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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辞书条目释文中对中国地名的处理是否科学、准确，关系到辞书的质量，因此应根据地名变动的实际情况夹注，并对此进行专项检查。专项检查包括：对以往古地名括注夸地名的准确性进行检查，对条目中古地名是否括注今地名进行检查，对条目中提及的今地名根据其变动情况做相应修改等。而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高效地处理中国地名问题。
关键词 辞书 编纂 质量保障 中国地名 专项检查 计算机技术
我国编纂的辞书，有很大一部分条目在释文中使用到中国地名。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人物的籍贯、物品的产地、事件的发生地、江河的流经地、名胜古迹的所在地、少数民族的分布地，等等。中国地名变化频繁，释文中反映当今情况的，应该使用当今地名；反映历史情况的，应该使用当时的地名，同时括注当今地名。由于辞书的编纂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为，须在较长时间内经众多作者和编辑之手，而参与者对中国地名问题的重视程度和相关知识的掌握参差不齐，所以在释文中就难免出现不准确、不完全、不统一等缺点和问题。为了保证辞书的质量，必须由专人对全书的中国地名做统一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做适当的处理。特别是大型综合性辞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释文中使用的中国地名面极广，量极多，对此做专项检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也更大。十余年来，我有幸参加了《辞海》第五版(1999年)和第六版(2009年)编纂中国地名的检查，现在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对中国地名检查做个粗浅的说明。
一、中国地名检查是辞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地名检查和其他各项检查(如外国地名检查、外文检查、专业术语检查等)一样，是辞书编纂中专项检查的组成部分。专项检查指辞书条目完成审读、加工和编排后，对释文内容中的若干项目由熟悉相关内容的专门人员做全面的统一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做适当的处理。这是保证辞书质量的有效措施，是辞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质量是图书的生命，尤其是辞书，因其被视为标准书，被称为无声的老师，被寄予高度的信任，更应将质量放在第一位，认真落实包括专项检查在内的质量保障体系。就中国地名的检查而言，因为地名变化频繁而且复杂，对其进行检查更有特殊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地名，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专名，一是通名。地名专名(specific terms)是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词，地名通名(generic terms)是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地名的通名担负着指类的任务，可分为行政区域类通名、水文类通名、山文类通名等。当代地名的通名序列，以行政区域通名序列较为完整，如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含地级市、县级市)、县、乡(镇)，人们只要一看通名，立即会区别开是哪一级行政区域名称，且层次十分清楚分明。如“黄陂县”，“黄陂”为专名，“县”为通名。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以专名来称呼某地。
中国地名的变动，有些是专名变而通名不变。如，四川省南坪县，1997年改名九寨沟县；云南省中甸县，2001年改名香格里拉县。有些是通名变而专名不变。如，广东省海南行政区，1988年建为海南省。最多的是近十年来，随着城市规划的大规模调整，很多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将周边的郊县并入，原来的郊县变为市辖区。如湖北省黄陂县，1998年撤销县的建制，并入武汉市，成为黄陂区；陕西省长安县，2002年撤销并入西安市，改设长安区。还有些是专名和通名都发生变化，如浙江鄞县，2002年撤县并人宁波市，改设鄞州区；毫州市(县级)因2000年地级毫州市设立(系划阜阳市的蒙城、涡阳、利辛三县和县级亳州市而置)而改设谯城区；陕西省宝鸡县，2003年撤销并入宝鸡市，改设陈仓区。
二、辞书编纂中常见的中国地名变动的相关问题
中国地名的变动，多数是由行政区划的调整引起的。历史上将这种政区的变动简单概括为置、废、分、合。而具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一旦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地名的变化就绝非专名或通名的变化那么简单了。行政区划调整时，除了延续旧有的区划系统与政区名称外，每个行政区域都有被重新命名的可能，历年既久，就会出现同实异名、古今随变的现象。
除了政区地名之外，还有大量其他地名，如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居民地地名、交通地名、经济文化地名等，也都不时地发生变化。这些都要在辞书中及时地、正确地加以反映，以便读者掌握新而准的信息。
《辞海》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辞海》中涉及中国地名的条目极多。以中国地名为词目的就有8000余条(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条目)，这些条目的释文中涉及更多的中国地名(包括已立目的和未立目的)。此外，各个学科(如文史哲)、各个类别(如人物、事件、物品)的条目，都有很多内容涉及中国地名。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地名的变化，会使大量条目须做相应的修改。如重庆市1997年改为直辖市后，原属四川省而现属重庆市的县市，都要相应改称其所属，如“四川江津”改称“重庆江津”，但如果讲的是历史事实，则仍称“四川江津”，括注“今属重庆市”。“陈独秀”条，讲述其生平时原为“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现则在“江津”后括注“今属重庆市”。涉及的地方原属四川省而现属重庆市或原属四川省而现属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也要相应修改，如“土家族”条原称“分布在湘西、鄂西、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区”，现将其中的“川东南”改为“渝南”；“长江”条原有“流经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区”一句，现改为在“云南”后加“重庆”，句末“省区”改为“省市自治区”。凡此种种，范围极广。
《辞海》中涉及中国地名如此之多，中国地名检查的任务当然就十分繁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地名使用不当，检查者不但要发现差错，还要经过调查研究予以补正，这就更加彰显了中国地名检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如“李聚奎”条，原稿为“湖南安化(今涟源)人”，是错误的。涟源的由来有一个历史过程。1952年3月由安化县东南部、湘乡县西部和邵阳县东北部析置蓝田县，同年9月更名涟源县，1987年撤销涟源县置涟源市。可能李聚奎的故乡所在地蓝田原来在安化县，但是经过行政区划的调整，这个地方划到涟源了。因此在注他的籍贯时，应该具体到乡镇一级的地名。现在我们已将他的籍贯改为“湖南安化蓝田(今属涟源)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康有为的籍贯，第五版《辞海》作“广东南海人”，第六版原稿改为“广东南海(治今广州)人”，我们仔细核查了康有为的生平资料并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将他的籍贯修改为“广东南海丹灶(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再如明代开国功臣刘基，第五版中只注他是浙江青田人，后来我们根据大量的材料得知，刘基是浙江文成人。文成县是1946年析瑞安、青田、泰顺三县地设置的，1948年1月正式建县。以县境南田为明开国功臣刘基故里，刘基谥“文成”，因而命名为文成 县。籍贯改为“浙江青田南田(今属文成)”。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诸如此类地名的差错能不能发现和改正，直接影响到《辞海》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权威性，不可等闲视之。
三、中国地名检查的具体要求
《辞海》的中国地名专项检查是一个工作量繁重的工程，它包括：对以往古地名括注今地名的准确性进行检查，对条目中古地名是否括注今地名进行检查，对条目中提及的今地名根据其变动情况作相应修改等。
检查以下各项，凡有不当之处，一一予以处理。
1、使用地名要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即使用所述内容当时的地名而不能用后来的地名。如果一个地方历史比较悠久，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名字。有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曾用名，有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又名，其本质还是一名代表一地。例如北京市，在辽代为陪都，建号南京，又称燕京。金时正式建都，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清称京师，通称北京。1928年称北平特别市，1930年称北平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为首都，改设北京市。如“沈阳”，清入关前称盛京，中华民国时称奉天，建国后称沈阳。因此，如果一个关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条目中说他是“北京人”就错了，应该说他是“大都人”。
2、古旧地名要括注今地名，未注的要补注，括注的今地名要准确，能反映现实情况；并根据体例规定，力求全书的说法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如历史地理与其他学科条目中涉及的人物籍贯、物品产地等地名时在夹注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历史地理条目专业性很强，释文中对专名或通名的变化、治所的迁移等表述比较严格，它所表述的一个地名的方位是以治所为标准的，而治所的迁移即意味着该名称所指地域的中心发生了变动，这是同名异地现象中最为普遍的类型，因此对历史地理条目的地名括注相对详细；而讲人物籍贯、物品产地等一般是指专名而言，不随治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它们的夹注不宜过细过专。例如，“秭归”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的：
西汉置秭归县，属南郡。北周改秭归县为长宁县，为秭归郡治。隋开皇初废郡，县仍名秭归。唐武德二年(619年)为归州治。明洪武九年(1376年)废州，县属夷陵州；十三年(1380年)改置归州，属荆州府。清雍正六年(1728年)升为直隶卅I；十三年复为归州，属宜昌府。1912年复改归州为归州县，1914年改为秭归县。1914年属荆南道，1921年属荆宜道，1927年直属省。1949年属宜昌专区，1959年属宜都工业区，1961年复属宜昌专区，1970年属宜昌地区。1992年属宜昌市。县历治归州镇，1991年因建三峡水库迁治今址(茅坪镇)。
但是涉及秭归的其他学科条目中，对秭归的注释却不能太详细，如“王昭君”条，第五版辞海作“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而第六版初校样括注为“今湖北秭归西北三峡水库中”。现保留第五版的说法。因当时的秭归县城虽已没入三峡水库中，但县的专名未变，如根据初校样的注，则会使读者误解为昭君的故乡也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消失了呢。
3、释文中涉及的所有今地名均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通名发生变化而专名不变，如果其从属的上一级政区不变，则不注。如上海松江、重庆涪陵，松江和涪陵今均为直辖市的市辖区，但其专，名却未发生变化，仅仅是通名“县”或“市”改为区，此类情况可不夹注。如果通名发生变化且上一级政区也发生变化，宜详注。如浙江余杭，应注为“今杭州市余杭区”，而不写“今杭州”或“今属杭州”，否则会产生歧义，以为余杭已不“属”浙江，而杭州成为与浙江同级别的一级政区了。但是在注人物籍贯时，作为人物籍贯的县级政区，若专名和通名均未变，而所属上一级政区发生变化，则注“今属”。若专名发生变化，注今名，而不是注治所，因治所变动频繁，而名称和辖地相对较稳定。若该县的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使得人物籍贯的归属发生变化，则尽量将人物籍贯细化到县以下的政区，并注明“今属”。若人物籍贯不能明确，只能写到县一级政区，则须注治所，必要时酌注方位。这样做会更加合理些。
四、资源数据库在地名专项检查中的运用
在地名专项检查工作中，运用地名资源数据库，通过计算机技术对词条进行全文检索，之后再比对复核数据库进行识别、纠正，这是《辞海》质量保障体系所运用的一个有效手段。
因为地名专项检查具有复杂性，因此，在做这项工作之前，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准备期，那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地名数据库。
首先，利用《大清一统志》、历代正史地理志、《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文献和相关的地名类工具书，先做一个源数据，又吸收如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等中国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地名学等专著中的研究成果，并综合利用民政部历年来的行政区划变动资料及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地名数据，运用EXCEL工具进行数据输入。在此基础上，再对每一条数据内容进行简化，简化之后的每一个数据只包括这个地名的位置、上一级政区、这个地名本身置废分合的年代和情况。由于近年来行政区划变动较大较频繁，所以这个数据库也在不断地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而调整，反映了最新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在“江津县”这个条目中，对其沿革的叙述相当简单明了而且脉络清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相同名称的地名很多，有的分属不同的朝代，但有的却是在同一朝代中存在，多义项的地名比比皆是，甚至有的义项多达十余个。如“东阳县”这条数据，有“古县名”和“古旧县名”两种，而在“古县名”这一项目下，即有四个不同的义项，见图2。
根据以上举例可知，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一对二甚至一对多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仍以“东阳县”为例，如果在处理一个人物的籍贯时，仅简单说某人是“东阳”人，是不够的，这个人物所处的朝代是哪个朝代，他所在的东阳是哪个东阳，都需要有准确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再做细致的分析。因此说，电脑终究无法代替人脑，最终的工作还是靠人工分析、人工干预。但不可否认的是，数据库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工具，使原本繁重而杂乱的工作变得相对轻松，而系统化处理方法的采用，则避免了前后不一、表述有误等问题的发生。正是利用了这个数据库，我们对中国地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使《辞海》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 刘宁静)
关键词 辞书 编纂 质量保障 中国地名 专项检查 计算机技术
我国编纂的辞书，有很大一部分条目在释文中使用到中国地名。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人物的籍贯、物品的产地、事件的发生地、江河的流经地、名胜古迹的所在地、少数民族的分布地，等等。中国地名变化频繁，释文中反映当今情况的，应该使用当今地名；反映历史情况的，应该使用当时的地名，同时括注当今地名。由于辞书的编纂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为，须在较长时间内经众多作者和编辑之手，而参与者对中国地名问题的重视程度和相关知识的掌握参差不齐，所以在释文中就难免出现不准确、不完全、不统一等缺点和问题。为了保证辞书的质量，必须由专人对全书的中国地名做统一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做适当的处理。特别是大型综合性辞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释文中使用的中国地名面极广，量极多，对此做专项检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也更大。十余年来，我有幸参加了《辞海》第五版(1999年)和第六版(2009年)编纂中国地名的检查，现在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对中国地名检查做个粗浅的说明。
一、中国地名检查是辞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地名检查和其他各项检查(如外国地名检查、外文检查、专业术语检查等)一样，是辞书编纂中专项检查的组成部分。专项检查指辞书条目完成审读、加工和编排后，对释文内容中的若干项目由熟悉相关内容的专门人员做全面的统一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做适当的处理。这是保证辞书质量的有效措施，是辞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质量是图书的生命，尤其是辞书，因其被视为标准书，被称为无声的老师，被寄予高度的信任，更应将质量放在第一位，认真落实包括专项检查在内的质量保障体系。就中国地名的检查而言，因为地名变化频繁而且复杂，对其进行检查更有特殊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地名，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专名，一是通名。地名专名(specific terms)是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词，地名通名(generic terms)是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地名的通名担负着指类的任务，可分为行政区域类通名、水文类通名、山文类通名等。当代地名的通名序列，以行政区域通名序列较为完整，如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含地级市、县级市)、县、乡(镇)，人们只要一看通名，立即会区别开是哪一级行政区域名称，且层次十分清楚分明。如“黄陂县”，“黄陂”为专名，“县”为通名。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以专名来称呼某地。
中国地名的变动，有些是专名变而通名不变。如，四川省南坪县，1997年改名九寨沟县；云南省中甸县，2001年改名香格里拉县。有些是通名变而专名不变。如，广东省海南行政区，1988年建为海南省。最多的是近十年来，随着城市规划的大规模调整，很多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将周边的郊县并入，原来的郊县变为市辖区。如湖北省黄陂县，1998年撤销县的建制，并入武汉市，成为黄陂区；陕西省长安县，2002年撤销并入西安市，改设长安区。还有些是专名和通名都发生变化，如浙江鄞县，2002年撤县并人宁波市，改设鄞州区；毫州市(县级)因2000年地级毫州市设立(系划阜阳市的蒙城、涡阳、利辛三县和县级亳州市而置)而改设谯城区；陕西省宝鸡县，2003年撤销并入宝鸡市，改设陈仓区。
二、辞书编纂中常见的中国地名变动的相关问题
中国地名的变动，多数是由行政区划的调整引起的。历史上将这种政区的变动简单概括为置、废、分、合。而具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一旦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地名的变化就绝非专名或通名的变化那么简单了。行政区划调整时，除了延续旧有的区划系统与政区名称外，每个行政区域都有被重新命名的可能，历年既久，就会出现同实异名、古今随变的现象。
除了政区地名之外，还有大量其他地名，如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居民地地名、交通地名、经济文化地名等，也都不时地发生变化。这些都要在辞书中及时地、正确地加以反映，以便读者掌握新而准的信息。
《辞海》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辞海》中涉及中国地名的条目极多。以中国地名为词目的就有8000余条(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条目)，这些条目的释文中涉及更多的中国地名(包括已立目的和未立目的)。此外，各个学科(如文史哲)、各个类别(如人物、事件、物品)的条目，都有很多内容涉及中国地名。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地名的变化，会使大量条目须做相应的修改。如重庆市1997年改为直辖市后，原属四川省而现属重庆市的县市，都要相应改称其所属，如“四川江津”改称“重庆江津”，但如果讲的是历史事实，则仍称“四川江津”，括注“今属重庆市”。“陈独秀”条，讲述其生平时原为“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现则在“江津”后括注“今属重庆市”。涉及的地方原属四川省而现属重庆市或原属四川省而现属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也要相应修改，如“土家族”条原称“分布在湘西、鄂西、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区”，现将其中的“川东南”改为“渝南”；“长江”条原有“流经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区”一句，现改为在“云南”后加“重庆”，句末“省区”改为“省市自治区”。凡此种种，范围极广。
《辞海》中涉及中国地名如此之多，中国地名检查的任务当然就十分繁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地名使用不当，检查者不但要发现差错，还要经过调查研究予以补正，这就更加彰显了中国地名检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如“李聚奎”条，原稿为“湖南安化(今涟源)人”，是错误的。涟源的由来有一个历史过程。1952年3月由安化县东南部、湘乡县西部和邵阳县东北部析置蓝田县，同年9月更名涟源县，1987年撤销涟源县置涟源市。可能李聚奎的故乡所在地蓝田原来在安化县，但是经过行政区划的调整，这个地方划到涟源了。因此在注他的籍贯时，应该具体到乡镇一级的地名。现在我们已将他的籍贯改为“湖南安化蓝田(今属涟源)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康有为的籍贯，第五版《辞海》作“广东南海人”，第六版原稿改为“广东南海(治今广州)人”，我们仔细核查了康有为的生平资料并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将他的籍贯修改为“广东南海丹灶(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再如明代开国功臣刘基，第五版中只注他是浙江青田人，后来我们根据大量的材料得知，刘基是浙江文成人。文成县是1946年析瑞安、青田、泰顺三县地设置的，1948年1月正式建县。以县境南田为明开国功臣刘基故里，刘基谥“文成”，因而命名为文成 县。籍贯改为“浙江青田南田(今属文成)”。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诸如此类地名的差错能不能发现和改正，直接影响到《辞海》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权威性，不可等闲视之。
三、中国地名检查的具体要求
《辞海》的中国地名专项检查是一个工作量繁重的工程，它包括：对以往古地名括注今地名的准确性进行检查，对条目中古地名是否括注今地名进行检查，对条目中提及的今地名根据其变动情况作相应修改等。
检查以下各项，凡有不当之处，一一予以处理。
1、使用地名要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即使用所述内容当时的地名而不能用后来的地名。如果一个地方历史比较悠久，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名字。有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曾用名，有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又名，其本质还是一名代表一地。例如北京市，在辽代为陪都，建号南京，又称燕京。金时正式建都，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清称京师，通称北京。1928年称北平特别市，1930年称北平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为首都，改设北京市。如“沈阳”，清入关前称盛京，中华民国时称奉天，建国后称沈阳。因此，如果一个关于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条目中说他是“北京人”就错了，应该说他是“大都人”。
2、古旧地名要括注今地名，未注的要补注，括注的今地名要准确，能反映现实情况；并根据体例规定，力求全书的说法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如历史地理与其他学科条目中涉及的人物籍贯、物品产地等地名时在夹注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历史地理条目专业性很强，释文中对专名或通名的变化、治所的迁移等表述比较严格，它所表述的一个地名的方位是以治所为标准的，而治所的迁移即意味着该名称所指地域的中心发生了变动，这是同名异地现象中最为普遍的类型，因此对历史地理条目的地名括注相对详细；而讲人物籍贯、物品产地等一般是指专名而言，不随治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它们的夹注不宜过细过专。例如，“秭归”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的：
西汉置秭归县，属南郡。北周改秭归县为长宁县，为秭归郡治。隋开皇初废郡，县仍名秭归。唐武德二年(619年)为归州治。明洪武九年(1376年)废州，县属夷陵州；十三年(1380年)改置归州，属荆州府。清雍正六年(1728年)升为直隶卅I；十三年复为归州，属宜昌府。1912年复改归州为归州县，1914年改为秭归县。1914年属荆南道，1921年属荆宜道，1927年直属省。1949年属宜昌专区，1959年属宜都工业区，1961年复属宜昌专区，1970年属宜昌地区。1992年属宜昌市。县历治归州镇，1991年因建三峡水库迁治今址(茅坪镇)。
但是涉及秭归的其他学科条目中，对秭归的注释却不能太详细，如“王昭君”条，第五版辞海作“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而第六版初校样括注为“今湖北秭归西北三峡水库中”。现保留第五版的说法。因当时的秭归县城虽已没入三峡水库中，但县的专名未变，如根据初校样的注，则会使读者误解为昭君的故乡也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消失了呢。
3、释文中涉及的所有今地名均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通名发生变化而专名不变，如果其从属的上一级政区不变，则不注。如上海松江、重庆涪陵，松江和涪陵今均为直辖市的市辖区，但其专，名却未发生变化，仅仅是通名“县”或“市”改为区，此类情况可不夹注。如果通名发生变化且上一级政区也发生变化，宜详注。如浙江余杭，应注为“今杭州市余杭区”，而不写“今杭州”或“今属杭州”，否则会产生歧义，以为余杭已不“属”浙江，而杭州成为与浙江同级别的一级政区了。但是在注人物籍贯时，作为人物籍贯的县级政区，若专名和通名均未变，而所属上一级政区发生变化，则注“今属”。若专名发生变化，注今名，而不是注治所，因治所变动频繁，而名称和辖地相对较稳定。若该县的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使得人物籍贯的归属发生变化，则尽量将人物籍贯细化到县以下的政区，并注明“今属”。若人物籍贯不能明确，只能写到县一级政区，则须注治所，必要时酌注方位。这样做会更加合理些。
四、资源数据库在地名专项检查中的运用
在地名专项检查工作中，运用地名资源数据库，通过计算机技术对词条进行全文检索，之后再比对复核数据库进行识别、纠正，这是《辞海》质量保障体系所运用的一个有效手段。
因为地名专项检查具有复杂性，因此，在做这项工作之前，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准备期，那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地名数据库。
首先，利用《大清一统志》、历代正史地理志、《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文献和相关的地名类工具书，先做一个源数据，又吸收如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等中国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地名学等专著中的研究成果，并综合利用民政部历年来的行政区划变动资料及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地名数据，运用EXCEL工具进行数据输入。在此基础上，再对每一条数据内容进行简化，简化之后的每一个数据只包括这个地名的位置、上一级政区、这个地名本身置废分合的年代和情况。由于近年来行政区划变动较大较频繁，所以这个数据库也在不断地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而调整，反映了最新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在“江津县”这个条目中，对其沿革的叙述相当简单明了而且脉络清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相同名称的地名很多，有的分属不同的朝代，但有的却是在同一朝代中存在，多义项的地名比比皆是，甚至有的义项多达十余个。如“东阳县”这条数据，有“古县名”和“古旧县名”两种，而在“古县名”这一项目下，即有四个不同的义项，见图2。
根据以上举例可知，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一对二甚至一对多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仍以“东阳县”为例，如果在处理一个人物的籍贯时，仅简单说某人是“东阳”人，是不够的，这个人物所处的朝代是哪个朝代，他所在的东阳是哪个东阳，都需要有准确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再做细致的分析。因此说，电脑终究无法代替人脑，最终的工作还是靠人工分析、人工干预。但不可否认的是，数据库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工具，使原本繁重而杂乱的工作变得相对轻松，而系统化处理方法的采用，则避免了前后不一、表述有误等问题的发生。正是利用了这个数据库，我们对中国地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使《辞海》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 刘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