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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绵延500多年的大移民,走西口始于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达到高潮。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为了梦想中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的晋人冲出西口,走向边陲。男人们背起简单的行囊,听着女人们和着血泪唱的《走西口》踏上行程……就这样开辟出了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陆上商业长廊。
那一曲晋商传奇 流传至今
山西是走西口群体的主要输出地,从晋中到雁北,从黄河西口古渡到杀虎口古关,走西口这一历史事件的遗存与记忆比比皆是。
遍布晋中的晋商大院让人眼花缭乱。乔家大院里塞满了踮着脚尖往前挪动的游客。在每个院落,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那声著名的“走——嘞——”此起彼伏地在等候的人群中响起,催促着前面的游客能够尽快“让位”。在晋中,无论是城市的楼宇缝隙还是乡间旷野,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凭空跃起的飞檐、错落有致的斗拱。这些当年山西人义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创造崭新世界之后,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的一个个传统、封闭的归宿,如今正在后人们猎奇的心态中,一遍遍重复回放着逝去的晋商辉煌。
在寻访威名赫赫的晋商字号大盛魁创始者史大学的后人史铭森和晋商万里茶叶之路在祁县的历史印痕时,祁县晋商文化研究专家范维令提供的一条线索令人如获至宝:渠家“长裕川”茶庄总结遗留下的一份办茶业务“纪要”《行商遗要》被发现,尽管只是手抄本,但其记录的极其宝贵的、无法复制的信息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这部罕见的文字资料是研究晋商开拓茶叶之路的“定海神针”。
而在右玉杀虎口,85岁的范荣老人用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夸张地勾勒出了成功晋商的富有和金贵:“有家姓李的很有钱,出门前先让人把鸡毛掸子立在院里看有没有风,那鸡毛要是动了,这李家人就不出门了,怕被风吹着。”
呼和浩特市财神庙附近,这里最后一家走西口的后人刚刚搬走。残垣断壁中,一个拾荒者竟然在用金属探测器寻找地下可能有的财宝。这,应该是走西口的山西人留给他的最大念想。
那一份蒙汉相融 感人至深
如同晋中大院一样,内蒙古满眼的召庙同样让人兴趣盎然。呼和浩特号称“召城”,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召,在蒙语里即为“庙”的意思。特指藏蒙地区喇嘛教的寺庙。)之说。这些召庙顶礼膜拜的大都是藏传佛教。但在它们附近,同样矗立着不少关帝庙、火神庙、龙王庙、财神庙等,这大都是走西口者进入新的地域,出于求神的保护而建的。百年来,召庙、神庙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神佛比邻而居,相安无事。正是藏、蒙、汉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典型缩影。
在内蒙古,无论蒙族还是汉族,他们个个能歌善舞。在饭间,在路上,兴致来了,往往主动请缨来上一段,绝不扭捏。通拉嘎,是个地道的蒙族小伙子,为了感谢王德功与柳陆两位老专家的照顾,特意在一次晚餐中深情演绎了一曲《父亲和我》。当山西民歌《亲疙蛋》声音响起时,那种融洽到极点的气氛,感人至深,正是当年走西口的汉民与草原人民水乳交融的精髓所在。
穿越万里风尘 一路乡音相随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走西口,是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500年中源源不断地把山西的血脉渗透到广袤的蒙古草原。二道边,是内蒙古境内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村民们几乎全部是当年走西口山西人的后裔,他们的方言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一入内蒙古就整村整村地遇见山西人,还是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实际上,在内蒙古的数天里,这种感觉一直陪伴左右(甚至到了乌兰巴托,在九月仙老人、安军那里也是如此)。无论是在青城呼和浩特,还是在“有鹿的地方”包头;无论是在富饶的吐默川平原,还是美丽的边陲小城二连浩特,我们的周遭会时时响起亲切的乡音,我们的车辆会经常吸引来成群的走西口的山西人后代,在这里,我们一直扮演着同一个角色——老家来的人。我们眼前的街巷标识会时常出现“代州营”、“浑源窑子”、“崞县巷”这样的字眼。走西口者身处塞外边远、苦寒之地,常年奔波在举目无亲的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家乡的语言、家乡的风俗、家乡的衣食都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心灵依托,他们最终以血缘、文化背景或经济利益为纽带聚居在了一起,进而影响了远比一座城市大得多的地缘,以至于不论是否山西人都有着晋人的生活习惯。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在乌兰巴托,虽然我们已经在这里很难找到当年晋商留下的遗存,但几位被寻访对象都表现出对家乡来人的极大热情。异国的山水没有隔断我们的血脈亲情。在异国他乡,我们不断遭遇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现代版本。他们对来自祖国和家乡的点滴信息都倍加珍惜。
华侨安军热情地邀请我们“搬过来住我的宾馆”。80岁的“九月仙”老人,1984年曾随丈夫一同回到老家定襄,她说丈夫“年轻时老跟我讲,老家多好多好。我们回去的那天,全村人都会来看”。她热切地向我们询问着家乡的近况,我们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认真。临分手时,非要每人送我们一套精致的韩国酒具。否则,“不能表达激动的心情”。
我们所住的宾馆和就餐的中餐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宾馆的主人宝音乌里吉已经76岁,但为了帮助我们,主动开车拉着我们寻访。中餐馆的老板娘李燕丢下生意领我们去找采访对象。我们对她表示感谢时,她说应该感谢我们给了她一次为祖国同胞服务的机会……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绵延500多年的大移民,走西口始于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达到高潮。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百年商路,从山西到内蒙古,再跨过沙漠戈壁到达大库伦(乌兰巴托),惟一的行旅方式是脚步——同样的轨迹,我们仅仅在24天之内就把当年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的时空变换贯穿完毕。车轮滚滚间,这样的幻影反复出现:一位身背行囊的青年男子孤独地走在西口路上,走着走着,他的黑发变成白发,他的身骨逐渐削弱萎缩,他倒下了,又站起来,最终,他的身影被定格在夕照下的无限风光中。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为了梦想中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的晋人冲出西口,走向边陲。男人们背起简单的行囊,听着女人们和着血泪唱的《走西口》踏上行程……就这样开辟出了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陆上商业长廊。
那一曲晋商传奇 流传至今
山西是走西口群体的主要输出地,从晋中到雁北,从黄河西口古渡到杀虎口古关,走西口这一历史事件的遗存与记忆比比皆是。
遍布晋中的晋商大院让人眼花缭乱。乔家大院里塞满了踮着脚尖往前挪动的游客。在每个院落,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那声著名的“走——嘞——”此起彼伏地在等候的人群中响起,催促着前面的游客能够尽快“让位”。在晋中,无论是城市的楼宇缝隙还是乡间旷野,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凭空跃起的飞檐、错落有致的斗拱。这些当年山西人义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创造崭新世界之后,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的一个个传统、封闭的归宿,如今正在后人们猎奇的心态中,一遍遍重复回放着逝去的晋商辉煌。
在寻访威名赫赫的晋商字号大盛魁创始者史大学的后人史铭森和晋商万里茶叶之路在祁县的历史印痕时,祁县晋商文化研究专家范维令提供的一条线索令人如获至宝:渠家“长裕川”茶庄总结遗留下的一份办茶业务“纪要”《行商遗要》被发现,尽管只是手抄本,但其记录的极其宝贵的、无法复制的信息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这部罕见的文字资料是研究晋商开拓茶叶之路的“定海神针”。
而在右玉杀虎口,85岁的范荣老人用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夸张地勾勒出了成功晋商的富有和金贵:“有家姓李的很有钱,出门前先让人把鸡毛掸子立在院里看有没有风,那鸡毛要是动了,这李家人就不出门了,怕被风吹着。”
呼和浩特市财神庙附近,这里最后一家走西口的后人刚刚搬走。残垣断壁中,一个拾荒者竟然在用金属探测器寻找地下可能有的财宝。这,应该是走西口的山西人留给他的最大念想。
那一份蒙汉相融 感人至深
如同晋中大院一样,内蒙古满眼的召庙同样让人兴趣盎然。呼和浩特号称“召城”,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召,在蒙语里即为“庙”的意思。特指藏蒙地区喇嘛教的寺庙。)之说。这些召庙顶礼膜拜的大都是藏传佛教。但在它们附近,同样矗立着不少关帝庙、火神庙、龙王庙、财神庙等,这大都是走西口者进入新的地域,出于求神的保护而建的。百年来,召庙、神庙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神佛比邻而居,相安无事。正是藏、蒙、汉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典型缩影。
在内蒙古,无论蒙族还是汉族,他们个个能歌善舞。在饭间,在路上,兴致来了,往往主动请缨来上一段,绝不扭捏。通拉嘎,是个地道的蒙族小伙子,为了感谢王德功与柳陆两位老专家的照顾,特意在一次晚餐中深情演绎了一曲《父亲和我》。当山西民歌《亲疙蛋》声音响起时,那种融洽到极点的气氛,感人至深,正是当年走西口的汉民与草原人民水乳交融的精髓所在。
穿越万里风尘 一路乡音相随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走西口,是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500年中源源不断地把山西的血脉渗透到广袤的蒙古草原。二道边,是内蒙古境内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村民们几乎全部是当年走西口山西人的后裔,他们的方言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一入内蒙古就整村整村地遇见山西人,还是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实际上,在内蒙古的数天里,这种感觉一直陪伴左右(甚至到了乌兰巴托,在九月仙老人、安军那里也是如此)。无论是在青城呼和浩特,还是在“有鹿的地方”包头;无论是在富饶的吐默川平原,还是美丽的边陲小城二连浩特,我们的周遭会时时响起亲切的乡音,我们的车辆会经常吸引来成群的走西口的山西人后代,在这里,我们一直扮演着同一个角色——老家来的人。我们眼前的街巷标识会时常出现“代州营”、“浑源窑子”、“崞县巷”这样的字眼。走西口者身处塞外边远、苦寒之地,常年奔波在举目无亲的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家乡的语言、家乡的风俗、家乡的衣食都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心灵依托,他们最终以血缘、文化背景或经济利益为纽带聚居在了一起,进而影响了远比一座城市大得多的地缘,以至于不论是否山西人都有着晋人的生活习惯。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在乌兰巴托,虽然我们已经在这里很难找到当年晋商留下的遗存,但几位被寻访对象都表现出对家乡来人的极大热情。异国的山水没有隔断我们的血脈亲情。在异国他乡,我们不断遭遇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现代版本。他们对来自祖国和家乡的点滴信息都倍加珍惜。
华侨安军热情地邀请我们“搬过来住我的宾馆”。80岁的“九月仙”老人,1984年曾随丈夫一同回到老家定襄,她说丈夫“年轻时老跟我讲,老家多好多好。我们回去的那天,全村人都会来看”。她热切地向我们询问着家乡的近况,我们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认真。临分手时,非要每人送我们一套精致的韩国酒具。否则,“不能表达激动的心情”。
我们所住的宾馆和就餐的中餐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宾馆的主人宝音乌里吉已经76岁,但为了帮助我们,主动开车拉着我们寻访。中餐馆的老板娘李燕丢下生意领我们去找采访对象。我们对她表示感谢时,她说应该感谢我们给了她一次为祖国同胞服务的机会……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绵延500多年的大移民,走西口始于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达到高潮。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百年商路,从山西到内蒙古,再跨过沙漠戈壁到达大库伦(乌兰巴托),惟一的行旅方式是脚步——同样的轨迹,我们仅仅在24天之内就把当年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的时空变换贯穿完毕。车轮滚滚间,这样的幻影反复出现:一位身背行囊的青年男子孤独地走在西口路上,走着走着,他的黑发变成白发,他的身骨逐渐削弱萎缩,他倒下了,又站起来,最终,他的身影被定格在夕照下的无限风光中。