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与城市的冲突已经定型为当代乡土小说的原型主题、文化动力与叙事经验，二者持续性的抵牾缘起于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性崛起，由此生成互为“他者”的参照模式，启蒙、古典、诗性、革命、魔幻、民俗、道德、存在、荒诞等叙事文化视阈，共同组成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扇形美学谱系。诸多城乡冲突的叙事表征呈现为“历史化典型人物”的生长、演变、内省、抉择与归宿，即“人”的身体空间、精神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安置方式”抑或“悬置方式”，是城乡冲突文学叙事的最终探幽指向。在众多的文本序列当中，乡村往往被赋予与都市现代性的负面标签所截然相反的审美魅力，从自然风景的青山绿水、桑麻野径、篱笆田园，到人文景观的淳朴民风、重伦轻利、德性自守等。乡村以审美乌托邦的姿态，不仅是人与大地彼此关联的物理空间中介，而且乡村承担着隐秘而系统的社会批判、阶级自立、文化想象和人性复归等文化隐喻功能。正因如此，乡村已经成为表现农耕传统、寄寓诗性浪漫、承载道家美学的极致鬼魅化的集中载体，与之形成镜像效应的则是繁闹都市也在这种“互现”当中化身为物欲、贪婪、虚伪、冷漠、猥琐、奸诈或纸醉金迷、颓废萎靡的集散之地——无论是乡村抑或是城市，都已经远离现世实存，而转喻为被遮蔽或被改造的文学想象空间，成为“叙事性”“文化性”与“观念性”的文学修辞，那种复归乡土大地或跻身城市喧嚣所获得的“诗意”或“安享”，也只是更具探索、构建或想象的意义，而非终极性的人的现代性困境或生存性危机的解决方案。
　　 周如钢的《一个又一个路口》重新为城乡叙事经验视阈当中的城-乡想象进行“赋形”，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小说当中被剥离了“道德美学”的质地，而复归到作为物理实存空间的“劳动”“生存”“经济”“财富”的层面。乡村与城市在文学叙事传统中，一度被单向度地视为人的集体现代性渴望的“精神归属”，人与乡村、人与城市之间最为日常、最为基本，也最为初级的“经济生产关系”，即身体的劳动力付出和基本的物质财富的获取，往往被诗意浪漫、文化审美所遮蔽。《一个又一个路口》祛魅了对城与乡的积极或古典的现代性想象，而聚焦于人与城、人与乡之间在经济关系、财富关系、生存关系的重构领域的难度与溃败。马东良、李西光，抑或是叶师傅、卖草莓的老奶奶等，他们与乡土、与城市之间是生存性或经济性的关联。马东良和李西光对鄉村的逃离、对城市的奔涌，更多出于对乡村物质匮乏的失望、对乡村财富生成性可能的沮丧，而乡村的物质匮乏或财富逼仄，则来自于“制度性支持”所导致的生活习惯、财富观念与日常行为的变异。这种变异包含着“人性的放纵”和“道德的原罪”，即乡民们在构建与大地的关联时，也将与大地的关系进行了集体性的扭曲，“他们用身强力壮的身子把吃喝嫖赌偷盗抢的功夫都用在了那片土地上”，乡村成为无法提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充斥着“罪与恶”的逆秩序空间，成为乡村叛逆者所无法反顾与复归的梦魇之所。于是，对于马东良和李西光等“经受着生活的压迫”“葆有着理想的希冀”的“积极生活者”来说，城市是他们逃离乡土的不二归宿，城市承担着劳动的机遇与财富的回报的极大可能，但现实却是他们的劳动理想、财富渴望仍然遭遇彻底的破灭，他们以身体劳动力所意欲获得的货币财富的希冀，得到的却是残酷而冰冷的绝望。城市成为欲望泛滥、机遇丛生，但也生长着人心冷漠、欺诈残酷等罪恶的荆棘。无论是包工头陈向有的恶意拖欠工资，还是农民工讨薪的合法性机制的欠缺或失效，城市又成为二人极力叛逃的空间渊薮。
　　 乡野大地的难以复归、现代都市的难以嵌入，具有高度“农民认同”的马东良与李西光并不存在乡土与都市的身份迷失、困惑与焦灼，而是以稳定的身份确立和道德资本，努力构建与“乡村”与“都市”的“劳动关系”“经济关系”“财富关系”，但这种个体化的努力及其失败却成为时代肌理的形象注释。可以说，他们在“城”与“乡”都无法安放自我的身体、心灵与希望，家园、故乡与彼岸所展示出的是狰狞而失落的面目，但这种“悬置的身心”或“无法安放的身心”，则来自于人与大地、人与都市，即人与超越物理性层面的生活空间的“劳动型”或“财富型”“一体关系”的隐形断裂。这种断裂尽管表征为被乡痞祸害、被包工头欺骗，但最根本的则是乡土现代化的欠缺、都市现代化的畸形，即社会现代化的不充分、不完备、不成熟所导致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以及人的现代化的“颓败”。因此，马东良和李西光等是以作为“当代人”的最为本真、合理、合法的劳动方式去获取生存发展的基本财富，但如此普遍的生存基本诉求却失去了“公平性”或“正义性”的社会机制支持，或者说他们的生存观念、劳动观念和财富观念遭到了社会现实的资本垄断、阶层断裂、机制默许、心理症候、人性阴郁的沉痛溃败。乡村与都市的“现代化”解构了既有的自然经济时代人的生存观念的稳定性，“像咱这样留在村里想好好干的，挣不到什么钱不说，连种点粮食也未必能进了自己的口。回乡创业，创他妈的！”简练的怨咒印证着一种人生的历史、际遇与故事，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从一个人物的言谈方式之中，从他的谈话对象上面——他是如何跟世界发生碰撞，我们可以知道关于这个人物的很多信息”。稳定性的消弭导致以马东良和李西光为典型的诚实劳动者与现代社会畸形运行机制（包括乡村与城市）的深刻“错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续接起的是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骆驼祥子》《锻炼锻炼》《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的“个人奋斗史”的文学传统，而李西光和马东良等的城乡奋斗史的总体失败，以及对城与乡的双重逃离，既是个体化的劳动奋斗与缺乏充分现代性支持的社会装置相遭遇的失败，也是劳动—财富的合法性转换无法获得外在性机制保障之后相分离或相断裂的现实必然。由此，《一个又一个路口》立体雕刻出在宏大的城乡社会现代化转型历史中，“文化现代性”“人的现代性”“社会机制现代性”普遍阙如的症候，这种症候在作用于底层群体的日常劳作生活时所导致的人的劳动、奋斗、努力的无效，以及理想、希望和诗意的绝望，而文化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物质现代性之间的构建节点的滞差，也形塑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运行的总体景观，以及这种运行的普遍与持续所衍生孕育的当代人悲剧性生存的众生世相。 　　 日常生活的经济需求与劳动—财富生成关系的断裂，是催化李西光和马东良选择以“碰瓷”的违法罪恶方式获得返乡资本的外在语境。他们以“反道德”的方式所展开的“碰瓷”，是一种生命的冒险，是一种欺凌，是一种欺骗，但同时也是一种深处于绝望当中而渴望生存自由的心灵报复。当然，他们的冒险、欺凌、欺骗和报复的对象，是整体的社会、整体的大众，包括芸芸的无辜者，也包括执仗着“生存的合理性”所实施的对现代文明的人类道德体的亵渎或解构。于是，处于极端情绪和极端生存处境当中的李西光，隐秘地践行着“以罪治罪”“以恶还恶”的生存斗争法则，即社会机制运行缺失所导致的罪恶，生发并滋生着更为强烈的个体罪恶的蔓延。对于个体来说，这种罪恶既是对外在整体罪恶的个人积极呼应与模仿，它表征出个体对正义的放逐、对公正的践踏、对诚信的失守，并由此将个体主动归属于整体“罪恶”的机制体系;但是，个体的这种罪恶也包含着“无奈的存在合理性”，因为当个体所信奉的公平、正义或诚信的实践机制丧失了维护个人基本生存权利的有效性之后，个体对它们的反叛也就成为个体作为自然存在的必然选择，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自然的人为过失“身上毕竟有人性的一面”这句话不仅意味着某个受尊重的人难免有错，并且意味着他感到困惑，或者在某些用法里意味着他有一些卑劣的行为、欺诈甚至于犯罪。也是挺人性化的——坏脾气甚至残酷，并且有时候有点粗鲁。因此，《一个又一个路口》宣示出的是“罪”的生成的深刻悖论，即行动之罪或道德之恶固然有其源自于人性本然的诱因，但特定场域当中罪恶的放纵与蔓延，同样是其深隐而坚定的外在生成机制。个体反道德的罪恶，既是开端，也是结果，既是内在性的趋向，也是外在性的驱使。然而，作者一方面赋予李西光和马东良以“恶”的承受者与“罪”的制造者的双重性，以此展示人之罪的生成脉络谱系以及普遍性的存在悖论，叙事主体在此赋予人物以同情与批判的二重道德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并未将反道德的“罪”与“恶”处理为人性当中静态而亘古的存在之物，那种对人的彻底的绝望深渊，既是一种现实的失真，也是对人的理性精神正趋进步的漠视。因此，作者将人性之善或民间道德作为撬动社会、现实、生活的“罪”与“恶”的有效人性话语武器，即在一次次的“碰瓷”罪恶活动中，马东良尽管在行动事实上扮演着罪恶的帮凶，但他更主要的是坚定而持久的道德劝诫者，时刻忍受着自我性的道德谴责与良知煎熬，努力恪守着民间运行的人性法则;即使是李西光在敬业而精湛的罪恶排练与实施中，也并未让罪恶承受者所必然滋生的理所当然的“怨愤”掩盖人性的良知闪现（他对卖草莓老人的变相帮助、他对叶小青的疼爱怜悯;李西光对马东良的相濡以沫、情同手足、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同胞之情，在现实剧变和危机处境当中的仗义、慷慨、无私与呵护），无不表征出二人内在的认同并践行着“乡村的道德”与“乡土的人伦”。当然，二人对伦理法则和民间道德的遵循，更多依托于自我的内省，直至他们在碰瓷受害者叶师傅和叶小青的责任、大爱、善良、坚强、乐观、朴拙等高尚的道德品格与道德实践的“启蒙”过程中，李西光和马东良的怜悯、愧疚和自责等内在意识开始复苏，道德的力量最终宣告了对人性偏狭的拯救，宣示出道德的自律与人性的守常对都市资本魔幻的艰难胜利。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就像一个海难幸存者，因为爬上已经开始解体的桅杆顶端而得以漂浮在大海上。虽然这样并不能使他真正获救，但起码他得到了发求救信号的机会。”可以说，他们与叶师傅、叶小青的相遇，是自我所深刻蕴藏但在都市幻惑中短暂迷失的乡土宗法伦理的彼此激活，他们同时也于叶氏父女的生活遭遇当中构建起了以底层为身份符号的“阶级文化共同体”，由此确立起内在统一性的对抗人性失衡、都市畸形的隐秘文化阵营。特别是他们在现代城市所孕育的畸形资本化、个体化和存在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叶小青与叶师傅之间的父女挚爱，以及叶师傅、叶小青对李西光和马东良等的日常道德和声明责任的行为感化，反复凸显出一种超越乡土与都市二元对立的高贵、理性而绵延的“大爱”“责任”“契约”“道德”的“人性真谛”，它不仅是化解城乡冲突并实现文化共和的“内在相通”的人文契机，也是跨越异质性的文明转型与空间抵牾的人性永恒，并再次验证出人性形式的外在可塑性与内在多维性。
　　 李西光和马东良的道德复苏和人性彰显，源于自身的道德渴望与叶氏父女的责任实践，他们的伦理认同、乡土认同、阶层认同，最终形塑出他们共通而内联的“城市零余者”“底层乡下人”的“阶级文化共同体”，进而实现了阶层内部的“生活和解”。这种和解一方面表现为叶氏父女对李西光所自觉而坚定承担的仁爱与责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李西光和马东良对自我罪恶的彻底忏悔，对自我的道德良知的明晰确立，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现实观念与日常行动的舒缓转变。但是零余者阶层内部的“人际和解”，并不代表他们与外在的森严等级世界的整体和解。相反，马国良和李西光等为人物典型中心的城乡飘零者，或曰底层阶级体，他们是蕴藏着巨大权力、身份、生活、情感和话语压抑的集体。这种阶级集体的“底层性”“压抑性”以及可能蕴藏的“不和解性（复仇性）”并非自赋的结果，而是他们在与整体的乡土、城市的屡次日常遭遇当中所“构建”并“形塑”的“典型化”之后的阶层认知。马东良在乡村的养鱼和种植西瓜，终遭乡村“好吃懒做的一些年轻人”的欺凌与戕害，乡村的积极奋斗者和创业者，结局却是“养了一年不一定是你的，你所有的付出都未必有成果”，這是他作为诚实劳动者和创业进取者的“处境压抑”;李西光在乡村“一切向钱看，人人想着钱，变着法子弄钱”的世俗定格语境中，却因为“缺钱”而处于无以矫正的“物质压抑;二人在城市的诚信劳动所应有的合理回报，却面临讨薪无门、屡受推诿的冰冷馈赠，这是他们的资本话语丧失的“权力压抑”;他们在实施碰瓷犯罪并屡屡得逞的情境中，所面临的是生命冒险的生存压抑，以及道德底线与人性品格自我放逐（叶氏父女事件）的“伦理压抑”;他们在碰瓷过程中所面对的法制、理性和事理的强势（宝马车的碰瓷事件），则面临着被社会机制剥夺基本自由与身份的“惩罚压抑”;甚至马东良以“拾金不昧”的高贵道德和利他主义的同情实践，却最终获得的是道德化的善举的“被利用”或“被践踏”，马东良面临着道德信仰被溃败的“信仰压抑”。政治身份、资本话语、道德信仰、身体安全、权力主张等的被剥夺、被边缘、被放逐、被结构，以“过程性”的方式完结出李西光和马国良等的“压抑性”存在处境。这种极端化的“压抑”最终不得不以极端化的个体“解放”的方式进行。在小说当中，飘零者总体性的“解放方式”或“反抗方式”，被设定为马东良的具有联想性和开放性的叙事结局，但无论是马东良对陈向有的潜伏、寻觅与等待的焦灼，还是马东良随时携带匕首的威胁疯狂，抑或是马东良以“碰瓷”的动作形式所实施的幻想拦截的心理期望，无不包含着凌厉而乖戾的弱者反抗的决心、决绝与绝望。这种弱者的复仇尽管是人性能量的爆发，但最终不过是一种意念式和幻想式的弑敌与复仇，这是他们“荒诞”“可笑”而“无力”的对自我底层阶级“卑微性”的再次确认。然而，他们在压抑处境当中实施隐秘复仇的“极端性”“疯狂性”的瞬间化解，不仅是灵魂浮萍者臣服、坚守和捍卫人性良知与生命道德的行动彰显，也宣谕出他们身处于晦暗的深渊，却仍不失人性的信仰、生活的希望与生命的尊严。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