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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日益壮大并逐渐走向国际舞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大国。然而当前反全球化浪潮及其导致的投资保护主义使得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研究，分析反全球化浪潮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剖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关键词】 反全球化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一、反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最近30多年来，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系统，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入世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企业日益壮大并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由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世界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形式。《中国对外投资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攀升，投资区位分布更为广泛，投资行业领域更加丰富，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投资企业3.72万家，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5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已涵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据中国商务部与外汇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961.5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02-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5年保持快速增长。
然而，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呈抬头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仅仅是对外投资大国，而不是投资强国;虽然中国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逐步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的跨国并购近几年渐渐在全球视野崭露头角，但中国跨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遭受投资保护主义的阻碍。在2016年9月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强调了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和投资保护主义现象的关注。
二、反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受经济民族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的影响，部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反全球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发达国家产业则因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可能因其在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而招致反全球化者们的指责和敌视，使自己成为国际反全球化运动指责的对象，而这又可能被某些国家所利用。
（一）遭受对外投資政治歧视风险加大
投资保护主义虽然是经济行为，体现的却是政府的战略意图和歧视性态度，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近年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原有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原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原本就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安全战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强劲增长的发展态势和此消彼长的未来趋势，在投资保护主义领域，中国企业正常的跨国投资和并购可能被夸大到政治高度，某些国家会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二）面临反全球化的东道国政府层面的干预
随着世界范围内市场竞争的加剧，经济民族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日趋盛行，政府层面的投资保护行为不断以新的形式、新的诉求出现，并逐渐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当公平互惠的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受到政治因素干扰时，政府的干预势必造成市场扭曲。中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时，通常会面临国内外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问题。中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通常会经历一个非常繁琐的政府审批过程，同时要考虑到当地不同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很多国家政府也可能会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拒绝批准或采用其它政治手段阻挠中国企业对当地敏感性企业的收购，使得目标公司或中国企业不得不在谈判的过程中退出，从而导致交易的失败。
（二）东道国隐性制度障碍增多
地缘政治、政党更替、反华舆论、非政府组织等因素都造成中国企业在投资国投资项目的风险增大。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市场准入限制、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企业并购监管、劳工保护、工程标准、环境保护和隐性征收等方面的隐性制度障碍日趋多样化。随着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提高，加之工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影响力逐渐增大，对投资涉及的工资福利、劳工权利、安全卫生标准、产品质量乃至环境保护等越来越重视，对这些不断增加的社会责任，我国企业若不重视或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引发新的政治风险。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上对我国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受其发展阶段的限制，投资环境大多不如我国，在政策法规透明度、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隐性投资障碍。一些国家对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限制性措施，对国际直接投资采取针对性极强的歧视性限制。
【参考资料】
[1] 高炜宇.反全球化浪潮和跨国公司战略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科学发展，2017（12）：91-94.
[2] 黄河.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J].国际观察，2017（06）：122-136.
[3] 卢进勇，李锋.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历史演进、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J].亚太经济，2012（04）：110-114.
[4] 傅洋.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8（03）：217-218.
[5] 张蛟龙.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跨国企业的角色[J].国际关系研究，2017（02）：127-139+158.
作者简介：秦水莲，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日照市，本科在读，山东大学，国际政治。
【关键词】 反全球化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一、反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最近30多年来，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系统，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入世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企业日益壮大并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由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世界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形式。《中国对外投资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攀升，投资区位分布更为广泛，投资行业领域更加丰富，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投资企业3.72万家，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5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已涵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据中国商务部与外汇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961.5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02-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5年保持快速增长。
然而，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呈抬头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仅仅是对外投资大国，而不是投资强国;虽然中国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逐步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的跨国并购近几年渐渐在全球视野崭露头角，但中国跨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遭受投资保护主义的阻碍。在2016年9月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强调了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和投资保护主义现象的关注。
二、反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受经济民族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的影响，部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反全球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发达国家产业则因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可能因其在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而招致反全球化者们的指责和敌视，使自己成为国际反全球化运动指责的对象，而这又可能被某些国家所利用。
（一）遭受对外投資政治歧视风险加大
投资保护主义虽然是经济行为，体现的却是政府的战略意图和歧视性态度，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近年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原有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原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原本就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安全战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强劲增长的发展态势和此消彼长的未来趋势，在投资保护主义领域，中国企业正常的跨国投资和并购可能被夸大到政治高度，某些国家会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二）面临反全球化的东道国政府层面的干预
随着世界范围内市场竞争的加剧，经济民族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日趋盛行，政府层面的投资保护行为不断以新的形式、新的诉求出现，并逐渐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当公平互惠的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受到政治因素干扰时，政府的干预势必造成市场扭曲。中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时，通常会面临国内外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问题。中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通常会经历一个非常繁琐的政府审批过程，同时要考虑到当地不同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很多国家政府也可能会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拒绝批准或采用其它政治手段阻挠中国企业对当地敏感性企业的收购，使得目标公司或中国企业不得不在谈判的过程中退出，从而导致交易的失败。
（二）东道国隐性制度障碍增多
地缘政治、政党更替、反华舆论、非政府组织等因素都造成中国企业在投资国投资项目的风险增大。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市场准入限制、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企业并购监管、劳工保护、工程标准、环境保护和隐性征收等方面的隐性制度障碍日趋多样化。随着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提高，加之工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影响力逐渐增大，对投资涉及的工资福利、劳工权利、安全卫生标准、产品质量乃至环境保护等越来越重视，对这些不断增加的社会责任，我国企业若不重视或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引发新的政治风险。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上对我国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受其发展阶段的限制，投资环境大多不如我国，在政策法规透明度、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隐性投资障碍。一些国家对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限制性措施，对国际直接投资采取针对性极强的歧视性限制。
【参考资料】
[1] 高炜宇.反全球化浪潮和跨国公司战略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科学发展，2017（12）：91-94.
[2] 黄河.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J].国际观察，2017（06）：122-136.
[3] 卢进勇，李锋.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历史演进、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J].亚太经济，2012（04）：110-114.
[4] 傅洋.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8（03）：217-218.
[5] 张蛟龙.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跨国企业的角色[J].国际关系研究，2017（02）：127-139+158.
作者简介：秦水莲，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日照市，本科在读，山东大学，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