充血、爆裂，令她苦不堪言。这种罕见疾病并没有标准化的治疗方法，5年过去后，化疗渐渐失去了作用，贝斯身上的包块有些甚至如奇异果一般大小。走投无路时，贝斯的儿子，一位在基因测序公司上班的生物学家，建议母亲接受基因测序，期望找到适合母亲的药物。但过程并不顺利，三次活检后，医生才取得了有用的DNA样本。如果把测序得到的所有DNA信息都打印出来制作成书，其量相当于一个中型图书馆。为了避免出错，DNA测序需要重复30次，信息量变成了30个中型图书馆。再加上，需要把癌症细胞DNA信息与正常细胞做比较，这意味着医生必须对比分析约60个中型图书馆中所储存的信息。为此，贝斯的儿子为母亲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分析她的DNA测序结果。最终发现，贝斯癌细胞中的CD28基因和CTLA4基因发生了粘连，这使她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在接到生长信号时会反其道而行之。每当T细胞收到停止生长的信号时，反而会生长，可当T细胞接收到生长信号时，却又会停止生长。一种名为“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的药物可以刺激DNA发出生长信号，如果DNA测序结果正确，贝斯的T细胞将会停止生长，但如果测序结果错误，贝斯将加速走向死亡。贝斯决定赌一把。用药后，她有了明显好转，一个多月后，已经几个月没有走出家门的她与丈夫外出度过了他们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切令贝斯和她的家人欣喜若狂，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可好景不长，用药两个月后，癌症又复发了，可能是因为癌细胞产生了耐药性。贝斯的儿子希望通过再一次的基因测序找到另一种药物，但奇迹没有再次发生。无论如何，至少基因测序让贝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有了一段较为舒适和正常的生活。
勇敢者的“游戏”
基因测序能够为许多缺乏标准化疗法的罕见疾病的治疗找到出路，可那注定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也许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也许会加速患者的死亡，也许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到底是接受全新的疗法，还是认命地接受姑息疗法？如果决定在基因测序上赌上一把，患者和其家人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期盼惊喜的时候也要能承受同样程度的失望。
最后的希望和新的出路
华盛顿大学的沃特曼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希望成为一名肿瘤专家，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打破了他的所有计划。他接受了化疗和骨髓移植，经历了两次复发。白血病第一次复发后的成活率只有4%～5%，对于第二次复发后的成活率，甚至没有大规模的统计。治疗总是不尽如人意，仿佛派了一队士兵去打仗，可将军手里根本没有作战地图，一切都是无的放矢。在所有人都越来越绝望的时候，沃特曼的同事把他列入了大学基因研究所的一个项目中，给他的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分别做了基因测序，然后再比较两组基因信息，希望找出致病的变异基因。沃特曼的肿瘤DNA变异让医生们无从下手，好在RNA变异让他们有了些头绪。RNA测序结果显示，白血病细胞中的FLT3基因过度表达。正常FLT3的作用在于让细胞生长和分裂，而过度活跃的FLT3会让细胞癌变、分裂过快。一种名为苏尼替尼（Sutent）的药物可以抑制FLT3的表达。这种本来用于治疗晚期肾癌的药对沃特曼的白血病效果奇佳，几天后，他的白血球数便恢复到了正常值。两周后，活检结果显示，他原本充满了白血病细胞的骨髓已经趋于健康。沃特曼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可更为敏感的测试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了防止沃特曼的癌细胞对苏尼替尼产生变异，他再次接受了骨髓移植，并逐渐康复。如今，他已重新回到实验室，继续实现成为肿瘤专家的梦想。
基因变异才是治疗关键
癌症治疗的关键也许在于变异的基因，而非癌变的部位。从基因测序结果来看，一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也许更接近一位肺癌患者的癌细胞，而非另一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细胞。因此，对所有乳腺癌患者都使用标准化的治疗是不合理的。如果沃特曼没有接受基因测序，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治疗肾癌的药物会是他的救命稻草。当然，这个结果也只适用于沃特曼本人，因为其它白血病患者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基因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