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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农村基础劳动力，城市的产业升级需要大量高层次人才。但是我国部分城市的人口政策陷入了矛盾对立的两面，对城市低收入外来群体整治排斥的同时，又通过各种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等手段吸引人才到城市。这样一种矛盾的政策选择，使本就紧张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继续拉大，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未尽其能，城市间发展的差距愈加拉大。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政策社会流动
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基础劳动力流入到城市的建设中;同时，城市产业升级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支持，人才引进成为当下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筹码，但是我国部分城市的人口政策陷入了矛盾对立的两面：一方面清理排斥城市的部分低收入者，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优惠吸引人才①。
一、人口政策与城乡分割的二元身份体制
城乡二元分割的身份体制一直是我国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特殊状况，也构成了人口政策实施的重要外部环境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城市秩序、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更好的管理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行政举措限制农民流入城市。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乡二元身份体制的定型，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前这种二元身份体制，极大地限制农民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身份体制受到了一定冲击，我国人口流动频率和范围不断扩大，人口的合理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到2018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间相差1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现有制度存在明显的抑制城市化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具有较大吸引力的超大城市的“落户”还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③。
二、污名化的低收入群体与夸大的人才“抢夺”
（一）、污名化的低收入群体
城乡二元身份体制将乡村居民排斥在城市发展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群体进入城市后，除少数乡村精英被城市群体和空间吸纳之外，由于户籍制度和文化资本的限制，绝大部分人主要从事城市产业的低端职业，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社会保障较弱、工作环境较差，当地城市居民一般不愿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较低。因此，这些职业的从业者被部分城市管理者或者媒体污名化，从而成为城市人口政策的清理对象。
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人口涌入，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给城市公共基础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原住民的幸福感，于是就转嫁到不断进入到城市的乡村劳动群体身上。因此这类群体往往被行政法规限制或排斥，如外来群体子女的入学问题，住房问题等。然而，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叠加，这种限制性的行政法规调控短板效应日趋明显，难以在维持城市承载力和保持城市活力之间实现平衡④。
被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吸引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朋友和亲戚获得就业机会，加之有限的收入和身份的认同，使得他们选择集中居住在城市的特定空间，如城中村、建筑工棚、老旧小区等，他们遵循家乡的传统习俗和社交规则，城市居民区的存在使他们的归属感更加疏远。但是，从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差，长期遭受破坏，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城市安全隐患更大。这是城市治理中困难而重要的领域，因此城市生活的外来乡村人口污名化变得更加严重，个别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媒体报道加重了污名化趋势。这样的污名化和对外来群体的偏见基本属于想象和偏见，“城市病”的治理更应该是政府改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而不是单方面对外来群体限制和排斥。
（二）夸大的人才“抢夺”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的发展需要集聚一定数量的高端人才。但是产业升级的同时部分城市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显现，需要通过引进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等年轻人口来改善和优化现有的人口结构。在此背景下，近几年来，为了更好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和促进城市人口结构优化，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多座城市纷纷通过降低落户标准、提供住房补贴、科研资助等措施吸引人才落户，城市人口政策也因此而呈现出对部分群体及其居住空间进行整治与人才争夺战并存的对立现象。
从2017年开始的的各城市为了引进人才出台的大量优惠政策不断改变着现有城市的人口结构和城际人才流动的格局，如：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就推出了赠送50%住房产权的激励政策，依据珠海市政府相关规定规定，珠海市认定的一、二、三类人才可选择与政府按各占50%的比例，申请购买珠海市共有产权房，连续工作10年后可无偿获赠政府所持有的50%产权⑤。此类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城市互相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也要看到在“抢人”大战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在被过度夸大的问题，出现了人才热和唯学历主义。
三、城市人口政策面临的困境
（一）城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加大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数量息息相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依据是现有的人口规模。城市政府通过提供各种补贴和降低落户门槛等手段，在短期内吸引到不少高学历的人才落户，但是短期内难以显著增加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更加严重的供需矛盾，本地人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外来人口，原住民与新落户人口之间的矛盾加剧。
（二）引进人才未尽其能，造成人才浪费
如果城市现有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匹配，各个城市通过优惠政策引进的人才将会难以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而选择离开。每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人才的需求也千差万别，如果像现在很多城市在人才大战中只唯学历、不看专业的来引进人才的话，人才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将会不断加剧，也会随之产生人才浪费现象。
（三）不同城市间发展差距拉大
利用行政手段调节城市人口结构，破坏了人口的自然流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城市间发展失衡的格局加剧。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状况、行政等级差异较大，使得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同一区域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推动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人才，而少数大城市利用自身的经济和区位优势来加速人才的争夺和集聚，势必会造成城市间发展失衡的格局将被不断强化。
四、结语
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好的政策和理念必须有与其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实施条件才能得到落实和实现。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正在逐步取消对于乡村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并将他们纳入城市发展的主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乡村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的不懈努力，需要实行非常慎重的社会政策，需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种类型的城市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陳鹏.开放与包容：落脚城市人口政策的价值指引[J].江汉学术，2019，38（02）：5-12.
[2]彭希哲.人口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5（06）：29-34.
[3]陈友华.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J].人口与社会，2019，35（04）：3-17+2.
[4]宋洁.基于城市功能疏解的人口政策调控—以北京市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2016，33（10）：50-53.
[5]“人才大战”背后焦虑：从“抢人才”变“抢人口”[EB/OL].（2018-05-24）[2018-06-01].http：//news.sina.com.cn/c/2018-05-24/doc-ihaysvix5143557.shtml.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政策社会流动
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基础劳动力流入到城市的建设中;同时，城市产业升级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支持，人才引进成为当下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筹码，但是我国部分城市的人口政策陷入了矛盾对立的两面：一方面清理排斥城市的部分低收入者，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优惠吸引人才①。
一、人口政策与城乡分割的二元身份体制
城乡二元分割的身份体制一直是我国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特殊状况，也构成了人口政策实施的重要外部环境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城市秩序、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更好的管理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行政举措限制农民流入城市。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乡二元身份体制的定型，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前这种二元身份体制，极大地限制农民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身份体制受到了一定冲击，我国人口流动频率和范围不断扩大，人口的合理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到2018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间相差1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现有制度存在明显的抑制城市化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具有较大吸引力的超大城市的“落户”还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③。
二、污名化的低收入群体与夸大的人才“抢夺”
（一）、污名化的低收入群体
城乡二元身份体制将乡村居民排斥在城市发展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群体进入城市后，除少数乡村精英被城市群体和空间吸纳之外，由于户籍制度和文化资本的限制，绝大部分人主要从事城市产业的低端职业，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社会保障较弱、工作环境较差，当地城市居民一般不愿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较低。因此，这些职业的从业者被部分城市管理者或者媒体污名化，从而成为城市人口政策的清理对象。
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人口涌入，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给城市公共基础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原住民的幸福感，于是就转嫁到不断进入到城市的乡村劳动群体身上。因此这类群体往往被行政法规限制或排斥，如外来群体子女的入学问题，住房问题等。然而，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叠加，这种限制性的行政法规调控短板效应日趋明显，难以在维持城市承载力和保持城市活力之间实现平衡④。
被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吸引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朋友和亲戚获得就业机会，加之有限的收入和身份的认同，使得他们选择集中居住在城市的特定空间，如城中村、建筑工棚、老旧小区等，他们遵循家乡的传统习俗和社交规则，城市居民区的存在使他们的归属感更加疏远。但是，从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差，长期遭受破坏，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城市安全隐患更大。这是城市治理中困难而重要的领域，因此城市生活的外来乡村人口污名化变得更加严重，个别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媒体报道加重了污名化趋势。这样的污名化和对外来群体的偏见基本属于想象和偏见，“城市病”的治理更应该是政府改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而不是单方面对外来群体限制和排斥。
（二）夸大的人才“抢夺”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的发展需要集聚一定数量的高端人才。但是产业升级的同时部分城市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显现，需要通过引进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等年轻人口来改善和优化现有的人口结构。在此背景下，近几年来，为了更好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和促进城市人口结构优化，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多座城市纷纷通过降低落户标准、提供住房补贴、科研资助等措施吸引人才落户，城市人口政策也因此而呈现出对部分群体及其居住空间进行整治与人才争夺战并存的对立现象。
从2017年开始的的各城市为了引进人才出台的大量优惠政策不断改变着现有城市的人口结构和城际人才流动的格局，如：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就推出了赠送50%住房产权的激励政策，依据珠海市政府相关规定规定，珠海市认定的一、二、三类人才可选择与政府按各占50%的比例，申请购买珠海市共有产权房，连续工作10年后可无偿获赠政府所持有的50%产权⑤。此类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城市互相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也要看到在“抢人”大战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在被过度夸大的问题，出现了人才热和唯学历主义。
三、城市人口政策面临的困境
（一）城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加大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数量息息相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依据是现有的人口规模。城市政府通过提供各种补贴和降低落户门槛等手段，在短期内吸引到不少高学历的人才落户，但是短期内难以显著增加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更加严重的供需矛盾，本地人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外来人口，原住民与新落户人口之间的矛盾加剧。
（二）引进人才未尽其能，造成人才浪费
如果城市现有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匹配，各个城市通过优惠政策引进的人才将会难以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而选择离开。每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人才的需求也千差万别，如果像现在很多城市在人才大战中只唯学历、不看专业的来引进人才的话，人才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将会不断加剧，也会随之产生人才浪费现象。
（三）不同城市间发展差距拉大
利用行政手段调节城市人口结构，破坏了人口的自然流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城市间发展失衡的格局加剧。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状况、行政等级差异较大，使得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同一区域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推动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人才，而少数大城市利用自身的经济和区位优势来加速人才的争夺和集聚，势必会造成城市间发展失衡的格局将被不断强化。
四、结语
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好的政策和理念必须有与其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实施条件才能得到落实和实现。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正在逐步取消对于乡村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并将他们纳入城市发展的主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乡村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的不懈努力，需要实行非常慎重的社会政策，需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种类型的城市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陳鹏.开放与包容：落脚城市人口政策的价值指引[J].江汉学术，2019，38（02）：5-12.
[2]彭希哲.人口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5（06）：29-34.
[3]陈友华.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J].人口与社会，2019，35（04）：3-17+2.
[4]宋洁.基于城市功能疏解的人口政策调控—以北京市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2016，33（10）：50-53.
[5]“人才大战”背后焦虑：从“抢人才”变“抢人口”[EB/OL].（2018-05-24）[2018-06-01].http：//news.sina.com.cn/c/2018-05-24/doc-ihaysvix51435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