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传统戏曲和小说中，常见某位功臣或其后代在违法犯禁大祸临头的时候，拿出一块皇帝特赐的“免死金牌”，于是当场转危为安。那么，古代真有这种人间法宝吗？有，就是历史上的“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又名“誓书铁券”、“金书铁契”等，是帝王赐给功臣们世代保存，可以享受免罪特权的凭证，一般用铁板制成，以丹朱书写其上，故得此名。
　　据史料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书写丹书以赋特权的做法。《周礼·秋官·司约》有载“书于丹图”之事，汉代著名经学家郑玄说过：“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此旧典之遗言。”可见，这种特权证件在汉代以前确已有之。不过，真正意义上的丹书铁券，发明权应归刘邦。据《汉书·高帝纪》载：“又与功臣剖符作誓，金匮石宝，藏之宗庙。”这种铁券折中剖开，分为左右两块，左颁功臣，右藏内府，都要永久保存。如果功臣本人或其后代犯了死罪，取两半券合而为一，推念旧功，可获赦免。像为刘邦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等人，都曾获赐这种丹书铁券。这种具有免死效力并可传之子孙的铁券不同于一般契约，在颁发的时候要举行隆重的典仪，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来看，凡领取丹书铁券者都要郑重宣誓，其誓词为：“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看来不仅享有其好处，也有尽忠义务。
　　丹书铁券在汉代以后成为皇帝笼络功臣的很好手段，不过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南朝梁时变为“丹书银券”，隋朝又改为“金书铁券”，唐代又把“丹书”发展成嵌金，辽代则继续升级为“丹书金券”，变得越来越珍贵且不易造假了。
　　令人好奇的是，丹书铁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在《辍耕录》卷十九《铁武肃铁券》中有过记载：“形宛如玉，高尺余，阔二尺许，券词黄金相嵌。”清代诗人钱泳在其《履园丛话》中也有记述：“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溶钱而成，镂金其上者。”对照之下，虽然记载不尽一致，或许作者度量有误，但仍可认定是同一块铁券，是唐昭宗于乾宁四年派遣焦皇赐给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钱缪的，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实物。
　　自古谈丹书铁券，不能不提钱缪，他是五代时吴越国的建立者，出身于贫民家庭，唐朝末年，投奔到镇江董昌麾下。董昌任杭州刺史，组建八“都”，任他为都指挥使。乾宁二年，董昌头脑发热，占据越州之后，自称“大越罗平国王”，为收买钱缪，封之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明白这是胡闹，不受且致书劝阻：“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作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但董昌一意孤行。唐昭宗知道这一消息后，诏令钱缪为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乾宁三年，钱缪反戈击败董昌，占有两浙十三州之地，割据一方。为了褒奖讨逆之功同时也为笼络他，唐昭宗任其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封越王，并赐“金书铁券”。
　　这块“金书铁券”在钱缪手里握了三十五年时间，他有没有使用过这件法宝，不见历史记载。后来，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其后人钱俶向宋纳土，历时七十二年的吴越国亡。不过，钱氏虽然亡国，但他们仍然秘藏先祖遗留的铁券。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同样看重分赐功臣铁券的办法，于是用到了钱家的这件祖传之宝。据清代考据家凌扬藻在《蠡勺编》中说：“台州民钱大一，有家藏吴越王缪唐赐铁券。洪武初，太祖欲封功臣，遣使取其式而损益之。”朱元璋参考了它的样式，一次就制作出九十七块这样的免死牌，于洪武三年分赐功臣，为历代颁发这种特权凭证最多的一次。
　　丹书铁券真的管用吗？有关它的好处，明初大功臣徐达的儿子徐辉祖真正享受过一次。据《明史·徐辉祖传》载：“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大约如果没有这件传世之宝，这位徐家之后不可能只是削爵位关禁闭了事吧。
　　只是，丹书铁券并非福荫无边，所谓免死，既不包括谋反叛乱祸及社稷之罪，更要看皇帝是否愿发慈悲了。比如朱元璋诛杀的那些功臣如李善长、蓝玉、胡惟庸等人，无不持有他亲手所赐的丹书铁券，可是一旦龙颜大怒，这种免死金牌就变成了废铁一块。可见，在皇帝制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丹书铁券不是什么万能的护身符，所谓“免死金牌”，只是他们笼络功臣的一种高级玩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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