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三位得主之中，班纳吉和杜芙若是夫妻，而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迈克尔·克雷默则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艾丝特·杜芙若是一位70后，出生于1972年，是目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
　　在获奖之后，班纳吉和杜芙若受到的关注要比克雷默多得多，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两点。一是他们作为夫妻档，而且还曾经有过师生关系。二是他们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广为流传，该书通过对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大量穷人家庭的实际调研，解释了贫困的种种根源。这种实际调研，便是一种富有开创意义的“实验性做法”。
　　经济学思辨和实验性研究的指引，有利于人类对脱贫问题的深度思考，并提出更有效和针对性的解法。但与此同时，脱贫问题也和政治治理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关键。

穷人缺乏“两种资本”

　　一个人摆脱贫困，其实只需要两种“资本”，一是人力资本，二是物质资本。三位得主对贫困根源和解法的探索，从本质上讲都是围绕着这两种“资本”来进行的。
　　人力资本主要是身体健康和心智水平。健康水平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三位得主无一例外都对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和杜芙若夫妇发现在非洲等地，穷人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对健康的投资其实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强健的身体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医药费支出，维系家庭财务的底线不至于崩溃。
　　在当地，蚊子叮咬导致传染病流行，而蚊帐是一种减少传染病传播的“有力工具”，而且价格低廉，但当地对蚊帐的需求并不高。此外，疫苗的费用也并不昂贵，但在很多地区依然没有有效使用。
　　“因病致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印度的调研中，有一些家庭为了治病去借钱，每月的利息高达3%，这等于是年利率在40%以上的高利贷。于是，家庭可能陷入永远都在还利息、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无论是班纳吉和杜芙若夫妇还是克雷默，他们都认为，健康是穷人摆脱贫困的第一步，预防远比治病要重要，因为预防的成本其实比治病更低。但他们也承认，除了穷人的健康意识不足之外，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孱弱也是健康问题无法解决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印度、非洲一些地方，在公共卫生系统之外，依然有一些人在得了病之后，求助于驱邪这样的医疗方式。
　　那么，孱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如何才能改变？按照古典经济理论，市场自发解决即可。然而，广大落后地区的医疗现实说明，光靠市场还不够。因为，医疗市场和其他的市场有着两点不同，一是健康作为公共品，具有外部性的特点。疾病会传染，个体健康可能影响家庭，影响社区，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的增长。
　　二是医疗的供需双方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即使在非洲这样的地区，私营的医院出于盈利目的，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治疗，比如注射治疗过多。于是，医疗费用看涨、穷人更加负担不起的同时，也导致了健康意识的愈发淡薄。因此，基于以上两种医疗的特殊性，医疗需要一定的外部干预。
　　但是，干预并不一定就是政府干预，也可以在当地原生的医疗生态参与者之外，引入NGO或者其他自发性组织的非盈利力量。克雷默的研究发现，在一些政府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地带，由NGO承包提供医疗服务等途径，也可以有效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除了人力资本，另一种资本是物质意义上的资本。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资本的缺乏既是穷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更决定了他们即使摆脱贫困，也无法迈向更高阶层的残酷现实。

　　除了健康，人力资本的另一个维度是心智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包括了教育水平和非智力性的“情商”。
　　班纳吉和杜芙若夫妇发现，很多贫困家庭爱多生孩子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概率赢家”。简单来说，就是多生一些孩子，总有一个会成材，养儿防老，总有一个有孝心。
　　但这种侥幸心理最终可能害了穷人，并降低贫困群体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因为，孩子太多，本身捉襟见肘的家庭财务断然难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即使有限的资源最终让一个家庭“产出”了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那么依然有数位兄弟姐妹可能是低文化程度者，甚至文盲。这种微观的生育偏好，显然不利于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除了人力资本，另一种资本是物质意义上的资本。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资本的缺乏既是穷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更决定了他们即使摆脱贫困，也无法迈向更高阶层的残酷现实。

创业，并非好办法

　　越不缺钱的人，越能借到钱，而且利率越低，这是一个风险定价的基本规律。但到了穷人这里便成为他们脱贫之路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金融鸿沟。
　　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和杜芙若夫妇的研究发现，在印度的部分地區，三分之二的穷人都会借钱，但只有5%是向正规的商业银行渠道借的，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融资，比如亲朋、高利贷经营者。
　　这些融资的利率无一例外都非常高，按照调研，全球民间融资的年利率普遍在40%到200%之间，但穷人往往会向这个区间的更高点位滑动，而且还可能超过200%。越穷，利息越高。班纳吉和杜芙若夫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当一个借款者家中的土地每多出1公顷，那么他从民间融资的每月支付利息就可以下降0.4%。 　　除了利率成本，穷人面临的另外一个更严重问题是：他们借了钱之后，他们的“生意”可能会失败。而且，失败的概率远远超过50%。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关于穷人创业的描述中，穷人创业的主攻方向都是小业主，即做小食店、小店铺之类的低端行业。但这些行业的天生缺陷是竞争太过激烈，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准入的门槛。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无拘无束进入市场，市场会迅速达到均衡，最终市场的“均衡利润”是零。
　　因此，这个世界上的穷人大概率只能在低利润，甚至零利润的行业惨淡挣扎，这正是“创业致贫”的常识性根源。而班纳吉和杜芙若夫妇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调研发现，小业主成功的概率很低，抗风险能力很差。以至于他们在书中说，“我们未免要对‘普通小业主都是天生企业家’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
　　无论是流通类的小业主，还是制造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成功概率都是一样的：很低。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教授曾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在众多关于格莱珉银行等小额信贷机构其客户的描述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很多都是手工业者，比如做简单的编制制品去集市售卖。
　　在南亚地区，传统手工业之所以有生存空间，在于当地制造业的不发达，以及“中国制造”当时尚未大规模深入乡村集市。但只要有常识便很容易发现，这些手工业者的产品根本经不起大工业的竞争。因此，从尤努斯获奖到如今，南亚地区的贫困现状并未根本改观。

中国，从脱贫到新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所有诺贝尔奖之中的“异类”，它并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而是1968年“增设”。1968年起，获奖者多为古典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获奖并不多见。在本次三位发展经济学家获奖之前，有两位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家广为人知。
　　一位是黑人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他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拐点”即和他有关。另外一位是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专注于研究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的关系，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曾一纸风行，是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之作。
　　那么，发展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都缺乏一个足够严格的定义。
　　如果通俗些说，和传统经济学关注一般的市场均衡和经济增长相比，发展经济学更加“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对于“问题”，发展经济学会研究一个经济体的具体发展策略，比如城乡结构、出口战略、金融体系等。对于“价值”，发展经济学家们则关注和经济密切相关的公正、自由等价值的实现，而贫困问题便是研究的题中之义。
　　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经济学代表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们的一种崇高价值，它的崛起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政治向平等、平权等价值转向的趋势密切相关。但换个角度看，解决贫困问题，并不能光靠发展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或许更加适合解决贫困问题。中国人的脱贫实践就是一个例子。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人类社会过去大规模脱贫的奇迹，主要是对古典经济学原理的实践，而不是对发展经济学某些价值的运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发展经济学。

　　到目前为止，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脱贫人口达到了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超高速经济增长更为减贫提供了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中国脱贫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他们脱贫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大规模的工业化，让人口从规模、报酬递减的农业转移到制造业。
　　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显然又是因为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中国高素质的劳动人口，迅速成为了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产业大军，中国制造的崛起迅速提高了中国的国民收入。
　　显然，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这正是亚当斯密、李嘉图以来，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議题。实际上，西欧和北美从18世纪中叶之前的大部分人口普遍贫困，迈入社会整体富裕，也是靠着全球市场的整合和工业革命推动的大规模工业化。而发展经济学的诞生，不过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换句话说，无论中国还是欧美，人类社会过去大规模脱贫的奇迹，主要是对古典经济学原理的实践，而不是对发展经济学某些价值的运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发展经济学，它对后发经济体提出的很多发展策略往往经过了时间检验，有效而直接。比如，它推崇后发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认为只有外销才能倒逼技术进步，而过度注重内需或搞贸易保护，将可能引发寻租和技术倒退。显然，这对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此外，发展经济学的很多价值取向也值得重视。比如“金融平权”，个体工商业主、中小企业的融资改善便是一个重要议题。同样，房价关系到社会公平，它也和“金融平权”有关。比如，在“一线城市永远涨”预期没有根本逆转的前提之下，银行过度提高首付门槛和按揭利率，本质上是对楼市后入者的“歧视”。如果房价进一步上涨，他们由于进入时间的“滞后”，与“先入者”的财富差距将越发拉开。
　　在世界很多地方还在因“脱贫”而挣扎的时候，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都是堪称伟大的成就。当然，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