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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加林是《人生》的主人公,他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悲剧。他厌恶自身的农民身份,希望通过奋斗得到新身份,在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深受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的影响,最终以悲剧收场。
关键词:身份认同;高加林;自卑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47-02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身份是指自身所处的地位,它是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是被社会认可的凭证。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不乏对这类追求身份认同的人的描写,例如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雷尔,维•苏奈保尔《毕斯沃司先生的房子》中的毕斯沃司,他们都在追求属于自己的身份,尽管这些与当时的环境、时代不相协。《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是如此。
《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描写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追求城市身份,但最终被城市拒之门外,回归黄土地的经历。笔者试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方面分析高加林身份认同的悲剧。
一、种族
种族是指一个民族在生理学、遗传学意义上所固有的性格、气质、观念、智力等方面的文化倾向。高加林的种族基因与路遥极其相似。路遥是农民出身,家境贫寒,他的作品中有大量贫困、饥饿的描写,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冬天啊,你给这个饥饿的大地又平添了多少灾难和不幸。”贫困使人自卑地抬不起头来。“入学一月多来,我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一切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但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我自己知道,我的人格这样被践踏,并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正,仅仅是因为我贫困啊!……”贫困的折磨使人们渴望金钱,重视金钱。因此,在当时的农村流行着一种不良风气,认为金钱重于教育,刘巧珍冲她父亲叫嚷,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
路遥受过教育,才华横溢。贫困的自卑与拥有知识的自尊畸形地糅合在一起,折磨着他,使他变得异常敏感。作者将这种独特的情感不遗余力地注入到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而在高加林身上诸多矛盾体现得更为复杂。作为一名农村青年,高加林受过教育,聪明能干,希望凭借自己的本事成就一番事业。与其他村民相比,他有文化,但他身上也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复杂的身份使他变得虚荣。他去卖馍时,“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准备叫卖时“感到整个大地都在敛声屏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哎——!’啊呀,这是那么的难人!他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这些都在时刻提醒着他不愿面对的事实——“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企图摆脱或忽略农民身份,但现实总是在刻意提醒他。他为自己身为农民而自卑、痛苦、无奈。他厌恶农民这个“无知”的身份。
二、环境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本文所说的“环境”,主要是指人类环境中的社会文化氛围。
陕北地方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这些因素对于与之共生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种无形的制约。《人生》开篇就写到高加林发展受挫(民办教师被别人顶替),当时的他感到:“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我国农民历来背朝黄土面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从刚开始的顺从天意发展到后来的听从人意,这种传统意识使他——这位“非传统”的文化青年无法苟同,他拥有知识,相信知识,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知识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他感到生不逢时,无用武之地。
社会生活环境逼迫着高加林,他不甘贫穷守愚,不愿像父辈那样麻木、懦弱,一辈子拴在土地上,更不想将自己的才华、理想湮没在黄土中,他比以往更想转换自己的身份。农民身份使他感到自卑,甚至受辱,变得十分敏感,卖馍时遇到张克南,误会人家的好意,认为人家是在彰显城市人的优越感,便用刻薄的话让他的同学难堪:“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在村里人面前,他自信、积极进取,努力尝试做一些“农民身份”所不敢做的事——“卫生改革”,希望施展抱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乡土社会,作者每次描写高加林时,都会写到苍鹰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中飞翔,这种意象从侧面彰显他的雄心。但是农村人已习惯如此,一切新的事物会使他们感到害怕,无法接受“新”思想。例如刘巧珍刷牙得不到家里人赞同,反而被骂道:“不要脸的东西……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高加林的举动更是和自己“农民身份”不符,引来众人的嘲笑。
三、时代
《人生》的背景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农村改革正在起步,文明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气息悄悄渗透到乡村的角角落落,城市与农村扭曲地互动着,一些文学作品对此做了相关描写,例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差距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问题。城市经济发达,生活丰富多彩,轻松刺激的氛围使高加林式的农村青年好奇、向往。与此同时,城市的陌生、自身身份的自卑以及落后的传统观念使他们矛盾、痛苦。身为农民,他们却鄙视农民身份;追求城市身份,却无法被人认同。高加林去城里挑粪,被城里人骂:“这些乡巴佬,真讨厌!”这深深地伤害了高加林这样的农村人,在城里人眼中,农民竟是如此的不堪!“他鼻根一酸,在心里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高加林变得自哀自怜,对城里人身份既爱又恨。
终于,命运眷顾了高加林,他如愿以偿地进入城市,得到了朝思暮想的新身份,这使他如鱼得水,才华得到了施展的舞台。城里人看到他出色的表现,对他的新身份予以认同。高加林感到自己真的融入到了新身份给他带来的喜悦和满足之中。小说末了,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农村,所有的抱负都成为泡影,酿成了悲剧。
高加林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城乡差异,如果不是落后的农村风气,高加林不会急于摆脱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城里的不正之风,高加林也没有机会拥有城市身份,吞下不愿意吞下的恶果。
总之,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种族、环境、时代共同决定了高加林的命运,小说揭示了与高加林一样有知识的农村青年面对农民身份(种族)、社会(环境)、城乡差异(时代)时的无奈。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3).
[2]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刘小莉.一个青年奋斗者的悲剧——浅析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99,(01).
关键词:身份认同;高加林;自卑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47-02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身份是指自身所处的地位,它是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是被社会认可的凭证。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不乏对这类追求身份认同的人的描写,例如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雷尔,维•苏奈保尔《毕斯沃司先生的房子》中的毕斯沃司,他们都在追求属于自己的身份,尽管这些与当时的环境、时代不相协。《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是如此。
《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描写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追求城市身份,但最终被城市拒之门外,回归黄土地的经历。笔者试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方面分析高加林身份认同的悲剧。
一、种族
种族是指一个民族在生理学、遗传学意义上所固有的性格、气质、观念、智力等方面的文化倾向。高加林的种族基因与路遥极其相似。路遥是农民出身,家境贫寒,他的作品中有大量贫困、饥饿的描写,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冬天啊,你给这个饥饿的大地又平添了多少灾难和不幸。”贫困使人自卑地抬不起头来。“入学一月多来,我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一切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但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我自己知道,我的人格这样被践踏,并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正,仅仅是因为我贫困啊!……”贫困的折磨使人们渴望金钱,重视金钱。因此,在当时的农村流行着一种不良风气,认为金钱重于教育,刘巧珍冲她父亲叫嚷,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
路遥受过教育,才华横溢。贫困的自卑与拥有知识的自尊畸形地糅合在一起,折磨着他,使他变得异常敏感。作者将这种独特的情感不遗余力地注入到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而在高加林身上诸多矛盾体现得更为复杂。作为一名农村青年,高加林受过教育,聪明能干,希望凭借自己的本事成就一番事业。与其他村民相比,他有文化,但他身上也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复杂的身份使他变得虚荣。他去卖馍时,“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准备叫卖时“感到整个大地都在敛声屏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哎——!’啊呀,这是那么的难人!他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这些都在时刻提醒着他不愿面对的事实——“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企图摆脱或忽略农民身份,但现实总是在刻意提醒他。他为自己身为农民而自卑、痛苦、无奈。他厌恶农民这个“无知”的身份。
二、环境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本文所说的“环境”,主要是指人类环境中的社会文化氛围。
陕北地方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这些因素对于与之共生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种无形的制约。《人生》开篇就写到高加林发展受挫(民办教师被别人顶替),当时的他感到:“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我国农民历来背朝黄土面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从刚开始的顺从天意发展到后来的听从人意,这种传统意识使他——这位“非传统”的文化青年无法苟同,他拥有知识,相信知识,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知识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他感到生不逢时,无用武之地。
社会生活环境逼迫着高加林,他不甘贫穷守愚,不愿像父辈那样麻木、懦弱,一辈子拴在土地上,更不想将自己的才华、理想湮没在黄土中,他比以往更想转换自己的身份。农民身份使他感到自卑,甚至受辱,变得十分敏感,卖馍时遇到张克南,误会人家的好意,认为人家是在彰显城市人的优越感,便用刻薄的话让他的同学难堪:“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在村里人面前,他自信、积极进取,努力尝试做一些“农民身份”所不敢做的事——“卫生改革”,希望施展抱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乡土社会,作者每次描写高加林时,都会写到苍鹰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中飞翔,这种意象从侧面彰显他的雄心。但是农村人已习惯如此,一切新的事物会使他们感到害怕,无法接受“新”思想。例如刘巧珍刷牙得不到家里人赞同,反而被骂道:“不要脸的东西……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高加林的举动更是和自己“农民身份”不符,引来众人的嘲笑。
三、时代
《人生》的背景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农村改革正在起步,文明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气息悄悄渗透到乡村的角角落落,城市与农村扭曲地互动着,一些文学作品对此做了相关描写,例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差距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问题。城市经济发达,生活丰富多彩,轻松刺激的氛围使高加林式的农村青年好奇、向往。与此同时,城市的陌生、自身身份的自卑以及落后的传统观念使他们矛盾、痛苦。身为农民,他们却鄙视农民身份;追求城市身份,却无法被人认同。高加林去城里挑粪,被城里人骂:“这些乡巴佬,真讨厌!”这深深地伤害了高加林这样的农村人,在城里人眼中,农民竟是如此的不堪!“他鼻根一酸,在心里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高加林变得自哀自怜,对城里人身份既爱又恨。
终于,命运眷顾了高加林,他如愿以偿地进入城市,得到了朝思暮想的新身份,这使他如鱼得水,才华得到了施展的舞台。城里人看到他出色的表现,对他的新身份予以认同。高加林感到自己真的融入到了新身份给他带来的喜悦和满足之中。小说末了,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农村,所有的抱负都成为泡影,酿成了悲剧。
高加林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城乡差异,如果不是落后的农村风气,高加林不会急于摆脱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城里的不正之风,高加林也没有机会拥有城市身份,吞下不愿意吞下的恶果。
总之,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种族、环境、时代共同决定了高加林的命运,小说揭示了与高加林一样有知识的农村青年面对农民身份(种族)、社会(环境)、城乡差异(时代)时的无奈。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3).
[2]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刘小莉.一个青年奋斗者的悲剧——浅析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