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质疑，人们心中已形成的固定生活模式被打破，惯有的价值尺度、心理素质、家庭观念、工作热情等正潜移默化的发生着质的改变。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企业兼并”、“下岗”、“买断”等一系列新名词，面对社会转型，大批年龄在三十至五十岁间的中年人一夜之间不得不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这对他们来说不能不是痛苦和艰难的。经济冲击，社会转型，中西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冲击着国人原有的心理素质，使之出现抓狂式的恐慌。多价值标准、多文化交叉、多层次生活的混乱状态，是这个过渡时期的凸现特征。人们难以维持原有的平和、无需求的心理状态。由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的电视剧，讲述的是九十年代初一个老北京家庭的故事，它通过对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家庭的生活面貌的全景展示，揭示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无权无势又无金钱的小市民真实的、辛酸的生活状况。
　　
　　一、房
　　
　　张大民家的老房子可以这样形容：“像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包，捡起来还能吃，只是层次和内容有点儿乱了。第一层是院墙，院门是半米深的大坑，足有4平米。左边支着油毡棚，落满了蜂窝煤，右边支着一辆自行车，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自行车旁边还挂着几瓣儿紫皮蒜。蒜瓣儿底下搁着一个装满垃圾的油漆桶。张大民家的这个大坑叫——院子。第二层便是厨房了，改得不规矩，一头宽一头窄，像个酱肘子。这是汉堡包出油的地方。前后窗，左右墙，头顶上脚底下，全是黑的和粘的，怎么擦也没用。灯泡永远毛绒绒的，吊在电线上，像个长不大也烂不掉的瘪茄子。厨房的门槛不错，有膝盖那么高，水泥很厚，怪怪的像一道水坝。穿过厨房就进了第三层。客厅兼主卧室，105平米。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张折叠桌，一个脸盆架和几把折叠凳。后窗不大。朝北，光淡淡的，像照着一间菜窖。最后一层是里屋，6平米，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层床，猛一看像进了卧铺车厢一样。墙上没窗户，房顶上有个窗户，白光直着照下来，更像菜窖了。这个多层的汉堡包掉在地上，掉在城市的灰尘里，又难堪又牙碜，让人怎么吃它呢!”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像张大民这样的“家”，不仅在北京、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现在说起七、八十年代，必须要承认：那时的中国硬件设施太差，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中国从“一穷二白”起家，经过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阻滞，已经比中等发达国家不只落后了50年。像“住房”这样的基础生活设施缺乏的现象。在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中也普遍存在，如：交通、能源、医疗、通讯等方面。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但受中国传统“中庸平和”的思想影响，中国人不喜欢搞特殊，不愿意强出头，只要周围人的生活条件与自己一样，大家各安其分，就可以呈现出一种忍耐性并长久的持续下去。只要不出现激发火花的导火索，人们便可以压抑住不满情绪，在这种隐藏着火苗的平和状态下继续生活。
　　张大民家的冲突是以大民和三民的婚姻为导火线发生的。
　　大民结婚，把两张单人床摞成了一张是双层床：而三民结婚，是把大民一家和三民两对夫妻的双人床并成了通铺，中间隔了张三合板。难怪五民在老三的婚礼上会嘶声痛哭道“咱们家太憋了，喘不过气来”。“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你们杀了我我也不回去了。我自由了!……”有谁听不出这是长期积累的无奈和痛苦的爆发呢!
　　身为一家之主的张大民不想看着家里人受罪，尤其是有些神经质的母亲，他心痛。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变通的方法。“我把石榴树盖在房子中，让它从房顶中间穿过去。”“张大民的宫殿就这样落成了。床架子勉勉强强塞进去，放不下床屉，让石榴树挡住了。……他把床屉锯开，在两边各挖了一个半圆，往床架子上咋嚓一合，……”房子问题解决了，张大民和李云芳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了，小两口“欢欢喜喜”地经营起了二人世界。可是，一个中间隔了一棵大树的二人世界能叫真正的“家”吗?
　　生活中总是有许多不幸和无奈，因此。就有了张大民想改变环境的种种举动。他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总能让人看到希望，有了希望，人们就有了继续努力生活下去的勇气，而不是觉得自己不像个人。我们高兴，是因为看到了张家人不再为房子的事情憋屈：我们悲哀。是因为看到了主人公以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忍受着生活的不幸与不公。张大民以他的坚韧、忍耐、吃苦和乐观的态度，一个人独自承担着来自家庭的重担。我们也因他的“聪明才智”为张家人松了一口气——总算解决了。当我们被张大民盖房的喜剧行为逗得发笑的同时，不免会从心底产生丝丝凄凉之感。他的喜是凄苦的喜，只是小人物为追求勉强的生活无能为力的斗争。他喜欢“侃大山”，喜欢耍贫嘴。他的所有的痛苦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泄出来，他用苦涩的笑容宽慰着每一个家人的心，这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在无法选择生活空间、无力改变生存境遇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稳定平静生活的精神支撑。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平凡的人过着与张大民一样的悲喜交加的日子，重复着同样无奈但必须继续下去的生活。他们默默地的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写下传记，但他们在自己脚底踏下了结结实实的点，无数的点汇成了面。面上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恢宏的伟迹，若干年后却会被载入史册。
　　
　　二、钱
　　
　　结婚之前，张大民“根本就不花钱!除了买饭票，他连根冰棍儿都不买。不想花当然不要，不想要想花也不要。”“他对钱的珍惜是从骨子里来的，又渗到血管里去了。”吃碗馄饨。还要数个数、比大小。两人结婚后，钱先由李云芳负责，她也爱钱，可是爱得不深，钱也不知都逃哪儿去了；后来张大民篡权，把爱洒向每一个角落，像磁铁一样，一分钱一分钱又一分钱，纷纷被他吸过去嘬过去。等到有了儿子张树。境况大变。儿子要喝奶，还必须得喝“美国奶粉”才不拉稀：老婆要营养，鸡、鸭、鱼不行。还要王八来下奶。平凡又有缺陷的普通工人生活的更艰难了，对钱的需求使他格外的吝啬。生活所迫，使得他第一次由衷地体会到自己的无能，知道了自已没有本事。他想尽办法挣钱，却怎么也挣不够。“这个儿子要吃奶母亲想吃鸡腿儿父亲打算舔掉碗底儿的王八渣子的家庭。到底还需要点儿什么呢?”——钱，除了钱，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缺了。
　　网上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虽呈每年增长的趋势。但是贫富差距开始逐渐拉大，“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农民、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组 成的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提出的法国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中)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注：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越跑掉队的人越多。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增长与社会整体状况好转之间的同步因果关联已经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
　　由贫富问题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如：犯罪现象剧增、城乡差距拉大、民工返乡拥挤、义务教育难于实现等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并最终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隐患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协调解决贫富问题。及时返还拖欠民工工资、春运高峰期增开特别列车、组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集体培训等系列措施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的深化。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富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仍有一条艰难而长远的路要走，我国政府在已经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下，还必须审时度势，结合短期目标和政策，满足人们当前的基本需要。
　　中国省际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别(1986-1999)
　　资料来源：各省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年)，其他指标值系作者据此测算的结果。
　　
　　三、生活
　　
　　“张大民同志，我现在正式通知你，经车间领导研究决定，并报请厂长办公室批准。从即日起……您下岗了!”
　　靠工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的张大民同志就这样下岗了。半个月之后，北城一带的居民小区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身材短粗，满面愁容，用一个特制的网袋挎着一大堆暖壶。张大民过了北城逛西城，走了西城转东城，到处碰壁，遭人冷眼恶语。他心力交瘁却不得不继续厚着脸皮挨家挨户的敲下去。两个月只卖了十四个暖壶，他咬牙切齿，巴不得能把头塞进地缝，不为卖暖壶不受人好脸色。而是挣不到钱，养不活家人，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改革开放带来了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人民一时理解不了的企业破产、下岗等系列现象。突如其来的改革春风，犹如一道绿色屏障，遮蔽众人的眼睛，绝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却看不透黑洞洞的背后究竟掩藏了什么。机会的大门只向有准备的人敞开。改革开放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现的另一个可以让人一夜之间暴富的巨大机遇，每当历史交替时，必然会出现这一阶段的“弄潮儿”，而绝大多数人则会在彷徨与踌躇间继续为了生活而奔波。但是面对现实，不得不承认，那“第二次分配”式的经济制度已不再，它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业观念，很快会被社会淘汰。张大民只有改变他的就业观念才能适应这样变化的社会。面对生活，他必须作出决定：卖暖壶。虽然从最卑微的底层工作做起。却是张大民迈向新生活的第一步。这是一种新型的工作方式，这种行业没有生活基本保障，充满了风险性。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是混乱的市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被抛入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去了，对于常年习惯“大锅饭”的张大民来说，他不知道这样干下去到底有没有结果。因为此前周围没有一个人做过类似的工作，也许他甚至不知道为何要做这份工作，但他还是接受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张大民是个具有社会典型特征的小人物。他是不幸的。他不得不像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样生活在他的四方空间里：但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爱护他的母亲、了解并理解他的妻子、聪明可爱的儿子和一群越打越亲密的兄弟姐妹。张大民的性格特点集中在一个“贫”字上。他的所有作为人的特点以及面对家庭琐事显示出来的各种表情、动作，都是透过他的“贫”由内向外的自然流露，骨子里没有一丁点儿杂质。他不是善人，亦不是完人，他有普通人常有私心、吝啬、自卑心等，也有善良、热情，身为一家之长和一个丈夫、一位父亲的责任心、爱心。他看似有些窝囊，个子不高，“老婆1米68，儿子1米74，他1米61。……穿上鞋84公斤，比老婆沉50公斤，比儿子沉40公斤……看不见腿，基本上就是一个球。”再加上他嘴里常带有的跑出来就变了味儿的酸溜溜的说不出是幽默还是讽刺的北京腔儿，听得多了，谁都会烦。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有喜有忧、有说有笑、有自私也有宽厚、有许多无奈也有自嘲似的乐趣，他是一个艰难时也会感到满足的平凡的人，是一个真实的活着的人。
　　
　　四、新现实主义在剧中的应用
　　
　　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是社会价值观念和内心关怀以及行为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阶层”的崛起虽然构不成一股政治势力。但它却以强有力的参与方式介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从某一方面改变社会日常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但是，“农民、普通工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作家作品为他们的生活和利益进行书写，而与商业文化相和谐甚至构成合谋的市民、中产阶级群体，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正是围绕张大民这个普通老百姓成长经历中的烦恼。准确地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了疑问。“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见，经济与文化的不均衡或者说不一致性曾经初露端倪。这一点也曾受到质疑。比如李欧梵认为中国只有启蒙现代性而没有对其进行反思的审美现代性，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直言：‘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这种观点无疑出于统一社会观。建国后，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一度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经第一、二次转型后，这种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消解，文化不再简单地从属于或者对应于某种政治经济模式。”正是这种自由言论的社会环境给中国文人更广更多层次的创作空间，使其作品，无论文学或是影视上，都与发展了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向整体化、世界化方向发展。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创作特色在于：它将主人公，演绎成一个充满矛盾的、有缺陷的人：通过文学语言挖掘出主人公心灵深处的呐喊：它将文本的虚写同反映生活的实写，从内部融合起来。既真实的表现生活，又加入文学的喜剧幽默，使读者不是干巴巴的读生活，而是艺术性的欣赏生活、品味生活：它将主人公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背景之中，完成了历史与人性的交汇，达到了人性深度与历史深度的高度统一。这类写作手法和风格，已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和观众尤其是平民百姓接受，它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种以当下的社会生活、平凡的小人物，当下的复杂矛盾为描写内容的现实主义，这种融悲剧和喜剧因素为一体的现实主义，正是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文学，“只有把人们出自人性根基的人生抉择，与历史活动的整体流程动态地结合起来把握和描写，才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对‘描写生活本来面目’的审美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他们有自己的创作主体。并有相对稳定数量的观众群。可见，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新现实主义已经找到了它的一种新的写作方向，在这条前途光明的创作道路上，艺术家们定能够结出更多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