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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当代女作家德尔菲娜·德·维冈的小说《地下时光》自2009年发表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获得多个奖项。为了更准确地领会这部小说，应该从空间批评的层面探讨这部作品的内涵。只有深入分析和解读小说所建构的三类文学空间，我们才能清晰地了解这部小说在反映现代城市人生存境况方面的成就，进而对维冈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做出客观和准确的评价。
关键词：空间；景观空间；社会空间；个体空间
前言
法国当代女作家德尔菲娜·德·维冈（Delphine de Vigan）2009年发表的《地下时光》（Les heures souterraines）以其精致明晰的结构和近乎于诗的语言迅速摘得包括科西嘉读者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维冈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在看似简单的情节中精心布置了三种类型的文学空间，即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三种空间形式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勾勒出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况，从而提请读者发现并思考人的存在问题。不少人认为，小说叙事简单，只是分别描述了两位普通职工马蒂尔德（Mathilde）和蒂博（Thibault）在同一段时间的生活境遇。这种看法仅仅限于对叙事表层的理解，似乎没能体会到作品更深层的蕴意。因此，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地下时光》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借助文学研究中的空间批评理论重新理解这部作品。
维冈于上世纪末开始其文学创作，此时的西方文艺理论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间转型”，之前关注时间、历史和社会的众多学者纷纷将目光转移到文学作品的“空间性”上。[1]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作品中的空间是静态的，仅仅作为作者叙事的“容器”。评论家们过分注重作品中地理环境、作者经历和作品主题之间的关系，一种“因果式”的文学研究长期存在于文学评论界。与此不同的是，空间批评另辟蹊径，注重揭示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等意义。批评家们尝试从空间与景观、空间与社会以及空间与个体等多个角度来分析作品，深入探究作品景观的隐喻特征、人物互动折射的复杂社会意义、带有典型人物特征的叙事场所以及个人心理空间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简言之，空间批评理论使得“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越来越失去其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被涂上了越来越浓重的文化的色彩。”[2]下文，我们就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三个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一下《地下时光》这部作品中的空间形式，以期加深大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一、《地下时光》中的景观空间
在《地下时光》中，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写道了与两位主人公有关的各种景观空间：家、公司、办公室、城市以及地铁站等。
主人公玛蒂尔德十年前因车祸失去了丈夫，好不容易才从麻木和重负中活过来，可如今又跟原本十分融洽的上司雅克发生了微妙的冲突，被赶到走廊尽头一间紧挨着男厕所的办公室里。这样的冷暴力让她束手无策，原来帮助她走出丧夫之痛的公司如今“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地方，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一个神秘莫测和滥用职权的地方，一个背叛和卑劣的地方。”[3]玛蒂尔德的心情受到负面的影响，她觉得自己的家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安乐窝，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与乐趣。另一位主人公蒂博，循着上级指令，整日在巴黎街区中奔波，疲惫不堪。他看到了许多处在城市阴暗角落的病患，看到了城市的骚动和嘈杂，也因为自己失败的恋爱和人生而觉得“城市用它的喧嚣盖住了呻吟和呢喃，掩盖了它的贫乏，展示着它的垃圾与富裕，节奏在不断地加快。”[4]
城市之中的地铁站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地方，两位主人公都曾多次经过这里。八年以来，玛蒂尔德在上班途中“总要从那条长长的通道穿过，对这个城市深处蛛网般的地下世界了若指掌。”蒂博也多次经过这里，两位同病相怜的主人公正是在这里擦身而过：
……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此相交相遇，形成双向的两列蝗虫队伍，成群结队地奔走在光滑的青石板地面上，那是一条双向快速道，必须保持速度和节奏。人们的身体互相摩擦着，互相避让着，有时又互相挤碰着，绘制成一幅奇特的图形。城市和郊区，城里和城外，在这儿进行着巨大的交流。人们在这里匆匆忙忙，行走如飞，奔向工作地点。[5]
这让我们想起了地铁的景象。地铁无疑是铁路在某种层次上的延伸。如果早先通向未知远方的铁路隐喻着一种自由、探索的冒险精神，后来又转变成最能代表资本主义攫取资源、带来压榨的黑色标识，而穿行在城市底部的地铁则无疑暧昧难言许多。或许，城市的底部永远没有自然的微光，地铁吞吐着饱受城市挤压的人；飞快的地铁与疲倦的心灵之间，我们窥见了城市的症结。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玛蒂尔德倒乘拥挤地铁的感受，“几年来她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但却并没有去思考它，可今天，这种重复的运动在她看来如同某种强加在她身体上的暴力，某种潜在的能够毁灭她的暴力。”[6]
可以看出，《地下时光》中的景观是迷茫而压抑的，维冈笔下的景观空间环境展现出一种阴沉和荒芜的空间文化特征。
二、《地下时光》中的社会空间
如果说小说中的景观空间是作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的话，那么社会空间作为小说空间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作者对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作品中，玛蒂尔德和雅克（Jacques），蒂博和丽拉（Lila）以及玛蒂尔德和蒂博这三组人物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建构了这部作品的社会空间网络。
玛蒂尔德与上司雅克原本关系十分融洽。俩人配合默契，从未出什么碰撞和偏差。然而，几个月前的一次产品介绍会上，玛蒂尔德因提出了与雅克相左的观点，便遭到了后者的排斥打压。他先是在工作中轻视她，冷落她，不把她的意见当作一回事，原本的信任转变为一种挑剔。紧接着，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找人接替她的职位，并把她赶到一间紧挨着男厕所的办公室里。最后，更有甚者，他还粗暴干涉了玛蒂尔德的工作调动计划，让她彻底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雅克不给她任何弥补机会，像一个自私、狭隘、懦弱、心理阴暗的怪物一样杜绝了改善关系的任何可能。玛蒂尔德多次尝试与其沟通，对方却摆出一幅残酷的铁面要将她整死。两人的每一次交流都无异于聋子对话，雅克不是轻描淡写就是转移话题，仿佛两人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小说的这一段把公司中的勾心斗角以及雅克的卑鄙狡诈刻画得惟妙惟肖。而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则是玛蒂尔德被剥夺了进入部门目录的权利之后，觉得自己不得不再一次要求与雅克进行严肃的对话，可还没来得及在电话中说几句话，便听见雅克大吼起来，“别再用这种强调跟我讲话！您在侮辱我……可您竟敢侮辱我，您变得粗鄙不堪了，玛蒂尔德，我拒绝同您对话”[7]。玛蒂尔德看到他办公室的门开着，意识到他大吵大嚷是为了让大家都听得见，让大家都明白玛蒂尔德在电话中用不堪的言辞辱骂雅克。 蒂博和女友丽拉的交往也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蒂博在自己家附近见了丽拉几次就被她吸引住了，他在酒吧里盯着丽拉不停地看，两人喝了几杯酒居然就热吻起来。缺乏相互了解的闪电般的热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他很快便与她的矜持、她的距离、她的冷淡发生了抵触。”[8]作者使用的“抵触（se heurter）”一词耐人寻味，这个词可以形容三种不同的语境：一、色彩等方面形成的强烈对比；二、针锋相对的态势；三、交流过程中的格格不入。显然，我们从第三重意思去理解才更为客观，作者想要强调的正是蒂博与丽拉心理上的隔阂。两人只是在床上发生关系，一下床，两个人就形同陌路。两人之间的距离还体现在丽拉凡事都要对他说谢谢。去餐馆吃饭要谢谢，去睡觉要谢谢，去度周末要谢谢，做爱时也要谢谢。当他给她打电话时，她也要说谢谢。当他担心她，问她身体怎么样时，她也要谢谢。当他说自己爱上她了，丽拉反应出奇地强烈，大声说了“不”。甚至两人分手时，她还是很有礼貌地说了谢谢。
玛蒂尔德和蒂博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读者自然很期待两人的轨迹会最终交汇。终于，在地铁站里，玛蒂尔德不小心踢到了蒂博的包和手提箱，而蒂博忍不住骂了几句，作品的最后竟是以这种方式安排了两人的邂逅。两人上了车正好面对面坐着，玛蒂尔德却不敢正眼看对方，蒂博则觉得这个女人很吸引他，他在人群中“寻找那个女人，寻找她那焦躁不安的眼神，寻找她那金色头发。……他感觉那个女人的脸不知不觉在动，即使什么都没有动，任何东西都没有动，但那张脸却变成了一脸的惊愕或无奈。”[9]有道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他甚至还觉得这位女人和他一样的疲惫不堪，和自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大团圆结局。车到站后，玛蒂尔德很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蒂博继续被密集而无序的人流裹挟着。玛蒂尔德和蒂博在还是擦肩而过，好似两条笔直的平行线，各自在生活的轨道上运行。唯一的交集是她踢到了他的药箱，他捡到她的画片随手扔进垃圾箱里。维冈的描写很细微，两位主人公的身体没有交集，可心灵在交集，他们的迷茫、困惑、孤独都在交集。玛蒂尔德、蒂博、你、我和他们，每个都市人都在交集，可这份交集卑微又弱小，“什么都没有，除了虚空之外什么都没有，或许有这么一点火光，转瞬之间便熄灭了。”[10]
作者通过以上三组人物的互动向我们演绎了同事、恋人以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的人类关系，这三种形式的关系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社会空间网络。三组关系均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麻木与陌生，交流变得极其困难。冷漠成为一种没有被认真对待，随着时代而发展的“恶”。社会组织进化到哪里，它就跟着渗透到哪里，就像物质世界的“熵”一样增加，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完结之前世界就将是一片死寂。
三、《地下时光》中的个体空间
小说的个体空间可以看作是作家处理人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结果。《地下时光》中的两位主人公有着相似的个体空间，都是无助，迷茫而虚无的。维冈通过构建这些特点鲜明、带有相同情感基调的个体空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思想空虚，精神异化的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玛蒂尔德凌晨四点钟迷迷糊糊地醒来，搞不清自己处在梦境之中，还是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她觉得身子死沉死沉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她每周一起床的时候都感到浑身无力，还没干活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起床后把床单抚平，把被褥的四个角叠好，动作既迟缓又笨拙，每做一个动作之前都得想一想怎么做才更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她总是担心忘记拿东西，每天关房门的时候，一定要把手伸进包里，摸到金属物件才放心。只有淋浴的时候才感到舒适，才觉得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维冈生动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日常起居生活，形象地展示了她的迷茫和空虚，同时也为这样的个体空间贴上人物特征的标签：
在这几个星期里，她想象过所有的一切。想象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想象过最好的和最差的。想象过自己成为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在地铁和轻轨转乘通道里，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突然爆炸，摧毁了一切，把她炸飞，身体四分五裂，抛向清晨人流密集的车站的各个角落，稍后，有人发现了她的绣花裙的碎片和她的地铁卡。或者，她摔坏了脚；或者她傻乎乎地走在本该绕开走的滑腻的地方，或走在光滑的大石板地上，摔了一大跤；或者没及时踏上滚动楼梯，摔倒在地，腿给卡住，让消防员来救，被打上夹板，钉上钢钉，在医院里躺好几个月；或者大白天被一伙不认识的人给错误的绑架了。[11]
这一段文字既有对客观空间的描写，也包含了对人物心理空间的刻画。玛蒂尔德无疑是这个整体空间的主宰者，我们看到她被塑造成一位不知所措、迷茫孤独的人物。作为中年妇女和单亲母亲，玛蒂尔德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事业和家庭上。然而，公司的冷暴力让她深陷无聊的琐事当中不能自拔，即便是在家里也总是感觉到孤寂和不安。雅克态度的转变让他们无法沟通和交流，她的精神受到创伤，整日想入非非，这一切都映衬出人物压抑和迷茫的内心世界。在这里，行为者的个体特征主导了这个空间的基调，玛蒂尔德异化的行为和思绪为自身的个体空间打上了荒诞的烙印。
作者在描写蒂博的个人生活时，用了更多的篇幅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蒂博那充满矛盾的意识流形成了其独特的个体心理空间。小说中，他与女友的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内心活动展示给读者的，因为平常他和丽拉之间并没有太多直接的互动。尽管他对女友一往情深，却始终得不到爱的回应，两人的交往始终伴随着无声的隔膜，这使得蒂博愈发孤僻和困惑。最后，陪伴他的只剩下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
这几个星期里，他观察人们，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站立姿势、服装品牌、皮鞋式样。他仔细地观察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心里在想丽拉是否会爱上他们中的一个人。而他，如果他更加英俊，更加高大，更加优雅，更加能说会道，更加盛气凌人，她会爱上他吗？[12]
上述引文描绘出蒂博内心的迷茫，我们可以看出，蒂博的内心独白都是围绕他和丽拉展开的，混乱的思维中透露着深深的孤独。蒂博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一开始，他很怕失去丽拉，想留住丽拉。然而，经过了爱情长跑，“他明白了，他俩之间什么也不会存在，不会有所进展，不会有任何结果；他明白了，他俩将只能是停留在拥抱亲吻的松软的表层上，凝滞不动而已。”[13]他很沮丧，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离开丽拉，然而分手之后反而陷入到更大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四、结语
维冈很有才华，她的语言充满力量，虽未使用太多新鲜词汇，却把人物塑造地真实可信，带着地地道道的现代气息，大都市在她笔下成了一堆五光十色的玻璃碎片：尖锐、杂乱、耀眼。事实上，维冈对现代都市中的种种社会现象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小说也正是她用客观的笔调针对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况所写就的纪实报告。小说对三种类型的空间的解读正是现代都市社会的缩影，而通过对以上三个空间的建构，作者表达了对现代人麻木与冷漠的讽刺和同情。读者或许会在两位主人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的痛苦或许也同样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我们的痛苦：孤独、冷漠、迷茫和煎熬。
之所以说作者的文笔很客观，是因为我们仔细阅读下来，发现她在整部作品中并没有过多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换言之，维冈刻画了现代都市生活，却没有对这种生活做出评价。显然，作者勾勒出这样荒诞的生活，并不是要提供一个时代忠实的历史画卷，也不是为了评判它“好”还是“不好”。作者的目的，是要提请广大读者发现并思考城市人存在的意义。小说极具现代意识，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人文情怀。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是透过想象人物的角度对于存在的思考。”[14]“小说不是作者的自白，而是对置身于成了陷阱的世界中的人的生活的探索。”[15]由此可见，《地下时光》符合昆德拉关于小说概念的界定，或许这正是小说获得青睐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人的问题，却不曾给出答案，答案蕴含于问题本身。维冈通过玛蒂尔德和蒂博的艺术形象来诚邀广大读者反思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况。
【注释】
[1]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417.
[2]Henri Levi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p.26.
[3][4][5][6][7][8][9][10][11][12][13][法]德尔菲娜·德·维冈.地下时光[M].陈筱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55，75，59，63，8～9，185，149，112，232，233，31.
[14][15]Milan Kundera， L’art du roman， op. cit. ， p. 102. 笔者转引自徐真华、张弛.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5，15.
关键词：空间；景观空间；社会空间；个体空间
前言
法国当代女作家德尔菲娜·德·维冈（Delphine de Vigan）2009年发表的《地下时光》（Les heures souterraines）以其精致明晰的结构和近乎于诗的语言迅速摘得包括科西嘉读者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维冈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在看似简单的情节中精心布置了三种类型的文学空间，即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三种空间形式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勾勒出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况，从而提请读者发现并思考人的存在问题。不少人认为，小说叙事简单，只是分别描述了两位普通职工马蒂尔德（Mathilde）和蒂博（Thibault）在同一段时间的生活境遇。这种看法仅仅限于对叙事表层的理解，似乎没能体会到作品更深层的蕴意。因此，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地下时光》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借助文学研究中的空间批评理论重新理解这部作品。
维冈于上世纪末开始其文学创作，此时的西方文艺理论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间转型”，之前关注时间、历史和社会的众多学者纷纷将目光转移到文学作品的“空间性”上。[1]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作品中的空间是静态的，仅仅作为作者叙事的“容器”。评论家们过分注重作品中地理环境、作者经历和作品主题之间的关系，一种“因果式”的文学研究长期存在于文学评论界。与此不同的是，空间批评另辟蹊径，注重揭示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等意义。批评家们尝试从空间与景观、空间与社会以及空间与个体等多个角度来分析作品，深入探究作品景观的隐喻特征、人物互动折射的复杂社会意义、带有典型人物特征的叙事场所以及个人心理空间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简言之，空间批评理论使得“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越来越失去其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被涂上了越来越浓重的文化的色彩。”[2]下文，我们就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三个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一下《地下时光》这部作品中的空间形式，以期加深大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一、《地下时光》中的景观空间
在《地下时光》中，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写道了与两位主人公有关的各种景观空间：家、公司、办公室、城市以及地铁站等。
主人公玛蒂尔德十年前因车祸失去了丈夫，好不容易才从麻木和重负中活过来，可如今又跟原本十分融洽的上司雅克发生了微妙的冲突，被赶到走廊尽头一间紧挨着男厕所的办公室里。这样的冷暴力让她束手无策，原来帮助她走出丧夫之痛的公司如今“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地方，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一个神秘莫测和滥用职权的地方，一个背叛和卑劣的地方。”[3]玛蒂尔德的心情受到负面的影响，她觉得自己的家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安乐窝，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与乐趣。另一位主人公蒂博，循着上级指令，整日在巴黎街区中奔波，疲惫不堪。他看到了许多处在城市阴暗角落的病患，看到了城市的骚动和嘈杂，也因为自己失败的恋爱和人生而觉得“城市用它的喧嚣盖住了呻吟和呢喃，掩盖了它的贫乏，展示着它的垃圾与富裕，节奏在不断地加快。”[4]
城市之中的地铁站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地方，两位主人公都曾多次经过这里。八年以来，玛蒂尔德在上班途中“总要从那条长长的通道穿过，对这个城市深处蛛网般的地下世界了若指掌。”蒂博也多次经过这里，两位同病相怜的主人公正是在这里擦身而过：
……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此相交相遇，形成双向的两列蝗虫队伍，成群结队地奔走在光滑的青石板地面上，那是一条双向快速道，必须保持速度和节奏。人们的身体互相摩擦着，互相避让着，有时又互相挤碰着，绘制成一幅奇特的图形。城市和郊区，城里和城外，在这儿进行着巨大的交流。人们在这里匆匆忙忙，行走如飞，奔向工作地点。[5]
这让我们想起了地铁的景象。地铁无疑是铁路在某种层次上的延伸。如果早先通向未知远方的铁路隐喻着一种自由、探索的冒险精神，后来又转变成最能代表资本主义攫取资源、带来压榨的黑色标识，而穿行在城市底部的地铁则无疑暧昧难言许多。或许，城市的底部永远没有自然的微光，地铁吞吐着饱受城市挤压的人；飞快的地铁与疲倦的心灵之间，我们窥见了城市的症结。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玛蒂尔德倒乘拥挤地铁的感受，“几年来她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但却并没有去思考它，可今天，这种重复的运动在她看来如同某种强加在她身体上的暴力，某种潜在的能够毁灭她的暴力。”[6]
可以看出，《地下时光》中的景观是迷茫而压抑的，维冈笔下的景观空间环境展现出一种阴沉和荒芜的空间文化特征。
二、《地下时光》中的社会空间
如果说小说中的景观空间是作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的话，那么社会空间作为小说空间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作者对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作品中，玛蒂尔德和雅克（Jacques），蒂博和丽拉（Lila）以及玛蒂尔德和蒂博这三组人物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建构了这部作品的社会空间网络。
玛蒂尔德与上司雅克原本关系十分融洽。俩人配合默契，从未出什么碰撞和偏差。然而，几个月前的一次产品介绍会上，玛蒂尔德因提出了与雅克相左的观点，便遭到了后者的排斥打压。他先是在工作中轻视她，冷落她，不把她的意见当作一回事，原本的信任转变为一种挑剔。紧接着，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找人接替她的职位，并把她赶到一间紧挨着男厕所的办公室里。最后，更有甚者，他还粗暴干涉了玛蒂尔德的工作调动计划，让她彻底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雅克不给她任何弥补机会，像一个自私、狭隘、懦弱、心理阴暗的怪物一样杜绝了改善关系的任何可能。玛蒂尔德多次尝试与其沟通，对方却摆出一幅残酷的铁面要将她整死。两人的每一次交流都无异于聋子对话，雅克不是轻描淡写就是转移话题，仿佛两人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小说的这一段把公司中的勾心斗角以及雅克的卑鄙狡诈刻画得惟妙惟肖。而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则是玛蒂尔德被剥夺了进入部门目录的权利之后，觉得自己不得不再一次要求与雅克进行严肃的对话，可还没来得及在电话中说几句话，便听见雅克大吼起来，“别再用这种强调跟我讲话！您在侮辱我……可您竟敢侮辱我，您变得粗鄙不堪了，玛蒂尔德，我拒绝同您对话”[7]。玛蒂尔德看到他办公室的门开着，意识到他大吵大嚷是为了让大家都听得见，让大家都明白玛蒂尔德在电话中用不堪的言辞辱骂雅克。 蒂博和女友丽拉的交往也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蒂博在自己家附近见了丽拉几次就被她吸引住了，他在酒吧里盯着丽拉不停地看，两人喝了几杯酒居然就热吻起来。缺乏相互了解的闪电般的热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他很快便与她的矜持、她的距离、她的冷淡发生了抵触。”[8]作者使用的“抵触（se heurter）”一词耐人寻味，这个词可以形容三种不同的语境：一、色彩等方面形成的强烈对比；二、针锋相对的态势；三、交流过程中的格格不入。显然，我们从第三重意思去理解才更为客观，作者想要强调的正是蒂博与丽拉心理上的隔阂。两人只是在床上发生关系，一下床，两个人就形同陌路。两人之间的距离还体现在丽拉凡事都要对他说谢谢。去餐馆吃饭要谢谢，去睡觉要谢谢，去度周末要谢谢，做爱时也要谢谢。当他给她打电话时，她也要说谢谢。当他担心她，问她身体怎么样时，她也要谢谢。当他说自己爱上她了，丽拉反应出奇地强烈，大声说了“不”。甚至两人分手时，她还是很有礼貌地说了谢谢。
玛蒂尔德和蒂博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读者自然很期待两人的轨迹会最终交汇。终于，在地铁站里，玛蒂尔德不小心踢到了蒂博的包和手提箱，而蒂博忍不住骂了几句，作品的最后竟是以这种方式安排了两人的邂逅。两人上了车正好面对面坐着，玛蒂尔德却不敢正眼看对方，蒂博则觉得这个女人很吸引他，他在人群中“寻找那个女人，寻找她那焦躁不安的眼神，寻找她那金色头发。……他感觉那个女人的脸不知不觉在动，即使什么都没有动，任何东西都没有动，但那张脸却变成了一脸的惊愕或无奈。”[9]有道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他甚至还觉得这位女人和他一样的疲惫不堪，和自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大团圆结局。车到站后，玛蒂尔德很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蒂博继续被密集而无序的人流裹挟着。玛蒂尔德和蒂博在还是擦肩而过，好似两条笔直的平行线，各自在生活的轨道上运行。唯一的交集是她踢到了他的药箱，他捡到她的画片随手扔进垃圾箱里。维冈的描写很细微，两位主人公的身体没有交集，可心灵在交集，他们的迷茫、困惑、孤独都在交集。玛蒂尔德、蒂博、你、我和他们，每个都市人都在交集，可这份交集卑微又弱小，“什么都没有，除了虚空之外什么都没有，或许有这么一点火光，转瞬之间便熄灭了。”[10]
作者通过以上三组人物的互动向我们演绎了同事、恋人以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的人类关系，这三种形式的关系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社会空间网络。三组关系均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麻木与陌生，交流变得极其困难。冷漠成为一种没有被认真对待，随着时代而发展的“恶”。社会组织进化到哪里，它就跟着渗透到哪里，就像物质世界的“熵”一样增加，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完结之前世界就将是一片死寂。
三、《地下时光》中的个体空间
小说的个体空间可以看作是作家处理人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结果。《地下时光》中的两位主人公有着相似的个体空间，都是无助，迷茫而虚无的。维冈通过构建这些特点鲜明、带有相同情感基调的个体空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思想空虚，精神异化的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玛蒂尔德凌晨四点钟迷迷糊糊地醒来，搞不清自己处在梦境之中，还是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她觉得身子死沉死沉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她每周一起床的时候都感到浑身无力，还没干活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起床后把床单抚平，把被褥的四个角叠好，动作既迟缓又笨拙，每做一个动作之前都得想一想怎么做才更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她总是担心忘记拿东西，每天关房门的时候，一定要把手伸进包里，摸到金属物件才放心。只有淋浴的时候才感到舒适，才觉得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维冈生动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日常起居生活，形象地展示了她的迷茫和空虚，同时也为这样的个体空间贴上人物特征的标签：
在这几个星期里，她想象过所有的一切。想象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想象过最好的和最差的。想象过自己成为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在地铁和轻轨转乘通道里，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突然爆炸，摧毁了一切，把她炸飞，身体四分五裂，抛向清晨人流密集的车站的各个角落，稍后，有人发现了她的绣花裙的碎片和她的地铁卡。或者，她摔坏了脚；或者她傻乎乎地走在本该绕开走的滑腻的地方，或走在光滑的大石板地上，摔了一大跤；或者没及时踏上滚动楼梯，摔倒在地，腿给卡住，让消防员来救，被打上夹板，钉上钢钉，在医院里躺好几个月；或者大白天被一伙不认识的人给错误的绑架了。[11]
这一段文字既有对客观空间的描写，也包含了对人物心理空间的刻画。玛蒂尔德无疑是这个整体空间的主宰者，我们看到她被塑造成一位不知所措、迷茫孤独的人物。作为中年妇女和单亲母亲，玛蒂尔德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事业和家庭上。然而，公司的冷暴力让她深陷无聊的琐事当中不能自拔，即便是在家里也总是感觉到孤寂和不安。雅克态度的转变让他们无法沟通和交流，她的精神受到创伤，整日想入非非，这一切都映衬出人物压抑和迷茫的内心世界。在这里，行为者的个体特征主导了这个空间的基调，玛蒂尔德异化的行为和思绪为自身的个体空间打上了荒诞的烙印。
作者在描写蒂博的个人生活时，用了更多的篇幅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蒂博那充满矛盾的意识流形成了其独特的个体心理空间。小说中，他与女友的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内心活动展示给读者的，因为平常他和丽拉之间并没有太多直接的互动。尽管他对女友一往情深，却始终得不到爱的回应，两人的交往始终伴随着无声的隔膜，这使得蒂博愈发孤僻和困惑。最后，陪伴他的只剩下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
这几个星期里，他观察人们，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站立姿势、服装品牌、皮鞋式样。他仔细地观察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心里在想丽拉是否会爱上他们中的一个人。而他，如果他更加英俊，更加高大，更加优雅，更加能说会道，更加盛气凌人，她会爱上他吗？[12]
上述引文描绘出蒂博内心的迷茫，我们可以看出，蒂博的内心独白都是围绕他和丽拉展开的，混乱的思维中透露着深深的孤独。蒂博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一开始，他很怕失去丽拉，想留住丽拉。然而，经过了爱情长跑，“他明白了，他俩之间什么也不会存在，不会有所进展，不会有任何结果；他明白了，他俩将只能是停留在拥抱亲吻的松软的表层上，凝滞不动而已。”[13]他很沮丧，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离开丽拉，然而分手之后反而陷入到更大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四、结语
维冈很有才华，她的语言充满力量，虽未使用太多新鲜词汇，却把人物塑造地真实可信，带着地地道道的现代气息，大都市在她笔下成了一堆五光十色的玻璃碎片：尖锐、杂乱、耀眼。事实上，维冈对现代都市中的种种社会现象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小说也正是她用客观的笔调针对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况所写就的纪实报告。小说对三种类型的空间的解读正是现代都市社会的缩影，而通过对以上三个空间的建构，作者表达了对现代人麻木与冷漠的讽刺和同情。读者或许会在两位主人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的痛苦或许也同样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我们的痛苦：孤独、冷漠、迷茫和煎熬。
之所以说作者的文笔很客观，是因为我们仔细阅读下来，发现她在整部作品中并没有过多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换言之，维冈刻画了现代都市生活，却没有对这种生活做出评价。显然，作者勾勒出这样荒诞的生活，并不是要提供一个时代忠实的历史画卷，也不是为了评判它“好”还是“不好”。作者的目的，是要提请广大读者发现并思考城市人存在的意义。小说极具现代意识，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人文情怀。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是透过想象人物的角度对于存在的思考。”[14]“小说不是作者的自白，而是对置身于成了陷阱的世界中的人的生活的探索。”[15]由此可见，《地下时光》符合昆德拉关于小说概念的界定，或许这正是小说获得青睐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人的问题，却不曾给出答案，答案蕴含于问题本身。维冈通过玛蒂尔德和蒂博的艺术形象来诚邀广大读者反思现代城市人的生存境况。
【注释】
[1]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417.
[2]Henri Levi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 p.26.
[3][4][5][6][7][8][9][10][11][12][13][法]德尔菲娜·德·维冈.地下时光[M].陈筱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55，75，59，63，8～9，185，149，112，232，233，31.
[14][15]Milan Kundera， L’art du roman， op. cit. ， p. 102. 笔者转引自徐真华、张弛.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