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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白鹿原》与‘关中模式’封建主义”一文所提到的，关中地区的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关中农村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明显，主要矛盾体现在农村的传统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
史诗巨著《白鹿原》以关中农村为视角，描述了中国近代转型的曲折过程。
在古代中国，县是最低一级的行政单元，县以下实行自治。辛亥革命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政府机构又向下延伸了1～2级行政单元。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县下设仓，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仓的官员称总乡约。仓下设保障所，大体相当于大队，保障所的官员称乡约。《白鹿原》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根据《白鹿原》中的介绍，一个乡约管十个族长。族长的管辖范围大体以自然村为基础，而乡约的管辖范围打破了自然村的界限，等于建立起了一个行政村的单位。这种转变影响深远，也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治理结构发生冲突。
现代国家建构与基层自治
在古代中国，县以下实行乡绅自治，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民同初年。在《白鹿原》中，基层自治主要体现为宗族自治。宗族立有族规，由宗族出面行使族权。处罚犯禁逾矩的族人是农村维持社区秩序的惯例和习俗，这种习惯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宗族也会针对公共问题，组织族人群策群力，共同解决。比如，族长白嘉轩组织族人共同应对白狼、大旱、瘟疫等，以及组建学校，为孩子们提供教育。
然而，传统社会的基层自治具有自发性和随意性，乡绅个人素质成为重要因素。如果乡绅乐善好施，那可能当地就比较和谐；如果乡绅为富不仁，那么地方的公共事务可能就比较落后。传统社会的基层自治主要是依赖权威的自治，而不是民众的自治。允许宗族施行私刑还可能导致族长滥用权力，为现代政府所不容。同时，公共防务等事项在现代国家也均交由政府管理。
行政单元的向下延伸，呼应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历史上中同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并无正式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省自治），但中央政令的畅达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山高皇帝远”的现象很普遍，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行政系统的绩效问题，是传统行政的痼疾。
在古代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的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作用。现代行政要求政策的执行力，也就是能把国家的政策很好地贯彻到地方，依靠的是一套制度化机制。现代国家建构就是要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个人。而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尚无法理解这种转变的意义，这种转变必然与旧有的基层自治发生冲突。公共支出的增加与税负矛盾
在传统的官僚制框架下，遵循“政府精简”的原则，即政府不承担大量公共事务，只是作为一个维持基本秩序的机构。中国传统治理所依赖的群体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正式领薪的官员，这部分人数量很少。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2622人，地方官13007人，武官7464人，共计约2.3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突破4亿，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万余人。
二是非正式的吏役群体，也就是正式官员的僚属，数量庞大。在清代，仅县级衙门，就有“千县30万吏”之说。
三是县以下的乡绅自治。乡绅主要是具有生员以上功名的人和退休官员。在古代中国，县级政府的设置很简单。在清代，知县属下的官员包括：
（1）知县助理官，包括县丞和主簿；
（2）书吏首领官，即典狱官；
（3）杂职官，包括负责巡检、邮政、税收、粮仓、水利等的官员。这些总称为知县的僚属官员，或胥吏。此外民国政府不仅增加了政府层级，把乡绅自治的范畴纳入政府管理之下，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的内设机构也随之增加。县级政府开始依照现代政府职能进行专业化设置，吏役群体成为了正式的公职人员。
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县行政长官的僚属向现代化建制过渡。该法令规定，县知事公署内设2—4科，称第一、第二、第j、第四科，每科科员二人至四人，技士至多不得超过三人。
此时还出现了一些署外行政机关。民国初年，除公款局之外，其他署外机关都称为所或公所，如劝学所、劝业所、警察所等。1923年以后，渐改所为局，如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劝业所改为实业局。其中，警察替代了传统的衙役。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首次公布了《县组织法》。1929年6月，国民政府重订《县组织法》。该两法奠定了国民政府县制的基本内容。根据《县组织法》，县设有若干局或科。局为县政府的外部行政组织。县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4局，必要时可设卫生局与土地局。科是县政府内部行政组织。县设1—2科，设1个科时称总务科或秘书科，设2个科时称第1科、第2科。各科置科长一人，科员2-4人。
政府规模的扩大便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的支撑，而公共财政来源于税收，这就必然加重民众的税负。其实在古代，吏役群体的收入虽然不是明确地由国家财政供养，但也多是经由潜规则把负担加到民众身上，只是比较隐蔽，民众的税痛感不强。税负加重时民众大多把矛头针对部分官吏，而非朝廷本身。
现代国家出于公共性的考虑，把吏役群体纳为公职人员，明确由国家财政供养，这使得名义的税收增加。中国古代的新王朝一般会减轻赋税，而民国政府一成市就加重赋税，导致了白鹿原农民的群体抗议事件。而且民国政府却自认为推翻了帝制、是人民的政府，对于加重赋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新的政府规模与现代化进程相呼应。然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赋税的增加必然导致农民的破产或反抗。新政府与民众的财税冲突构成了《白鹿原》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古代中国，知县一般是上面派来的，由于实行任官回避制，知县一般不是当地人。而胥吏则往往出身于当地，代表地方因素，有利于治理地方，这个群体也较为稳定，常常世代沿袭。在民国政府对于县制的改造中，胥吏开始向现代公务员演变，其地方性和任职的稳定性都有所减弱，对于本地的情感也有所减弱。这在《白鹿原》中进一步加剧了官民矛盾。
土豪劣绅进入行政系统
古代中国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即使是作为基层政权的县，其行政长官也多具有较高的功名。据统计，在1850年，在知县中，有正规功名者尚占到69.5%（进士占34.7%），纳捐进入仕途者占到19.4%，其他途径者占7%，不详占4.1%。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传统士绅群体开始瓦解，任官的途径更加复杂，土豪劣绅开始大规模进入县以下的官僚系统。在科举制下，纳捐依然有一定章法可循，并目.要在表面上服从儒家意识形态。而科举制废除后，这些约束不见了。据统计，1930年代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其中只有1人被认为“很规矩”，2人不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对首领”的却有8人之多。而民国时期鄂西7县12位权势人物，本人均无功名，中学、小学及教会学校毕业者各1人，私塾4人，略识文字者2人，文盲2人，不详1人，皆为靠武力或财力发迹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随着行政层级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的扩张，自然会出现人员的短缺；而且地方行政的现实与新式教育所传授的现代知识之间存在着隔阂，反倒是有钱有势者更容易获得地方权力。其二，科举取士不是简单的考录官员，其背后有一套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新的官员任命方式在实践中并未能贯彻以考录为主，自然会导致官僚队伍的庞杂。
在《白鹿原》中，乡约鹿子霖品性恶劣，总乡约田福贤有贪污嫌疑，这种状况就是对上述问题的反映。此外，随着帝国的解体，中央权威的削弱，军阀兴起、土匪横行，白鹿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军阀和土匪的骚扰。
总之，关中地区的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关中农村與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明显，主要矛盾体现在农村的传统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
史诗巨著《白鹿原》以关中农村为视角，描述了中国近代转型的曲折过程。
在古代中国，县是最低一级的行政单元，县以下实行自治。辛亥革命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政府机构又向下延伸了1～2级行政单元。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县下设仓，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仓的官员称总乡约。仓下设保障所，大体相当于大队，保障所的官员称乡约。《白鹿原》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根据《白鹿原》中的介绍，一个乡约管十个族长。族长的管辖范围大体以自然村为基础，而乡约的管辖范围打破了自然村的界限，等于建立起了一个行政村的单位。这种转变影响深远，也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治理结构发生冲突。
现代国家建构与基层自治
在古代中国，县以下实行乡绅自治，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民同初年。在《白鹿原》中，基层自治主要体现为宗族自治。宗族立有族规，由宗族出面行使族权。处罚犯禁逾矩的族人是农村维持社区秩序的惯例和习俗，这种习惯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宗族也会针对公共问题，组织族人群策群力，共同解决。比如，族长白嘉轩组织族人共同应对白狼、大旱、瘟疫等，以及组建学校，为孩子们提供教育。
然而，传统社会的基层自治具有自发性和随意性，乡绅个人素质成为重要因素。如果乡绅乐善好施，那可能当地就比较和谐；如果乡绅为富不仁，那么地方的公共事务可能就比较落后。传统社会的基层自治主要是依赖权威的自治，而不是民众的自治。允许宗族施行私刑还可能导致族长滥用权力，为现代政府所不容。同时，公共防务等事项在现代国家也均交由政府管理。
行政单元的向下延伸，呼应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历史上中同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并无正式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省自治），但中央政令的畅达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山高皇帝远”的现象很普遍，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行政系统的绩效问题，是传统行政的痼疾。
在古代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的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作用。现代行政要求政策的执行力，也就是能把国家的政策很好地贯彻到地方，依靠的是一套制度化机制。现代国家建构就是要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个人。而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尚无法理解这种转变的意义，这种转变必然与旧有的基层自治发生冲突。公共支出的增加与税负矛盾
在传统的官僚制框架下，遵循“政府精简”的原则，即政府不承担大量公共事务，只是作为一个维持基本秩序的机构。中国传统治理所依赖的群体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正式领薪的官员，这部分人数量很少。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2622人，地方官13007人，武官7464人，共计约2.3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突破4亿，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万余人。
二是非正式的吏役群体，也就是正式官员的僚属，数量庞大。在清代，仅县级衙门，就有“千县30万吏”之说。
三是县以下的乡绅自治。乡绅主要是具有生员以上功名的人和退休官员。在古代中国，县级政府的设置很简单。在清代，知县属下的官员包括：
（1）知县助理官，包括县丞和主簿；
（2）书吏首领官，即典狱官；
（3）杂职官，包括负责巡检、邮政、税收、粮仓、水利等的官员。这些总称为知县的僚属官员，或胥吏。此外民国政府不仅增加了政府层级，把乡绅自治的范畴纳入政府管理之下，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的内设机构也随之增加。县级政府开始依照现代政府职能进行专业化设置，吏役群体成为了正式的公职人员。
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县行政长官的僚属向现代化建制过渡。该法令规定，县知事公署内设2—4科，称第一、第二、第j、第四科，每科科员二人至四人，技士至多不得超过三人。
此时还出现了一些署外行政机关。民国初年，除公款局之外，其他署外机关都称为所或公所，如劝学所、劝业所、警察所等。1923年以后，渐改所为局，如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劝业所改为实业局。其中，警察替代了传统的衙役。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首次公布了《县组织法》。1929年6月，国民政府重订《县组织法》。该两法奠定了国民政府县制的基本内容。根据《县组织法》，县设有若干局或科。局为县政府的外部行政组织。县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4局，必要时可设卫生局与土地局。科是县政府内部行政组织。县设1—2科，设1个科时称总务科或秘书科，设2个科时称第1科、第2科。各科置科长一人，科员2-4人。
政府规模的扩大便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的支撑，而公共财政来源于税收，这就必然加重民众的税负。其实在古代，吏役群体的收入虽然不是明确地由国家财政供养，但也多是经由潜规则把负担加到民众身上，只是比较隐蔽，民众的税痛感不强。税负加重时民众大多把矛头针对部分官吏，而非朝廷本身。
现代国家出于公共性的考虑，把吏役群体纳为公职人员，明确由国家财政供养，这使得名义的税收增加。中国古代的新王朝一般会减轻赋税，而民国政府一成市就加重赋税，导致了白鹿原农民的群体抗议事件。而且民国政府却自认为推翻了帝制、是人民的政府，对于加重赋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新的政府规模与现代化进程相呼应。然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赋税的增加必然导致农民的破产或反抗。新政府与民众的财税冲突构成了《白鹿原》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古代中国，知县一般是上面派来的，由于实行任官回避制，知县一般不是当地人。而胥吏则往往出身于当地，代表地方因素，有利于治理地方，这个群体也较为稳定，常常世代沿袭。在民国政府对于县制的改造中，胥吏开始向现代公务员演变，其地方性和任职的稳定性都有所减弱，对于本地的情感也有所减弱。这在《白鹿原》中进一步加剧了官民矛盾。
土豪劣绅进入行政系统
古代中国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即使是作为基层政权的县，其行政长官也多具有较高的功名。据统计，在1850年，在知县中，有正规功名者尚占到69.5%（进士占34.7%），纳捐进入仕途者占到19.4%，其他途径者占7%，不详占4.1%。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传统士绅群体开始瓦解，任官的途径更加复杂，土豪劣绅开始大规模进入县以下的官僚系统。在科举制下，纳捐依然有一定章法可循，并目.要在表面上服从儒家意识形态。而科举制废除后，这些约束不见了。据统计，1930年代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其中只有1人被认为“很规矩”，2人不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对首领”的却有8人之多。而民国时期鄂西7县12位权势人物，本人均无功名，中学、小学及教会学校毕业者各1人，私塾4人，略识文字者2人，文盲2人，不详1人，皆为靠武力或财力发迹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随着行政层级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的扩张，自然会出现人员的短缺；而且地方行政的现实与新式教育所传授的现代知识之间存在着隔阂，反倒是有钱有势者更容易获得地方权力。其二，科举取士不是简单的考录官员，其背后有一套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新的官员任命方式在实践中并未能贯彻以考录为主，自然会导致官僚队伍的庞杂。
在《白鹿原》中，乡约鹿子霖品性恶劣，总乡约田福贤有贪污嫌疑，这种状况就是对上述问题的反映。此外，随着帝国的解体，中央权威的削弱，军阀兴起、土匪横行，白鹿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军阀和土匪的骚扰。
总之，关中地区的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关中农村與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明显，主要矛盾体现在农村的传统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