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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尊崇天道,但却不轻言天道。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虽说是不轻言,但不等于不言。事实上,我们从《论语》中可以发现,子贡应该是曾经听到过的,《论语·阳货》中孔子曾对子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是孔子对天道的描述。但孔子的天道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它包含有哪些内容呢?
从我目前所查到的资料中,多数对于孔子天道思想的考察往往都只是从天道本身出发,而且往往也仅限于天道本身的调查与研究,但实际上我认为,孔子的天道思想很多时候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思想相连结的。下面我就谈谈《论语》中孔子提到的与天道有关的思想。
虽然孔子不轻言天道,但毕竟《论语》中充满了天、天命等语辞,这些语辞能否与天道联系在一起?春秋之际天有两种基本含义:自然天空与神。周人完成天的神格化,同时意味着天被人格化的完成,因为神是人思想的投射,这种人神兼备的天是周人的一大文化创造,它不像殷人的帝那样不可理喻。神的伦理化为天的多向度解释留下了余地,孔子的天多重含义正表现出了这种特点。孔子的天多为超越人之上的神格力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里的天具有自然天空的倾向,但自然天空并未对神格提出否定。从天“青”看,自然界也是带有神格化的,而更多的时候,孔子的天具有意志、人格,“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生德于予,桓魉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由于孔子对命运之重视,所以他把天看成命运的主宰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里看出,孔子的天是多向度的,它迂回于自然、人、神中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因而具备解释的灵活性。
孔子的天高于道,天构成了他阐发道的一大背景。孔子虽未对天道进行论述,但却对天命给予了异常的关注:“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种态度含有宗教神的情感,却没有“天命靡常”的思想。天的构建是孔子赖以存在的依据,只要在情急中,孔子总是要抬出天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呼天是情绪极致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孔子之天是他行为活动的最后支撑点。
“志于道”是孔子的人生追求,不管这个道是外在的社会理想,还是内在的人生境界,都在人间活动。孔子这种对天对道的态度,预示了他不可能有非常成熟的天道论,只有在天道与王权这个背景上,才能在反面揣测孔子“天道”的可能含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似乎暗示文武周公之道就是天道。
孔子虽然重道,却没有把道论述得精辟透彻,也缺乏对道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总结,而总是与具体的事物联系一起,如“父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先王之道”等。同样,孔子虽然重视天,但没有像周公那样怀疑“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孔子在根本上拒绝对天的人为设定,也就谈不上理性界定,只是在特定时候拿出天来为用。孔子从来没有像周公那样对天提出挑战。周公对天的藐视有其已得天下的现实作为依据,而孔子对天的毕恭毕敬,是因为天是他精神的靠山,是他“克己复礼”的筹码,因而孔子不可能对天进行大胆的探索。
但其实我认为孔子在天道论上的退却,表明了另一种关怀,即关注现实问题。孔子甚至对任何彼岸世界都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将一切天道领域的问题束之高阁,对一切可能动摇王权的领地采取了回避。孔子对天道采取不轻易谈及的态度,其实是以哲人的睿智完成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他对周公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上。
而且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在尊崇天道的同时,也把“天”进行了人格化模拟。他把天道循环周期节律的气数与定数,对应于人类社会的变迁,将人类社会的变迁模拟为“天”的人格化意识的体现,并将其称之谓“天命”。孔子还把“天命”与人性直接联系起来,把人性中善良成分所构成的行为约束(“礼”)表述为“天命”对人的要求。孔子认为,人能做到“至诚”就符合天道法则,就能获得“天命”,即“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日》);能处处做到“允执其中”(《论语·尧日》),就是人道依从天道,就是遵从“天命”;能认知天道循环的法则与周期节律,认知“天命”对人类社会的规范要求(“礼”的内涵),就是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孔子还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天命”所赋予的,即:“天命之谓性”(《中庸》);人的先天本性指人类的共性。个人之间差距很小,但由于后天的环境不同,使个人对宇宙及生命的感知不同,加之私欲与所受环境影响及教育等的不同,使不同人形成了差别较大的不同思想意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话说回来,实际上我认为孔子对于天道轻易不谈的态度,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影响甚远,拒斥彼岸世界、关心现实生活、崇拜权威、迷信英雄、恭行务实的民族性格都可在孔子那里找到根据。孔子的这种态度表明,对待天道问题有多种可能,要么如道家那样将天归附于道,走向玄思与纯粹批判的道路;要么是儒家高抬天的权威,以天来统摄道。总体说来,孔子这种天道的思想对于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作者:武漢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
从我目前所查到的资料中,多数对于孔子天道思想的考察往往都只是从天道本身出发,而且往往也仅限于天道本身的调查与研究,但实际上我认为,孔子的天道思想很多时候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思想相连结的。下面我就谈谈《论语》中孔子提到的与天道有关的思想。
虽然孔子不轻言天道,但毕竟《论语》中充满了天、天命等语辞,这些语辞能否与天道联系在一起?春秋之际天有两种基本含义:自然天空与神。周人完成天的神格化,同时意味着天被人格化的完成,因为神是人思想的投射,这种人神兼备的天是周人的一大文化创造,它不像殷人的帝那样不可理喻。神的伦理化为天的多向度解释留下了余地,孔子的天多重含义正表现出了这种特点。孔子的天多为超越人之上的神格力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里的天具有自然天空的倾向,但自然天空并未对神格提出否定。从天“青”看,自然界也是带有神格化的,而更多的时候,孔子的天具有意志、人格,“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生德于予,桓魉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由于孔子对命运之重视,所以他把天看成命运的主宰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里看出,孔子的天是多向度的,它迂回于自然、人、神中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因而具备解释的灵活性。
孔子的天高于道,天构成了他阐发道的一大背景。孔子虽未对天道进行论述,但却对天命给予了异常的关注:“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种态度含有宗教神的情感,却没有“天命靡常”的思想。天的构建是孔子赖以存在的依据,只要在情急中,孔子总是要抬出天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呼天是情绪极致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孔子之天是他行为活动的最后支撑点。
“志于道”是孔子的人生追求,不管这个道是外在的社会理想,还是内在的人生境界,都在人间活动。孔子这种对天对道的态度,预示了他不可能有非常成熟的天道论,只有在天道与王权这个背景上,才能在反面揣测孔子“天道”的可能含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似乎暗示文武周公之道就是天道。
孔子虽然重道,却没有把道论述得精辟透彻,也缺乏对道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总结,而总是与具体的事物联系一起,如“父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先王之道”等。同样,孔子虽然重视天,但没有像周公那样怀疑“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孔子在根本上拒绝对天的人为设定,也就谈不上理性界定,只是在特定时候拿出天来为用。孔子从来没有像周公那样对天提出挑战。周公对天的藐视有其已得天下的现实作为依据,而孔子对天的毕恭毕敬,是因为天是他精神的靠山,是他“克己复礼”的筹码,因而孔子不可能对天进行大胆的探索。
但其实我认为孔子在天道论上的退却,表明了另一种关怀,即关注现实问题。孔子甚至对任何彼岸世界都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将一切天道领域的问题束之高阁,对一切可能动摇王权的领地采取了回避。孔子对天道采取不轻易谈及的态度,其实是以哲人的睿智完成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他对周公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上。
而且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在尊崇天道的同时,也把“天”进行了人格化模拟。他把天道循环周期节律的气数与定数,对应于人类社会的变迁,将人类社会的变迁模拟为“天”的人格化意识的体现,并将其称之谓“天命”。孔子还把“天命”与人性直接联系起来,把人性中善良成分所构成的行为约束(“礼”)表述为“天命”对人的要求。孔子认为,人能做到“至诚”就符合天道法则,就能获得“天命”,即“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日》);能处处做到“允执其中”(《论语·尧日》),就是人道依从天道,就是遵从“天命”;能认知天道循环的法则与周期节律,认知“天命”对人类社会的规范要求(“礼”的内涵),就是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孔子还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天命”所赋予的,即:“天命之谓性”(《中庸》);人的先天本性指人类的共性。个人之间差距很小,但由于后天的环境不同,使个人对宇宙及生命的感知不同,加之私欲与所受环境影响及教育等的不同,使不同人形成了差别较大的不同思想意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话说回来,实际上我认为孔子对于天道轻易不谈的态度,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影响甚远,拒斥彼岸世界、关心现实生活、崇拜权威、迷信英雄、恭行务实的民族性格都可在孔子那里找到根据。孔子的这种态度表明,对待天道问题有多种可能,要么如道家那样将天归附于道,走向玄思与纯粹批判的道路;要么是儒家高抬天的权威,以天来统摄道。总体说来,孔子这种天道的思想对于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作者:武漢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