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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的重要步骤。而产能过剩则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我国的产能过剩是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矛盾的某种表现，但从根本上说是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深入挖掘《资本论》中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对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寻找治理产能过剩的路径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产业组织 产业结构 产能过剩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34—0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态度，构想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刻解剖的同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基于劳动价值论建立起一种审视市场经济的独特语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仅以产能过剩问题为例进行说明。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解释。一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讨论商品时提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被学者广泛认定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八章中马克思在讨论“级差地租理论”时提及：“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被认为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问题日渐突出。但实际上，产能过剩并不是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后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态”性的“老”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化解已有的产能过剩，规避新的产能过剩，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产业中高端水平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产能过剩是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矛盾的表现形式，但从根本上说，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的结果。因此，《资本论》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寻找治理产能过剩的路径具有深刻的启迪。
一、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理解
由于《资本论》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两种解释，我国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理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两种含义，魏埙和谷书堂最早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界区，而对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价值创造，学界还存在不同观点：一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创造。逢锦聚通过研究发现，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的创造，因为其参与价值实现，这是价值决定的重要前提，因此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尽管短期造成价格变化的可能是市场的供求，但在长期，仍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姜启渭运用《资本论》中的四个论据证明马克思理论中“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并全部参与价值的创造。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社会总需求的劳动，是真实且未被浪费的劳动，因此是创造价值的。二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创造价值，价值创造仅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卫兴华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第二种时间决定价值或两种时间共同决定价值。他认为，当商品产量小于社会需求时，则不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只能由供求关系决定；当商品产量大于或者等于社会的总需求时，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综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创造价值。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一种含义，但在这一种含义的理解上又存在分歧：胡寄窗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存在“两种含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会因为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陷入价值形成或决定的二元困境。宋则行同样认为只存在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家讨论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种含义，就是“在某种商品供求总量一致前提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价值，而供求的不一致，只能导致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高红阳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表述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把社会上不同类型的具体劳动同质化，考察对商品价值的关系，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表述则同具体劳动相关联，它直接受到社会需要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量的影响。两种表述只是层次不同，但內涵一致。
第三种观点认为存在多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朱沁夫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分为工人生产满足自身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整个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的总劳动时间和满足社会总需求的劳动时间这三重含义。而胡培兆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部门生产同种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部门内符合社会总劳动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行业中产业结构平衡要求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世界市场上的全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四重含义。
应当说，上述认识对于深入理解《资本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是否存在以及怎样理解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的研究，不能止于概念层次，还应该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角度来加深认识。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而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即资源配置，集中表现为劳动时间的配置。劳动时间的配置表现为两个紧密联系的层次，一是表现在同行业，即生产同种商品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现代的产业组织，此时商品交换的基准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是表现在不同行业，即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聚合体——产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现代的产业结构，此时应遵循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各种产品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应该同社会要求其应该使用的劳动时间一致起来，即实现资源配置的供求数量及结构均衡。所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深刻阐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两个不同层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扩大了这一矛盾，并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按比例地分配社会总劳动的要求只能通过同行业、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即“试错-改错”循环的方式来实现，并使生产相对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从“错配”到“正配”，背后起作用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挥市场主体的独立作用，必须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客观存在。虽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冲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但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依然存在，并集中以产业组织扭曲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相对过剩（包括静态的，以库存、积压形态存在的产品过剩；动态的，以生产能力形态存在的产能过剩，两者可以统称为产能过剩）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马克思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概念，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却深刻描述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问题。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资源在同行业内部配置的经济规律，表现为资源配置微观层面，其错配会造成产业组织扭曲，导致同种产品的产能过剩；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资源在不同行业配置的经济规律，表现为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其错配会引起产业结构失衡，导致整个社会的产能过剩。
二、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与产业组织扭曲
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即“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从企业供给角度，刻画了微观层面的产业组织问题。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假设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量为M，马克思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私人的个别劳动时间：在同行业中，对于生产力水平高的生产者，生产率水平高，则生产同种产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少，当小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交换会产生超额经济利益M ，对这部分生产者而言，私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为M高=M M ；对于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生产率水平低，则生产同种产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多，当多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私人劳动不能得到全部承认，因而不能转化成价值，在商品交换中会损失M-，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私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为M低=M-M-；对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一致的生产者，私人劳动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其私人劳动创造价值M。
马克思运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刻画了同行业内企业的个体行为，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的生产行为，属于产业组织问题。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围绕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展开，其错配则会引发产业组织扭曲，导致产能过剩。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错配引发的产业组织扭曲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方面，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于平均的生产条件，平均生产条件对行业内部的生产者自身就是一种激励，马克思认为“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商品生产者为了缩短私人的、个别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超额经济利益M ，进行激烈竞争，势必会提高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缩短，商品的价值量下降，商品生产者原有的M 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的生产者甚至会出现亏损，由于存在退出时滞或退出壁垒等因素，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不能及时退出，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在行业内滞留，这些企业长期停滞生产就形成所谓的“僵尸企业”，扭曲产业组织，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商品不会完全按照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出售，这是因为完全竞争市场几乎不存在，供需平衡只是市场期待的最优结果。若商品高于价值出售，生产力低的生产者也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生产者都会选择扩大生产，当市场上同类产品过多时，供给必然远大于需求，出现过度竞争，集中度降低，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若商品低于价值出售，生产力高的生产者也可能出现亏损，在生产力不能迅速提升的情况下，行业内多数企业选择退出，退出存在时滞和壁壘，也会引发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
三、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与产业结构失衡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2，是“在现行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应该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其合理配置可以实现供给与需求数量及结构均衡。在某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若生产该种产品所使用的全部劳动时间与社会要求其应该使用的劳动时间相同，T1*Q=T2，即生产该种商品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那么该产品供求均衡；若生产该种产品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少于生产满足社会需要商品应该使用的劳动时间，T1*Q2，即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少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该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将会使得从事该种产品生产的行业可以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若生产该种产品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多于满足社会总需求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Q>T2，即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多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该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跌将使该行业面临亏损，大量产品卖不出去，引发产能过剩和资源配置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和要素流动的时滞，供求均衡是偶然的，而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则是经常的，因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错配成为常态，从而导致在特定时点上应该增加生产的领域可能供给不足，应该减少生产的领域反倒供给过多，不同行业比例关系被破坏，产业结构被严重扭曲，进而造成社会总供给数量与结构双失衡。鉴于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是广泛而深刻的，在重大技术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企业及其所在的行业都幻想可以在既定的价格下可以生产任意的产量，在市场出清之前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也就成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常态”中的常态，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也就超越了同行业竞争的层次在全社会被放大了。
在我國市场经济中，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引发产业结构失衡及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因素。由于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当地的GDP有直接联系，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地方官员会设计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投资，这种政策设计往往是偏向某些行业的，从而导致这类行业进入壁垒过低，大量企业涌入，多种要素流入该行业，造成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失衡。二是过度竞争与企业退出的时滞性。一般而言，“蓝海”变成“红海”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渐变过程，当为数众多的企业发现行业供给能力已经远远高出社会总需求时，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远大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想“急流勇退”可能不仅在时间上来不及，高昂的退出成本也成为退出的巨大障碍。大量亏损企业不能及时退出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三是供需结构性过剩。在供给侧，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生产者为获得超额利益不断地增加同质产品的生产，由于生产惯性等因素，往往忽略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生产者则既无创新的动力，更无创新能力，而对模仿型的竞争乐此不疲。在“排浪式、模仿型”消费阶段，这种供给状况尚可维系，供给与需求维持着表面的均衡。但随着“排浪式、模仿型”消费模式的终结，低端供给过剩的问题就会迅速暴露出来。这正是我国现阶段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的根源所在，也说明我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四、结论与建议
鉴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的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未来社会”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通知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的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的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经过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用它们最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全面实施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从而防止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进而有效规避产能过剩的基础和条件。相反，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及其引起的产能过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殊之一，就是国家要在经济生活中有效扮演好调控者或干预者的角色。这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内生出来、公有制经济的派生职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有效配置资源，治理及规避产能过剩是社会主义国家固有职能。国家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和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
实施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既要防止垄断，更要防止过度竞争，有机结合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的“他组织”这两种力量，从化解和预防两个方面入手，既要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内的企业并购重组，又要在进入障碍、退出门槛、技术标准、质量规范等方面实施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防止产能过剩死灰复燃。
实施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以适应现阶段新的需求结构，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既要“消解旧供给”即减产能、减库存、减杠杆、降成本，又要“创造新供给”，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第一、二、三产业间的协调发展，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健康养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有效治理和规避产能过剩，除了实施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更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同时不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立健全有效治理和规避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责任编辑：韩海燕
关键词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产业组织 产业结构 产能过剩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34—0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态度，构想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刻解剖的同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基于劳动价值论建立起一种审视市场经济的独特语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仅以产能过剩问题为例进行说明。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解释。一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讨论商品时提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被学者广泛认定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八章中马克思在讨论“级差地租理论”时提及：“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被认为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问题日渐突出。但实际上，产能过剩并不是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后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态”性的“老”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化解已有的产能过剩，规避新的产能过剩，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产业中高端水平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产能过剩是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矛盾的表现形式，但从根本上说，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的结果。因此，《资本论》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寻找治理产能过剩的路径具有深刻的启迪。
一、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理解
由于《资本论》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两种解释，我国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理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两种含义，魏埙和谷书堂最早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界区，而对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价值创造，学界还存在不同观点：一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创造。逢锦聚通过研究发现，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的创造，因为其参与价值实现，这是价值决定的重要前提，因此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尽管短期造成价格变化的可能是市场的供求，但在长期，仍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姜启渭运用《资本论》中的四个论据证明马克思理论中“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并全部参与价值的创造。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社会总需求的劳动，是真实且未被浪费的劳动，因此是创造价值的。二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创造价值，价值创造仅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卫兴华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第二种时间决定价值或两种时间共同决定价值。他认为，当商品产量小于社会需求时，则不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只能由供求关系决定；当商品产量大于或者等于社会的总需求时，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综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创造价值。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一种含义，但在这一种含义的理解上又存在分歧：胡寄窗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存在“两种含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会因为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陷入价值形成或决定的二元困境。宋则行同样认为只存在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家讨论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种含义，就是“在某种商品供求总量一致前提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价值，而供求的不一致，只能导致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高红阳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表述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把社会上不同类型的具体劳动同质化，考察对商品价值的关系，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表述则同具体劳动相关联，它直接受到社会需要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量的影响。两种表述只是层次不同，但內涵一致。
第三种观点认为存在多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朱沁夫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分为工人生产满足自身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整个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的总劳动时间和满足社会总需求的劳动时间这三重含义。而胡培兆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部门生产同种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部门内符合社会总劳动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行业中产业结构平衡要求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世界市场上的全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四重含义。
应当说，上述认识对于深入理解《资本论》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是否存在以及怎样理解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的研究，不能止于概念层次，还应该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角度来加深认识。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而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即资源配置，集中表现为劳动时间的配置。劳动时间的配置表现为两个紧密联系的层次，一是表现在同行业，即生产同种商品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现代的产业组织，此时商品交换的基准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是表现在不同行业，即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聚合体——产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现代的产业结构，此时应遵循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各种产品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应该同社会要求其应该使用的劳动时间一致起来，即实现资源配置的供求数量及结构均衡。所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深刻阐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两个不同层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扩大了这一矛盾，并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按比例地分配社会总劳动的要求只能通过同行业、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即“试错-改错”循环的方式来实现，并使生产相对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从“错配”到“正配”，背后起作用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挥市场主体的独立作用，必须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客观存在。虽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冲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但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依然存在，并集中以产业组织扭曲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相对过剩（包括静态的，以库存、积压形态存在的产品过剩；动态的，以生产能力形态存在的产能过剩，两者可以统称为产能过剩）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马克思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概念，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却深刻描述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问题。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资源在同行业内部配置的经济规律，表现为资源配置微观层面，其错配会造成产业组织扭曲，导致同种产品的产能过剩；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资源在不同行业配置的经济规律，表现为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其错配会引起产业结构失衡，导致整个社会的产能过剩。
二、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与产业组织扭曲
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即“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从企业供给角度，刻画了微观层面的产业组织问题。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假设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量为M，马克思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私人的个别劳动时间：在同行业中，对于生产力水平高的生产者，生产率水平高，则生产同种产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少，当小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交换会产生超额经济利益M ，对这部分生产者而言，私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为M高=M M ；对于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生产率水平低，则生产同种产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多，当多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私人劳动不能得到全部承认，因而不能转化成价值，在商品交换中会损失M-，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私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为M低=M-M-；对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一致的生产者，私人劳动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其私人劳动创造价值M。
马克思运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刻画了同行业内企业的个体行为，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的生产行为，属于产业组织问题。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围绕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展开，其错配则会引发产业组织扭曲，导致产能过剩。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错配引发的产业组织扭曲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方面，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于平均的生产条件，平均生产条件对行业内部的生产者自身就是一种激励，马克思认为“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商品生产者为了缩短私人的、个别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超额经济利益M ，进行激烈竞争，势必会提高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缩短，商品的价值量下降，商品生产者原有的M 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的生产者甚至会出现亏损，由于存在退出时滞或退出壁垒等因素，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不能及时退出，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者在行业内滞留，这些企业长期停滞生产就形成所谓的“僵尸企业”，扭曲产业组织，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商品不会完全按照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出售，这是因为完全竞争市场几乎不存在，供需平衡只是市场期待的最优结果。若商品高于价值出售，生产力低的生产者也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生产者都会选择扩大生产，当市场上同类产品过多时，供给必然远大于需求，出现过度竞争，集中度降低，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若商品低于价值出售，生产力高的生产者也可能出现亏损，在生产力不能迅速提升的情况下，行业内多数企业选择退出，退出存在时滞和壁壘，也会引发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
三、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与产业结构失衡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2，是“在现行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应该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其合理配置可以实现供给与需求数量及结构均衡。在某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若生产该种产品所使用的全部劳动时间与社会要求其应该使用的劳动时间相同，T1*Q=T2，即生产该种商品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那么该产品供求均衡；若生产该种产品实际使用的劳动时间少于生产满足社会需要商品应该使用的劳动时间，T1*Q
在我國市场经济中，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引发产业结构失衡及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因素。由于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当地的GDP有直接联系，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地方官员会设计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投资，这种政策设计往往是偏向某些行业的，从而导致这类行业进入壁垒过低，大量企业涌入，多种要素流入该行业，造成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失衡。二是过度竞争与企业退出的时滞性。一般而言，“蓝海”变成“红海”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渐变过程，当为数众多的企业发现行业供给能力已经远远高出社会总需求时，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远大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想“急流勇退”可能不仅在时间上来不及，高昂的退出成本也成为退出的巨大障碍。大量亏损企业不能及时退出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三是供需结构性过剩。在供给侧，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生产者为获得超额利益不断地增加同质产品的生产，由于生产惯性等因素，往往忽略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生产者则既无创新的动力，更无创新能力，而对模仿型的竞争乐此不疲。在“排浪式、模仿型”消费阶段，这种供给状况尚可维系，供给与需求维持着表面的均衡。但随着“排浪式、模仿型”消费模式的终结，低端供给过剩的问题就会迅速暴露出来。这正是我国现阶段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的根源所在，也说明我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四、结论与建议
鉴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的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未来社会”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通知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的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的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经过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用它们最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全面实施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从而防止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进而有效规避产能过剩的基础和条件。相反，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及其引起的产能过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殊之一，就是国家要在经济生活中有效扮演好调控者或干预者的角色。这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内生出来、公有制经济的派生职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错配，有效配置资源，治理及规避产能过剩是社会主义国家固有职能。国家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和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
实施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既要防止垄断，更要防止过度竞争，有机结合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的“他组织”这两种力量，从化解和预防两个方面入手，既要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内的企业并购重组，又要在进入障碍、退出门槛、技术标准、质量规范等方面实施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防止产能过剩死灰复燃。
实施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以适应现阶段新的需求结构，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既要“消解旧供给”即减产能、减库存、减杠杆、降成本，又要“创造新供给”，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第一、二、三产业间的协调发展，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健康养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有效治理和规避产能过剩，除了实施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更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同时不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立健全有效治理和规避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责任编辑：韩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