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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黄坚杜捷张励
整理：黄坚
时间：2006年9月21日
采访前记
吴自良，中国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0年12月回国。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冶金所第十研究室甲种分离膜研究室室主任。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为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到新中国，聆听总理教诲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1943年，我赴美留学。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冶金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巴瑞特（C．S?摇Barrett）教授和物理学家Ｒ．斯莫洛柯夫斯基（Ｒ．Ｓmoluchowshi）教授。1948年，我完成题为《片状铝单晶中滑移机制和内耗的关系》的学位论文，取得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作研究工作。1949年，我应聘到锡腊丘斯（锡林克斯）大学材料系任副研究员，主持“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的研究。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这些留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这是由留学生中的一些中共党员、进步学者发起成立的一个组织。他们利用一些社交活动及编辑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介绍中共建国方略、政策和新中国的情况，争取广大旅美学生、学者对国内解放战争及尔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支持，并动员更多的学有所成的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参加这个协会后，了解了当时国内的真实情况，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激动，一心想着要赶快结束手中的工作，尽快回国。而且我也知道，自己所学的物理冶金专业在国内是非常需要的，回国后我会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我回国的事情，与中国国防化学防备部黄部长有关，他本人也曾在英国留过学。那时候，受周恩来总理的指派，他负责留学生的回国事宜及回国后的工作安排。他十分了解我在美国的情况，并主动写信给我。信中主要谈了我回国的事宜，并建议我回国后到唐山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后来，我就凭着黄部长发来的一封通知书回国的。
在我回国的时候，美国移民局叫我不要回中国来，但我说母亲年纪大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这样，它也就没有扣留我。于是，1950年下半年，我和其他二三十个留学生就一起坐船离开美国回国了，路上花了几个星期，12月，我们到了香港。在香港，有人接待我们，并安排大家一起坐火车到广州，进行学习、参观活动，让我们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一个月后，我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
我刚回国的时候，国民经济正处在三年恢复时期。因为周恩来总理要接见留学生，所以，1951年春节后不久，我便来到北京，住在永安旅馆（现在的华侨饭店，当时，国家用来专门接待归国留学生）。接着，由旅馆方面通知我们周总理接见我们的具体时间。我记得周总理那天接见我们是在上午，时间不长，地点在紫光阁。当时一起参加接见的留学生，大概也有二三十个。我记得当时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我知道都是很能做事情的，你们回来了，我们很欢迎。现在国内什么也没有，我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来恢复，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别的事情，你们就少管管，希望你们好好工作。总理接见我们之后，他还请我们吃了顿午饭。然后，我便赴唐山北方交通大学任教了。
创办图书馆，培养研究生
因为自己比较喜欢搞研究，当时我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做国家急需的研究工作，所以当了解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时称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后曾改称为冶金陶瓷研究所）有一部分是搞物理冶金研究的，跟我学的专业、跟我的研究工作比较对口，而且当时工学馆也缺这方面的人。所以，1951年下半年，我就调到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了。
当时，所里冶金方面的留学生就邹元燨和我两个，邹元燨来得比我早。来所后，我便担任了物理冶金组（后来组改室）负责人。留美学生严东生，比我晚些来所，担任窑业组负责人。所里其他的留学人员，陈炳兆、许顺生、石声泰等，都是后来才来的，并都担任了室主任的职务。陈炳兆是精密合金室主任，许顺生是X光结晶室主任，石声泰是腐蚀室主任。
物理冶金组开始时只有七八个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人。后来，因为每年都有大学生补充进来，人数才逐渐增多起来。但随着所里新研究室的成立，为了支持新室的工作，原来各室都分一部分人员过去，其中我们物理冶金室分出去的人最多，这样，到1960年的时候，物理冶金室大概也就只有十几个人。同年，冶金陶瓷研究所一分为二，严东生负责的硅酸盐部分分出去，成立了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所里图书馆的书刊少得可怜，书架上常常是空空荡荡的，根本不能满足科研人员日常学习和工作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踪世界科技前沿和满足科研人员的学习工作需要，我主动承担起建设图书馆的任务。开始时，我把自己花了500美元从美国带回来的几大箱子图书，全部捐赠给了所里。后来，我根据国家出版公司提供的报刊杂志图书目录，进行挑选、订阅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图书馆进的基本上都是外文图书杂志，所以我在挑选、订阅时，一方面根据自己对国外相关领域前沿学科的了解，另一方面主要看我们所里研究人员的需要。我当时的想法是订阅的图书杂志要适合他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什么人可以看这个杂志，那我就给他定这个杂志，我得让我们所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他需要的书刊。当时，书款都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出的。我就是这样一步步把图书馆建设起来。应该说，我们所里图书馆的书是很齐的，到现在也还是很齐的，它在上海也算是很拿得出手的一个图书馆。
我从1951年进所后开始带研究生，每年带2-3个研究生，直到“文革”爆发。我带研究生时，一般由我先确定题目，题目通常是我将和他们一起从事的工作。然后，把选定这个题目的目的跟他们说清楚，并开出相应的参考书。之后，我就给他们讲授《物理化学》、《金属物理》、《理论物理》等专业基础课程，以及根据研究工作需要而开设的《金属的滞弹性》、《点缺陷与位错的交互作用》和《固体中的扩散》等课程。有时，我也会聘请其他科研院所或高校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通常是我负责指导，研究生来操作，遇到问题后，我随时给予答疑。因为一起工作的关系，我和我的研究生几乎天天见面，当然，也有的学生，每个礼拜我和他们见几次面，可以说我们师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导师与学生间都是很有感情的。当时，为了开阔他们的思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还常常和他们一起聊天，包括聊一些文学名著，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为了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通常我还要求他们每月交一份小结给我，每半年写一篇论文。我的这套教学办法不是照搬国外的教学办法，而是我自己发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研究生在读了三四年、论文答辩通过后，也就毕业了，但那时是没有学位的。我带的研究生，如今大多数都成了各研究单位的骨干或是各大学的教授。
承担科研任务，主持研制甲种分离膜
我在上海冶金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制含油轴承。当时，开展科研工作，经费没有问题，人员都是上面派定的。我是专门做国防攻关任务的。科研题目，都是由工业部门、科学院提出来的，我可以在这些题目里面挑选。在我确定了题目后，委托单位的人马上就来找我，提出他们的要求、希望和想法。“文革”以前，我做过的课题主要有苏联合金钢40X代用品、特种合金电阻丝、甲种分离膜等等。当然，最主要还是研制甲种分离膜，它是用来做原子弹的，研制它，是一项很复杂的事情，这项工作整整占用了我4年左右的功夫。但对我来说，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时候，由谁来做国防攻关项目，都由上面点名指定的。我主持研制甲种分离膜的工作，就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点的将。我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在这项国防攻关任务中，从欧美留学回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就我一个。
苏联人那时说过：甲种分离膜，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为了研制甲种分离膜，上海冶金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叫第十研究室，由我这个副所长兼十室主任，全副精力去做这件事。我率领的是由77个人组成的一支攻关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是做保密工作的复员军人，科研人员主要都是从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4家单位集中起来的，而且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能够进这支队伍的成熟的科研人员其实并不多，这支队伍好多研究骨干力量都是只念了3年就毕业的大学生，还不大会做研究工作。
根据二机部的意见和规定，所有的科研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负责研制原料，组长是金大康；第二组负责重要工艺，组长是邹世昌；第三组负责测试，组长是李郁芬，她是复旦大学副教授。三组之间，二组可以了解一组的情况，但一组不能到二组去了解情况；三组可以了解二组的情况，但二组不能去了解三组的情况；一组绝对不能去了解另外2个组的情况，也就是说做后一道工序的小组可以了解前一道工序小组的工作，但反过来不可以。作为十室主任，我负责全面了解和掌握三个组的情况。在研制工作中，每个组他们要怎么做，事先都要征得我的同意，我不同意，他们是不能做的。我天天同3个组的研究人员在一起，每天都检查各组的进展情况，随时给予必要的支持。隔一、二周，每个组就要向我汇报一次工作。
一开始，第一组用了很多正规的办法来试制原料粉末，但最后都没有做成功，那怎么办呢？因为，当时困扰着我们的一个难题是，没有人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这项重大的科研任务一定要攻关成功。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压力是很大的。由于研制粉末可以用各种方法，所以，在正规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做做看。根据自己对本所研究人员情况的了解，我起用了一位研究人员进行试制，结果很快，半年之内研制原料工作有了突破，问题解决了。接着，我就将工作的重点转入到第二组。这一组科研力量相对比较强些，很多科研人员都是我亲自从清华、北大点将点来的。那时在攻关重要工艺中遇到的许多关键性问题，该组的科研人员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随后，我们的工作就转入第三组测试阶段。
可以说，甲种分离膜的成功研制，是3个组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上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单位多方支持配合的结果。那时候，工作的确很忙，我们每天工作10小时，逢年过节都不休息，否则研制工作进展也不会那么快。当我们实验室的研制工作做得差不多，需要进一步做批量生产前的中间试验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厂也在华东科委、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冶金局、化工局、纺织局等各方的支持配合下，建设得差不多了。不久以后，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也就成功地爆炸了。
当时，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所里还派了正副两个支部书记来加强十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可以说，他们俩位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那时，为了赶任务，我们十室的人员不需要每个礼拜都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学习了，他们都是在各小组里面自学毛泽东著作。我呢，因为做这项工作，也不要每个礼拜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参加政治学习了。
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对于从事甲种分离膜研制工作的科研人员，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后勤保障。譬如，当时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实行配给制的，所以，那些来自外地的科研人员有时候连牙刷、牙膏都买不到，为此，我们还专门想办法来保证牙刷、牙膏的供应。另外，当时所里还专门分配了一批房子，解决这些外来科研人员的住宿问题。
接受思想教育，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那时候，党十分重视对我们这些归国留学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生活上各方面也十分照顾我们。
那时我们的政治学习是这样安排的：每周六，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把各所具有正研究员职称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集中学习。时间为半天，3个小时。学习的内容主要就是毛泽东著作。
在工资、住房等福利待遇方面，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我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工资300多元，那是我回国一年以后再定的，一直到“文革”前。另外，在住房方面，到上海冶金所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就将愚园路1055号里的三四间房子分给了我，面积大概有100多平方米。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处在3年困难时期，当时国家给高级知识分子的各种补助我都有，尽管家里小孩多，不够吃，可因为我的工资高，所以，那时我还到黑市上去买东西吃。因此，3年困难时期对我来说，没有感到特别困难。
总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总是超额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想到做这些工作，也就是自己在为祖国做贡献。因此，我做得很高兴，也很满意。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王亚仑
整理：黄坚
时间：2006年9月21日
采访前记
吴自良，中国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0年12月回国。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冶金所第十研究室甲种分离膜研究室室主任。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为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到新中国，聆听总理教诲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1943年，我赴美留学。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冶金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巴瑞特（C．S?摇Barrett）教授和物理学家Ｒ．斯莫洛柯夫斯基（Ｒ．Ｓmoluchowshi）教授。1948年，我完成题为《片状铝单晶中滑移机制和内耗的关系》的学位论文，取得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作研究工作。1949年，我应聘到锡腊丘斯（锡林克斯）大学材料系任副研究员，主持“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的研究。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这些留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这是由留学生中的一些中共党员、进步学者发起成立的一个组织。他们利用一些社交活动及编辑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介绍中共建国方略、政策和新中国的情况，争取广大旅美学生、学者对国内解放战争及尔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支持，并动员更多的学有所成的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参加这个协会后，了解了当时国内的真实情况，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激动，一心想着要赶快结束手中的工作，尽快回国。而且我也知道，自己所学的物理冶金专业在国内是非常需要的，回国后我会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我回国的事情，与中国国防化学防备部黄部长有关，他本人也曾在英国留过学。那时候，受周恩来总理的指派，他负责留学生的回国事宜及回国后的工作安排。他十分了解我在美国的情况，并主动写信给我。信中主要谈了我回国的事宜，并建议我回国后到唐山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后来，我就凭着黄部长发来的一封通知书回国的。
在我回国的时候，美国移民局叫我不要回中国来，但我说母亲年纪大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这样，它也就没有扣留我。于是，1950年下半年，我和其他二三十个留学生就一起坐船离开美国回国了，路上花了几个星期，12月，我们到了香港。在香港，有人接待我们，并安排大家一起坐火车到广州，进行学习、参观活动，让我们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一个月后，我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
我刚回国的时候，国民经济正处在三年恢复时期。因为周恩来总理要接见留学生，所以，1951年春节后不久，我便来到北京，住在永安旅馆（现在的华侨饭店，当时，国家用来专门接待归国留学生）。接着，由旅馆方面通知我们周总理接见我们的具体时间。我记得周总理那天接见我们是在上午，时间不长，地点在紫光阁。当时一起参加接见的留学生，大概也有二三十个。我记得当时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我知道都是很能做事情的，你们回来了，我们很欢迎。现在国内什么也没有，我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来恢复，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别的事情，你们就少管管，希望你们好好工作。总理接见我们之后，他还请我们吃了顿午饭。然后，我便赴唐山北方交通大学任教了。
创办图书馆，培养研究生
因为自己比较喜欢搞研究，当时我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做国家急需的研究工作，所以当了解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时称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后曾改称为冶金陶瓷研究所）有一部分是搞物理冶金研究的，跟我学的专业、跟我的研究工作比较对口，而且当时工学馆也缺这方面的人。所以，1951年下半年，我就调到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了。
当时，所里冶金方面的留学生就邹元燨和我两个，邹元燨来得比我早。来所后，我便担任了物理冶金组（后来组改室）负责人。留美学生严东生，比我晚些来所，担任窑业组负责人。所里其他的留学人员，陈炳兆、许顺生、石声泰等，都是后来才来的，并都担任了室主任的职务。陈炳兆是精密合金室主任，许顺生是X光结晶室主任，石声泰是腐蚀室主任。
物理冶金组开始时只有七八个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人。后来，因为每年都有大学生补充进来，人数才逐渐增多起来。但随着所里新研究室的成立，为了支持新室的工作，原来各室都分一部分人员过去，其中我们物理冶金室分出去的人最多，这样，到1960年的时候，物理冶金室大概也就只有十几个人。同年，冶金陶瓷研究所一分为二，严东生负责的硅酸盐部分分出去，成立了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所里图书馆的书刊少得可怜，书架上常常是空空荡荡的，根本不能满足科研人员日常学习和工作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踪世界科技前沿和满足科研人员的学习工作需要，我主动承担起建设图书馆的任务。开始时，我把自己花了500美元从美国带回来的几大箱子图书，全部捐赠给了所里。后来，我根据国家出版公司提供的报刊杂志图书目录，进行挑选、订阅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图书馆进的基本上都是外文图书杂志，所以我在挑选、订阅时，一方面根据自己对国外相关领域前沿学科的了解，另一方面主要看我们所里研究人员的需要。我当时的想法是订阅的图书杂志要适合他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什么人可以看这个杂志，那我就给他定这个杂志，我得让我们所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他需要的书刊。当时，书款都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出的。我就是这样一步步把图书馆建设起来。应该说，我们所里图书馆的书是很齐的，到现在也还是很齐的，它在上海也算是很拿得出手的一个图书馆。
我从1951年进所后开始带研究生，每年带2-3个研究生，直到“文革”爆发。我带研究生时，一般由我先确定题目，题目通常是我将和他们一起从事的工作。然后，把选定这个题目的目的跟他们说清楚，并开出相应的参考书。之后，我就给他们讲授《物理化学》、《金属物理》、《理论物理》等专业基础课程，以及根据研究工作需要而开设的《金属的滞弹性》、《点缺陷与位错的交互作用》和《固体中的扩散》等课程。有时，我也会聘请其他科研院所或高校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通常是我负责指导，研究生来操作，遇到问题后，我随时给予答疑。因为一起工作的关系，我和我的研究生几乎天天见面，当然，也有的学生，每个礼拜我和他们见几次面，可以说我们师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导师与学生间都是很有感情的。当时，为了开阔他们的思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还常常和他们一起聊天，包括聊一些文学名著，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为了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通常我还要求他们每月交一份小结给我，每半年写一篇论文。我的这套教学办法不是照搬国外的教学办法，而是我自己发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研究生在读了三四年、论文答辩通过后，也就毕业了，但那时是没有学位的。我带的研究生，如今大多数都成了各研究单位的骨干或是各大学的教授。
承担科研任务，主持研制甲种分离膜
我在上海冶金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制含油轴承。当时，开展科研工作，经费没有问题，人员都是上面派定的。我是专门做国防攻关任务的。科研题目，都是由工业部门、科学院提出来的，我可以在这些题目里面挑选。在我确定了题目后，委托单位的人马上就来找我，提出他们的要求、希望和想法。“文革”以前，我做过的课题主要有苏联合金钢40X代用品、特种合金电阻丝、甲种分离膜等等。当然，最主要还是研制甲种分离膜，它是用来做原子弹的，研制它，是一项很复杂的事情，这项工作整整占用了我4年左右的功夫。但对我来说，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时候，由谁来做国防攻关项目，都由上面点名指定的。我主持研制甲种分离膜的工作，就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点的将。我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在这项国防攻关任务中，从欧美留学回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就我一个。
苏联人那时说过：甲种分离膜，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为了研制甲种分离膜，上海冶金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叫第十研究室，由我这个副所长兼十室主任，全副精力去做这件事。我率领的是由77个人组成的一支攻关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是做保密工作的复员军人，科研人员主要都是从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4家单位集中起来的，而且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能够进这支队伍的成熟的科研人员其实并不多，这支队伍好多研究骨干力量都是只念了3年就毕业的大学生，还不大会做研究工作。
根据二机部的意见和规定，所有的科研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负责研制原料，组长是金大康；第二组负责重要工艺，组长是邹世昌；第三组负责测试，组长是李郁芬，她是复旦大学副教授。三组之间，二组可以了解一组的情况，但一组不能到二组去了解情况；三组可以了解二组的情况，但二组不能去了解三组的情况；一组绝对不能去了解另外2个组的情况，也就是说做后一道工序的小组可以了解前一道工序小组的工作，但反过来不可以。作为十室主任，我负责全面了解和掌握三个组的情况。在研制工作中，每个组他们要怎么做，事先都要征得我的同意，我不同意，他们是不能做的。我天天同3个组的研究人员在一起，每天都检查各组的进展情况，随时给予必要的支持。隔一、二周，每个组就要向我汇报一次工作。
一开始，第一组用了很多正规的办法来试制原料粉末，但最后都没有做成功，那怎么办呢？因为，当时困扰着我们的一个难题是，没有人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这项重大的科研任务一定要攻关成功。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压力是很大的。由于研制粉末可以用各种方法，所以，在正规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做做看。根据自己对本所研究人员情况的了解，我起用了一位研究人员进行试制，结果很快，半年之内研制原料工作有了突破，问题解决了。接着，我就将工作的重点转入到第二组。这一组科研力量相对比较强些，很多科研人员都是我亲自从清华、北大点将点来的。那时在攻关重要工艺中遇到的许多关键性问题，该组的科研人员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随后，我们的工作就转入第三组测试阶段。
可以说，甲种分离膜的成功研制，是3个组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上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单位多方支持配合的结果。那时候，工作的确很忙，我们每天工作10小时，逢年过节都不休息，否则研制工作进展也不会那么快。当我们实验室的研制工作做得差不多，需要进一步做批量生产前的中间试验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厂也在华东科委、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冶金局、化工局、纺织局等各方的支持配合下，建设得差不多了。不久以后，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也就成功地爆炸了。
当时，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所里还派了正副两个支部书记来加强十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可以说，他们俩位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那时，为了赶任务，我们十室的人员不需要每个礼拜都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学习了，他们都是在各小组里面自学毛泽东著作。我呢，因为做这项工作，也不要每个礼拜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参加政治学习了。
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对于从事甲种分离膜研制工作的科研人员，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后勤保障。譬如，当时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实行配给制的，所以，那些来自外地的科研人员有时候连牙刷、牙膏都买不到，为此，我们还专门想办法来保证牙刷、牙膏的供应。另外，当时所里还专门分配了一批房子，解决这些外来科研人员的住宿问题。
接受思想教育，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那时候，党十分重视对我们这些归国留学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生活上各方面也十分照顾我们。
那时我们的政治学习是这样安排的：每周六，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把各所具有正研究员职称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集中学习。时间为半天，3个小时。学习的内容主要就是毛泽东著作。
在工资、住房等福利待遇方面，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我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工资300多元，那是我回国一年以后再定的，一直到“文革”前。另外，在住房方面，到上海冶金所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就将愚园路1055号里的三四间房子分给了我，面积大概有100多平方米。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处在3年困难时期，当时国家给高级知识分子的各种补助我都有，尽管家里小孩多，不够吃，可因为我的工资高，所以，那时我还到黑市上去买东西吃。因此，3年困难时期对我来说，没有感到特别困难。
总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总是超额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想到做这些工作，也就是自己在为祖国做贡献。因此，我做得很高兴，也很满意。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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