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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在父亲的书橱上取下一本红封面的32开小册子:《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立即被作者充满细节、幽默风趣的文笔所吸引住了:
“远离北京时,毛泽东又读了一遍《西游记》。小说的主角是个姓孙的红屁股猴子,他的故事惊人。孙悟空偷吃了天宫里长生不老的寿桃。他直捣地狱,为了从阴间的生死簿上勾掉自己的名字。他一个跟头翻了十万八千里,来到天边的柱子旁,在那里他撒了一泡尿,以显示他的独立精神。……”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毫无障碍,如此流畅,意犹未尽。这本书,其实就是罗斯·特里尔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毛泽东传》的后半部分。198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特里尔的这本名著,同期出版的,还有他的另一本代表作《江青全传》。
至1995年4月第17次印刷时,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销量高达105万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得罗斯·特里尔授权出版图文珍藏本之后,这本《毛泽东传》继续热销,已经成为在中国内地销售最多、影响最广的毛泽东传记。究其原因,还是他不拘一格、举重若轻的文笔。
“由中间分向两边的黑发,安详的面容,细长的双手,盯着对象不放的犀利目光。奇特的上端扁平的耳朵,增加了头部的稳定感。下巴上的一颗黑痣,使得宽阔、略显苍白而没有皱纹的面孔有了立体感。‘一个典型的大个子中国人,’一位认识毛泽东也认识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缅甸人这样总结说:‘他不像周恩来那样英俊,但很宽厚慈祥。’”
这就是《毛泽东传》全书的开篇。没有政治立场,也没有故作高深,他只是客观描述一个普通人的长相,就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难能可贵的是,整本书都这么趣味盎然,在尽可能掌握资料的前提下,他也尽可能写得让普通读者读得津津有味,这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高超的艺术。
在读到他的书24年之后,我有幸能够专访了罗斯·特里尔先生。罗斯·特里尔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太平洋月刊》编委,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1970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我希望就一些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相信也是相当多中国人想了解的问题,征询了他的意见,听听他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看法。
南都周刊:您的老师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他们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斯·特里尔:基辛格是一个有强大的精神、有独特创见同时理论性又很强的人,同时,也有雄心抱负。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力量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术可以带来和平,正如我们在他人生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并不特别和善,但是很坚毅果敢,他教会我们思考。因为他和尼克松的工作,他改变了历史。
费正清就很温和,对他的学生很大方。他只是审视中国,对理论兴趣不大。他教中国学生,就像园丁呵护花草一样。而且在我看来,他做的,是园丁的100倍,甚至1000倍。他认为,和中国交流会带来和平。他不擅长政治,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亨利·基辛格,但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
南都周刊:怎么开始研究毛泽东的?您说研究毛泽东是因为他有趣,您的这本书我的阅读感受也是非常有趣、幽默、妙语如珠,除了尽可能地掌握资料,您觉得一个外国人的自由是不是也是您这本书成功的秘诀之一?
罗斯·特里尔:你的评价太高了!我不想让读者厌烦,我想让他们翻到下一页,看看接下来毛泽东会做些什么。你必须讲故事。一旦你进入一个主题,进入一个人物,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写作的过程也变得很愉快,不再是一份艰苦的工作。事实上,困难在于对文献的处理,和让那些很忙的采访对象对你开口谈你要了解的内容。
没错,我对毛泽东的兴趣,首先在于他的力量。他改变了中国,甚至改变了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男人的话,中国共产党不会在1949年取得胜利。作为开国者,他可以与中国历史的著名帝王相提并论,但那些帝王,却没有他的哲学智慧。
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我采访了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基本上,传记必须要解释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是的,也正是因为我身处中国之外,所以我可以自由言说我心中所思所想。这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你必须要有独立思考,而不是个打字员!
南都周刊:菲利普·肖特、迪克·威尔逊、斯图尔特·施拉姆、丽贝卡·卡尔等学者都写过《毛泽东传》,他们的著作您有没有过目?怎么评价?
罗斯·特里尔:我不想去评论那些糟糕的作品。肖特那本非常好。亚历山大·潘佐夫和史蒂文·莱文最近的一本《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也很精彩,论述了毛泽东和莫斯科的关系,以及他的家庭。大多数中国大陆发行的官方传记非常准确,但是很呆板。
有一些西方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批评是片面的。他们忽略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显然不应该。当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一些错误,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但作者居然连他的那些错误思想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提及,这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在西方,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研究毛泽东最好的学者,但是他的《毛泽东传》对于毛泽东的生活着墨不多。
南都周刊:我们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中国的四大名著,您觉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哪一部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而在“文革”前夕,他反复强调《西游记》,他又劝许世友读《红楼梦》。您觉得毛泽东是不是一个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人? 罗斯·特里尔:这些古典小说对毛泽东浪漫主义的一面有吸引力,但他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试图对《水浒传》做出一种现代政治的解释是很不正确的。1971年,我见到郭沫若时,他对我说,毛泽东只读过《红楼梦》四遍。我想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小说中以逃避世事,但是他的诗歌《沁园春·雪》表明,他善于将过去融入现在。
南都周刊:您觉得毛泽东依靠什么能够在中国政坛上一直屹立不倒?
罗斯·特里尔:你已经预设了你的答案。主要来讲,我打个比方:舞台经理不能反对制作人。
南都周刊:您在书中写到中共“九大”时,说“林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这和毛泽东对待苏美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不是有差别的?
罗斯·特里尔:是的。当时林彪仍然坚持对两个超级大国采取强硬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苏美两国都武装到牙齿,虽然这一立场是符合当时“文革”的逻辑的,但他很显然不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而事实上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向西方世界倾斜,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因为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非常危险的政策。中国这艘大船要安全地走向稳定,它就要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所做的事。
南都周刊:您说毛泽东有虎性的一面(强硬)和猴性的一面(灵活),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很体现出他虎性和猴性的两面?
罗斯·特里尔:我想是的。毛泽东的身上有很坚强强硬、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一面,也有怀疑的一面,有机敏、冲动、多变的一面。
毛泽东抛弃了很多人。他并不是一个讨好他他就会感谢你的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1973年见毛泽东时,本来想取悦毛泽东,请他来谈谈年轻的“文革”红人王洪文,以及毛泽东是如何支持青年的等等。“你在哪里发现他的?”惠特拉姆问。毛泽东回答说:“不知道。”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话题。
但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毛泽东来回摇摆不定。姚文元在其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已垂垂老矣,还有病在身。根据他身边的人回忆,当时毛泽东甚至还想过让周恩来来接班。
南都周刊:您在《毛泽东传》里也写了邓小平,您觉得邓小平所走的路线,继承的更多的是周恩来的遗志?
罗斯·特里尔:你不能把邓小平(有原创性和决定性的)和周恩来(一个忠诚的总理)等同起来。邓小平否定了极左的一面,这很了不起,这样做在当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他成功了。周恩来有勇气和政治资本这样做吗?或许会,或许不会。唉,问题是,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比毛泽东病得更重,当时,就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一条已经不允许他做出任何改变中国政局的事了。
南都周刊:《毛泽东传》之后,您又是怎么写《江青全传》的?这本书也曾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斯·特里尔:我在写完《毛泽东传》后写了《江青全传》,江青被认为是一个“恶魔”。江青确实伤害了很多人,她执行了空洞的阶级斗争路线。但过去对江青的评价纯粹是一边倒的,说她是“反革命狐狸精”,按照中国传统,是她把男人引入歧途,是所谓的红颜祸水,而我希望能更客观地看待这个历史人物。简单来说:她在戏剧方面很擅长,但是在政治方面,她是个外行。
南都周刊:现在的中国人幸福感并不是很高,经济是腾飞了,可是对于底层与中产阶级来说,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社会问题也很多,您觉得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罗斯·特里尔:部分原因在于,快速发展总会产生怀疑和异化。社会问题几乎是不可能被避免的,考虑到中国之大、人口众多、种族差异,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忧虑中的国家。
南都周刊:您来中国来过几次?还记得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样的情景吗?您对这些年中国的建设怎么看?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出过《我与中国》一书,怎么写这本书的?
罗斯·特里尔:我已经不记得来过中国几次,但是第一次我来北京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4年的夏天,我在波兰华沙的中国大使馆获得了签证,经莫斯科进入北京,当时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似乎比苏联左,就像南斯拉夫比苏联右。中国似乎比苏联意识形态更强烈,中国人更加消融在集体意识里面。我发现,中国在解放十五年后,急于建立一个自信的新秩序。
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快,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正在阔步向前,197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当然,正如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话题,中国也在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中国的领导人认真面对,用政治智慧来解决。
至于《我与中国》这本书,是我对中国观察、思考、写作的结果。在历史上,如果没有中美敌对状态,就不会有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巩固了中苏阵营,使冷战明朗化;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中美关系将关系到未来全球发展的成败,这就需要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促使我写作了这本书,这本书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主题和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的结集。
“远离北京时,毛泽东又读了一遍《西游记》。小说的主角是个姓孙的红屁股猴子,他的故事惊人。孙悟空偷吃了天宫里长生不老的寿桃。他直捣地狱,为了从阴间的生死簿上勾掉自己的名字。他一个跟头翻了十万八千里,来到天边的柱子旁,在那里他撒了一泡尿,以显示他的独立精神。……”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毫无障碍,如此流畅,意犹未尽。这本书,其实就是罗斯·特里尔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毛泽东传》的后半部分。198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特里尔的这本名著,同期出版的,还有他的另一本代表作《江青全传》。
至1995年4月第17次印刷时,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销量高达105万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得罗斯·特里尔授权出版图文珍藏本之后,这本《毛泽东传》继续热销,已经成为在中国内地销售最多、影响最广的毛泽东传记。究其原因,还是他不拘一格、举重若轻的文笔。
“由中间分向两边的黑发,安详的面容,细长的双手,盯着对象不放的犀利目光。奇特的上端扁平的耳朵,增加了头部的稳定感。下巴上的一颗黑痣,使得宽阔、略显苍白而没有皱纹的面孔有了立体感。‘一个典型的大个子中国人,’一位认识毛泽东也认识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缅甸人这样总结说:‘他不像周恩来那样英俊,但很宽厚慈祥。’”
这就是《毛泽东传》全书的开篇。没有政治立场,也没有故作高深,他只是客观描述一个普通人的长相,就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难能可贵的是,整本书都这么趣味盎然,在尽可能掌握资料的前提下,他也尽可能写得让普通读者读得津津有味,这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高超的艺术。
在读到他的书24年之后,我有幸能够专访了罗斯·特里尔先生。罗斯·特里尔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太平洋月刊》编委,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1970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我希望就一些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相信也是相当多中国人想了解的问题,征询了他的意见,听听他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看法。
师从基辛格
南都周刊:您的老师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他们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斯·特里尔:基辛格是一个有强大的精神、有独特创见同时理论性又很强的人,同时,也有雄心抱负。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力量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术可以带来和平,正如我们在他人生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并不特别和善,但是很坚毅果敢,他教会我们思考。因为他和尼克松的工作,他改变了历史。
费正清就很温和,对他的学生很大方。他只是审视中国,对理论兴趣不大。他教中国学生,就像园丁呵护花草一样。而且在我看来,他做的,是园丁的100倍,甚至1000倍。他认为,和中国交流会带来和平。他不擅长政治,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亨利·基辛格,但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
南都周刊:怎么开始研究毛泽东的?您说研究毛泽东是因为他有趣,您的这本书我的阅读感受也是非常有趣、幽默、妙语如珠,除了尽可能地掌握资料,您觉得一个外国人的自由是不是也是您这本书成功的秘诀之一?
罗斯·特里尔:你的评价太高了!我不想让读者厌烦,我想让他们翻到下一页,看看接下来毛泽东会做些什么。你必须讲故事。一旦你进入一个主题,进入一个人物,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写作的过程也变得很愉快,不再是一份艰苦的工作。事实上,困难在于对文献的处理,和让那些很忙的采访对象对你开口谈你要了解的内容。
没错,我对毛泽东的兴趣,首先在于他的力量。他改变了中国,甚至改变了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男人的话,中国共产党不会在1949年取得胜利。作为开国者,他可以与中国历史的著名帝王相提并论,但那些帝王,却没有他的哲学智慧。
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我采访了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基本上,传记必须要解释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是的,也正是因为我身处中国之外,所以我可以自由言说我心中所思所想。这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你必须要有独立思考,而不是个打字员!
南都周刊:菲利普·肖特、迪克·威尔逊、斯图尔特·施拉姆、丽贝卡·卡尔等学者都写过《毛泽东传》,他们的著作您有没有过目?怎么评价?
罗斯·特里尔:我不想去评论那些糟糕的作品。肖特那本非常好。亚历山大·潘佐夫和史蒂文·莱文最近的一本《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也很精彩,论述了毛泽东和莫斯科的关系,以及他的家庭。大多数中国大陆发行的官方传记非常准确,但是很呆板。
有一些西方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批评是片面的。他们忽略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显然不应该。当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一些错误,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但作者居然连他的那些错误思想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提及,这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在西方,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研究毛泽东最好的学者,但是他的《毛泽东传》对于毛泽东的生活着墨不多。
评说中国领袖
南都周刊:我们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中国的四大名著,您觉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哪一部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而在“文革”前夕,他反复强调《西游记》,他又劝许世友读《红楼梦》。您觉得毛泽东是不是一个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人? 罗斯·特里尔:这些古典小说对毛泽东浪漫主义的一面有吸引力,但他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试图对《水浒传》做出一种现代政治的解释是很不正确的。1971年,我见到郭沫若时,他对我说,毛泽东只读过《红楼梦》四遍。我想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小说中以逃避世事,但是他的诗歌《沁园春·雪》表明,他善于将过去融入现在。
南都周刊:您觉得毛泽东依靠什么能够在中国政坛上一直屹立不倒?
罗斯·特里尔:你已经预设了你的答案。主要来讲,我打个比方:舞台经理不能反对制作人。
南都周刊:您在书中写到中共“九大”时,说“林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这和毛泽东对待苏美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不是有差别的?
罗斯·特里尔:是的。当时林彪仍然坚持对两个超级大国采取强硬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苏美两国都武装到牙齿,虽然这一立场是符合当时“文革”的逻辑的,但他很显然不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而事实上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向西方世界倾斜,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因为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非常危险的政策。中国这艘大船要安全地走向稳定,它就要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所做的事。
南都周刊:您说毛泽东有虎性的一面(强硬)和猴性的一面(灵活),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很体现出他虎性和猴性的两面?
罗斯·特里尔:我想是的。毛泽东的身上有很坚强强硬、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一面,也有怀疑的一面,有机敏、冲动、多变的一面。
毛泽东抛弃了很多人。他并不是一个讨好他他就会感谢你的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1973年见毛泽东时,本来想取悦毛泽东,请他来谈谈年轻的“文革”红人王洪文,以及毛泽东是如何支持青年的等等。“你在哪里发现他的?”惠特拉姆问。毛泽东回答说:“不知道。”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话题。
但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毛泽东来回摇摆不定。姚文元在其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已垂垂老矣,还有病在身。根据他身边的人回忆,当时毛泽东甚至还想过让周恩来来接班。
南都周刊:您在《毛泽东传》里也写了邓小平,您觉得邓小平所走的路线,继承的更多的是周恩来的遗志?
罗斯·特里尔:你不能把邓小平(有原创性和决定性的)和周恩来(一个忠诚的总理)等同起来。邓小平否定了极左的一面,这很了不起,这样做在当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他成功了。周恩来有勇气和政治资本这样做吗?或许会,或许不会。唉,问题是,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比毛泽东病得更重,当时,就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一条已经不允许他做出任何改变中国政局的事了。
南都周刊:《毛泽东传》之后,您又是怎么写《江青全传》的?这本书也曾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斯·特里尔:我在写完《毛泽东传》后写了《江青全传》,江青被认为是一个“恶魔”。江青确实伤害了很多人,她执行了空洞的阶级斗争路线。但过去对江青的评价纯粹是一边倒的,说她是“反革命狐狸精”,按照中国传统,是她把男人引入歧途,是所谓的红颜祸水,而我希望能更客观地看待这个历史人物。简单来说:她在戏剧方面很擅长,但是在政治方面,她是个外行。
中国发展很快,有目共睹
南都周刊:现在的中国人幸福感并不是很高,经济是腾飞了,可是对于底层与中产阶级来说,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社会问题也很多,您觉得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罗斯·特里尔:部分原因在于,快速发展总会产生怀疑和异化。社会问题几乎是不可能被避免的,考虑到中国之大、人口众多、种族差异,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忧虑中的国家。
南都周刊:您来中国来过几次?还记得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样的情景吗?您对这些年中国的建设怎么看?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出过《我与中国》一书,怎么写这本书的?
罗斯·特里尔:我已经不记得来过中国几次,但是第一次我来北京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4年的夏天,我在波兰华沙的中国大使馆获得了签证,经莫斯科进入北京,当时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似乎比苏联左,就像南斯拉夫比苏联右。中国似乎比苏联意识形态更强烈,中国人更加消融在集体意识里面。我发现,中国在解放十五年后,急于建立一个自信的新秩序。
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快,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正在阔步向前,197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当然,正如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话题,中国也在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中国的领导人认真面对,用政治智慧来解决。
至于《我与中国》这本书,是我对中国观察、思考、写作的结果。在历史上,如果没有中美敌对状态,就不会有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巩固了中苏阵营,使冷战明朗化;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中美关系将关系到未来全球发展的成败,这就需要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促使我写作了这本书,这本书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主题和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的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