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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运河行记主要是有清一代途经或生长、生活于京杭运河区域的文人墨客、缙绅名流，或在运河沿线地方政府任职的士宦官员等文化精英留下的诗文、日记、笔记等私人著述。行记数量多、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作者群以河务、漕务官员、文人墨客和域外游历者为主。行记涉及大量有关清代运河区域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清代运河乃至整个运河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史料价值。
关键词：京杭运河 行记 清代
在以公路、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手段兴起之前，以运河为基础的水路运输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主要、最经济的交通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水资源丰富，尤其是在湖泊棋布、河流纵横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自古就有许多运河存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智慧的先民们就已在现今的杭嘉湖平原地区“以舟为车，以辑为马”，赋予天然河流以“运河”的功能。在现存的诸多运河中，以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历史最为悠久、存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其存在的恒久、功能的显赫和影响的深远，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运河史料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自宋元以来关于运河的专著就不下数百种，散落于各种史书、政书、类书、方志、档案、奏折、文集、小说中，同时，碑文、拓片中的运河文献也是不胜枚举。从形式上来看，运河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有关运河的专门著作，史书、政书、类书中的运河史料和笔记、文集、小说与其他运河史料。其中，前两类在运河学研究中使用较为频繁，而散落于笔记、文集、小说中的其他运河史料相较而言过于零散和琐碎，且针对性较低、不成系统，很多都是作者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只言片语。殊不知，此类文献的数量十分庞大，而且大多依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可信度极高，故而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所谓运河行记就可划归于这类文献。
清代运河行记主要是有清一代，途经或生长、生活于京杭运河区域的文人墨客、缙绅名流，或在运河沿线地方政府任职的士宦官员等文化精英留下的诗文、日记、笔记等私人著述。从当前搜集到的清代运河行记文献来看，清代运河行记数量多，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清代运河盛极而衰的演变轨迹可以在清代运河行记中得到充分体现。清代运河行记中保存了大量清代运河区域生态环境和地方社会方面的材料。就生态环境而言，日记中有与运河相关的河流、湖泊、泉源、水域的记载，有旱、涝、蝗等自然灾害发生区域及危害程度的记载，有气候、作物及农业生态环境的记载等；就区域社会而言，有城市村镇、水码驿站、商业贸易、地方特产、民风民俗、名胜古迹、各阶层生活状态、社会秩序等运河区域风土人情和社会民生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随时记录的，是最原始的、未经润饰的材料，在清代运河及其区域的社会历史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目前搜集到的清代运河行记文献约有四五十种，其作者群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漕务、河务官员。此类作者主要有林则徐、李绂、李钧、李星沅、赵亨钤等。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大多篇幅较长，主要记载有关运河河道淤废、漕运积弊、水运交通、水利工程的整修及养护、水灾对两岸居民造成的危害等政治性较强的内容。漕运是清朝的军国大事，故而参与管理漕运、河道的官员，大多精明强干且政绩卓越，他们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漕运、河道事务中亟待整治的关键问题，并就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林则徐日记》中的壬申日记（嘉庆十七年）、癸酉日记（嘉庆十八年）、壬午日记（道光二年）、癸未日记（道光三年）、乙酉日记（道光五年）、甲午日记（道光十四年）、乙未日记（道光十五年）、丙申日记（道光十六年）中均有大量内容涉及清代运河的路线、整修、疏浚及运河辐射区域的社会风貌。李绂的《漕行日记》和李钧的《转漕日记》详细记载了清代催漕、截漕、转截漕的全过程，具体反映了漕运的各个环节。这些均可视为研究清代运河漕运的第一手资料。
其二，文人墨客。此类作者主要有谈迁、包世臣、程廷祚、龚自珍、王士祯、纪庆曾、陆陇其、陆嘉淑、周星誉、瞿元霖、申永均、丁晏、方苞、袁枚等。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大多写于个人游历途中，写作形式和关注重点十分随性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除了对漕运、河道事务的叙述外，还有很多有关运河区域城市发展、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及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心路历程的记载。另外，由于此类作者大多是白衣出身，即便有一官半职也是地方性的小官小吏，因此他们可以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抨击漕运积弊、洪灾水害对中下层社会造成的冲击。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最丰富的，对研究清代运河区域特点和两岸社会变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代表文献有谈迁的《北游录》、包世臣的《闸河日记》和《南河杂纪》、龚自珍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王士祯的《北征日纪》等。
其三，域外游历者。此类作者以英国和日本人居多，撰写时间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游历者的游历区域主要集中在京城和南方富庶地区，因此必定途经京杭运河，故而他们的旅行日记中有很多关于北运河、山东运河和杭州段运河的内容。清末民初游历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有一定的中华文化素养，抛开其中的殖民主义思想不谈，此类作者的记载还是相对真实和中肯的。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对研究清朝中后期和民国初年的运河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关文献有马戛尔尼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曾根俊虎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冈千仞的《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的《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竹添进一郎和股野琢的《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
通过对这四五十种清代运河行记文献进行简单归纳和提炼，可以发现，清代运河行记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行记内容主要以山东运河、北运河为主，里运河次之。江南运河尤其是江南运河浙江段内容最少。原因如下：首先，山东运河和北运河是上京的必经之路，也是漕粮转运的主要干道，流动人口的数量十分庞大。其次，相比长江以北的运河来说，长江以南河道纵横，水量丰富，水运发达，除镇江至丹阳段运河时有淤阻外，其他运河河段均甚畅通，故清代涉及江南运河河道、河务的著作不多。其二，行记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大运河河道开挖修治情况、沿线船闸堤坝建设、湖泊水柜蓄水情况、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漕粮运输、城镇规模及经济状况、农业工商业、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各地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其三，行记作者以清代河务、漕务官员为主。其四，行记内容多为作者见闻的第一手资料，内容详尽真实，少有多余的铺排夸饰，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会风情，游历之时往往都会赋诗著文，或以随笔杂记的形式逐日记述自己的行止见闻。除运河行记以外，中国古代各种游历性的笔记、日记、游记、行旅诗文的数量本就十分庞大。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各类行记尤其是运河行记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而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和研究空间。研究清代运河行记，首先可以对现存的清代运河研究成果提供文献支撑，对一些研究结论进行说明补充，为清代运河的研究提供多元的研究视角。其次，通过梳理分析不同行记作者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一方面能再现出作者生活年代的运河风貌，特别是运河沿岸的民情风物，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从人物研究上来说，可以展现作者的“行旅之思”，梳理作者运河行旅生涯，进一步探究作者的个人思想内涵和生平经历；进而，可以对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作者所写的运河行记进行分类比较，借以管窥运河及运河区域的发展变迁，从中提炼出运河文化的典型特點和一般性规律。
参考文献：
[1]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国地方志集成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3] 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4] 李泉.中国运河文化及其特点[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 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J].东岳论丛，2008（3）.
[6] 张强.运河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7] 李泉.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关键词：京杭运河 行记 清代
在以公路、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手段兴起之前，以运河为基础的水路运输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主要、最经济的交通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水资源丰富，尤其是在湖泊棋布、河流纵横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自古就有许多运河存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智慧的先民们就已在现今的杭嘉湖平原地区“以舟为车，以辑为马”，赋予天然河流以“运河”的功能。在现存的诸多运河中，以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历史最为悠久、存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其存在的恒久、功能的显赫和影响的深远，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运河史料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自宋元以来关于运河的专著就不下数百种，散落于各种史书、政书、类书、方志、档案、奏折、文集、小说中，同时，碑文、拓片中的运河文献也是不胜枚举。从形式上来看，运河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有关运河的专门著作，史书、政书、类书中的运河史料和笔记、文集、小说与其他运河史料。其中，前两类在运河学研究中使用较为频繁，而散落于笔记、文集、小说中的其他运河史料相较而言过于零散和琐碎，且针对性较低、不成系统，很多都是作者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只言片语。殊不知，此类文献的数量十分庞大，而且大多依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可信度极高，故而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所谓运河行记就可划归于这类文献。
清代运河行记主要是有清一代，途经或生长、生活于京杭运河区域的文人墨客、缙绅名流，或在运河沿线地方政府任职的士宦官员等文化精英留下的诗文、日记、笔记等私人著述。从当前搜集到的清代运河行记文献来看，清代运河行记数量多，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清代运河盛极而衰的演变轨迹可以在清代运河行记中得到充分体现。清代运河行记中保存了大量清代运河区域生态环境和地方社会方面的材料。就生态环境而言，日记中有与运河相关的河流、湖泊、泉源、水域的记载，有旱、涝、蝗等自然灾害发生区域及危害程度的记载，有气候、作物及农业生态环境的记载等；就区域社会而言，有城市村镇、水码驿站、商业贸易、地方特产、民风民俗、名胜古迹、各阶层生活状态、社会秩序等运河区域风土人情和社会民生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随时记录的，是最原始的、未经润饰的材料，在清代运河及其区域的社会历史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目前搜集到的清代运河行记文献约有四五十种，其作者群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漕务、河务官员。此类作者主要有林则徐、李绂、李钧、李星沅、赵亨钤等。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大多篇幅较长，主要记载有关运河河道淤废、漕运积弊、水运交通、水利工程的整修及养护、水灾对两岸居民造成的危害等政治性较强的内容。漕运是清朝的军国大事，故而参与管理漕运、河道的官员，大多精明强干且政绩卓越，他们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漕运、河道事务中亟待整治的关键问题，并就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林则徐日记》中的壬申日记（嘉庆十七年）、癸酉日记（嘉庆十八年）、壬午日记（道光二年）、癸未日记（道光三年）、乙酉日记（道光五年）、甲午日记（道光十四年）、乙未日记（道光十五年）、丙申日记（道光十六年）中均有大量内容涉及清代运河的路线、整修、疏浚及运河辐射区域的社会风貌。李绂的《漕行日记》和李钧的《转漕日记》详细记载了清代催漕、截漕、转截漕的全过程，具体反映了漕运的各个环节。这些均可视为研究清代运河漕运的第一手资料。
其二，文人墨客。此类作者主要有谈迁、包世臣、程廷祚、龚自珍、王士祯、纪庆曾、陆陇其、陆嘉淑、周星誉、瞿元霖、申永均、丁晏、方苞、袁枚等。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大多写于个人游历途中，写作形式和关注重点十分随性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除了对漕运、河道事务的叙述外，还有很多有关运河区域城市发展、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及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心路历程的记载。另外，由于此类作者大多是白衣出身，即便有一官半职也是地方性的小官小吏，因此他们可以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抨击漕运积弊、洪灾水害对中下层社会造成的冲击。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最丰富的，对研究清代运河区域特点和两岸社会变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代表文献有谈迁的《北游录》、包世臣的《闸河日记》和《南河杂纪》、龚自珍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王士祯的《北征日纪》等。
其三，域外游历者。此类作者以英国和日本人居多，撰写时间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游历者的游历区域主要集中在京城和南方富庶地区，因此必定途经京杭运河，故而他们的旅行日记中有很多关于北运河、山东运河和杭州段运河的内容。清末民初游历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有一定的中华文化素养，抛开其中的殖民主义思想不谈，此类作者的记载还是相对真实和中肯的。此类作者撰写的运河行记对研究清朝中后期和民国初年的运河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关文献有马戛尔尼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曾根俊虎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冈千仞的《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的《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竹添进一郎和股野琢的《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
通过对这四五十种清代运河行记文献进行简单归纳和提炼，可以发现，清代运河行记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行记内容主要以山东运河、北运河为主，里运河次之。江南运河尤其是江南运河浙江段内容最少。原因如下：首先，山东运河和北运河是上京的必经之路，也是漕粮转运的主要干道，流动人口的数量十分庞大。其次，相比长江以北的运河来说，长江以南河道纵横，水量丰富，水运发达，除镇江至丹阳段运河时有淤阻外，其他运河河段均甚畅通，故清代涉及江南运河河道、河务的著作不多。其二，行记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大运河河道开挖修治情况、沿线船闸堤坝建设、湖泊水柜蓄水情况、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漕粮运输、城镇规模及经济状况、农业工商业、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各地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其三，行记作者以清代河务、漕务官员为主。其四，行记内容多为作者见闻的第一手资料，内容详尽真实，少有多余的铺排夸饰，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会风情，游历之时往往都会赋诗著文，或以随笔杂记的形式逐日记述自己的行止见闻。除运河行记以外，中国古代各种游历性的笔记、日记、游记、行旅诗文的数量本就十分庞大。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各类行记尤其是运河行记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而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和研究空间。研究清代运河行记，首先可以对现存的清代运河研究成果提供文献支撑，对一些研究结论进行说明补充，为清代运河的研究提供多元的研究视角。其次，通过梳理分析不同行记作者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一方面能再现出作者生活年代的运河风貌，特别是运河沿岸的民情风物，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从人物研究上来说，可以展现作者的“行旅之思”，梳理作者运河行旅生涯，进一步探究作者的个人思想内涵和生平经历；进而，可以对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作者所写的运河行记进行分类比较，借以管窥运河及运河区域的发展变迁，从中提炼出运河文化的典型特點和一般性规律。
参考文献：
[1]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国地方志集成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3] 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4] 李泉.中国运河文化及其特点[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 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J].东岳论丛，2008（3）.
[6] 张强.运河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7] 李泉.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