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疆三代
　　爷爷奶奶来自不同省份，我的父母在新疆长大，我出生在这里，我是疆三代。
　　爷爷奶奶来新疆的时候，这里建起了大工厂。爸爸妈妈在厂里工作，我有好多干爹干妈，都是他们的同事。
　　我和小伙伴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不管是哪个民族，玩在一起，都一样调皮，一样疯。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一起上班下班。工厂食堂的糖饼子特别香。
　　小时候，我们下河摸鱼、游泳、捞虾、捞鱼虫子、捞蝌蚪、捉蜻蜓、捉蜜蜂，骑上爸爸妈妈的自行车满院子疯，到现在还深深记得，爸爸妈妈的厂房周围有好多好多好多树。
　　到了上学的年纪，早上妈妈会夺命连环催我起床，坐上妈妈的自行车迷迷糊糊地去工厂子校上学。中午去奶奶家吃饭，下午贪玩逃学，回家就是一顿皮带肉。同学的爸爸妈妈都认识，一举一动他们都能打听到。
　　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上中班、夜班，他们说是三班倒，我就会到邻居古丽大妈家去住，她家的艾力和我一个班，我们一起写作业。古丽大妈做的抓饭可好吃了。
　　六一儿童节，我戴上了红领巾，脑子里一直有个疑问：烈士的鲜血流的可真多，染红了全校的红领巾！
　　每个人的奶奶爷爷说话的口音都不一样，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把这些口音统统变成了浓浓的新疆味儿。
　　上小学的时候，有人的爸爸妈妈离开了工厂，开始做生意，大人们叫下海，“商贸、股票、贸易、进口”这些词成了大人聊天的热门词。
　　城里开始盖起了楼，小学毕业，我们离开子校，挤着公交车“进城”上学，冬天的公交车站地上冻上了又黑又厚的冰，车停的时候能滑出去好远。
　　中午会和同学纠结，是吃3块钱的炒米粉，还是2块5的牛肉面，或者一个一块五的肉夹馍，剩下七毛钱坐车回家，其余的攒下来租漫画、买磁带、买贴画、日记本。
　　爸爸妈妈爱唱“钱啊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我们爱哼“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后来还有了“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中学毕业以后，同学们大多报考了内地的大学，留在新疆上大学的，心里大都会觉得很惋惜。自小我们从爷爷奶奶那听说了太多老家的事情，太多的好奇和羡慕，希望能去“口里”上学、工作。留在“口里”是我们那个年代很时髦的事情。
　　上了大学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才发现新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遥远和神秘的地方，从小受着多民族、多文化熏陶的我们，骨子里和他们有着太多不同，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被叫做“大漠豪情”的爽朗，我们开始在各个大学展露头角。留在新疆的同学们开始准备各种公务员考试。
　　我们见识了东北同学的豪放，北京同学的骄傲，上海同学的小资，四川同学的精明……从小就受到各种文化熏陶的我们，同样迅速的吸收了“口里”文化。
　　大学毕业，留下，还是回新疆是每一个人都面临过的问题。每个人格外怀念新疆的冬暖夏凉，春花冬雪，货真价实的烤肉、酸奶子，当然，还有古丽大妈的抓饭……
　　于是，我选择回到了新疆。
　　我和我的汉族战友
　　二十多年前，我们这群不同民族的年轻人在绿色军营中相识，在同吃同住、摸爬滚打中团结互助。二十多年后，我们已经扎根在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但是民族团结之树并没有枯萎，仍在岁月流逝中不断开花……
　　1982年10月，我光荣入伍，在当时的博尔塔拉军分区某连当兵。
　　我是连里唯一的一名维吾尔族士兵，我们连还有一名哈萨克族士兵，其余的都是汉族。虽然我们这群年轻人民族不同，但是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成了好朋友，而且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当时部队里急需翻译人才，我产生了学汉语的念头。因为自小有一群汉族伙伴，我的汉语基础还不错，但系统地阅读、书写还有一定困难。找学习材料让我很犯愁。
　　连里的那名哈萨克族士兵要复员了，临走前，他把他珍藏的一本汉语词典送给我，鼓励我好好学习。
　　白天要训练，我只能晚上点起蜡烛看书，买不起蜡烛了就买了一盏煤油灯。
　　害怕影响别人休息，我每次都想办法把光遮住，但还是被大家发现了。战友们没有责怪我，反而争先恐后地给我当“老师”。我有不会写的字就去问他们，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汉语提高了，我再参加政治学习也更方便了。1983年6月，我光荣地入了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能入党，要从心里感激战友们平时对我的帮助。
　　1984年9月，我考上乌鲁木齐陆军军官学院翻译专业，两个月后，睡在我旁边床铺的战友邓德权复员回四川老家了。
　　我们头挨着头睡了两年多，感情深得很。
　　读军校的三年间，我经常利用休息日去邮局给邓德权打电话。电话打到村委会，我拜托村主任去喊邓德权，估计他到村委会了，我再打过去。
　　我问他家里的情况，他问我军队的事情，即使当时的长途话费很贵，我们也总想多聊会儿，再多聊一会儿。
　　后来，他换了几次电话号码，我们断了联系。
　　2012年4月，我去成都出差时，多方辗转又联系到了他。
　　那天，他是在大街上接到的我的电话的，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从北川县拦了辆车直接赶到了成都机场。
　　他让我去他家里做客，而我还有工作去不了。他急匆匆地跑出机场买来一件白衬衣送给我。
　　这件白衬衣让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28年前。
　　那时，我即将去军校报到，我找出来一身新军服和一件白衬衣送给他留念。当时军队三年就发两次军服，训练中军服消耗得很快，这三件衣服是我想办法节省下来的，是当时我能拿出的最好的礼物了。分别那天，我们俩都哭了，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时隔28年，我们从小伙子变成了小老头，终于再见面了。我把他送我的白衬衣带回了克拉玛依，没舍得穿。
　　1987年，我在军校提干后回到6连当翻译，1993年又调到3连当翻译，和3连的汉族指导员王剑平一见如故。
　　我们的性格都开朗率直，在一起特别谈得来。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们相互帮助，相互照顾，好得像亲兄弟。1998年，我们都面临转业。那时候还不流行买旅行箱，行李只能装进包袱。
　　转业回家前，王剑平托他的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了一些松木料。接着，他又自己动手当木匠，做了4只简陋但是很结实的松木箱。他自己留了两个，送给了我两个。
　　他找木料做箱子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满头大汗地把两只松木箱搬到我的宿舍门口。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慌忙找钱塞给他。看我掏钱，他脸上有些不高兴，嘴里念叨着我们是好哥们，绝对不会收我一毛钱。这两只松木箱跟着我一路颠簸回到了克拉玛依，另外两只松木箱跟着王剑平去了河北石家庄。
　　后来，我把箱子拆了做成了家具。再后来，我搬了几次家，家具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松木箱子会有腐朽的一天，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不会腐朽。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通过网络、电话来分享彼此的生活。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2011年，我和张建军决定去博乐回部队驻地看看。
　　张建军是六连的老班长，1983年复员后回到了阿勒泰，比我离开部队要早很多年，但是我们对六连都特别有感情。
　　我们一路风尘仆仆，身体很疲累，心情却无比愉快。
　　看着以前的石头房子变成了整齐的楼房，看着一张张穿着绿军装的年轻面孔，我们又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我们还能回来看看，难过的是以前那么多的好战友不在眼前。
　　还记得我小时候，十几个娃娃整天一起疯玩，哪分什么民族。我们玩累了，不论谁家，进门就睡。这样的画面，想想就让人觉得温暖。
　　现在有一些心怀鬼胎的恐怖分子企图在民族间造成隔阂，他们就像跳梁小丑一样成不了气候，他们的企图也不会得逞，因为各族人民都支持民族团结，都渴望稳定发展。总有一天，各民族同胞会像以前一样，快快乐乐、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