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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乖女儿、难搞的同事、对坏男人毫无抵抗力的女人、难得的音乐天才—哪个才是真正的Amy Winehouse？在她去世一周年之际，《Q》杂志特邀William Shaw走访了她身边的人，也许只有他们了解Amy是怎样的一个人。
011年7月20日，27岁的Amy Winehouse在Camden’s Roundhouse举行的iTunes音乐节上最后一次公开亮相。3天后，她在自己的公寓里去世。
在这场演出中，教女Dionne Bromfield邀她上台合唱“Mama Said”。Amy懒散地走上来，嘴里嚼着口香糖，茫然地盯着照明灯，六神无主地走来走去。由于台上只有一个麦克风，所以她只能偶尔借用Dionne的麦克唱几句。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所注定，她的这次公开亮相似乎与以往有所不同。可以看出，她一直都在尽力保持精力集中，希望能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Dionne身上。但大多数时间，她依然很涣散。
被酒精夺走生命的音乐人不在少数。Amy是20世纪英国最优秀的音乐创作人之一，因为她身上兼具了当代女孩的桀骜不逊和传统音乐人的才华。那些复古的旋律和悲伤的歌谣，让人们得以重访摇滚乐诞生前的那个时代。在她的歌声中，有为爱情舍生忘死的执拗，有对道德标准的蔑视，也充斥着欲望和自我毁灭带来的快感，这一切都注定让她成为经典。
但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对她放纵的生活方式更感兴趣。也许对公众来说，这些东西更有意思，也更容易谈论。Amy一生仅发行了两张专辑，一张精致，一张惊艳；而她的现场演出有时让人陶醉，有时却很无聊。总之，她从未甘于平庸。
自从Boy George吸毒成瘾成为公众话题之后，人们对明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兴趣，以至于成了调侃话题，甚至拿到台面上也毫不令人尴尬。2007年，英国喜剧演员Russell Brand就曾公开对记者说：“如果她的肝是个house，那里面得有多少wine啊……”时光飞逝，Amy已经离开我们一整年了。也许我们应该整理思绪，抛开所有的戏谑语调，重新审视是什么让她名扬天下。正如之前说到的，她让我们对逝去的时光充满感激，同时还用戏剧化的方式，将自己的灵魂放在了一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地方。她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根本不理会，
Amy成长的音乐环境是令人羡慕的。她的父亲Mitchell Winehouse是个爵士迷，对Tony Bennett和Frank Sinatra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爵士歌手情有独钟，Amy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麦霸Sinatra”。在10岁的时候，Amy开始听像Billie Holiday和Dinah Washington这样的爵士女伶，同时也和其他女孩一样喜欢听流行歌。她和好朋友Juliette Ashby（Amy那首“Best Friends”里唱的就是她）还成立过一个组合，专门翻唱上世纪80年代美国说唱组合Salt-n-Pepa的歌曲。
Amy成为职业歌手的道路也很顺利。13岁时，她顺利拿到了Sylvia Young戏剧学校（The Sylvia Young Theatre School）的奖学金。在那里她认识了Tyler James（最近此人在参加“英国之声”的选秀），两人约会过一段时间（按照Amy自己的说话，两人属于“炮友”关系）。后来，Amy从伦敦表演艺术与技术学校（The Brit School）毕业，Tyler James还帮她把一张名为“Estrogenius”的歌曲小样递给了自己的经纪人Nick Godwyn。Godwyn当时在出品过《英国偶像》的娱乐公司19 Management工作，在听过小样后立刻决定和年仅16岁的Amy签约。由于未满18岁，Godwyn不得不申请她父亲Mitch的允许。“19 Management的人告诉我，Amy是个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说实话，我当时感到很意外，”Mitch说，“我知道她歌唱得不错，可从来不知道她还会自己写歌。”
起初，Godwyn和他的助理Nick Shymansky希望在向唱片公司推销这个小天才之前，先给她找准定位。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唱片公司听到Amy的小样后，决定主动来找她签合同。有趣的是，在见到Amy本人之前，唱片公司的人都以为她是黑人—因为一般来讲，白人歌手很少有如此有力而饱满的歌喉。
19 Management最终给她选择了百代唱片旗下的Island厂牌。这是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Island的人一直都给了Amy很大的创作自由。在录制第一张专辑《Frank》的过程中，此时已年满18岁的Amy通过不停的尝试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声音，并选择了曾与Nas、The Fugees、Ms Dynamite和Lisa Left-Eye（Lisa的“Black Party”一直是Amy最爱的歌曲之一）合作过的hip-hop制作人Salaam Remi打造这张处女作。
“Salaam Remi的要价很高，”Nick Godwyn回忆道，“再加上他人在美国的迈阿密，更给这次合作增添了不少难度。”但由于爱才心切，百代公司的高层亲自出面找到Remi，希望他能见见这个女孩。Remi回忆道，“Amy是个小个子的犹太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给我唱了‘The Girl From Ipanema’。她刚唱了第一句，我心里就做好了决定—不与她合作是我的损失。”在会面后，他和Island签了3张专辑的合约。
但令人头疼的是，所有天才在工作时都很不好搞，Amy也不例外。倒不是说她脾气有多大，而是她的创作效率极其飘忽不定。Nick Godwyn回忆道：“她特喜欢坐在游泳池旁边，边喝东西边发呆，一待就是好几天。我记得Nick Shymansky有次实在忍不住了，走上去问她录了几首歌了；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她连录音室都没去过。”
幸运的是，最终还得靠作品说话。和很多流行歌手不同，Amy不会把别人写好的东西拿过来直接用，即使是跟Remi这样的大牌制作人合作也不例外。以“Fuck Me Pumps”为例，当时Remi已经写了一半，而且是以男性角度写的，Amy拿到曲子之后，将这首歌改成了女性视角，彻底颠覆了Remi原本要传达的信息。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Shymansky也找过其他制作人，其中包括后来给Duffy录制过“Warwick Avenue”的Jimmy Hogarth。当时Hogarth还年轻，也没什么名气，19 Management安排他给Amy录一次音。“她当时迟到了，”Hogarth回忆道，“我也见怪不怪了，基本做任何事她都会迟到。（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Amy后来的丈夫Blake Fielder-Civil在监狱服刑期间，她就经常因为迟到而错过探监时间）。”即便如此，他依然对Amy赞赏有加：“我无法相信她才19岁，因为她无论唱功还是歌词写作上都太自信了。”
《Frank》这张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源自Amy的真情实感：当时她刚跟一个叫Chris的前男友分手，而专辑中那些关于爱情的感悟大多受这件事启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In My Bed”：这首节奏强劲却不粗暴的伤心情歌，将现代人对爱情的无奈表达得入木三分，而经典化的编曲方式更是平添了许多难以言表的敏感情绪。而另一首叫“What It Is About Men”的歌，则是来自她破碎的家庭。在这首歌里，她暗暗责备了Mitch Winehouse，她认为是父母离婚造成了自己对爱情的不信任。Mitch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很生气，可慢慢地他意识到，Amy对过去的释怀其实已超出了他的想象。与此同时，这首歌里不仅仅是对父亲的责备，Amy还对自己进行了反思：“我在恢复，我只想做自己的事情；即使爱错了人，我也不会在乎。”她在音乐中对自己内心就是这样毫无保留。“Amy痛恨爱情中的欺骗行为，”Mitch说，“所以她对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很坦诚。”这时的Amy还对真正的毒品避而远之，她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大麻和喝酒（而且还仅限于啤酒）。当时她还觉得，所有吸毒的人都是傻子。随着专辑上市的日期日益临近，Amy在音乐圈里也名声鹊起。Mitch说他曾经在Amy的一次演出时，在观众里看到了Annie Lennox。“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大的腕儿都来看Amy演出。”
2004年，一个叫Dale Davis的贝司手加入了Amy的乐队。后来他成了Amy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见到Amy是在排练室外，”他回忆道。“当时我就觉得这人太好玩了，一点都不无聊。后来在演出时验证了我的判断，Amy根本不需要太多花哨的包装，只要张嘴唱歌就能技惊四座。”
虽说如此，Amy并不是一个发挥稳定的歌手。Nick Godwyn记得有次演出时，Amy明显是喝多了，忘了歌词不说，唱得也含含糊糊，而且跟台下观众毫无交流。刚开始还挺好玩的，但一直这么下去观众就不买账了。而Amy也不示弱，因为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对别人的反应毫无兴趣。《Frank》收获了无数赞誉，Amy本人却很不满意，认为有好多首歌是公司逼她放进去的（比如“Amy Amy Amy”）。“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多次表达对唱片公司的不满，”Jimmy Hogarth回忆道，“她管Island唱片的人叫‘傻逼’。当时我就觉得，小姑娘，这下可有你受的了。”
除了专辑发行之外，此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改变Amy一生的事。2004年，她认识了Blake Fielder-Civil，瞬间母性情怀大发，迅速和他走到了一起。“Blake是我第二个男朋友，”她在两人拍拖后告诉记者，“我一见到他，就觉得这个家伙受到了不公待遇，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牵上他说：‘跟姐走！’”她说得没错，长期沉溺于毒品的Blake的确需要帮助；而Amy则幻想自己能够拯救这个堕落青年。用Nick Godwyn的话说：“Amy就是这种性格，她就是喜欢这种坏男人。”
正如《Frank》是关于Amy和前男友Chris的情伤一样，她的第二张专辑《Back To Black》也彻头彻尾的是关于她和Blake之间的恩恩怨怨。“Some Unholy War”就是一首唱给Blake的情歌，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毒品的受害者。这对于Amy的父亲来说，当然很难接受。“我觉得Blake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Mitch说。“他很享受毒品，也很享受在毒品中堕落的感觉，根本不值得可怜。”而Remi则看到了Amy这样做的理由：“她喜欢刺激的东西和人，更喜欢知难而上。她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她爱得太深。”
正如所有希望拯救混蛋的女孩一样，Amy成了牺牲品，Blake让她染上了毒瘾。
尽管受到了很多赞誉，但《Frank》这张专辑卖得并不够好，Amy拿到手的钱并不多。Mitch记得当时查女儿的银行账户时，里面只有3万英镑—这点钱对一个知名歌星来说真是少之又少。后来他发现，Amy根本没有商业头脑，动不动就给朋友搞大酬宾，有一次甚至以250英镑一场的“友情价”为朋友演出。因此，除非唱片公司在她录制《Back To Black》前就预付一部分薪酬，Amy照这么折腾下去就得卖房子了。想让公司预支钱，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让高层知道自己已经有现成的作品—可这对Amy来说是个大问题，她写歌的方式极其随意，从来不会按照专辑发行的顺序进行创作。
这种随意的态度也渗透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根据她后来的造型师Lou Winwood回忆，当时Amy家里除了CD和鞋是规整的，其他东西都堆在地上。“Amy不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做表面功夫，”在《Back To Black》里和她一起创作了“Wake Up Alone”的制作人Paul O'Duffy解释道，“她嘴上根本没把门的。”
Amy为《Back To Black》定下的主基调是“上世纪60年代的女孩组合”。“她非常喜欢那些女孩组合音乐中的绝望感，”O'Duffy说，“以及那种兼具黑人和白人音乐的和声与律动。通常我们说自己很喜欢哪支乐队，而Amy会说她很喜欢哪首歌。”专辑制作行进得非常缓慢，而Amy本人也开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体重开始急速减轻。每次拍照片前，她的助理总会很紧张地问摄影师上次见Amy是什么时候。有一次Nick Godwyn和Nick Shymansky去家里找她，发现她整个人都是垮的，而且在哭。两人当时试图送她去医院，但最终还是把她带到了父亲Mitch那里。“她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周末，就被Godwyn和Shymansky送去了戒毒所。可3个小时以后，他们俩自己回来了，因为Amy拒绝承认自己需要治疗，最终一气之下炒了Godwyn和Shymansky的鱿鱼。”除了毒品之外，Amy生活中的其他不顺心也渐渐浮出水面。先是一直疼爱她的奶奶去世，后来Blake甩了她并跟前女友复合。在Mitch看来，Blake跟她分手纯粹是觉得她没以前那么有钱了。 不过情感上的伤痛却为创作提供了灵感。根据Paul O’Duffy回忆，有一天他和Amy在录音室里工作，Amy突然要推翻本来写好的和弦。O’Duffy当时差点被气疯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Amy一言不发，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有骷髅女孩的头像，有心形图案，还有一个留着蜂窝头的女孩。终于，她对O’Duffy说：“我脑子里有东西了，咱录录试试。”接着就唱出了结构完整，曲调令人惊艳，歌词感人至深的“Wake Up Alone”，O’Duffy被彻底折服。
重新振作的Amy此时开始频繁飞往迈阿密，约见Salaam Remi探讨《Back To Black》的制作，并试图寻找潜在的合作音乐人。就是这个时候，她在纽约结识了这张专辑的另一位制作人Mark Ronson。两人谈妥之后，Ronson在一夜之间写出了《Back To Black》的钢琴部分，可第二天拿给Amy听时她并没表现出什么热情，但决定在纽约再待一个星期。最终经过长时间的磨合，Amy终于在一次录音中突然灵感爆发，将“Back To Black”一气呵成。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几天之内完成了多首歌曲的录制。
有一天，她和Ronson在纽约街头散步，便聊起了当时Nick Shymansky和Nick Godwyn带她去戒毒所的事情。Ronson当即做了一个后来看起来很重要的决定：把这件事写成歌。真不知道这俩Nick后来在广播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觉。
就这样，Amy和Ronson在两周内完成了6首歌的录制，而此时Ronson也逐渐开始了解Amy的过去。专辑发行之后，他有次去伦敦拜访Amy，两人居然在酒吧碰到了Blake。Amy当即要把专辑放给Blake听，并告诉他这张专辑是受他启发写出来的。于是Ronson拿出电脑，让Blake戴着耳机听了起来。“直到那一刻，我才切身体会到Amy这些灵感从何而来，”Ronson说，“那些歌词全他妈是活生生的情感啊！我完全不能想象自己经历这些事情。”
2006年11月，摄影师Jill Furmanovsky来到伦敦拍摄Amy在Union Chapel的现场演出。她告诉我们，虽然之前见过歌手上台前发怵，但她还是被Amy的紧张程度惊到了—她几乎是在发抖。但上台之后，她彻底放开了，完全沉浸在幸福里。她说观众群里有她爱的人，而这个人正是Blake Fielder-Civil。
造型师Lou Winwood回忆道：“当时她正在和另一个叫Alex Clare的男友闹分手，并决定跟Blake复合。她明显忘不了这个瘾君子。”父亲Mitch则告诉我们：“Blake在Amy最穷的时候离她而去，跟另一个女孩好了。现在也许是看到《Back To Black》给Amy带来了成功，这小子就又回来了。”
《Back To Black》的成功不仅给Amy带来了Blake，还给她带来了更多压力。与以往不同，此时人们对她的现场演出有了更多期待，并希望她每场都唱一些固定的“金曲”。Amy对此很反感，她不想总唱同样的歌，并开始拒绝报纸和电视台的采访。即使是万不得已必须做采访，她的行为也很奇怪。2007年8月，Amy在录制一次电视采访时慌慌张张地走进演播室，好几次都差点被地上的线绊倒。“很明显，她喝醉了，”Lou Winwood回忆道，“醉到完全看不清导播的提示—不过观众们似乎很享受。其实想想蛮讽刺的，她在‘Rehab’里老说自己不需要戒毒，不需要疗养，可现实是她的确需要。”
自从Amy和Blake复合之后，毒品基本成了两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唱歌则变得不那么重要。根据Mitch回忆，有一次Amy拿了别人8万英镑演出费，准备去德国演出。可到了机场后，她接了个电话就立刻回家了。“Blake让她别去，”Mitch说，“我早就跟她说过，这种瘾君子就是控制欲很强，到头来遭殃的还是Amy。”同年6月，Blake在Hoxton区因为聚众斗殴被逮捕。具体缘由是这样的：Blake的朋友Michael Brown因为喝多了闹事，被一家酒吧的老板James King赶了出去。过了几个小时，Blake和Brown一起回到酒吧把老板打成重伤。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但Blake的被捕却让他和Amy生活中最诡异的一面被公之于众：两年前还为经济状况担忧的Amy洋洋洒洒地甩出了3000英镑去保释Blake，而Blake自己身上也有2000多英镑；同时参与斗殴的Blake其他朋友们拿出了20万英镑贿赂Brown，希望不要把他们卷入这场官司。后来知情人透露，这笔钱其实是Amy的，而且根本没有经过她同意就被拿了出来。Blake进了监狱，本来大家以为这会让Amy冷静下来想想，可她却变本加厉：同年10月份，她在开往巴黎的列车经过伦敦滑铁卢站时试图跳车，原因是她不想去巴黎演出。最终这场合同纷争又让她损失了大约15万欧元。
2007年，Blake在出狱后与Amy闪电结婚，但两人却陷入了无休止的矛盾和打闹中。2008年1月，Amy被记者拍到和朋友一起吸食可卡因。这段视频后来被传到网上，警察还因此找她进局子喝茶。与此同时，她还跟Pete Doherty这样著名的瘾君子玩在了一起，两人还拍了一段古怪视频自己传到网上。在视频里，Amy和Pete在玩两只刚出生的小老鼠，Amy还极其神经质地对着老鼠唱道：“Blake，别跟‘妈妈’离婚，她真的好爱你啊！”Mitch Winehouse此时终于看不下去了，决定搬进来和女儿同住，希望能多少限制一下她的疯狂举动。
当年6月，Amy在家中晕倒，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医生认为是长期吸食可卡因和香烟，导致了她的肺功能衰竭。也许是这件事让Amy突然悟出了什么，她在2008年后半年突然戒毒了。而且根据Mitch的说法，她从此之后一直到去世，再没碰过毒品。但戒毒并没有让她的生命往好的方向发展。她得上了强迫症：比如不停地叠衣服、整理衣柜，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要是奥运会设一个整理衣橱比赛，她绝对能拿金牌。”Mitch苦笑着说。 2009年，Amy和Blake正式离婚。对于Amy来说，Blake在监狱的这段时间也让她习惯了独身生活。离婚后，她和Mitch父女俩搬到加勒比海上的圣露西亚岛上住了一段时间，试图远离伦敦的喧嚣与诱惑。脱离毒品的Amy却更依赖酒精。Paul O’Duffy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过她，说她“完全没有自制能力”。“她做什么都没有底线，”O’Duffy说。“一般人觉得头晕就不喝了，她不是。她非得把自己喝吐喝晕过去才罢休。”但即使是这样，Amy也有属于自己的平静时刻。Salaam Remi曾经去看过她，发现她其实一直在写歌。于是Remi把录音设备运了过去，两人在极其放松的状态写录了一些东西，但大部分都没有最终完成。
2011年5月，Amy即将开始多达12站的欧洲巡演。她在出发前先做了个体检，并计划在整个巡演中滴酒不沾—当然，这个规定在巡演开始后就被放弃了。谈到Amy当时的状态，贝斯手Dale Davis回忆说：“她遭受了太多折磨，因此恢复起来真的需要很大勇气。2011年初的时候，她貌似变得更积极了。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她对未来充满期待。然而好景不长，虽然Amy和乐队在伦敦的100 Club演得很棒，但在贝尔格莱德的演出却完全是场噩梦。当时她已经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身边的乐手们神情也极其尴尬，只能看着她像个僵尸般来回摇晃。
就在Amy去世前一天，她和父亲Mitch还说起一块录歌的事。“她说要录‘Autumn Leaves’和‘Fly Me To The Moon’，因为我们俩老一起唱这两首歌，”Mitch回忆道。后来，她还跟贝斯手Dale Davis煲了会儿电话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Salaam Remi还跟她约了第二天见面。
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伏特加。
她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Amy Winehouse一生都在竭力让自己活得更戏剧化，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对她来说远远不够。
Mitch Winehouse在女儿离世之后成立了Amy Winehouse基金，专为帮助沉迷毒品和酒精的青年人。与此同时，他还和Salaam Remi与Mark Ronson共同挑选了遗作唱片《Lioness： Hidden Treasures》里的歌曲。当然，这张唱片听上去很零散，如果Amy活着，她的第三张专辑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但令人欣慰的是，她与偶像Tony Bennet合唱的单曲“Body And Soul”得以在她28岁生日那天与公众见面，Mitch说，当他得知女儿和Bennett先生录歌时还问她之前听过这首歌没，Amy回答道：“当然听过，你在过去25年里一直都在哼哼这首歌，我能不知道吗？”
当唱片公司将这首歌的MV发给Mitch看时，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下去。在MV里，他的女儿光彩照人，面对这位爵士乐殿堂级人物毫不怯场。“感觉真的很奇怪，”Mitch说，“我觉得这一切都像上天安排好的，好像Amy很清楚自己这辈子最后的一次录音，将是和自己的偶像Tony Bennett合唱。”一首诞生于摇滚乐之前的爵士老歌，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谣—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概括Amy Winehouse的一生呢？
011年7月20日，27岁的Amy Winehouse在Camden’s Roundhouse举行的iTunes音乐节上最后一次公开亮相。3天后，她在自己的公寓里去世。
在这场演出中，教女Dionne Bromfield邀她上台合唱“Mama Said”。Amy懒散地走上来，嘴里嚼着口香糖，茫然地盯着照明灯，六神无主地走来走去。由于台上只有一个麦克风，所以她只能偶尔借用Dionne的麦克唱几句。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所注定，她的这次公开亮相似乎与以往有所不同。可以看出，她一直都在尽力保持精力集中，希望能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Dionne身上。但大多数时间，她依然很涣散。
被酒精夺走生命的音乐人不在少数。Amy是20世纪英国最优秀的音乐创作人之一，因为她身上兼具了当代女孩的桀骜不逊和传统音乐人的才华。那些复古的旋律和悲伤的歌谣，让人们得以重访摇滚乐诞生前的那个时代。在她的歌声中，有为爱情舍生忘死的执拗，有对道德标准的蔑视，也充斥着欲望和自我毁灭带来的快感，这一切都注定让她成为经典。
但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对她放纵的生活方式更感兴趣。也许对公众来说，这些东西更有意思，也更容易谈论。Amy一生仅发行了两张专辑，一张精致，一张惊艳；而她的现场演出有时让人陶醉，有时却很无聊。总之，她从未甘于平庸。
自从Boy George吸毒成瘾成为公众话题之后，人们对明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兴趣，以至于成了调侃话题，甚至拿到台面上也毫不令人尴尬。2007年，英国喜剧演员Russell Brand就曾公开对记者说：“如果她的肝是个house，那里面得有多少wine啊……”时光飞逝，Amy已经离开我们一整年了。也许我们应该整理思绪，抛开所有的戏谑语调，重新审视是什么让她名扬天下。正如之前说到的，她让我们对逝去的时光充满感激，同时还用戏剧化的方式，将自己的灵魂放在了一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地方。她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根本不理会，
Amy成长的音乐环境是令人羡慕的。她的父亲Mitchell Winehouse是个爵士迷，对Tony Bennett和Frank Sinatra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爵士歌手情有独钟，Amy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麦霸Sinatra”。在10岁的时候，Amy开始听像Billie Holiday和Dinah Washington这样的爵士女伶，同时也和其他女孩一样喜欢听流行歌。她和好朋友Juliette Ashby（Amy那首“Best Friends”里唱的就是她）还成立过一个组合，专门翻唱上世纪80年代美国说唱组合Salt-n-Pepa的歌曲。
Amy成为职业歌手的道路也很顺利。13岁时，她顺利拿到了Sylvia Young戏剧学校（The Sylvia Young Theatre School）的奖学金。在那里她认识了Tyler James（最近此人在参加“英国之声”的选秀），两人约会过一段时间（按照Amy自己的说话，两人属于“炮友”关系）。后来，Amy从伦敦表演艺术与技术学校（The Brit School）毕业，Tyler James还帮她把一张名为“Estrogenius”的歌曲小样递给了自己的经纪人Nick Godwyn。Godwyn当时在出品过《英国偶像》的娱乐公司19 Management工作，在听过小样后立刻决定和年仅16岁的Amy签约。由于未满18岁，Godwyn不得不申请她父亲Mitch的允许。“19 Management的人告诉我，Amy是个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说实话，我当时感到很意外，”Mitch说，“我知道她歌唱得不错，可从来不知道她还会自己写歌。”
起初，Godwyn和他的助理Nick Shymansky希望在向唱片公司推销这个小天才之前，先给她找准定位。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唱片公司听到Amy的小样后，决定主动来找她签合同。有趣的是，在见到Amy本人之前，唱片公司的人都以为她是黑人—因为一般来讲，白人歌手很少有如此有力而饱满的歌喉。
19 Management最终给她选择了百代唱片旗下的Island厂牌。这是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Island的人一直都给了Amy很大的创作自由。在录制第一张专辑《Frank》的过程中，此时已年满18岁的Amy通过不停的尝试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声音，并选择了曾与Nas、The Fugees、Ms Dynamite和Lisa Left-Eye（Lisa的“Black Party”一直是Amy最爱的歌曲之一）合作过的hip-hop制作人Salaam Remi打造这张处女作。
“Salaam Remi的要价很高，”Nick Godwyn回忆道，“再加上他人在美国的迈阿密，更给这次合作增添了不少难度。”但由于爱才心切，百代公司的高层亲自出面找到Remi，希望他能见见这个女孩。Remi回忆道，“Amy是个小个子的犹太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给我唱了‘The Girl From Ipanema’。她刚唱了第一句，我心里就做好了决定—不与她合作是我的损失。”在会面后，他和Island签了3张专辑的合约。
但令人头疼的是，所有天才在工作时都很不好搞，Amy也不例外。倒不是说她脾气有多大，而是她的创作效率极其飘忽不定。Nick Godwyn回忆道：“她特喜欢坐在游泳池旁边，边喝东西边发呆，一待就是好几天。我记得Nick Shymansky有次实在忍不住了，走上去问她录了几首歌了；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她连录音室都没去过。”
幸运的是，最终还得靠作品说话。和很多流行歌手不同，Amy不会把别人写好的东西拿过来直接用，即使是跟Remi这样的大牌制作人合作也不例外。以“Fuck Me Pumps”为例，当时Remi已经写了一半，而且是以男性角度写的，Amy拿到曲子之后，将这首歌改成了女性视角，彻底颠覆了Remi原本要传达的信息。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Shymansky也找过其他制作人，其中包括后来给Duffy录制过“Warwick Avenue”的Jimmy Hogarth。当时Hogarth还年轻，也没什么名气，19 Management安排他给Amy录一次音。“她当时迟到了，”Hogarth回忆道，“我也见怪不怪了，基本做任何事她都会迟到。（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Amy后来的丈夫Blake Fielder-Civil在监狱服刑期间，她就经常因为迟到而错过探监时间）。”即便如此，他依然对Amy赞赏有加：“我无法相信她才19岁，因为她无论唱功还是歌词写作上都太自信了。”
《Frank》这张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源自Amy的真情实感：当时她刚跟一个叫Chris的前男友分手，而专辑中那些关于爱情的感悟大多受这件事启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In My Bed”：这首节奏强劲却不粗暴的伤心情歌，将现代人对爱情的无奈表达得入木三分，而经典化的编曲方式更是平添了许多难以言表的敏感情绪。而另一首叫“What It Is About Men”的歌，则是来自她破碎的家庭。在这首歌里，她暗暗责备了Mitch Winehouse，她认为是父母离婚造成了自己对爱情的不信任。Mitch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很生气，可慢慢地他意识到，Amy对过去的释怀其实已超出了他的想象。与此同时，这首歌里不仅仅是对父亲的责备，Amy还对自己进行了反思：“我在恢复，我只想做自己的事情；即使爱错了人，我也不会在乎。”她在音乐中对自己内心就是这样毫无保留。“Amy痛恨爱情中的欺骗行为，”Mitch说，“所以她对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很坦诚。”这时的Amy还对真正的毒品避而远之，她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大麻和喝酒（而且还仅限于啤酒）。当时她还觉得，所有吸毒的人都是傻子。随着专辑上市的日期日益临近，Amy在音乐圈里也名声鹊起。Mitch说他曾经在Amy的一次演出时，在观众里看到了Annie Lennox。“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大的腕儿都来看Amy演出。”
2004年，一个叫Dale Davis的贝司手加入了Amy的乐队。后来他成了Amy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见到Amy是在排练室外，”他回忆道。“当时我就觉得这人太好玩了，一点都不无聊。后来在演出时验证了我的判断，Amy根本不需要太多花哨的包装，只要张嘴唱歌就能技惊四座。”
虽说如此，Amy并不是一个发挥稳定的歌手。Nick Godwyn记得有次演出时，Amy明显是喝多了，忘了歌词不说，唱得也含含糊糊，而且跟台下观众毫无交流。刚开始还挺好玩的，但一直这么下去观众就不买账了。而Amy也不示弱，因为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对别人的反应毫无兴趣。《Frank》收获了无数赞誉，Amy本人却很不满意，认为有好多首歌是公司逼她放进去的（比如“Amy Amy Amy”）。“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多次表达对唱片公司的不满，”Jimmy Hogarth回忆道，“她管Island唱片的人叫‘傻逼’。当时我就觉得，小姑娘，这下可有你受的了。”
除了专辑发行之外，此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改变Amy一生的事。2004年，她认识了Blake Fielder-Civil，瞬间母性情怀大发，迅速和他走到了一起。“Blake是我第二个男朋友，”她在两人拍拖后告诉记者，“我一见到他，就觉得这个家伙受到了不公待遇，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牵上他说：‘跟姐走！’”她说得没错，长期沉溺于毒品的Blake的确需要帮助；而Amy则幻想自己能够拯救这个堕落青年。用Nick Godwyn的话说：“Amy就是这种性格，她就是喜欢这种坏男人。”
正如《Frank》是关于Amy和前男友Chris的情伤一样，她的第二张专辑《Back To Black》也彻头彻尾的是关于她和Blake之间的恩恩怨怨。“Some Unholy War”就是一首唱给Blake的情歌，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毒品的受害者。这对于Amy的父亲来说，当然很难接受。“我觉得Blake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Mitch说。“他很享受毒品，也很享受在毒品中堕落的感觉，根本不值得可怜。”而Remi则看到了Amy这样做的理由：“她喜欢刺激的东西和人，更喜欢知难而上。她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她爱得太深。”
正如所有希望拯救混蛋的女孩一样，Amy成了牺牲品，Blake让她染上了毒瘾。
尽管受到了很多赞誉，但《Frank》这张专辑卖得并不够好，Amy拿到手的钱并不多。Mitch记得当时查女儿的银行账户时，里面只有3万英镑—这点钱对一个知名歌星来说真是少之又少。后来他发现，Amy根本没有商业头脑，动不动就给朋友搞大酬宾，有一次甚至以250英镑一场的“友情价”为朋友演出。因此，除非唱片公司在她录制《Back To Black》前就预付一部分薪酬，Amy照这么折腾下去就得卖房子了。想让公司预支钱，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让高层知道自己已经有现成的作品—可这对Amy来说是个大问题，她写歌的方式极其随意，从来不会按照专辑发行的顺序进行创作。
这种随意的态度也渗透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根据她后来的造型师Lou Winwood回忆，当时Amy家里除了CD和鞋是规整的，其他东西都堆在地上。“Amy不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做表面功夫，”在《Back To Black》里和她一起创作了“Wake Up Alone”的制作人Paul O'Duffy解释道，“她嘴上根本没把门的。”
Amy为《Back To Black》定下的主基调是“上世纪60年代的女孩组合”。“她非常喜欢那些女孩组合音乐中的绝望感，”O'Duffy说，“以及那种兼具黑人和白人音乐的和声与律动。通常我们说自己很喜欢哪支乐队，而Amy会说她很喜欢哪首歌。”专辑制作行进得非常缓慢，而Amy本人也开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体重开始急速减轻。每次拍照片前，她的助理总会很紧张地问摄影师上次见Amy是什么时候。有一次Nick Godwyn和Nick Shymansky去家里找她，发现她整个人都是垮的，而且在哭。两人当时试图送她去医院，但最终还是把她带到了父亲Mitch那里。“她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周末，就被Godwyn和Shymansky送去了戒毒所。可3个小时以后，他们俩自己回来了，因为Amy拒绝承认自己需要治疗，最终一气之下炒了Godwyn和Shymansky的鱿鱼。”除了毒品之外，Amy生活中的其他不顺心也渐渐浮出水面。先是一直疼爱她的奶奶去世，后来Blake甩了她并跟前女友复合。在Mitch看来，Blake跟她分手纯粹是觉得她没以前那么有钱了。 不过情感上的伤痛却为创作提供了灵感。根据Paul O’Duffy回忆，有一天他和Amy在录音室里工作，Amy突然要推翻本来写好的和弦。O’Duffy当时差点被气疯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Amy一言不发，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有骷髅女孩的头像，有心形图案，还有一个留着蜂窝头的女孩。终于，她对O’Duffy说：“我脑子里有东西了，咱录录试试。”接着就唱出了结构完整，曲调令人惊艳，歌词感人至深的“Wake Up Alone”，O’Duffy被彻底折服。
重新振作的Amy此时开始频繁飞往迈阿密，约见Salaam Remi探讨《Back To Black》的制作，并试图寻找潜在的合作音乐人。就是这个时候，她在纽约结识了这张专辑的另一位制作人Mark Ronson。两人谈妥之后，Ronson在一夜之间写出了《Back To Black》的钢琴部分，可第二天拿给Amy听时她并没表现出什么热情，但决定在纽约再待一个星期。最终经过长时间的磨合，Amy终于在一次录音中突然灵感爆发，将“Back To Black”一气呵成。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几天之内完成了多首歌曲的录制。
有一天，她和Ronson在纽约街头散步，便聊起了当时Nick Shymansky和Nick Godwyn带她去戒毒所的事情。Ronson当即做了一个后来看起来很重要的决定：把这件事写成歌。真不知道这俩Nick后来在广播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觉。
就这样，Amy和Ronson在两周内完成了6首歌的录制，而此时Ronson也逐渐开始了解Amy的过去。专辑发行之后，他有次去伦敦拜访Amy，两人居然在酒吧碰到了Blake。Amy当即要把专辑放给Blake听，并告诉他这张专辑是受他启发写出来的。于是Ronson拿出电脑，让Blake戴着耳机听了起来。“直到那一刻，我才切身体会到Amy这些灵感从何而来，”Ronson说，“那些歌词全他妈是活生生的情感啊！我完全不能想象自己经历这些事情。”
2006年11月，摄影师Jill Furmanovsky来到伦敦拍摄Amy在Union Chapel的现场演出。她告诉我们，虽然之前见过歌手上台前发怵，但她还是被Amy的紧张程度惊到了—她几乎是在发抖。但上台之后，她彻底放开了，完全沉浸在幸福里。她说观众群里有她爱的人，而这个人正是Blake Fielder-Civil。
造型师Lou Winwood回忆道：“当时她正在和另一个叫Alex Clare的男友闹分手，并决定跟Blake复合。她明显忘不了这个瘾君子。”父亲Mitch则告诉我们：“Blake在Amy最穷的时候离她而去，跟另一个女孩好了。现在也许是看到《Back To Black》给Amy带来了成功，这小子就又回来了。”
《Back To Black》的成功不仅给Amy带来了Blake，还给她带来了更多压力。与以往不同，此时人们对她的现场演出有了更多期待，并希望她每场都唱一些固定的“金曲”。Amy对此很反感，她不想总唱同样的歌，并开始拒绝报纸和电视台的采访。即使是万不得已必须做采访，她的行为也很奇怪。2007年8月，Amy在录制一次电视采访时慌慌张张地走进演播室，好几次都差点被地上的线绊倒。“很明显，她喝醉了，”Lou Winwood回忆道，“醉到完全看不清导播的提示—不过观众们似乎很享受。其实想想蛮讽刺的，她在‘Rehab’里老说自己不需要戒毒，不需要疗养，可现实是她的确需要。”
自从Amy和Blake复合之后，毒品基本成了两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唱歌则变得不那么重要。根据Mitch回忆，有一次Amy拿了别人8万英镑演出费，准备去德国演出。可到了机场后，她接了个电话就立刻回家了。“Blake让她别去，”Mitch说，“我早就跟她说过，这种瘾君子就是控制欲很强，到头来遭殃的还是Amy。”同年6月，Blake在Hoxton区因为聚众斗殴被逮捕。具体缘由是这样的：Blake的朋友Michael Brown因为喝多了闹事，被一家酒吧的老板James King赶了出去。过了几个小时，Blake和Brown一起回到酒吧把老板打成重伤。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但Blake的被捕却让他和Amy生活中最诡异的一面被公之于众：两年前还为经济状况担忧的Amy洋洋洒洒地甩出了3000英镑去保释Blake，而Blake自己身上也有2000多英镑；同时参与斗殴的Blake其他朋友们拿出了20万英镑贿赂Brown，希望不要把他们卷入这场官司。后来知情人透露，这笔钱其实是Amy的，而且根本没有经过她同意就被拿了出来。Blake进了监狱，本来大家以为这会让Amy冷静下来想想，可她却变本加厉：同年10月份，她在开往巴黎的列车经过伦敦滑铁卢站时试图跳车，原因是她不想去巴黎演出。最终这场合同纷争又让她损失了大约15万欧元。
2007年，Blake在出狱后与Amy闪电结婚，但两人却陷入了无休止的矛盾和打闹中。2008年1月，Amy被记者拍到和朋友一起吸食可卡因。这段视频后来被传到网上，警察还因此找她进局子喝茶。与此同时，她还跟Pete Doherty这样著名的瘾君子玩在了一起，两人还拍了一段古怪视频自己传到网上。在视频里，Amy和Pete在玩两只刚出生的小老鼠，Amy还极其神经质地对着老鼠唱道：“Blake，别跟‘妈妈’离婚，她真的好爱你啊！”Mitch Winehouse此时终于看不下去了，决定搬进来和女儿同住，希望能多少限制一下她的疯狂举动。
当年6月，Amy在家中晕倒，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医生认为是长期吸食可卡因和香烟，导致了她的肺功能衰竭。也许是这件事让Amy突然悟出了什么，她在2008年后半年突然戒毒了。而且根据Mitch的说法，她从此之后一直到去世，再没碰过毒品。但戒毒并没有让她的生命往好的方向发展。她得上了强迫症：比如不停地叠衣服、整理衣柜，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要是奥运会设一个整理衣橱比赛，她绝对能拿金牌。”Mitch苦笑着说。 2009年，Amy和Blake正式离婚。对于Amy来说，Blake在监狱的这段时间也让她习惯了独身生活。离婚后，她和Mitch父女俩搬到加勒比海上的圣露西亚岛上住了一段时间，试图远离伦敦的喧嚣与诱惑。脱离毒品的Amy却更依赖酒精。Paul O’Duffy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过她，说她“完全没有自制能力”。“她做什么都没有底线，”O’Duffy说。“一般人觉得头晕就不喝了，她不是。她非得把自己喝吐喝晕过去才罢休。”但即使是这样，Amy也有属于自己的平静时刻。Salaam Remi曾经去看过她，发现她其实一直在写歌。于是Remi把录音设备运了过去，两人在极其放松的状态写录了一些东西，但大部分都没有最终完成。
2011年5月，Amy即将开始多达12站的欧洲巡演。她在出发前先做了个体检，并计划在整个巡演中滴酒不沾—当然，这个规定在巡演开始后就被放弃了。谈到Amy当时的状态，贝斯手Dale Davis回忆说：“她遭受了太多折磨，因此恢复起来真的需要很大勇气。2011年初的时候，她貌似变得更积极了。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她对未来充满期待。然而好景不长，虽然Amy和乐队在伦敦的100 Club演得很棒，但在贝尔格莱德的演出却完全是场噩梦。当时她已经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身边的乐手们神情也极其尴尬，只能看着她像个僵尸般来回摇晃。
就在Amy去世前一天，她和父亲Mitch还说起一块录歌的事。“她说要录‘Autumn Leaves’和‘Fly Me To The Moon’，因为我们俩老一起唱这两首歌，”Mitch回忆道。后来，她还跟贝斯手Dale Davis煲了会儿电话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Salaam Remi还跟她约了第二天见面。
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伏特加。
她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Amy Winehouse一生都在竭力让自己活得更戏剧化，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对她来说远远不够。
Mitch Winehouse在女儿离世之后成立了Amy Winehouse基金，专为帮助沉迷毒品和酒精的青年人。与此同时，他还和Salaam Remi与Mark Ronson共同挑选了遗作唱片《Lioness： Hidden Treasures》里的歌曲。当然，这张唱片听上去很零散，如果Amy活着，她的第三张专辑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但令人欣慰的是，她与偶像Tony Bennet合唱的单曲“Body And Soul”得以在她28岁生日那天与公众见面，Mitch说，当他得知女儿和Bennett先生录歌时还问她之前听过这首歌没，Amy回答道：“当然听过，你在过去25年里一直都在哼哼这首歌，我能不知道吗？”
当唱片公司将这首歌的MV发给Mitch看时，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下去。在MV里，他的女儿光彩照人，面对这位爵士乐殿堂级人物毫不怯场。“感觉真的很奇怪，”Mitch说，“我觉得这一切都像上天安排好的，好像Amy很清楚自己这辈子最后的一次录音，将是和自己的偶像Tony Bennett合唱。”一首诞生于摇滚乐之前的爵士老歌，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谣—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概括Amy Winehouse的一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