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是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宏观调控力度，松不得、紧不得，需要采取稳健的政策。这里面有许多学问。
　　
　　宏观调控面临两难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更需要解决长期问题。当前，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改革需要很大努力。“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以及建立新的体制。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迎来了物价较快上涨、通胀预期加剧等多重经济难题。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九五”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已经喊了多年。成效不明显的症结，还是在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是像指令性计划那样非常具体，但是框架性的设计是必须要有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谈到改革时说，当前旧的体制还有很多遗留问题，用旧体制来推进转型，会出现类似“洋跃进”的局面，从而导致一些消极后果。
　　中国需要明白：通过改革，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根据过去的经验，制订一个好的规划没有解决所有问题，而怎么执行却是更重要。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从穷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这证明了以往采取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但这种改革方式并非永远正确。继续推进改革，不是短期就能顺利完成，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
　　
　　至少不要有硬着陆
　　政策趋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就会颇有怨言，这就需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保证开局之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至少不至于硬着陆。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进行海量贷款，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就难免发生破裂，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通胀率持续上升也会引起大众的不满。
　　采取紧缩措施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开始下滑，“半拉子工程”大量出现，房地产市场受到很大压力。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增长中，起了太大的作用，一动一静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让人担心的是，紧缩政策会引发地方财政问题，增加银行不良资产。
　　短期来看，刺激政策有较好的正面效果；长期来看，有一些负面影响。如何从中取得平衡？中国面临“两难”困境的症结，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在“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进出口顺差一下降，就造成了总需求不足。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种主要生产要素中，让人力资本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要想增加消费不太可能。
　　增加消费最为有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即所谓“白领”，他们收入增加，就能消费增加。只有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经济发展体制障碍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作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讲话中，胡锦涛50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省部级高官要在“加快转变”上下功夫、见实效。但是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抓什么。
　　从“九五”时期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么多年过去，没能够转变好。现在各种矛盾都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不得不改。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主要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这是过去从苏联引进的模式。确立市场经济的方向以后，这一模式事实上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相反还有所加强。
　　长期来看，投资驱动模式，必然会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失业率增加、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主要靠大规模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大规模投资，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一度面临危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向东亚国家和地区学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靠出口需求支撑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派生出来的。东亚国家为了提早实现工业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靠投资来推动。东亚国家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条件，用“出口导向”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20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到了上世纪50年代，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靠信息技术。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需要迎头而上。从早期靠投资和出口导向拉动增长模式，向技术进步、信息化增长模式转变，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需要把握住核心点。总结几十年的经验，过去成效不明显的症结在于：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体制性障碍有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三是财税体制方面问题；四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扭曲。
　　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新技术难以产业化、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而新技术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有些技术夭折在摇篮里，创新企业难以壮大，他们被叫做“小老头树”。
　　关键在于，应当鼓励创新和创业，创设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主要靠加工业发展支撑高速增长的沿海地区，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在一个技术上有突破，就会很快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
　　中国有很多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但令人失望的是，大部分企业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新技术，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比较艰难。中国既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机遇时，应当是我们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时期。
　　
　　产业转型要靠市场
　　中央强调发展方式转变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苏州、无锡、常州，在“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这些地方大多是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在境外，技术的溢出效应不可阻挡。在那些地方，本土企业发展三年，逐步进入研发创新过程，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省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是信息通信产业，二是电动汽车，三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广东有两个“短板”，一是没有核心芯片，二是液晶屏有问题。广东正在采取措施，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有些地方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提出有保有压，刚刚还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可能变成“压”的了。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是，通过各方面的改革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说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新的主体是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那么对于制度上的除旧布新，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各级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都加大了自己的作为。问题是需要分清：什么是政府应该“为”，什么是政府不应该“为”。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在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系、科研体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撑。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如果政府官员指定技术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直接确定投资项目，很可能导致投资的大量浪费。
　　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大、风险高，研发成果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加以支持。一般来说，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补贴，应当公开地招标、公正地评选，不能采取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办法，只让内定的企业中标。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最好补“需方”，而不是补“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