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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来自心底的宗教情结，主要包括“救世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扩张欲望”及“皇权思想”三方面。东正教的传播和自认负有“弥赛亚使命”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性格。而苏联前期对外战略则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一）苏联将其国家权益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利益;（二）苏联总是披着传播意识形态的外衣实现其国家利益;（三）苏联前期战略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和霸权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弥赛亚意识;俄罗斯传统价值观;苏联前期对外战略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8-0039-03
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来自心底的宗教情结，主要包括“救世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扩张欲望”及“皇权思想”三方面。其中，东正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性格，也成为了其不断扩张领土、想要发展为优秀民族的思想来源。
一、東正教与“弥赛亚意识”
“弥赛亚意识”源自希伯来文“Mashiah”（希腊文被称为“Messiaj”）。本指古希伯来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即得到他人尊重的首领将膏油涂抹于被选中的祭司和君主头上，表明其是会受到上帝庇护且可以与上帝沟通的“神选民族”[1]。从俄罗斯历史文化中不难看出，宗教以一种强有力的渗透性深刻影响着俄罗斯文化及其他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使古罗斯逐渐发展为统一整体。
9世纪初，基辅罗斯在东斯拉夫各部落与部分非东斯拉夫部落联盟下建立[2]。基辅罗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与古拜占庭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愈加频繁。987年，拜占庭向基辅罗斯求助一同镇压小亚细亚行省叛乱。988年至989年，双方联军顺利击败小亚叛军。但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却趁双方平叛小亚叛军之际率军攻陷拜占庭赫尔松市，并欲强娶拜占庭皇帝瓦里西二世之妹安娜公主为妻。作为交换条件，瓦里西二世提出获取在罗斯境内传播基督教的自由。988—990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罗斯受洗”[3]，并奉基督教为国教。“罗斯受洗”后，民众对纯基督教信仰模式的抵触迫使大公选择接纳民间多神教的意识，并决定将基督教与民间崇拜相融合。因此，基督教作为外部而来的宗教，在渗入基辅罗斯民众思想的过程中受到本地宗教习俗的影响，并逐渐发生了质变[4]。
直到13—14世纪，东斯拉夫的发展被蒙古人的入侵打断，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暴虐封建制度使基辅罗斯公民选择向遥远荒凉的莫斯科逃亡。1453年，“千年帝国”拜占庭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第二罗马帝国”随之消亡。15世纪，蒙古人的统治逐渐衰落，莫斯科公国的发展却日趋壮大。16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逐一打败其他封建王公后彻底挣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如同俄罗斯普斯科夫修道院僧人菲洛费伊呈文瓦西里三世所言：第二罗马帝国已消亡，莫斯科应当成为肩负使命的“第三罗马”，且再也不会出现“第四罗马”。这足以使莫斯科的罗斯人宣称自己是被赋予了某种神圣力量，负有“弥赛亚使命”的“神选民族”。
“第三罗马”理论的普及与发展使俄罗斯君主们将政治与宗教融为一体。同时，东正教核心内容“弥赛亚意识”逐渐成为了沙皇制定政治策略的思想来源。由此可知，俄国的政治地位犹如其宗教地位一般一跃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就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EPДЯEB）所言：俄罗斯宗教的特殊使命与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和沙皇的特殊地位密切有关。随之，俄罗斯帝国的诱惑便进入“弥赛亚意识”中。
二、俄罗斯民族的扩张欲望及“皇权”思想
与“弥赛亚意识”相辅相成的传统价值观是俄罗斯民族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扩张属性。在俄国向异族国家扩张的过程中，东正教通过宗教形式对俄国的政治、外交等方面起到了多重影响。俄罗斯的“扩张欲望”与其地缘空间密切相关。俄国地处东欧平原，缺少天然屏障，历史上民族流动频频，且曾被蒙古人入侵。由于受到周边民族的不断挑衅骚扰使得俄罗斯民族意识到，只有不断扩大领土面积、大幅度增长人口才会有效抵御外来风险。奥斯曼土耳其曾遭受俄罗斯帝国长达两百多年的攻击，理由竟是“极力捍卫东正教”，但其实际目的却是为了大力扩张国家领土。18世纪下半叶，波兰居民中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因宗教信仰产生矛盾，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有效利用这一问题挑唆宗教与民族纠纷。1767年，她以保护乌克兰、白俄罗斯东正教徒为由发动了针对波兰的战争[5]。此后，她又以此为由与奥地利、普鲁士一起三次瓜分波兰[6]。因此，俄国总是披着传播宗教和“民族信仰自由”的外衣来扩张领土，并以残暴的手段迫使当地民众信仰东正教。
千年领土扩张最终使俄罗斯乃至后来的苏联成为了二战时期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15世纪中叶时的莫斯科公国领土面积只有3.8万多平方公里，但是1533年后的俄罗斯领土面积竟已达280万平方公里。16世纪下半叶至苏联时期，俄国的扩张行为并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获取了邻国将近7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7]。因此，为了有力保护国家安全并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不同时期的俄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队和中央集权制度。俄国人的扩张思想也从最初的构筑“边境壁障”逐渐发展成侵略、强占异族、异国的土地，而其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方面也明显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高度集权思想和扩张欲望。
此外，“皇权思想”也是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沙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其以专制制度剥夺了民众自主性，将“皇权思想”深刻每个俄国人内心。因此，俄罗斯民众对“好沙皇”抱有极高幻想，并对沙皇形象有严格要求。
总之，东正教核心思想“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特殊的“皇权思想”联系紧密，而“第三罗马理论”与“弥赛亚意识”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感”，加之俄国千年的扩张经历致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三、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对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影响
随着时间流逝，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所包含的三种思想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战略的思想来源，而苏联前期①对外战略则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俄罗斯传统价值观。虽说列宁在苏联前期提出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维护世界无产阶级为出发点，但随着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世界影响力逐渐上升，之后的领导人便将苏联外交的重心转移至维护苏联国家利益、传播苏联意识形态等领域，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苏联外交。
（一）苏联前期对外战略将其国家权益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利益
苏联前期部分领导人本期待苏联革命能够推动世界革命进程，并促进社会主义以更快速度取代资本主义。但之后的“世界革命论”与之前看法明显不同。苏联前期个别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获胜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方式。”[8]因此，“世界革命论”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而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就算侵犯他国也在所不惜。
（二）苏联前期对外战略总是披着传播意识形态的外衣实现其国家利益，如同沙俄时期以“传播宗教信仰”为由不断侵略他族
在俄罗斯民族眼里，既然有成为“神选民族”的资格，就应当担负“神选民族”的责任。不仅如此，其还希望自身可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和号召者。只有如此，才可以有效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维护大国地位。
（三）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双重性”
一方面注重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又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和睦共处，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努力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避免与其发生战争。”[9]1939年8月23日，苏联果断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1939年9月28日，两国又签订了《苏德边境友好条约》。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正式向苏联宣战，苏联在极力抵抗德国的同时也在极力平衡与英美间的关系，并于1941年10月初正式与英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后，苏联不断得到两国军事援助，并成功捍卫了国家利益。1945年2月初，英美为了说服苏联攻打日本举行了“雅尔塔会议”②。为了实现此目的，英美苏签订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秘密条约”。1945年3月中旬，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谈话中得知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其中包括：外蒙古维持现状;东北铁路公管;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给苏联[10]。此后，美苏对中国不断施压，迫使中国就此条约进行会谈。
总之，苏联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总是抱有一种“优越”心态，自认为天命不凡，具备“拯救全人类”的能力，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主要来源于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苏联前期对外战略不仅维护了国家利益，还使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其传统的“霸权思想”和“大国主义思想”导致二战后的苏联在发展过程中弊端重重。
四、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不足
经过漫长过程形成的苏联对外战略虽然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但也造成了消极影响。而这种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独特的传统价值观使苏联在发展过程中一意孤行，逐渐脱离世界轨道
苏联初期主要领导人尚有这样的意识，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与世界发生联系是无法生存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身生存与资本主义相关联。”[11]但是后来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则认为，只要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就不必再受资本主义的控制，深信苏联可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虽说后来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工业化大国，但却让国内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致使苏联与世界长期隔绝，使其无法融入日益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最终导致苏联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差距。
（二）“世界革命论”忽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发展差异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苏联主要领导人认为，想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得效仿苏联，这样才会取得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不选择苏联发展模式，无疑是与无产阶级相抗衡，这是政治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事实上，想要有效解决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间的隔阂，就应当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放至一条水平线上。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全体利益，苏联革命的胜利可以被看作学习的榜样，但不应当被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
（三）俄罗斯民族的特有性格很大程度影響着苏联对外战略走向
由于俄罗斯民族自古具有“西向思想”，在与西方国家靠近时，俄罗斯民族总是表现出明显的“反西思想”，受到挫败感的俄罗斯民族又转头向东方发展。在与东方各国接触时，俄罗斯民族又表现出对东方国家的强烈反感甚至蔑视。因此，苏联前期的对外战略在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总是表现得极端、多变且具有冒险性。
总之，苏联前期对外战略极大程度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传统思想。虽说其极力维护了国家利益，但也显现出了特有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加之相当一个时期苏联主要领导人特有的性格以及其他的政治因素，使得俄罗斯传统思想体现于国家对外战略中成为必然。
结语
不论是古罗斯时期还是苏联前期，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及延续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出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虽说苏联前期领导人并未将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完全展开，但其想要长期以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为由巩固苏联霸权地位的战略考量显而易见。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渊源深厚，且根深蒂固地盘据在每一位俄罗斯人的心中，包括后来的每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心中。种种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国家对外战略被赋于浓厚的传统思想色彩，而苏联前期对此思想的发展则说明，不同时期俄国对于传统思想的传承均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加之其独有的宗教情结和扩张欲望，使得古罗斯时期和苏联前期的对外战略有极大的相似性。至此，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与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相互影响，形成了极具苏联特色的“大国外交思想”，并逐渐成为了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标志和代名词。
注释：
①苏联前期：这里主要指斯大林当政时期。
②“雅尔塔会议”：是由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于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苏联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参考文献：
[1] 刑悦，王晋.“弥赛亚”意识与俄国“大国主义”外交[J].国际政治科学研究，2017（1）.
[2] 国春雷.基辅罗斯外交浅析[J].俄罗斯研究，2010（4）.
[3] 国春雷.对“罗斯受洗”时间的争议[J].世界历史，2010（2）.
[4] M·P·泽齐娜，Л·B科什曼，B·C舒金.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6.
[5] 国春雷.东正教的扩张性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A].姚海（主编）.俄罗斯文明与外交[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 史兵，葆斌.沙皇俄国是三次瓜分波兰的罪魁[J].历史研究，1976（4）.
[7] 钮菊生，岳炜.俄罗斯地缘空间形成与拓展的历史基础[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4）.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
[9] 左凤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苏联外交[A].姚海（主编）.俄罗斯文明与外交[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27.
[10] 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等.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0.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2.
作者简介：喜君（1997—），女，回族，宁夏固原人，单位为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问题。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弥赛亚意识;俄罗斯传统价值观;苏联前期对外战略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8-0039-03
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来自心底的宗教情结，主要包括“救世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扩张欲望”及“皇权思想”三方面。其中，东正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性格，也成为了其不断扩张领土、想要发展为优秀民族的思想来源。
一、東正教与“弥赛亚意识”
“弥赛亚意识”源自希伯来文“Mashiah”（希腊文被称为“Messiaj”）。本指古希伯来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即得到他人尊重的首领将膏油涂抹于被选中的祭司和君主头上，表明其是会受到上帝庇护且可以与上帝沟通的“神选民族”[1]。从俄罗斯历史文化中不难看出，宗教以一种强有力的渗透性深刻影响着俄罗斯文化及其他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使古罗斯逐渐发展为统一整体。
9世纪初，基辅罗斯在东斯拉夫各部落与部分非东斯拉夫部落联盟下建立[2]。基辅罗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与古拜占庭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愈加频繁。987年，拜占庭向基辅罗斯求助一同镇压小亚细亚行省叛乱。988年至989年，双方联军顺利击败小亚叛军。但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却趁双方平叛小亚叛军之际率军攻陷拜占庭赫尔松市，并欲强娶拜占庭皇帝瓦里西二世之妹安娜公主为妻。作为交换条件，瓦里西二世提出获取在罗斯境内传播基督教的自由。988—990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罗斯受洗”[3]，并奉基督教为国教。“罗斯受洗”后，民众对纯基督教信仰模式的抵触迫使大公选择接纳民间多神教的意识，并决定将基督教与民间崇拜相融合。因此，基督教作为外部而来的宗教，在渗入基辅罗斯民众思想的过程中受到本地宗教习俗的影响，并逐渐发生了质变[4]。
直到13—14世纪，东斯拉夫的发展被蒙古人的入侵打断，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暴虐封建制度使基辅罗斯公民选择向遥远荒凉的莫斯科逃亡。1453年，“千年帝国”拜占庭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第二罗马帝国”随之消亡。15世纪，蒙古人的统治逐渐衰落，莫斯科公国的发展却日趋壮大。16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逐一打败其他封建王公后彻底挣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如同俄罗斯普斯科夫修道院僧人菲洛费伊呈文瓦西里三世所言：第二罗马帝国已消亡，莫斯科应当成为肩负使命的“第三罗马”，且再也不会出现“第四罗马”。这足以使莫斯科的罗斯人宣称自己是被赋予了某种神圣力量，负有“弥赛亚使命”的“神选民族”。
“第三罗马”理论的普及与发展使俄罗斯君主们将政治与宗教融为一体。同时，东正教核心内容“弥赛亚意识”逐渐成为了沙皇制定政治策略的思想来源。由此可知，俄国的政治地位犹如其宗教地位一般一跃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就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EPДЯEB）所言：俄罗斯宗教的特殊使命与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和沙皇的特殊地位密切有关。随之，俄罗斯帝国的诱惑便进入“弥赛亚意识”中。
二、俄罗斯民族的扩张欲望及“皇权”思想
与“弥赛亚意识”相辅相成的传统价值观是俄罗斯民族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扩张属性。在俄国向异族国家扩张的过程中，东正教通过宗教形式对俄国的政治、外交等方面起到了多重影响。俄罗斯的“扩张欲望”与其地缘空间密切相关。俄国地处东欧平原，缺少天然屏障，历史上民族流动频频，且曾被蒙古人入侵。由于受到周边民族的不断挑衅骚扰使得俄罗斯民族意识到，只有不断扩大领土面积、大幅度增长人口才会有效抵御外来风险。奥斯曼土耳其曾遭受俄罗斯帝国长达两百多年的攻击，理由竟是“极力捍卫东正教”，但其实际目的却是为了大力扩张国家领土。18世纪下半叶，波兰居民中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因宗教信仰产生矛盾，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有效利用这一问题挑唆宗教与民族纠纷。1767年，她以保护乌克兰、白俄罗斯东正教徒为由发动了针对波兰的战争[5]。此后，她又以此为由与奥地利、普鲁士一起三次瓜分波兰[6]。因此，俄国总是披着传播宗教和“民族信仰自由”的外衣来扩张领土，并以残暴的手段迫使当地民众信仰东正教。
千年领土扩张最终使俄罗斯乃至后来的苏联成为了二战时期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15世纪中叶时的莫斯科公国领土面积只有3.8万多平方公里，但是1533年后的俄罗斯领土面积竟已达280万平方公里。16世纪下半叶至苏联时期，俄国的扩张行为并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获取了邻国将近7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7]。因此，为了有力保护国家安全并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不同时期的俄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队和中央集权制度。俄国人的扩张思想也从最初的构筑“边境壁障”逐渐发展成侵略、强占异族、异国的土地，而其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方面也明显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高度集权思想和扩张欲望。
此外，“皇权思想”也是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沙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其以专制制度剥夺了民众自主性，将“皇权思想”深刻每个俄国人内心。因此，俄罗斯民众对“好沙皇”抱有极高幻想，并对沙皇形象有严格要求。
总之，东正教核心思想“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特殊的“皇权思想”联系紧密，而“第三罗马理论”与“弥赛亚意识”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感”，加之俄国千年的扩张经历致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三、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对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影响
随着时间流逝，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所包含的三种思想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战略的思想来源，而苏联前期①对外战略则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俄罗斯传统价值观。虽说列宁在苏联前期提出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维护世界无产阶级为出发点，但随着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世界影响力逐渐上升，之后的领导人便将苏联外交的重心转移至维护苏联国家利益、传播苏联意识形态等领域，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苏联外交。
（一）苏联前期对外战略将其国家权益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利益
苏联前期部分领导人本期待苏联革命能够推动世界革命进程，并促进社会主义以更快速度取代资本主义。但之后的“世界革命论”与之前看法明显不同。苏联前期个别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获胜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方式。”[8]因此，“世界革命论”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而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就算侵犯他国也在所不惜。
（二）苏联前期对外战略总是披着传播意识形态的外衣实现其国家利益，如同沙俄时期以“传播宗教信仰”为由不断侵略他族
在俄罗斯民族眼里，既然有成为“神选民族”的资格，就应当担负“神选民族”的责任。不仅如此，其还希望自身可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和号召者。只有如此，才可以有效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维护大国地位。
（三）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双重性”
一方面注重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又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和睦共处，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努力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避免与其发生战争。”[9]1939年8月23日，苏联果断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1939年9月28日，两国又签订了《苏德边境友好条约》。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正式向苏联宣战，苏联在极力抵抗德国的同时也在极力平衡与英美间的关系，并于1941年10月初正式与英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后，苏联不断得到两国军事援助，并成功捍卫了国家利益。1945年2月初，英美为了说服苏联攻打日本举行了“雅尔塔会议”②。为了实现此目的，英美苏签订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秘密条约”。1945年3月中旬，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谈话中得知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其中包括：外蒙古维持现状;东北铁路公管;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给苏联[10]。此后，美苏对中国不断施压，迫使中国就此条约进行会谈。
总之，苏联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总是抱有一种“优越”心态，自认为天命不凡，具备“拯救全人类”的能力，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主要来源于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苏联前期对外战略不仅维护了国家利益，还使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其传统的“霸权思想”和“大国主义思想”导致二战后的苏联在发展过程中弊端重重。
四、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不足
经过漫长过程形成的苏联对外战略虽然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但也造成了消极影响。而这种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独特的传统价值观使苏联在发展过程中一意孤行，逐渐脱离世界轨道
苏联初期主要领导人尚有这样的意识，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与世界发生联系是无法生存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身生存与资本主义相关联。”[11]但是后来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则认为，只要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就不必再受资本主义的控制，深信苏联可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虽说后来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工业化大国，但却让国内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致使苏联与世界长期隔绝，使其无法融入日益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最终导致苏联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差距。
（二）“世界革命论”忽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发展差异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苏联主要领导人认为，想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得效仿苏联，这样才会取得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不选择苏联发展模式，无疑是与无产阶级相抗衡，这是政治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事实上，想要有效解决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间的隔阂，就应当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放至一条水平线上。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全体利益，苏联革命的胜利可以被看作学习的榜样，但不应当被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
（三）俄罗斯民族的特有性格很大程度影響着苏联对外战略走向
由于俄罗斯民族自古具有“西向思想”，在与西方国家靠近时，俄罗斯民族总是表现出明显的“反西思想”，受到挫败感的俄罗斯民族又转头向东方发展。在与东方各国接触时，俄罗斯民族又表现出对东方国家的强烈反感甚至蔑视。因此，苏联前期的对外战略在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总是表现得极端、多变且具有冒险性。
总之，苏联前期对外战略极大程度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传统思想。虽说其极力维护了国家利益，但也显现出了特有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加之相当一个时期苏联主要领导人特有的性格以及其他的政治因素，使得俄罗斯传统思想体现于国家对外战略中成为必然。
结语
不论是古罗斯时期还是苏联前期，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及延续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出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虽说苏联前期领导人并未将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完全展开，但其想要长期以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为由巩固苏联霸权地位的战略考量显而易见。俄罗斯民族传统思想渊源深厚，且根深蒂固地盘据在每一位俄罗斯人的心中，包括后来的每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心中。种种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国家对外战略被赋于浓厚的传统思想色彩，而苏联前期对此思想的发展则说明，不同时期俄国对于传统思想的传承均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加之其独有的宗教情结和扩张欲望，使得古罗斯时期和苏联前期的对外战略有极大的相似性。至此，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与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相互影响，形成了极具苏联特色的“大国外交思想”，并逐渐成为了苏联前期对外战略的标志和代名词。
注释：
①苏联前期：这里主要指斯大林当政时期。
②“雅尔塔会议”：是由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于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苏联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参考文献：
[1] 刑悦，王晋.“弥赛亚”意识与俄国“大国主义”外交[J].国际政治科学研究，2017（1）.
[2] 国春雷.基辅罗斯外交浅析[J].俄罗斯研究，2010（4）.
[3] 国春雷.对“罗斯受洗”时间的争议[J].世界历史，2010（2）.
[4] M·P·泽齐娜，Л·B科什曼，B·C舒金.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6.
[5] 国春雷.东正教的扩张性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A].姚海（主编）.俄罗斯文明与外交[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 史兵，葆斌.沙皇俄国是三次瓜分波兰的罪魁[J].历史研究，1976（4）.
[7] 钮菊生，岳炜.俄罗斯地缘空间形成与拓展的历史基础[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4）.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
[9] 左凤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苏联外交[A].姚海（主编）.俄罗斯文明与外交[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27.
[10] 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等.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0.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2.
作者简介：喜君（1997—），女，回族，宁夏固原人，单位为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问题。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