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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末，国共两党军队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国民党号称“八百万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南京政府大厦将倾，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布《文告》宣布“引退”，1月21日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共产党、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这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提出进行国共和谈，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而国民党、李宗仁则认为，“八项条件”实质上是共产党想通过谈判要国民党投降。
李宗仁接手“代总统”职权主持大局，即与密友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为了探测中共的态度与条件，于是安排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刘仲容（1903—1980），又名刘翚，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今桃江）县，少承父教，立志干一番事业。1923年加入国民党，参加筹组湖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1925年初到达广州，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是年冬，由其父的朋友、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景翼及其部下郑思成旅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学习期间，他与国共两党都有良好的关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议，并与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交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他又曾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李宗仁随即派刘仲容前往西安。此时，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亲赴西安督战并要解除张、杨兵权。因而张、杨正在酝酿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随行人员，同时邀请中共派员谈判解决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刘仲容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恳切长谈，其后又应邀秘访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次李、白要他作为桂系密使拜会毛泽东，他欣然答应。
1949年2月中旬，刘仲容几经周折，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人吴克坚，请吴将李、白派他北上和谈的事转告中共中央。过了一两天，吴克坚通知刘仲容，他已收到中共中央的答复：毛泽东主席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
辞行时，白崇禧强调了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原则。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白崇禧由于情急的缘故，显得武断而神情激动，“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冒险横渡长江的木船，胜败之比是一百比零！”
第一次会晤：拒绝李、白的“划江而治”
3月初，刘仲容从汉口动身北上，因战争状态和毁坏的铁路尚未完全修复，直至28日才到达北平。到达北平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并当天就接见了刘仲容。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在中南海丰泽园。晚上，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与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会晤。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所，寒暄过后，话入正题，毛泽东未谈而先问：“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蒋桂结怨久长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李总统与白总司令既担心蒋氏卷土重来，又怕与中共再战损兵折将。为保住桂系一点血本，保住现有的地位，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
“刘先生说的‘共处’，是按我方所提的‘八项条件’签约共处，还是……”毛泽东弹弹烟灰，把问号给了对方。
“南京方面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刘仲容加重了语气，“总之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
“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还试图说服毛泽东：“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陆海空立体防御，就凭你们的木船能过得了江吗？”
“白崇禧的情报不准确，我军能投入渡江的正规军有百万之众，还有百万民兵。”毛泽东充满自信，“共产党由星星之火达燎原之势，关键之点在于得人心，也因此我们节节胜利，从黑龙江势如破竹南下，饮马长江北岸。几架飞机、几艘兵舰想阻挡我们，还不是螳臂挡车？”
刘仲容放缓了口气近似央求：“如今你们处在了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于我，回南京也好有个交代。”
毛泽东摇摇头：“古语云：‘各为其主’，刘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然恕难接受了。我们不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
第二次会晤：转达对李、白的期待与忠告
4月2日晚，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
刘仲容沉吟着道：“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白崇禧听了刘仲容汇报后，一脸愠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刘仲容仗为知己，直抒己见：“共军势不可挡，战必败，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随之转达了毛泽东请他带30万国防军的话。可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我不在乎个人进退。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以后几天里，刘仲容又与李、白进行多次交谈，均毫无结果。
刘仲容劝说李、白碰壁，不禁仰天长叹：“事难成矣！”也因此对李、白丧失了信心。
第三次会晤：恳请“中共的朋友”留在北平
4月12日，刘仲容再去北平。见面时，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到了几分：“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如人意吧？”
“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请毛先生包涵。”刘仲容摇头叹息。
毛泽东平静地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
“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刘仲容实言以告。
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我马上发去电报，由他们定夺。”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我认真考虑。”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白崇禧的所谓“立体江防”被迅速摧毁，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回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挽留他。刘仲容大为感动，由衷地说：“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至此，桂系密使的神秘客刘仲容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事后，刘仲容才知道：为了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态度的反应，白崇禧一方面派黄绍竑前往香港，想劝李济深回来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一方面派刘仲容前往北平同中共当局接洽和谈问题。其实，刘仲容的北上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上海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和平代表团正要从北平返回上海，毛泽东托他们给李宗仁带几句话：“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他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章士钊把这些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而此时白崇禧也正因为与中共接不上关系而无可奈何。就这样，刘仲容被派往了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刘仲容受毛泽东之托，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55年11月，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并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共产党、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这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提出进行国共和谈，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而国民党、李宗仁则认为，“八项条件”实质上是共产党想通过谈判要国民党投降。
李宗仁接手“代总统”职权主持大局，即与密友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为了探测中共的态度与条件，于是安排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刘仲容（1903—1980），又名刘翚，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今桃江）县，少承父教，立志干一番事业。1923年加入国民党，参加筹组湖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1925年初到达广州，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是年冬，由其父的朋友、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景翼及其部下郑思成旅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学习期间，他与国共两党都有良好的关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议，并与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交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他又曾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李宗仁随即派刘仲容前往西安。此时，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亲赴西安督战并要解除张、杨兵权。因而张、杨正在酝酿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随行人员，同时邀请中共派员谈判解决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刘仲容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恳切长谈，其后又应邀秘访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次李、白要他作为桂系密使拜会毛泽东，他欣然答应。
1949年2月中旬，刘仲容几经周折，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人吴克坚，请吴将李、白派他北上和谈的事转告中共中央。过了一两天，吴克坚通知刘仲容，他已收到中共中央的答复：毛泽东主席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
辞行时，白崇禧强调了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原则。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白崇禧由于情急的缘故，显得武断而神情激动，“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冒险横渡长江的木船，胜败之比是一百比零！”
第一次会晤：拒绝李、白的“划江而治”
3月初，刘仲容从汉口动身北上，因战争状态和毁坏的铁路尚未完全修复，直至28日才到达北平。到达北平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并当天就接见了刘仲容。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在中南海丰泽园。晚上，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与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会晤。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所，寒暄过后，话入正题，毛泽东未谈而先问：“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蒋桂结怨久长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李总统与白总司令既担心蒋氏卷土重来，又怕与中共再战损兵折将。为保住桂系一点血本，保住现有的地位，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
“刘先生说的‘共处’，是按我方所提的‘八项条件’签约共处，还是……”毛泽东弹弹烟灰，把问号给了对方。
“南京方面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刘仲容加重了语气，“总之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
“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还试图说服毛泽东：“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陆海空立体防御，就凭你们的木船能过得了江吗？”
“白崇禧的情报不准确，我军能投入渡江的正规军有百万之众，还有百万民兵。”毛泽东充满自信，“共产党由星星之火达燎原之势，关键之点在于得人心，也因此我们节节胜利，从黑龙江势如破竹南下，饮马长江北岸。几架飞机、几艘兵舰想阻挡我们，还不是螳臂挡车？”
刘仲容放缓了口气近似央求：“如今你们处在了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于我，回南京也好有个交代。”
毛泽东摇摇头：“古语云：‘各为其主’，刘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然恕难接受了。我们不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
第二次会晤：转达对李、白的期待与忠告
4月2日晚，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
刘仲容沉吟着道：“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白崇禧听了刘仲容汇报后，一脸愠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刘仲容仗为知己，直抒己见：“共军势不可挡，战必败，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随之转达了毛泽东请他带30万国防军的话。可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我不在乎个人进退。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以后几天里，刘仲容又与李、白进行多次交谈，均毫无结果。
刘仲容劝说李、白碰壁，不禁仰天长叹：“事难成矣！”也因此对李、白丧失了信心。
第三次会晤：恳请“中共的朋友”留在北平
4月12日，刘仲容再去北平。见面时，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到了几分：“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如人意吧？”
“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请毛先生包涵。”刘仲容摇头叹息。
毛泽东平静地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
“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刘仲容实言以告。
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我马上发去电报，由他们定夺。”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我认真考虑。”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白崇禧的所谓“立体江防”被迅速摧毁，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回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挽留他。刘仲容大为感动，由衷地说：“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至此，桂系密使的神秘客刘仲容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事后，刘仲容才知道：为了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态度的反应，白崇禧一方面派黄绍竑前往香港，想劝李济深回来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一方面派刘仲容前往北平同中共当局接洽和谈问题。其实，刘仲容的北上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上海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和平代表团正要从北平返回上海，毛泽东托他们给李宗仁带几句话：“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他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章士钊把这些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而此时白崇禧也正因为与中共接不上关系而无可奈何。就这样，刘仲容被派往了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刘仲容受毛泽东之托，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55年11月，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并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